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与这种戏剧性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迅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化理论的异军突起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来的“理论之战”，而这种“理论之战”则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之战”所挑起的。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左派、改革论者等纷纷登场，极力发表各自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当代理论迫切需要解释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技术和社会政治的变化深深地改变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人们的工作动机，引起政治冲突的议题，人们的宗教信仰，人们对待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态度，对于生育孩子和维持家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在发生着变化。”[i]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今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对于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阐释则是如此的迫切。然而，既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及其理论范式都不足以应对社会转型问题的严峻挑战，因为它们不仅缺乏反思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前提，而且无法打破学科局限和整合理论资源以应对社会现实的新格局。当代文化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中应运而生，其爆炸式的增长态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有学科中，“文化理论”仍属于身份不明的新兴学科。它既没有一种成熟的学科建制，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门派，而是类似于学科杂交的理论组合。从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上看，文化理论几乎横跨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艺美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或者说它就是从这些学科中间生长出来的跨学科范式；从理论前提和观念取向上看，文化理论囊括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

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分支。当代文化理论的兴起和流变自始至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议大致有学科的、理论的、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理论”之所以被学者视为“图书馆编目人员的噩梦”，[ii]正是在于它的超学科性和反学科性（如果我们去阅读那些文化理论大师的著作，如福柯、拉康、巴特、列维-施特劳斯、阿尔图塞、德里达的作品，就无法判定究竟是属于哲学还是历史学，是属于文学还是政治学）。当然，“文化理论”还与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搅和在一起，它们之间往往很难分开（也可以说文化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就是文化理论）。它始终坚持反哲学、反传统、反现代、反现实的思想姿态，而表现出锋芒毕露的批判性和政治性维度。事实上，“文化研究的构想旨在推动社会的转型，并且试图具体说明统治与抵制的力量，以便推进政治斗争和从压迫与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进程。”[iii]

作为一种新生代的和过渡性的社会认识范式，“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位置，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历经70、80、90年代的思想碰撞和方法更迭，尤其是进入新千禧年以来，“文化理论”的问题探索和方法建构总是在回应时代的变化。无论从研究者和出版物的数量还是从会议和刊物的影响来看，“文化理论”不仅逐渐打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原有分工格局，而且进一步地确立了它的学术地位。面对当代社会转型所引发的诸多矛盾问题，诸如消费资本主义及其新型控制形式，“新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全球化的文化冲突及其多元文化主义，当代文化理论不断地升级换代，从而为许多学科带来了理论上的活力。我们下面将围绕“文化理论”的基本主题及其方法建构，寻找当代文化理论与社会转型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从整合性、解释性、批判性等方面来评析它的思想意义及其理论价值。

一、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所属的发达工业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英国学者鲍曼将其称之为“第二次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 Mark Two），[iv]以区别于近代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第一次巨变。面对这个“第二次巨变”的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争议的问题所在是如何解释和评判这个巨变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如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走向。当然，不同的学科理论就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原则。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更喜欢使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或者“柔性资本主义”（soft capitalism）来解释这种变革，强调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的发展趋向，突出非物质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社会学家有许多概念来描述这个新型社会的特性，诸如后工业社会、景观社会、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电子社会、风险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按照丹尼尔•贝尔最先的推断，“后工业社会首先是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更加一般地说后工业

社会意味着新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v]文学批评家也有自己的判断，如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詹明信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发，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发生的某些变化，提出“只有透过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vi]在政治学家的眼中，“发达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逐渐的转型，即从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的首要性，转向更多地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 [vii]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从看重物质主义转变为偏向后物质主义，对于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更加关注。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哈特和内格里所述，今天的工业劳动不再具有支配性地位，而是让位于知识、信息、交流、情感等“非物质”的制造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已经转向了人类生活的整体动员。[viii]以上这些学科的描述和判断都指向了当代社会的重要变化。

我们不难发现，在评判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性质及其特征的时候，无论哪个学科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当代社会生活的“非物质化”。这里“非物质化”所表达的其实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向”。在当代文化理论各分支中，尽管彼此存在着许多歧义甚至对立，但是他们明显有着这样一个共识，即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轻生产逻辑而重文化逻辑的发展阶段。换言之，我们今天愈加处在一个由符号和话语所塑造的世界中。对于“文化主导”的新时代，无论用“消费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还是用“审美资本主义”和“软性资本主义”等概念给以明示，都是在突显当代社会运行中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完全与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根据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基本要素。“没有哪一个社会像它这样被符号和信息填满。在消费资本主义中符号的无所不在意味着真实的优先性发生了颠倒，一切都以文化为中介。”[ix]

在当代文化理论的诸多文献中，基本上是将文化逻辑与消费逻辑等同起来以求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向”。既然“后工业社会”已经不同于“工业社会”，既然“消费社会”已经不同于“生产社会”，那么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首先，消费社会是一个完全被商品化的世界。依照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墨菲的简要概括，“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里所有人类劳动的产品都成为了商品，而越来越多的需要必须通过这个市场才能得到满足。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摧毁了以往的许多社会关系，并用商品关系取代了这些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消费社会。”[x]这个消费社会也是一个彻底的“景观社会”，人们在消费娱乐中被眼花缭乱的商品摆设景观所迷惑和左右。借用“景观社会”提出者法国批评家德波的说法，消费社会意味着全部社会生活已经被商品所包围和侵占，意味着商品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商品化。

其次，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品所包围的世界。法国批评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xi]现代人被物品包围和受到消费控制的程度，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消费神话”：人人可以消费，人人都能平等。事实上，消费就是一个神话，一个由消费社会创造出来的神话。“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xii]在鲍德里亚的眼中，“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xiii]

消费社会还是一个完全分层化的世界。在大众化的娱乐消费中，虽然消费行为是与物质消费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消费品的标示性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现代人不是在生产活动中自觉的，而是在消费活动中才确认自己的。“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xiv]人们看到的更多是陈列商品的橱窗，“在那里个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xv]消费不仅是在生产娱乐，而且也是在制造不公，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

针对消费社会的剖析与批判，构成了当代文化理论的重头戏，而其中的焦点又是广泛存在于消费社会中的文化逻辑。如果归纳起来说，这种主导性的文化逻辑又是由欲望逻辑、审美逻辑、符号逻辑所构成的。第一，消费社会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很容易满足其基本的需要。“消费者市场不断地向传统开战，欲望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一定要防止习惯（甚至是最活跃的习惯）凝固成传统，而不断改变欲望就是最有效的预防针（当然，不断变化的注意力强化了不断改变的欲望）。”[xvi]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德勒兹与瓜塔里提出了“欲望机器”的概念，力求解释欲望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取决于欲望的强化和管控。消费者的欲望是被刺激起来的“需要”，是被固定在社会管控的范围之中的。他们在对马克思和佛洛依德进行一番彻底改造之后，立足于“精神分裂式的欲望”来抵抗这个不断异化的消费社会。[xvii]需要与欲望是由区别的。如果说人的需要主要来自于自然，那么人的欲望则是根源于社会中不断改变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限的。消费社会依赖于欲望的生产，而欲望的生产则要借助于各种文化手段。

第二，在影视娱乐和广告媒介的助推下，各种审美化的手段成为消费的主要兴奋剂。在《审美资本主义》的论著中，法国学者阿苏利强调，“在工业化民主国家里，审美品位，即鉴赏与享受的能力对促进消费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发展成审美品位的资本经济。审美资本主义决定了消费者的审美品位将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在于捕捉例如美丽、娱乐、审美这些无实际用途的多余产物，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并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的价值。这种演变是从文化进入到经济中心开始的。”[xviii]当审美品位推动消费不断走向一种非物质化道路的时候，当过去的需要经济逐渐被体验经济和服务经济所替代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消费社会的加速膨胀过程。审美化的包装意在刺激和强化消费者的情感和情绪，例如在大型购物中心和主题游乐园里面，消费者不知不觉间就陷入到某种迷狂之中而不再所以。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阿多尔诺等表述的“文化工业”理论，正是对于这种娱乐化的文化逻辑的批判性解读。

第三，符号消费在今天的消费社会中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鲍德里亚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增添了“符号价值”一说，用以阐明消费社会的重要控制形式。他最初遵循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路径，随后采取巴特在《时尚体系》中的符号学视角，在《物的体系》中分别从家具摆设、居室环境、古文物和收藏品等，描述了现代物品的功能性分类体系。不过，他的着眼点不是对于各种现代物品的功能分类，而是物品向符号转化的事实，即物品自身的物理特性不断地弱化，而其附加的符号意义则不断地强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消费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的行为，也是一种差异化符号价值得以产生的象征行为。[xix]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作为一种符号被生产出来，符号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按照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任何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合而成的。由于它们之间只有任意的关系，因此符号的能指可以被无限放大。换言之，符号的消费是可以被放大和操控的。正因为如此，索绪尔曾经表示应该建立一门“社会中的符号生活”的理论学科。这个意愿可以说被许多法国文化理论批评家实现了，鲍德里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二、从分配政治到承认政治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人被定义为是“政治动物”。这一定义在欧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新社会运动”，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核运动、世界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少数族裔运动、绿色和平及其环境保护运动等，充分展现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及其正义诉求。“人事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作为“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口号，特别传递了这些运动的文化意义。这些运动参与者主要关注社会观念及其价值取向的更新，追求公平的社会身份认同以及意义和快感的获取，看重生活方式的个性化选择。换言之，他们起来造反往往不是因为饥寒交迫，而是更多地出于寻求正义的冲动。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承认政治”和“分配政治”构成了当代社会正义的基本类型。著名

学者N•弗雷泽在题为“认同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一文中指出，平等主义的再分配政治在过去的150多年成为争取社会正义的主导范式，而今天“承认政治”逐渐成为了压倒性的社会正义新范式。这种新范式所涵盖的社会运动，不仅包括文化女性主义、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同性恋身份政治，而且还包括那些带有解构主义立场的“酷儿政治”、批判的种族政治以及解构的女性主义等。他们所针对的社会非正义主要是表现在文化观念方面。[xx]事实上，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已经逐渐从追求男女平等转向了强调男女差异。因为在这些女性主义的思想中，两性平等的观念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男权主义的思维框架，从而无法找出女性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深层次原因。“进入90年代后，美国女性主义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与文化批评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女性主义政治家们认识到，女性主义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胜利，有待于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而女性主义的敌人也意识到，利用传统文化势力来反对女性主义，也许比用其他方法更容易。”[xxi]其实相比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所遇到的文化阻力更大。同性恋运动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承认政治”，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社会认同。

“新社会运动”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社会斗争集合在一起，但从中确实可以找到不少正义诉求的共同点。有学者对这些社会运动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归纳：首先，这些运动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文化诸领域的问题，一般针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参与者企望达到的目标大多是公民意识的唤醒和动员；其次，这些运动的基本诉求并不是要颠覆现有国家权力，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社会制度。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局部性的和群体性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身份的认同。比如黑人民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都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再次，这些运动的斗争纲领尽管有着非常不同的解放旨趣，但主导性的东西还是偏重于社会层面的日常生活问题。[xxii]这与工人运动唱主角的传统“阶级斗争”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于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化战争”，显然不能再继续套用旧有的政治理论和分析工具。研究行动社会学以及社会运动的法国著名学者A•图尔纳认为，“新社会运动”是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时代征兆，同时也是这种转向的重要载体。例如在法国、美国、德国出现的青年学生运动，既是对大学教育危机的反应，也是对现实社会政治矛盾的抗议。[xxiii]从学生运动的事件过程看来，其抗议示威的举动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的示范效应。

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结构主义的，还是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后殖民批判的）始终抱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对于这些“新社会运动”，各路文化批评家们无不倾注了极大的理论热情，纷纷采取了一些立足于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的文化政治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把符号学的解释功能不断地放大，从而将所有社会现象都看作是符号建构的产物，主张用意指方式和意指实践对社会斗争进行语言学分析，而且借用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并将其权力概念扩展开来，使得微观权力的政治概念进入到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层面。他们的理论焦点转向了新社会运动代表的“微观政治”，并将其视为现实的政治斗争领域。

当代文化理论关于“承认政治”的分析，因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各种“新社会运动”呈现出了社会政治斗争的新对抗形式。这些政治对抗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们将社会冲突表现为愈来愈多的社会诉求，这些正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需要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斗争所开辟的多元政治空间。“古典解放理论假定了有待解放的社会行动者在根本上是同质的……而今天，正相反，我们往往谈论（复数形式的）解放，这种复数形式的解放源自社会需求的多元性，且把民主实践与社会行动者多元性之间的协商共识同一起来。”[xxiv]按照墨菲的论述，“应把政治理解为一种公共领域中的群体性参与行为，包括利益的冲突、冲突的化解、分层的暴露、对抗的爆发等等，而且，正如马基雅维利第一个认识到的：以这种方式才能获得自由”。[xxv]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十分明确：“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建立在简单化的社会结构上面的，以及社会变化的特殊行为主体出现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我们来说，社会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在于新的变化主体的增加，这个只有在当代资本主义错位大量增加，并由此产生新的对抗的多元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正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当代资本主义趋势”。[xxvi]

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宣称，以往关于人类解放及其进步的“宏大叙事”已经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局部决定论”，是一种“不受共识束缚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实践。”[xxvii]针对社会结构性压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隐蔽性，针对微观权力的运行模式及其建构机制，社会对抗必须要采取局部的和灵活的动员方式，通过异质性的行为主体进行话语的斗争。事实上，“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承认政治”首先需要的就是争夺社会中的话语权，因为话语控制才是社会压迫的关键所在。“它是我们整个方法的基础：说话就是斗争（意思是参加游戏），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为了赢才玩游戏，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不断地发明句式、词汇和意义，这在言语层面上促进语言的发展，并且带来巨大的快乐。”[xxviii]

三、文化与全球化

如何定位“全球化”？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全球化就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关乎整个人类状况的若干重要争议：如资本主义问题，不平等，权力，发展，生态，文化，性别，认同，人口等，可以说这些争议构成了全球化的一道风景。但它也如同一种旗语代表着冲突。”[xxix]“全球化”是指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程还是包含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程？或者“全球化”是单维度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只是近期的新现象还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是世界体系的建立还是帝国主义的扩张？近些年来，从文化的维度揭示“全球化”的冲突与张力，进而探讨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构成了当代文化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全球化”所引发的新观念和新冲突，人们愈发认识到，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相比经济和政治的存在更加突显也更加复杂。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从开始就是一种文化现象。知识在全球各地的时时传递乃是世界范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起因。”[xxx]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在促进世界主义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各种反全球化的思潮，比如地方主义、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活动。文化既是统一化的力量，同时也是分裂化的源头。这种发展悖论的发生显然与文化的作用密切相关。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全球化的悖论？当代文化理论自然有他们的解释和评析。

每个人对于文化全球化的感受是有选择性的。有人感觉到全球化带来了“文明冲突”，有人认为全球化就等于“麦当劳化”，也有人坚持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并存。从整个发展趋向上看，“全球化进程同时呈现出两种文化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而达致全球。异质的文化被吸纳和整合进这种最终遍及全世界的主导文化中。第二种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xxxi]英国文化批评家费瑟斯通的这个概括是比较准确的，正是这两种形象的并存和叠加，同时构成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内在张力，使其变得异常的复杂和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了文化全球化中的差异性而不是统一性，“全球化进程似乎并不是在制造文化的单一性；相反它使我们明了新的多样性层次。如果说全球文化，最好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共同文化，而是差异、权力斗争、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xxxii]作为当代文化理论中最为激进的两股思潮，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现代性批判出发，立足于文化去中心化的斗争策略，围绕着全球化的文化碰撞及其复杂性的挑战，对于西方中心论及其文化帝国主义展开了对抗性的批判。

在文化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文化的全球化等同于文化的美国化。今天的“地球村”似乎变成了一个“美国村”：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美式英语，都在喝可口可乐，都在吃麦当劳快餐，都在穿牛仔裤，都在用微软系统，都在看好莱坞大片，等等。这种情形显然是在将美国式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强加给整个世界，从而导致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岌岌可危。尽管这种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的观点不免偏激，并且过于低估文化全球化中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还是申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化的许多规范标准往往都是从美国流出来的。“正如世界地图曾经标满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一样，如今它标满了美国的草莓味泡沫牛奶……这种思想的泡沫牛奶正在淹没国家边界、各种文化语言，在它前进的道路上使任何事物都迪斯尼化。似乎只有塔利班才阻止了它。”[xxxiii]面对种种因此而引发的“文化恐慌”和“爱国恐慌”，[xxxiv]关于美国文化及其全球化影响的争论就在所难免。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文化及其西方文化霸权，自然成了当代激进主义文化理论的抨击对象。

后现代主义显然是在当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内爆中诞生的，而且与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地位的批判，也转换成了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思考。这其中有着这样的逻辑关联，后现代主义与消费资本主义共同生长，当消费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思考也走向了全球化。“去中心化”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后现代理论家以裂变反对统一、以无序反对有序、以多元主义反对普适主义、以融合论反对整体论、以流行文化反对高雅文化、以地方主义反对全球主义。”[xxxv]在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思想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关乎差异性、异质性、他性的论述。这些论述无疑为萨依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尽管后殖民批判以第一世界通过国际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和控制来把握当今的世界秩序，但它批判的矛头却往往不是直接指向作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后殖民批判把关注点放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建构上，这些建构使得第三世界因无法形成和表述自己独立的主体和历史意识而不能不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受压迫者’。”[xxxvi]萨依德认为，所谓“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审视，就无法理解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众多的制度规则可以从政治、社会、军事、观念、科学、艺术上来管理——甚至生产出——东方。而且东方主义的立场具有如此的权威性，我相信任何关于东方的写作、思考和作为，都需要考虑东方主义在思想和行为上所施加的限制。”[xxxvii]在斯皮瓦克看来，“新的正在去殖民化的或旧的去殖民化的那些新兴的或发展中的国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没有机会挣脱‘新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限制，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名义扫除所有挡在自己与脆弱国家经济体之间的障碍，这样使社会再分配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被严重破坏了。”[xxxviii]她提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中，就如同福柯的“权力”一样，“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策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去中心遵从同样的批判逻辑，即对于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消解。对于霍米•巴巴而言，民族国家的整个观念是殖民者自己文化意识的产物，其“想象共同体”不过是由欧洲文化的经纬编织出来的，与被殖民地的文化毫无关系。[xxxix]只有从殖民者强加的殖民话语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完成非殖民化的任务。这正是后殖民批判理论所看重的“文化政治”。

针对当代社会转型问题所产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当代文化理论力图提出一些侧重于文化分析的概念工具，并坚持其批判性的思想立场。不过，文化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依然面临三个问题：尽管文化理论并不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但如何将政治经济学纳入到文化批判中，这是考验其解释力的理论基础问题；对于多元与差异的推崇，抽象地说没有问题，但在现实中差异的对立或许就是引爆仇恨和暴力的导火索；对于文化固有的两种驱动力（集合力与分散力）如何把握，这最后牵涉到对于文化概念的进一步挖掘。文化的发展在今天与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密切相关，无疑将继续推动着当代文化理论的批判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