王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５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10月16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时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最深刻的认识、思考和回应。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政治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其内在固有的实践哲学品格决定了它必然面向现实、立足时代，聚焦这个时代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政治哲学更应该自觉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真切反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深刻总结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征途中的伟大成就，求索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方案，回答解决时代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

从学科建制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从理论的兴起、学科建设到形成学科建制，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不过短短的30年。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深受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而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1971年，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的长篇巨著《正义论》公开出版，标志着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政治哲学重新走上哲学舞台的中心。《正义论》出版的50年里，政治哲学作为强劲的哲学思潮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推进理论之深在学术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据不完全统计，《正义论》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50万册，研究和评论这本书的论文短时间内就超过了几千篇，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回应《正义论》的文献很快超过5000多篇。参见魏长松编著：《轻松读懂哲学知识》，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ZW)〗加上专著等则更多，《正义论》的学术影响是世界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正义论》出版第二年春，美国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热潮，促进了西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末，《正义论》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1997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一次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吉林省举行。政治哲学作为新兴的学术领域、专业研究方向和新兴学科开始为学术界关注。2000年之后，政治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义都开始成为一个热门词。正义问题逐渐成为学界、政界和社会都关心的热点问题。一方面，罗尔斯的其他重要著作如《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相继译成中文，对罗尔斯的研究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同时，对《正义论》形成有力批判的其他学术派别，例如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功利主义、新共和主义等相关重要的代表作也被大量地翻译成中文出版，使得政治哲学研究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和学术成果开始影响社会其他领域。公平正义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而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公平正义也成为人们评价社会现实和主张权益的核心词汇。学术、政治和社会共同关注及相互影响促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

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快了学科建制化的步伐。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都增加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招生，以政治哲学为选题方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逐年增多，近十年更是成倍增长。政治哲学不但影响了国内西方哲学研究，而且还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研究新范式和理论增长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重新阐释和挖掘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开启了新的理论探索，家国关系的现代转化、“天下”体系的建构以及贤能政治的阐释等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2006年，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由于这次会议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全面登场，关注政治哲学可以看作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动向。学界深刻认识到，积极地回应现实生活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所提出的挑战，就必须构建起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以这次会议为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迎来新的高度：学术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正义”“马克思与生命政治”“思想史的马克思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比较”“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以及“马克思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等一系列问题和论题，从不同的学术进路进行了深入细致且卓有成效的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正以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同时聚焦社会现实的方式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学术研究中的“显学”。

经过十多年的学术研究、教学实践和研究生培养方式探索，政治哲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政治哲学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理论方法、理论主题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赢得了学界的认可、社会的关注和国家的重视。依据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政治哲学所带来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实践的重大作用，学界众多专家和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已经具备学科独立建制的基本条件，呼吁以新的学科建制方式推进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理论建设需要。201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率先在哲学一级学科目录下设置了全国第一个政治哲学博士学位点，同时成立政治哲学教研室，开始进行政治哲学硕士和博士招生培养，成为独立的特色二级学科。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何为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上，由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牵头单位，同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发起了旨在推动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政治哲学学术论坛”。同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成立。中心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资源，探索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新模式，搭建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平台，聘请了海外知名学者专家来华讲学、讲座，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走向世界贡献力量。

同一时期，更多高校设置政治哲学学科博士点和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或政治哲学研究所。由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各个学科举办的各种国内外政治哲学专题会议显著增多，这些专题会议有力地推进了国内政治哲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方向相应的教材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由张志伟、韩东晖和干春松三位教授总主编的《西方政治哲学史》和《中国政治哲学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ZW(〗张文喜、臧峰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ZW)〗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为内容的教材还包括姚大志教授撰写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周穗明教授撰写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学科建制的设立、学术论坛与专题学术会议的举办、研究中心的成立和教材的出版，从学理、理论、思想和教学等各个层面推进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哲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根据总书记讲话精神，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联合发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指出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18 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双一流”建设学科为核心，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成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方向。在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求下，政治哲学作为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方向、学术研究的重要创新点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二、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理论回应，同时也是学术自身的高度理论自觉。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从兴起、发展、成长为独立的新兴学科，历经时间虽短，幸运的是，政治哲学的发展既没有早期西学传入时中国知识界被迫西化的无奈和困窘，也没有后来受苏联教科书式的意识形态左右和思想僵化的困扰，而是在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日趋频繁、中西文明交融互鉴、中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苏联教科书的反思，学界深刻体会到理论、思想和知识体系与社会现实的内在关系。脱离历史的处境和具体的现实，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必然导致思想自身和思想与现实的双重脱节。只有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境遇中重新揭示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完整地呈现思想与理论的真实语境，才能实现思想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学界也深刻意识到，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应该扎根于对中国的国情、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时代问题的研究，才能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奠定深厚而坚实的实践基础。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以撰写独立的教科书为契机，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体系、尝试创新思想的学术体系和表达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的道路。

实际上，中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都是秉持学习、借鉴和批判的态度。一百多年里，几代人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并借鉴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设置我们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学科体系。学习、借鉴和批判的立场始终未变。即使是在早期“西学东渐”的进程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宗旨，还是稍后的洋务运动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主张，乃至晚近的“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等在西学问题上的理论较量，自始至终都包含着知识分子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其后的发展，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从自发成为自觉，就像学者所说，“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学习和引介一开始就具有主体性、自主性和批判性等理论特色。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更不是直接的“照抄照搬”，而是汲取其长处和优点，始终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知识和话语体系。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时代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回答。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是面向时代变革、回应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政治哲学属于实践哲学，政治哲学内在固有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政治哲学要回应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能够做出解释并指导社会的进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国家治理现代化、共同富裕等问题，这些有关公平正义的重要成就和实践，用西方任何一个学派的政治哲学理论、任何一个流派的理论模型都无法解释。当代中国的实践早已突破现有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框架和边界，迫切需要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来解释和总结，并深刻而全面地回答新的时代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是学术研究理论自觉的要求。

一方面，理论的自身属性要求我们必须建设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科学技术的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思想理论的前列。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我们对内既无法很好地解释自己的社会，对外也无法讲好中国故事。由于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总是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体现不出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知识生产本身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大进步，体现不出人民性的根本价值立场，也无法让世界很好地读懂和理解中国。职是之故，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都应有自己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理论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以理论的派别化争论和批评来推进理论的进程，因而，理论的发展和变化明显而迅速。罗尔斯的正义论影响深远，是因为它的理论引发了政治哲学的大讨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正义理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要对西方政治哲学发展持有高度的理论鉴赏力和理论批判力。如果跟随它的理论步伐，政治哲学研究将会陷入不断追踪理论前沿的境地。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理，洞察本质，能够产生新的思想；同时，理论要面向现实，影响社会的观念变化。这就要求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有真正属于自己民族性、原创性和专业性的思想，有自主的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是以价值的形式体现政治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是以自然界为对象，对自然界的认识形成科学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社会和社会存在为对象，总体来说属于实践领域，实践领域的本质特征是正义与善。立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底色，价值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航标。政治哲学先天性地决定了它要表达特定的价值观、体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推崇理想的价值目标。

价值和立场是政治哲学的固有属性，它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建构。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价值立场是人民性，这意味着“人”是变革和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改造世界的精神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如何以“人”为基础和价值旨趣来建构知识体系，是知识体系建构的首要问题，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立足点。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哲学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既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既要体现学术价值，更要体现政治价值。

三、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特征和要素

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是复杂而艰巨的理论工程。它既要具备知识体系所应有的“知识”要素，同时又要体现“自主”和“中国特色”的要求。知识构成要素具有宏观、中观、微观三种不同的层级特征。从宏观层面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体现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知识体系；从中观层面来讲，每一个一级学科知识体系都有自己的构成要素；而从微观层面来说，每一个具体的二级学科同样也有自己的独特要素。这些要素既要体现知识的一般性要求，还要符合具体的特殊领域的要求。自主和中国特色是强调自主性的一面。自主性如何同知识的普遍性要求相一致，这涉及知识的要求和构成要素的理解。既然称之为知识体系，新建构的知识体系就应该具有知识体系的共同特征。

首先，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体现知识的客观性特征。知识体系作为上层建筑，其建构必然反映对其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以及现实条件。知识体系具有时代印记，是特定文明阶段的特定理论形态。建构知识体系既要反映人们对自然、社会和历史规律的认识，也要反映对这些规律的归纳、总结和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也就是说，知识体系具有理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还有改变现实的实践指向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自主”和“中国特色”不是强调知识的特殊性，而是强调知识要认识和反映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它也是客观性的表达。自主也不是说知识体系的标准要自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而进行的知识再生产，能够提出我们自己的标识性的学术概念、学术命题、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和反映社会整体的理论体系。

其次，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具有知识体系的共同形式的构成性要素。这些要素不是个别的和特殊的，而是一般的和共同的，符合知识的形式标准；这些要素也不是各自分离的，而是在知识体系中相互具有逻辑关联性。一般来说，知识体系包括各种理论命题、解决命题的方法、命题使用的范畴或概念等基本的构成性要素。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构成性要素应该至少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体现政治哲学学科本质特征的总问题、元命题和命题群，解决总问题和元命题的理论框架与方法原则，知识核心范畴和概念。

总问题是一个学科要回答的具有一般性特征的理论问题，也是区分不同学科的重要标准，是该学科确定自己独特性质的前提条件。政治哲学的总问题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事务的最根本的价值追问，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制度和理想的终极思考。政治哲学同道德哲学、美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其他实践哲学都关注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等价值。但是，政治哲学追求的价值不是一般的价值，而是政治价值。政治价值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公共性、终极性等形式特征，它规范政治制度的运行和实践。依据政治价值而建构的正义原则是实践推理的最高上诉法庭，也是规范一切法律、风俗以及社会规则的最高标准 〖ZW(〗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104页。〖ZW)〗。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是政治哲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理论对象既是政治哲学区别于其他实践哲学的重要标志，也是政治哲学所面对的总问题。元命题或命题群源于学科的“总问题”。围绕总问题形成的元命题以及命题群是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最重要部分。例如，罗尔斯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为其政治哲学的元命题，以建构正义原则为理论鹄的，论述了自由和平等两种政治价值的重要性，描述了正义原则下的正义社会和正义制度，探讨了“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基本样态。罗尔斯的探讨方式促使当代政治哲学不得不在“正义”的理论框架里重新思考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等总问题。

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元命题和命题群，还包括理论框架和方法原则。理论框架是如何解决元命题的思路、方向以及展现出来的理论结构，方法原则是建构理论框架所依赖的理论路径。理论框架和方法原则包含着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理论假定等前提，也包含着基本的理论推理、基本结论。理论结构和方法原则类似于结构体中的骨架，是支撑知识体系的结构性要素，是立场、观点、推理和方法的总和。政治哲学的总问题和元命题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而要把这些理论对象的理论认知和研究以学科知识体系的方式构建出来，就需要搭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和运用独特的方法原则。单就政治价值来说，它不是恒常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和境遇中体现出差异。例如，今天追求的政治价值同古代社会追求的政治价值不同，现代社会追求自由和平等，古代社会强调等级和秩序；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人们对政治价值的基本认知和排序也不同，有人将自由置于优先位置，有人将平等视为至上的美德。将哪一种政治价值塑造和确立成制度遵守的基本原则，需要相应的理论框架、理论论证和方法。同样，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有关命题的理论论证也是如此。

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核心范畴和概念具有基础性作用。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和概念是指那些重大而有显著学科特征的标识性范畴和概念。标识性范畴是把握一门科学的思想脉络和核心观点的“路标”，是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既引领思想逻辑的展开，也反映思想体系的继承性、创新性。不同的总问题和元命题要求有相应的一系列的核心知识范畴，这些核心范畴在理论框架下处于相互的关系之中并在这种关系中发挥特定的理论地位和功能。知识核心范畴不同或者是知识核心范畴的运用不同，都意味着总问题不同或总问题发生了变化。恩格斯也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依据恩格斯的思想，术语的变化也就意味着新见解的出现，甚至是元命题的重新形成。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往往就体现在标识性范畴和概念的生产和提出，因为“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生产并提供能解释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国实践的概念是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当务之急”。

最后，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具有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特征。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应该能够为所有人理解、认可和接受。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注重学理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同时，它还要反映人们所面对的重大社会现实。只有在学理上接受并依据现实而获得共同性的理解，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够切中和回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也才能回答“世界之问”和“中国之问”。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时，不但要注重学院化的学理研究，而且要注重知识体系的教学，更要注重知识体系的对外传播。

四、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有利条件

从既往的知识体系形成过程来看，知识体系的每一次变化和转型都同社会历史的大发展、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的大变革密切相关。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认知方式的变化、生产力提升引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大变革，这些因素综合促成知识体系的变化。西方古代知识体系同农业文明相关，近代知识体系是工业文明的集中体现，文明形态的大变革推动知识体系的变革和转型。近代工业文明推动建立的知识体系也将随着文明的变化变革而被新的知识体系更新和替代。马克思在肯定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同时对其做出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工业文明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着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的全面异化同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之根本价值理念和理想完全背离，资本主义必然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资本主义文明也必然被更高的文明形态所取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是因应时代之潮流和时代精神之呼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开放的理论框架、丰厚的理论资源和逐渐明晰的基本理论问题等汇集而成的有利条件，使得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可能并且可行。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历程，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世界有目共睹的变化和成就。我们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激发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持久活力，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政治哲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属性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开放的理论框架。相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方向和领域来说，政治哲学在中西方哲学中都是比较新兴的学科，中西方政治哲学都在发展、推进和深化。从思想的理论形态来说，西方正义理论发展到今天仍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从早期的平等主义正义到后来的“资格正义”“应得的正义”“优先主义正义观”“充足主义正义观”等不一而足，这说明人们存在着不同的正义观并相互竞争，正义理论本身因为社会现实变化而处于未定型的形态中。从表现思想的核心范畴和概念来说，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概念在不断地变化，内涵不断地演化。理论和概念的变化说明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些未定型的知识理论，我们可以在这种未定型的理论借鉴中，真切地面对中国现实，发展我们自己的正义理论和建构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

中西政治文明互鉴互通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数不胜数。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伦理思想、治国理政智慧，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正处于中华文明古典与现代的交汇期、中华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的交汇点上，正处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时期。在中西政治文明互鉴互通的时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立足于两大重要文明基础上，既有中西共通的价值观点和基本概念，同时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立的范畴运用，这为建立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既有反映制度价值的民主、公正、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概念，也有表达公平正义观的独特范畴，如表达国内正义的共同富裕、小康生活、美好生活需要等，表达国际正义的则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独特的范畴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范畴也为新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建构和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确定了基本的理论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正义，也是哲学理论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充分共享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公平正义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美好生活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公平正义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如何长效持久地实践公平正义，需要有关利益分配和制度保障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核心是“正义原则”。因此，建构一种回应中国重大现实的正义原则将会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开端。2013年，中国政治哲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分配正义及其正义原则的激烈的学术争论。争论由吉林大学姚大志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围绕如何理解中国的正义问题、正义原则建构和论证等重大问题展开。此次争论引发了许多学者的讨论，被评为2014年哲学界的争鸣大事件。此次争论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文献成果，可被视为学术界面向现实建构中国自己的正义理论之初步尝试。

五、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

知识体系的发展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如何在世界大变革的形势下，能够面向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对既往知识体系的反思批判，离不开对中国知识界探索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总结，更离不开科学思想的引领和指导。

首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贯穿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全过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了明确的纲领性原则，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才有了明确的目标。

其次，坚持以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问题决定了思想意识，也决定了理论的方向和目标。理论研究和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发现新问题、筛选重要问题、研究重大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这就是理论面向实践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理论自我创新的过程。

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政治哲学必然以理论的方式关注和面向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回答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时代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应明确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面向的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政治哲学所面对的最重大的社会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应要明确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什么。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具有时代性，只有那些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才是时代精神的回想。要精准而深刻地把握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只有从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和把握入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有过三次不同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早期的“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从主要矛盾入手，政治哲学才能把社会利益如何共享和分配作为正义的理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应以理论的方式关注现实和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途径和实践方案。

最后，植根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形成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学术命题和理论体系。深厚的文化传统，悠久的历史文明，灿若星河的思想，富有东方色彩的理性智慧，是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阐发，继承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知识体系能够“自主”的根本保障。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优秀文明是世界的共同财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益成果是理论创造的共同资源。构建政治哲学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规范性理论的构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及其正义理论的规范性建构无疑是可以借鉴的重要理论成果。融会贯通各种知识资源，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益成果，能够推动我们自主知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借助自身传统文明成果，借鉴国外优秀理论资源，创造和生产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不断推进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综上所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建构是整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体现时代的要求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关注、回答时代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中国自主的政治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契机。

责任编辑：马妮

《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