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零：卡西尔与康德 ——卡西尔《康德的生平与学说》刍议
日期：2023-07-30
李秋零，1957年生，河南唐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和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的哲学和宗教。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学术专著，并翻译出版5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逾1000万字，代表性译著《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340余万字）。
摘 要：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携主编《康德著作集》之威，撰写了《康德的生平与学说》这部“研究康德哲学之必读之书”。卡西尔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把康德的学说“不是理解为一个结束了的历史整体，而是理解为哲学自身的持久课题的表述”。他“一开始就致力于并不迷失在康德哲学到处所呈现的特定问题的丰沛之中，而是集中精力仅仅突出康德思想大厦的鸟瞰图和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主要线索”，从康德在其“生平”的各个时期所思考的疑难，逐渐导向批判哲学的核心。这不仅塑造出不同凡响的“卡西尔的康德”，而且建立起一个独具新康德主义特色的康德解释模式。
关键词：
康德；卡西尔；新康德主义；批判哲学；疑难
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19世纪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第3位代表人物，也被誉为“马堡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康德著作集》（Kants Schriften，虽无“全集”之名，却有“全集”之实）的编者，其《康德的生平与学说》（Kants Leben und Lehre）是康德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我国著名学者叶秀山先生曾称其为“研究康德哲学之必读之书”。（叶秀山，第441页）但在近几十年的康德研究中，这部著作已差不多被人遗忘，委实令人遗憾之至。（薛晓源先生盛邀我将它译成中文，我也素来知道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时隔30多年重读并逐字逐句翻译，再次被卡西尔这位学术巨匠和《康德的生平与学说》这部巨著所震撼。）
卡西尔的名著《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最初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作为他所主编的《康德著作集》的第11卷，也就是最后一卷发表的。卡西尔把它称为《康德著作集》的“阐释卷和补充卷”（Cassirer, S.v）。（此版本为后出的单行本，亦为汉译《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所依据的底本。）把康德的著作结集出版，早在康德的生年就已经由批判哲学的一些崇拜者在进行了，但基本上都是一些短篇文章的选集。在康德去世之后，其“全集”的编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和舒伯特（Friedrich Wilhelm Schubert）主编的《康德全集》（Immanuel Kants sämmtliche Werke，1838-1842）共12卷，不仅包括康德生前发表的所有著作，而且收集了当时已知的部分康德书信。哈滕施泰因（G.Hartenstein）更是两度（1838-1839；1867-1868）主编《康德全集》（Immanuel Kants Werke；Immanuel Kants sämmtliche Werke；前者按主题分卷，后者按时序分卷）。1893年，新康德主义者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著名哲学史家策勒（Eduard Zeller）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他们一同向当时的普鲁士教育部和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提议编纂一套全新的康德全集，来展现完整而全面的康德。1894年，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批准了狄尔泰的这个计划，并于1895年正式开始康德全集的编纂工作。1902年，新的《康德全集》第1卷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Akademie-Ausgabe）。在前言中，狄尔泰骄傲地宣布：“这个由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编纂的版本在《康德全集》的标题下涵盖了康德的全部精神遗产：著作、往来书信、手写遗稿和讲演集，能够有助于认识他的生平事业的东西的全部总和。”（Dilthey, S.v）
科学院崇高的声望、雄厚的财力支持和强大的学者团队是此前的所有其他编者都望尘莫及的。康德的每一篇作品都由专家进行全方位的校勘和考证，并编写导言和注释。在著作部分积极展开的同时，其他部分的编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00年，书信部分的第一卷（即《康德全集》第10卷）就已率先出版。截止1912年，计划中的著作部分（即《康德全集》1-9卷）已经出版了前8卷。
但就在这个时间段，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将卡西尔却编出了他的《康德著作集》，于1912年出齐10卷，其中前8卷是著作，后2卷是书信。在完成了《康德著作集》的编纂工作之后，卡西尔意犹未尽，立即转向撰写《康德的生平与学说》，并于1916年完成，但由于战争原因，直到1918年才作为《康德著作集》的第11卷出版。至此，卡西尔版《康德著作集》真正大功告成。
由于卡西尔已经取得的学术地位，与高调推行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相比，卡西尔版的《康德著作集》毫不逊色。仅举一例即可证明：同样是康德研究大家，在后来1929年著名的达沃斯辩论中曾与卡西尔唇枪舌剑的马丁·海德格尔，使用的康德著作版本大多就是卡西尔版的《康德著作集》。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卡西尔版的《康德著作集》一直与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在学界分庭抗礼，难分轩轾。只不过由于卡西尔版的《康德著作集》是“已完成体”，而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一直还在“进行中”，且其对往来书信、手写遗稿和讲演集的发掘是卡西尔版无法比拟的，后者才逐渐地确立了在学术江湖中的霸主地位，成为了康德思想研究的“标准版”。
卡西尔早年师从新康德主义者柯亨（Hermann Cohen），也接受了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哲学原则，甚至被视为继柯亨和纳托尔普（Paul Natorp）之后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早年的著述对象却是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这一次动笔写康德，还真是卡西尔的第一次。尚好是卡西尔携编纂完毕《康德著作集》之威，算是厚积薄发，同时也了却了卡西尔这个新康德主义者的一个心愿。但仍让卡西尔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导致的延误，他不能把这本书递交到已于1918年4月4日辞世的柯亨手中了。尽管卡西尔并不讳言他此时对康德的理解与柯亨已“有诸多偏离”，但他依然“以真挚的谢意回想我自己在20多年前从柯亨的康德著作中所获得的亲身印象”，并“意识到被这些著作首先引入到康德学说的全部认真和全部深邃之中”。（Cassirer, S.vii）因此，柯亨解释康德哲学体系的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基本思想，亦即“把康德的学说并不理解为一个结束了的历史整体，而是理解为哲学自身的持久课题的表述”（ibid., S.viii），依然是卡西尔的基本原则。
卡西尔的这部著作标题为《康德的生平和学说》，读者会期待卡西尔能像其他名人传记那样给我们描绘一个哲学家的丰富精彩的人生。然而，卡西尔虽然并不像海涅那样认为康德“没有生活过”，但比起在康德生前就与他有亲密接触的鲍洛夫斯基等早期康德传记作者，卡西尔在谈论康德生平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如果他也去重复那些街坊对表、邻人鸡叫之类的生活轶趣，则只能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因此，卡西尔自承：“我也有意识地忽略了丰富的个别特征和康德的第一批传记作者们传承下来、自此以后转入所有的生平描述的逸闻琐事。惟有康德的生活方式的重大的、连贯的特征和作为这种生活方式在康德的人的发展和哲学发展之进程中的统一性‘意义’越来越确定地凸显出来的东西，我才试图予以揭示。”（Cassirer, S.vi）在卡西尔的描绘中，康德的“生平”绝不能与他的“学说”分庭抗礼。他所关注的是康德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与他的“学说形式”（Lehrform）之间的关系。“康德生平的科学研究和阐述……所涉及的不能是纯然讲述外在的命运和事件，而是课题的真正魅力和真正困难所在：发现和阐明与这种学说形式相适应的‘生活形式’。”（ibid., S.1-2）当然，卡西尔不会认为康德的“学说形式”是由他的“生活形式”决定的。但也不能反过来“使得后者仅仅成为前者的载体和消极的容器”，“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交互关系，其中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的每一个都同时表现为决定的和被决定的。”（ibid., S.2）因此，卡西尔提供给读者的与其说是康德的生平（Leben），毋宁说是他的思维（Denken）。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卡西尔在《康德的生平和学说》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这部作品“并不是面向那些相信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阅毕’了康德及其学说的读者，而是期待着那些还处在研究康德著作的途中的读者。它想给他们指出一条从批判体系的周边导向其中心、从个别问题的杂多性导向对康德思维的整体的一种自由的和全面的概览的道路。依此，它一开始就致力于并不迷失在康德哲学到处所呈现的特定问题的丰沛之中，而是集中精力仅仅突出康德思想大厦的鸟瞰图和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主要线索”。（ibid., S.v）《康德的生平与学说》的写作逻辑，正是从康德在其“生平”的各个时期所思考的问题（疑难），从“周边”（外围）逐渐地导向其中心，导向批判哲学的核心的。
既然是传记，卡西尔自然要从康德的童年写起。在卡西尔的笔下，这是青葱少年康德的成长史，因而也是涉及他的“外在生活”最多的一个部分。虽出身寒微，母亲的教诲却在康德的心中“植下并培育第一个善的胚芽”。（ibid., S.10）卡西尔引用的是雅赫曼《在致一位朋友的书信中描绘的伊曼努尔·康德》中的段落。（cf. Jachmann，S.99）弗里德里希公学刻板枯燥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得康德的“生活的目标不是指向‘幸福’，而是指向思维中的独立和意欲中的不依赖……它不满足于一定的规章和义务的实际履行，而是追求拥有整个人，拥有他的意念和信念，拥有他的情感和意志。”（ibid., S.13）敬虔主义传统的陈规陋习使“康德任何时候都对虔诚的规章和机械化”的反感越来越深。（ibid., S.15）“就连康德最初的大学岁月，……其意义也更多地是在于意志形成的方向，而不是它们在井然有序的讲演进程中能够使他获得的认识。”（ibid., S.17）父母双亡不久、经济拮据的康德既没有任由大学安排自已的专业，也没有为稻粱谋而选取任何“实证的”学科，而是先参加了“人文经典文献”（Humaniora），继而参加了克努岑教授（Martin Knutzen）的哲学和数学课。正是在这些课程上，康德不仅掌握了大量新知识，开阔了眼界，而且锻炼了严谨的思维方式。基于这种独立钻研的精神，作为大学生的康德牛刀小试，写下了他的处女作《关于活力的真正测算的思想》，雄心勃勃地想要对笛卡尔主义者和莱布尼茨主义者之间有关测量动能的争论作出裁决。卡西尔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这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其因自不量力而遭到的讥讽，而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康德把他的哲学-物理学处女作称为一篇《论方法》——后来，在他的生平和创作的高峰期，他把《纯粹理性批判》称为一篇《论方法》。”（Cassirer, S.26）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后来其学说巅峰时期的“批判”高度，但康德一开始就对学院形而上学的方法产生了怀疑，这是康德哲学一以贯之的一个线索。
在此之后，康德受家庭经济状况所迫，不得不辍学离开哥尼斯贝格，开始了他为期7年（亦说9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在卡西尔笔下，家庭教师卑微的社会地位、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沉闷社会氛围，进一步锤炼了康德的独立精神和忍辱负重的性情。
1755年，康德回到哥尼斯贝格，以论文《论火》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从此，“康德硕士”这个学衔也随之出现在康德大部分著作的封面上。
同年，康德出版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代表作《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卡西尔称它为“一劳永逸地建立他的文献声誉的”著作（ibid., S.39）。当然，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肯定是在当家庭教师期间写作的。在此之前，康德还发表了《地球绕轴自转问题研究》和《地球是否已经衰老》两篇论文。再加上康德后来研究地震的一系列论文以及《物理单子论》和《风的理论》等，以自然地理和天文学为主要对象的自然哲学就构成了康德哲学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卡西尔没有过多地去探讨这些研究在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内容，甚至也没有过多讨论以“给我物质，我就要用它造出一个世界来”（康德，第226页）这个著名命题为标志的“星云假说”。“对于康德的精神发展来说，即便是这部作品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多地深入到经验性自然科学的细节，也很少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它的方法而重要……因为恰恰这一点标志着康德的研究和思维中的源始基本方向，即他一开始就着眼于‘经验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的一种比其迄今为止在哲学学派的争执中被提倡和被承认更深刻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就连《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也如其标题所已经暗示的那样，主张经验与理论之间、‘经验’与‘思辨’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交互关系。”（Cassirer, S.48）卡西尔的这番评述，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先验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卡西尔的理解中，正是对方法的这种思考，最终把康德引向了对形而上学方法疑难的探究，并预示着未来的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个方向。随后，在《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一位视灵者的梦》等一系列文章中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之后，康德终于获得了他期盼已久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席位，并发表了教授就职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在这篇论文中，卡西尔看到的是：“在莱布尼茨和洛克之间的争执中，康德马上——似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莱布尼茨一边。”（ibid., S.107）洛克从“经验”导出纯粹的知性概念，这是康德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在这里，康德实际上也没有超越莱布尼茨；但从现在开始，他为莱布尼茨所主张的基本思想锻造了一种新的特色表述，它就其重要性和确定性而言自动地进一步导向对‘先天性’的一种尖锐化和深化。”（ibid., S.110）
紧抓“先天性”这个主线索，卡西尔的考察越过康德十年的沉寂期，来到康德的第一部批判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卡西尔认识到，康德把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的革命”与哥白尼的行为相类比，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就在于，我们以理性对自己本身、对它的前提条件和原理、疑难和任务的反思开始；一旦这个出发点得到确立，关于‘对象’的反思将继之而起。同时，在这个开端中表明了对于理性批判的问题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重要基本概念的特性。人们如果牢牢把握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变’的独特之处，那么，在其中就获得了康德的‘主体性’概念和‘先验’的概念的完备和详尽的解释。而且人们由此出发才完全理解，二者必须相互联手和相互渗透地来规定：因为正是它们相互达成的新关系，构成了它们通过理性批判获得的新内容的根本之处和独特之处。”（ibid., S.161）而“与‘主体的’和‘先验的’这两个基本概念并列的，同时有理性批判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和主要概念：‘先天综合’。”（Cassirer, S.169）正是立足于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分析和展开，卡西尔重构起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
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卡西尔对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历史哲学论文仅仅给予短暂的一瞥，就立刻转向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卡西尔看来，康德在前批判时期的《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中的“寥寥几句朴实的话中已经在原则上克服了18世纪所产生的所有道德体系。实际上，这里有他未来的伦理学的基本思想：道德法则的‘定言命令式’和纯然间接目的的‘假言’命令式之间的严格区分已经完全鲜明清晰地呈现出来。”（ibid., S.249）而在批判哲学时期，实践理性批判也并不是作为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的第二部分附在理论理性批判之后，而是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根本的和整合性的组成部分。在这里，自律的概念成为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概念，道德法则的表达式也就是“定言命令式”。“在这种意义上，自由被康德自己——用一个当然不精确、而且最初模棱两可的表述——作为一个‘独特种类的因果性’引入。”（ibid., S.266）由此，康德转入了对“理知者”即“本体”的思考，理论理性批判中扮演认识终点的消极角色的自由、灵魂、上帝成为实践理性不可或缺的“公设”。
相对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卡西尔显然对《判断力批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卡西尔看来，“康德以这部似乎完全出自其体系性的特殊要求、仅仅注定弥补这种体系性的一个漏洞的著作，比以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多地影响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教养的整体。从《判断力批判》出发，歌德像席勒一样——每个人都沿着其自己的途径——找到和确立了他们与康德的真正内在关系；而且由它，甚于由任何另外一部康德著作，被引入了思维的一个新的整体运动，它就其方向而言规定着整个后康德的哲学。”（ibid., S.291）卡西尔从康德关于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的区分开始，发现“判断力的疑难与概念构成的疑难相叠合：因为概念所提供的恰恰是这一点，即它把诸个别样本概括为一个上置的类，把它们思维成包含在这个类的普遍性之下的。但是，简单的历史思考就已经教导我们，在这个貌似如此简单的问题中蕴藏着大量与关于‘本质’的学说相关、并决定性地规定着这种学说的疑难”（ibid., S.294）。卡西尔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依次考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中世纪乃至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之后指出：“人们必须想到康德提出疑难的这种普遍的历史背景，哪怕只是为了完全理解《判断力批判》的外在结构。我们在形式疑难的形而上学思辨发展中作为一条历史道路的主要阶段所面对的个别基本概念，同时在《判断力批判》的阐述内部构成了系统的思想过程的真正里程碑。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关系已经通过判断力的定义自身被置于研究的中心。关系和在审美疑难和目的论疑难之间、美者的理念和有机物的理念之间必须假设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这部著作的彼此相关又彼此补充的两个主要部分相互取得的地位。然后，从这一点出发，思想的运用继续向前：经验性概念的疑难和目的的疑难出现在它们的联系中；发展思想的意义规定得更为精确，直到最终康德问题的整体总括在关于一种‘原型理智’的可能性的那些阐明之中，费希特和谢林关于这些阐明判断说，哲学理性在它们里面达到了任何继续的进步都不允许它超越的最高顶峰。”（ibid., S.302）在思想史的宏观背景下，从概念疑难的视角来审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及反思性的判断力，是卡西尔在康德研究中做出的独特贡献。在此之后，卡西尔的主要兴趣开始聚焦于康德的“合目的性”思想。卡西尔的结论是：“《判断力批判》迄今的结果可以概括如下：目的概念从现在起经历了与康德的‘思维方式的革命’相适应的改造。目的不是在事物中和在事物背后的一种客观地起作用的自然力量，而是一个精神的联结原则，它把我们的评判带到显象的整体性”（ibid., S.357）。正是这种整体性的思维，使康德能够把整个世界、整个创造视为一个“有机体”、一个目的系统，提出了康德自己的道德世界观。
在接下来的阐述中，卡西尔走进了康德晚年的生涯，卡西尔称之为“最后的作品和斗争”。此时，康德的批判工作已经结束。“这样，对于近乎70岁的人来说，在最全面和最深刻的精神创造性的十年之后，并没有歇息的瞬间，而是他发现自己立刻又被卷入他必须朝不同方向进行的新斗争。”（Cassirer, S.393）一方面，康德“要抵御对他的哲学的误解和曲解，它们有使他的哲学丧失其独特内容及其特殊价值的危险”（ibid.），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埃贝哈德、伽尔韦、费德尔等人论战以捍卫批判哲学。另一方面，“他也在以《判断力批判》的结束完成了体系的理论论证之后，又以偏爱转向了推动着时代的直接生活问题。这首先就是比迄今更多地移入兴趣中心的政治疑难”（ibid., S.391）。“纯粹理论不可动摇的要求相对于源自经验性具体运用材料的所有特别条件在三个方向上得到了阐述：在仅仅旨在为单个人的道德行动确立有效准则的主观伦理学考察的关系中；在应当的命令式与国家的存在和与国家宪法的关系中，最后在把法律道德组织的思想延伸到特殊的人民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整体并由此扩展为一个普遍有效的国际法的那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ibid., S.397）然而，最为引起卡西尔关注的是康德的《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及其引发的与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卡西尔注意到，康德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形成的宗教观念与普鲁士政府此时日益收紧的宗教政策之间的冲突势必不可避免。在卡西尔看来，康德的“宗教哲学的内容对他来说仅仅构成他的伦理学的内容的一种证实和相关物。因此，‘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不需要认启示概念，也不可以认它，这种宗教除了纯粹道德的内容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本质内容：它只是在另一种观点下并且以某种象征性的外衣来阐述这种内容”。（ibid., S.407）康德借用宗教问题，只不过是对他的伦理学的一种“图型化”罢了。在康德的学说中，“到处都关涉自由概念的特殊要素和特殊诠释。自由和‘他律’与‘自律’之间、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之间的对立是所有奠基性的宗教学说以遮掩的和象征的形式指向的原初事实。”（ibid., S.416）但毕竟，康德在惟有善的生活方式才是真宗教的观点下，把以其他方式取悦上帝的做法批判为“伪事奉”和“宗教妄念”，由此不免触怒了教会和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康德作品的发表受到了层层刁难，而且康德最终还招致了以国王名义签发的申敕令。与苏格拉底当年所受的指控如出一辙，康德被指责滥用自己的哲学来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学说，不负责任地违背了其作为青年导师的义务，并受到警告“如果继续执拗，您肯定将准备着接受令人不快的处置”（Kant, S.526）。康德对此虽早有预感，却也不得不在为自己做出申辩之后，顺从政府的要求，在宗教事务上保持沉默。
卡西尔对康德学说的阐述最后来到了康德的晚期作品《学科之争》《论永久和平》等。在这些作品中，卡西尔发现康德的关注转向了国家的公民秩序，并进一步由国家而转向世界的秩序，在各民族的历史中促进“世界公民”状态的实现。“康德的哲学活动以对人类历史的这个目标的展望结束。在这个目标中，自由理念应当得到其具体的贯彻和其经验性的-政治的实现。自由思想构成康德哲学的终点，如它曾构成其始点和中点一样。”（Cassirer, S.435）这可谓是对康德毕生哲学事业最精炼也最准确的概括和总结。在此之后，尽管康德的大脑中依然有一大堆未曾处理的想法，他还想在某个序列中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但生命的自然法则最终战胜了这位坚持思想的巨人。卡西尔最后记述的，是康德在忠诚的学生们的照料下，外在生命逐渐熄去。“他的遗体安葬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典礼，整个城市和所有阶层的居民都参与其中。”（ibid., S.442）哥尼斯贝格万人空巷，康德尽享哀荣。
卡西尔洋洋洒洒，以并非鸿篇巨制的篇幅（汉译30余万字）完成了他对康德的生平和学说的阐述。卡西尔的确如自己所预先说明，除康德的童少年和老年之外，基本上对康德的外在生活不置一词。而对于康德学说的细枝末节，卡西尔也大多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他牢牢地把握住康德哲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疑难（Problem）（如方法的疑难、纯粹理性批判的疑难、普遍道德法则的疑难、概念的疑难等等），从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如理性的东西和经验性的东西、主体性和先验、自律与自由、合目的性等）出发，复原康德对自己哲学体系的建构，展现批判哲学的精神实质。当然，这幅康德哲学的鸟瞰图免不了是粗线条的，甚至会遗漏一些内容。但正是因此，卡西尔不仅为“处在研究康德著作途中”的读者们提供了可靠的路线图，而且也为那些“阅毕”了康德著作的读者畅游康德哲学迷宫提供了阿里阿德涅之线。而且正因为言简意赅，也就为康德依然是“说不尽的康德”留下了空间。
当然，卡西尔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新康德主义之“新”，就在于它除了继承康德哲学的基本路线之外，还试图对康德哲学做出某种“改造”和“发挥”。在理论理性领域对经验材料的忽视和对先天因素的强调，在实践理性领域避谈“本体”的意义，在判断力领域突出反思性判断力的重要性，都表现出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的“新”之所在。卡西尔在这里并不是在简单地塑造一个康德，而是力图塑造一个“卡西尔的康德”。在阐发康德学说的同时，卡西尔也在试图同时阐发自己的哲学理解。这不仅无损于卡西尔这部康德研究巨著的价值，反而正是它的特殊魅力之所在。
[1]康德，2003年：《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1747-1756）》，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叶秀山，1987年：《卡西勒》，载侯鸿勋、姚介厚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3]Cassirer, E., 1921, Kants Leben und Lehre, Berlin: Verlegt bei Bruno Cassirer.
[4]Dilthey, W., 1902, ”Vorwort“, in Preuβ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I: Vorkritische Schriften I, 1747-1756,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5]Jachmann, R.B., 1804, Immanuel Kant geschildert in Briefen an einen Freund, Königsberg: Friedrich Nicolovius.
[6]Kant, I., 1922,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XI: Abteil: Kants Briefwechsel, 1789-1794,Preuβ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Berlin und Leipig: Walter de Gruyter.
微信编辑：杨慧宇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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