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臧峰宇：历史科学的前提与历史思维的时代性
日期：2021-06-24摘 要：历史研究是有目的的，总要体现为某种价值观。但正确的历史分析和评价的前提，是如何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历史研究，更关注历史事件的成因，更注重把握历史事件的规律性。历史研究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审视历史的发展，立足于当代把握历史经验与教训，形成研究的自觉和自信。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历史的问题意识，人们总要重新思考在历史事实中展现的面向时代的问题，形成历史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立时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加强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看待历史事实和价值评价。
关键词：历史科学；历史思维；历史事实；历史意识；新时代
臧峰宇：陈老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学界通常将历史科学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别名，这表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不仅是一种基于历史的实践观念，而且是一门“科学”。历史科学不仅扬弃了一般历史哲学，而且颠倒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使实践的唯物主义走向历史的深处，因而是一种新哲学。把握这种以改变世界为主要旨趣的新哲学的理论特质，需要深刻理解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陈先达：历史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完全相同。历史科学是指对历史的研究可以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属于历史观。它们存在内在联系，但有区别。
任何一门科学的基础都建立在历史科学的基础上，无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其历史过程。无论对自然或社会的研究都必须研究其所研究的对象是如何产生、如何演变的，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把握，就无法理解它何以如此。恩格斯对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和演变的研究是揭开它们本质的科学方法，即通过历史溯源来揭示它的本质。
自然界有一部发展史。人类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因为人化自然的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会有很多交叉。历史发展的本质是社会发展，历史科学在总体上为各门科学研究提供了事实的和方法论的基础，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一种新哲学。
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不同层面，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具备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最重要的既要看到历史是人创造的，又要看到人类创造的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种客观事实，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要正确理解人类历史，必须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处理历史材料、解释和理解历史、正确评价历史的根本原则。
一、历史科学研究要以承认历史事实为前提
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体现了历史学和哲学的融合。历史唯物主义重视对历史和不断变成历史的现实的研究，重视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关系的研究。历史事实是过去的，过去的事实有其启示当前和未来的意义。历史研究总要理解历史的意义，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当然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又不停留于历史事实，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面向未来。这样可以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的关系。因而，把握历史意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因为这种研究不只是要把握既成的历史知识，而更注重探究历史的走向和研究中的思想及其价值。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面。
陈先达：我们的历史观强调从事实出发，但历史是过去的存在，是尝然，我们能接触到的不可能是全部历史的再现，而是证明它的存在的某些载体，它表现为文献史料、考古发掘以及各个时代的文物。历史的书写要成为信史，首要的根据就是历史事实，而不是虚构，更不是戏说。
历史观是一种哲学，不能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当然，历史观要真正发挥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就不能是抽象原则的逻辑推论，也不是与历史研究脱离、站在历史之外的一般公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既继承前人的思想积累，更重要的是从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中得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有的丰富的多学科的知识，显然对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臧峰宇：历史观研究确实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必须从事实出发，可是历史事实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经历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只能面对史料，经过历史学家不断整理和阐述的史料是不是历史本身，就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受制于时间性，因为历史不可复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走进历史最直接的是考古学研究，考古学的真实体现为文物，体现为考古现场的图片和影像资料，进而被整理为档案。但是，这些历史文物本身不能述说有逻辑的历史，把握历史的逻辑和意义，无疑需要观念和精神层面的探索。
陈先达：我们确实无法再经历已经过去的历史，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能再听到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他们只能通过历史记录来重述史实。可这不意味着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它处在各种相互联系之中，这种相互关系限制了历史事实的伪造，因为它会为各种相关事实所证伪。历史的书写是细节的书写，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还有不少艺术作品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不能认为历史处于科学和虚构之间。客观性是历史的生命，我们追求的是信史。
臧峰宇：这涉及到对事实与价值的辩证法的理解。研究历史的价值立场具有时代性，但有明确价值观的历史研究者面对的史料不是虚构的。历史研究当然需要理解和阐释，需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评价，但历史研究主体应当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不仅要努力还原事实，还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但是，还原事实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确认什么是历史事实。我觉得历史细节是事实，历史总体也是事实，如果只关注细节而忽视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造成历史科学研究的片面化甚至是碎片化。
陈先达：可以这么说，研究历史既要关注细节，也要关注整体。历史是尝然而非未然，是既成事实而不是可以选择或假设的文本。历史事实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但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写入史书的事实。当然，历史记载者有自己的立场和选择，历史学家根据这些选择的文献的记载书写历史，又经过一道选择。历史无法整体再现，如何确认已经消逝的历史，确实是难题。但历史不仅会留下足踪，而且在现实中通过对历史传统的分析，对现实何以如此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
臧峰宇：正如您所说，历史研究总是体现为某种选择，也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研究历史要有问题意识，否则就会淹没于各种历史细节，外在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历史如同海洋，我们可以采撷大海的浪花，但海水是采之不尽的，有些浪花在我们视野之外流走了，却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因而，我们研究历史事实，主要体现为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当然是历史事实，可并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会成为一种事件。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历史事件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是挂一漏万的。
陈先达：你说得对，历史研究不仅要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应该通过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不同历史时代的思潮和思潮，把握历史的走向，揭示历史的内在必然规律和趋势。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应该注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联性。历史影响现实，并通过现实影响未来。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不是彼此分割的。可以说，历史对现实和未来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定向作用。了解过去有助了解现实，而了解现实有助于了解未来。当然，这不是机械的不能变化的连环锁，我们充分考虑到现实的人的活动是在改变了的条件下的活动，条件的改变会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注入新的元素。但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的确存在因果关系的链条，理解历史、现实、未来关系最重要的是在变化着的条件下把握住这种因果关系。例如，历史上任何战争的导火线往往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只是诱因，而非真正的必然性的原因。战争爆发的不可避免性是植根于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激化之中。这种不可避免性通常就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而诱因则是具有偶然性的原因，真正的因果关系要在本质性的矛盾中去寻找。
历史事实中当然会有细节，在历史研究中要分析重大细节，但有些细节是可以忽略的。事无巨细，有文必录，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小报的社会新闻。历史研究要关注对历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事件。历史研究不可能回到历史现场，这就要站得高，有科学分析方法，才能比较可信地书写历史。
臧峰宇：是的，关键是研究历史大势，这就要把握因果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原因，都是以往各种情形积累的结果。研究历史因果律就是研究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性，因在果前，果在因后。生必有死，分必有合。从哲学角度看历史研究，更关注历史事件的成因，或者说更注重把握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因。”历史研究总是要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分析其中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如果不能分析出历史事件的所以然和所应然，历史研究就会停留于呈现一个个历史现象，无法呈现历史规律。
陈先达：历史研究必须把握因果关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特别强调的。李大钊先生在《史学概论》中就说过，历史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能事，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历史研究如果只是停留于呈现一个个历史现象，这种研究就太单薄了，当然也有些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学者热衷于此。历史细节必须具体细致地分析，但最后总要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所交代，否则历史研究对人们就没有多少启发性。只有充分地解释历史事件中蕴含的因果关系，才能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否则，只凭几条普遍性的历史规律解释一切历史事件，就会流于空谈。
臧峰宇：因果律体现了历史事件的复杂联系，有时是很多历史原因导致一个结果，有时是一个历史原因导致很多结果。这与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不同，其中具有复杂的层次和特点。历史因果律有时表现为条件性，历史创造往往是有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人物发挥作用总要基于历史条件，历史人物也要创造条件，但其才华的施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历史条件成就的。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条件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创造历史条件的人都是在历史条件中成长的，这也体现了实践的思维方式。
陈先达：我们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条件的，对历史条件的分析，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涉及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研究。其实，研究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思潮，都离开相应的历史条件。历史人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才能，也取决于历史条件。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王之所以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乃是因为“奋六世之余烈”，继承了秦国几代人创造的历史条件，发挥雄才伟略，创造了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当然，当历史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也会使历史人物泪湿满襟。我们经常说历史局限性，就是讲受限于历史条件，因而也不能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和选择过度苛求。
臧峰宇：是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都要处理好传统和创造的关系问题。创造总是基于既定的条件，或者说人的实践活动体现为依靠历史条件和创造新的条件的一致，因而应该具有一种历史条件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人继承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在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但是，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并非注定会产生某种历史事件，具备历史条件往往只能表明事件的发生具有了可能性。
陈先达：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把历史条件论简单化为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条件并非唯一的必然如此的决定条件，还有很多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仅有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时复杂的偶然性也参与历史的形成。但是，我们分析历史仍然要需要高度重视对历史条件的分析。条件论是对的，无条件论是错误的。人生下来就处于一个既定的时代环境，历史上具体的人从事的具体活动都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上一代人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既成的生产方式，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是在既成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可以把这个叫做历史条件论，我同意这个说法，或者也可以叫做辩证的有条件的历史决定论，所谓历史多因素决定论、历史无规律论和历史唯意志论都是不妥的。
臧峰宇：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应当基于历史条件来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有各种可能性，可能性成为现实不是没有缘由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当然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您在《哲学闲思录》和《史论拾零》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精彩的阐述。我同意您所说的，因果关系不等于必然性，因果关系体现的是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是针对特定结果的关系。如果不针对特定结果，而将因果关系泛化为普遍联系，作无限度地延伸，因果关系也就没有了尽头，实际上也就没有了针对性，这样的研究也不可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陈先达：历史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因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改变的趋势，具有规律性特征。如果必然趋势由于人的主观错误或某种偶然性而被中断，这种中断肯定是暂时的，它会再以其内在动因重新发挥作用。这就是在革命过程中存在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的现象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说，有某种因并不必然有某种果。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没有产生相应结果的事件不能称为原因，因而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因此，同样的事件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它可能形成另一种因果关系。所以，类比并不是真正的因果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类比往往无视条件的变化。例如，现在为某些历史学家热炒的所谓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然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样，就是一种简单类比，而不是真正对因果关系的科学分析。
原因和结果是不能拆开来判断的，因果关系是多样的复杂的，有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有长久原因、短时原因，有必然原因、偶然原因。偶然原因并不是具有必然产生同样必然结果的原因。陈胜、吴广起义的重要原因是遇雨失期。遇雨是偶然的，如果不遇雨，没有失期，陈胜、吴广起义可能不会爆发。但是，陈胜、吴广遇雨不是起义爆发的必然原因，而只是一个诱因。必然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严峻的社会矛盾，即使没有遇雨这样的偶然原因，在秦末也会爆发农民起义，刘邦和项羽举兵抗秦，就没有遇雨的因素，但也是要爆发的。
臧峰宇：确实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用来解释导致历史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历史必然要走向世界历史，人们也一定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因原有的问题已经不得不解决而产生的。但是，历史事件总是应运而生，具有多种可能性途径，历史必然性的结果往往以偶然性的方式体现出来。例如，您谈到的陈胜、吴广因遇雨失期而做出的决定，就是一个体现历史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正是因为历史必然性的存在，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历史是由既成的事实展现的，不是对理论假设的复制，历史的必然性总是在无数的可能性或者说偶然性中呈现出来。
陈先达：历史中有很多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必然发挥作用，偶然性的出现并非由事件本身决定而不可避免。历史事件总会有一些诱因，但诱因不是必然如此的原因，历史研究者面对的从来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各种历史文本或现实的历史遗迹，但这并不是否定历史客观性的理由。历史唯心主义者强调支配历史观念和思想的至上性，例如，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只是实现绝对观念的舞台，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尽管他们对历史理论的发展各有贡献，但他们的立足点都不是历史的客观性，因而其研究只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历史研究应当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真正的历史研究面对的都是作为历史问题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史料，通过搜集、考据、论证等过程而接近历史事实。历史书写和历史研究可以伪造史实，但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历史研究应当以追求信史为目的。
臧峰宇：历史研究要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要揭示历史的本来和缘由。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有自己的时代，如果不把问题绝对化，在相对确定的范围内，历史认识当然是有客观性与可知性的。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能取得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都有自己在时代中的真实内容，必然受到自己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历史研究者也是这样，总是受到历史条件对其历史视野的影响，影响他在研究中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价值判断。
陈先达：历史研究者令人感到睿智，既与他的研究对象有关，也与他的研究态度有关。历史研究者要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历史的发展，立足于当代把握历史经验与教训，体现出一种远见，形成研究的自觉和自信。文化自觉和自信要以历史自觉和自信来支撑，既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近百年中西文化争论的历史，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最充分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心，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建立在我们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建立在历史蕴藏的丰富经验中。
臧峰宇：您说得太好了！历史研究的自觉与文化自觉紧密相连，文化自觉和自信具有历史的底气，这样的历史研究也会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恩格斯说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研究的自觉，为人们提供正确认识历史的方法，呈现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坚持从历史本身中寻找动力，从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确认历史的本质，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主张。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进步观念是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指的是社会在生产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物质文明等各方面的总体性进步，不是说一个社会的任何方面都超越过去。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成就往往是无法复制和超越的，例如，超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可能性不大，很难说今天的艺术品一定比古希腊或春秋战国时代的完美。历史进步观念往往是就物质文明发展而言的，体现在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等领域。历史进步观念的重要性在于，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否定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观念，使历史主体形成实践自觉，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
臧峰宇：古人治史向来强调说理，强调“未尝离事而言理”，说理总会呈现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分析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方面最为常见，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之谜。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真是千古兴亡天下事，王朝的开创者往往有雄才大略，末代帝王要么昏庸无道，要么无法在短期解决堆积沉重的社会矛盾。小时候读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感到意境深远、凄凉悲壮，堪称名篇，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皇帝，最后“归为臣虏”“垂泪对宫娥”。封建王朝更替大多通过战争解决，一部二十四史记载了如此多的战争，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变迁史，这里蕴含着很多历史规律。
陈先达：是这样的，周朝都是姬姓的国家，容易做到和为贵，因为都是一家人。到战国就不是了，就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是否承认历史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线。历史规律是大尺度规律，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发挥作用，其中还可能出现反复。人们可以制定规则和规范，但不能制定规律，无论是力学规律、生命规律，还是历史规律，都不是人所能制定的。人可以创造历史，但不能创造历史规律，因为规律的客观载体不是人的实践活动，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社会关系。历史规律体现的是个人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是一种社会合力。比如说，私有财产制度是人创造的，但私有财产制度一旦产生，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运行就要遵循私有制度的规律，而不是按照人的愿望。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活动，而人们在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是按其规律运行的。
臧峰宇：当人们没有认识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就可能将其神秘化为天意，而当人们掌握了历史规律，就会使之作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在阅读和理解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深受教益。研究哲学不能离开哲学史，研究任何具体问题也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及其发生发展史。研究中国问题，就不能忽略中国历史的转折与重要坐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确立正确的历史分析方法，呈现深远的历史价值。历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被意识到的历史的当代价值，正如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总是一种基于历史的自信。
陈先达：历史规律在本质上就是社会运动规律，不存在脱离社会运动的历史规律，从一个特定时段考察的历史，就是社会；从连续性考察的社会，就是历史。关于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阶级斗争规律、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规律，既是社会规律，也是历史规律，存在于社会现象的本质联系之中。规律有很多种，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认识规律，其中有普遍规律，有特殊规律。历史研究要呈现历史价值，历史价值也要基于历史事实，历史研究主体的认识、价值观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历史研究主体观察历史的视角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不能取代对历史的事实判断。
臧峰宇：是的，历史研究主体的价值观总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任何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现实的影响，对历史的选择和阐释也总会带有时代的印记。所以，有所谓“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这种说法强调历史研究的时代性，却模糊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历史事实是确定的、既成的，但是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与阐释体现了时代特点，承认这种时代性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历史阐释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不会改变历史事实本身，也不会改变历史规律的本质。
陈先达：这么说是对的，任何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观点、兴趣都不可能跳出自己的时代，或者说每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所处的时代都是他的“当代”。历史研究总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纯粹为了历史而做的历史研究有很强的局限性，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同意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也混淆了历史判断的当代性与历史事实的当代性。
二、新时代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臧峰宇：人的思想总是具有历时性特征，任何试图摆脱历史的思考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充满历史基因，历史是未完成的存在，而所有完成的和即将完成的事实都要成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存在本身，没有历史意识的存在是成问题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历史的问题意识，人们总要重新思考在历史事实中面向时代的问题。关于史实的评价难以定论，但人们总会在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中得到启示，形成历史思维。这样，历史研究就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为历史哲学研究。历史叙事因而总会体现某种历史观，历史记忆总会受制于人们的经验与反思。
陈先达：历史意识所指的大致是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对历史问题的考察要有历史观点，就是把历史问题放在历史场景中考察，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样就不会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来要求古代人。另一方面，考察现实问题要具有历史意识，就是考察研究对象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它的历史成因是什么，这就要把握历史规律。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其历史原因，1840年以来的历史事实激发了人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自豪感。历史意识其实就是历史思维方法，既包括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考察，也包括对历史的辩证法的考察。除了追求事实的真实性之外，人们的历史意识总是体现为对历史意义的审视。
臧峰宇：这种探究历史事实、审视历史意义的意识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现象与本质的认识，体现了以古鉴今的自觉。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长卷，正是因为秉持历史意识，人们不断从蒙昧走向文明。只有深刻理解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对历史的学习。”这样才能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各种文明积淀的经验与智慧，才能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及其历史价值与现代启示，才能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陈先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的学习，强调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因为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它必然以不同方式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是传统，传统使历史与现实连贯起来。古话说，“观今不鉴古，无古不成今。”我说过，历史不是用一种颜色绘制成的古代俄罗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而是波澜壮阔、色彩多样的巨幅画卷。在今天强调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就是注重研究前人的思想与智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发挥历史的资政育人的作用。在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历史大变动时期，注意存亡兴替时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总结这个时期的历史，对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对改进实际工作都是大有助益的。
臧峰宇：所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和经验总汇。中国历史中有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一部“二十四史”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述了中国古代3000多年历史中发生的社会变迁，对很多明君贤臣做出深刻评价，“通古今之变”，被鲁迅先生称作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道德经》《论语》等哲学经典一样，中国史籍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包括对成败、兴衰、安危、得失、荣辱的分析和归纳，也有很多规律性的判断。
陈先达：中国史籍中饱含丰富的文化知识与治国理政的智慧，从中可以感受到修齐治平的理想、海纳百川的胸怀、筚路蓝缕的精神、艰难困苦的意志、舍生取义的气概、自强不息的追求，读后令人深受启迪。我们党不仅承载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责任，也在努力实现1840年以来有识之士徐图自强、光复旧物的愿望。现在我们的很多治理方式都注重吸收古代经验，当然要加以现代转化。例如，强调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打破门阀制度，就是古代用人选贤的好传统。我们也强调历史上令人感佩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林则徐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往往凝结为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当继承这个传统，发扬好这个传统。
臧峰宇：是的，阅读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努力终结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正是体现了修齐治平的担当精神，凝结着期待中华复兴的情感。近代以来，有识之士进行过很多尝试，其中体现着复杂的政治力量及诸多政治主张的较量与争论，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旧式的自强运动、改良运动、农民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都行不通，只有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
陈先达：中国革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当腐朽的清王朝走向衰亡，正是八国联军外族铁蹄践踏中国之际。封建社会的治理方式有很强的局限性，久历官场的官僚对上从来是同，永远高度一致，对下要求的也是同，永远唯命是从，这就很难推动社会进步。国运长短决定于当政者处理矛盾的政策，无论当政者如何英明，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解决时，王朝就必然更替了，这时传统的思路与方法无力对抗社会规律。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更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当前，我们需要结合实际，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加强对党史、国史的研究。
臧峰宇：研究哲学与历史，做到学以致用，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对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做出符合历史的评价。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评价就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条件，后者是对前者的坚持、改革和发展。这也涉及到理解历史的哲学观念，只有用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才能把握这两个时期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才能尊重历史而不割断历史。
陈先达：是这样，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两个时期的连贯性，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当然，这两个时期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党经受了危难之际的考验，也在挫折之后奋起拼搏，带领人民经历了苦难辉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该旗易帜的邪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始终保持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这与我们党长期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臧峰宇：是的，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立时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加强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看待历史事实。自觉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会在历史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遵循历史前进的逻辑，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到历史观念是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从而把握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实践逻辑，形成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性与差异的正确认识。
陈先达：你说得对，我们党确实具有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学习和运用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同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思考问题。例如，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化基因，都知道其中有大一统的传统，但今天我们讲大一统，主要强调国家不能分裂，不是强调专制制度，而是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关键是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
臧峰宇：这样理解大一统，可以说正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主权在我的观念。其实，这里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在历史中生成的力量。许倬云先生在《万古江河》中说过，“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内容和中国文化的占有空间都不断变化：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理解大一统，就不会重复旧历史观，而在强调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将其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的开放的观念。
陈先达：我是这么看的，中国在历史上是逐步形成的，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很多诸侯国，北宋南宋的时候，有辽金夏元，这些小国都是在中国境内的不同政权，这些政权与后来的民族国家的意义不同，与苏联的联邦制也不一样。当大一统以后，就归为统一的王朝了。我们要承认，大一统观念对国家主权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不是古代封建的大一统观念。我们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强调形成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意识，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识。我们同时强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共享一个人类的家园，这就体现了世界性的开放的观念。
臧峰宇：您这个看法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感，中国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国家，大一统观念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古代观念在今天都需要重新界定，因为使用这些观念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进程中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任何现实的观念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为现实的个人理解和使用。所以，历史意识总是在不断更新，这是由变化着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历史对现代人来说往往是一个时间概念，历史、现实和未来是连贯起来的，体现出一种不是想象的而是现实的因果律。
陈先达：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当然是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有现实的联系，没有过去，就不可能有现在；现在如何，也决定着未来如何。我们未来的前途，取决于我们现在走什么路。没有一个抽象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仅强调现在的态度，也包括未来的使命。未来不是想象的，而是在现实中一步步迈向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在最根本上体现为历史因果关系，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因果性。没有研究历史的问题意识，就找不到恰当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都是就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言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爆发？日本为什么侵华？侵华之前为什么侵略朝鲜？为什么先有九一八事件，然后才有七七卢沟桥事件，然后才有南京大屠杀？这都是一环接一环的，其中就体现了因果关系。历史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创造未来，历史主体的意识和社会存在都是变化的，体现为一种相互关系。所以，我觉得历史意识是一种历史方法论范畴，就是考察历史应有的态度。
臧峰宇：确实，我们应当将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理解为一种方法和态度。我们要有意识地研究历史这门必修课，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的学习连贯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和因果律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我们要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历史因果关系，在历史语境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唐代魏征说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把握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才能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对我们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科学预见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先达：深刻理解历史因果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历史本身，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简单将历史中的成败归咎于个人，就会陷入偶然性的泥淖。其实，分析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就会找到历史的必然性，意识到各种突发事件的可理解性，依据历史规律判断历史走势，正确把握历史的偶然因素与历史的连续性，做出科学预见。
臧峰宇：从历史分析到现实研究再到科学预见，体现了哲学思考的长线逻辑。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之所以强调尊重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寻找实践经验，是因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不是人为创造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创造性的，但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只有遵循历史规律，才能判断历史走势，做出科学预见。深入理解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要走向历史的深处，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历史经验。
陈先达：历史上的突发事件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偶然的事件不好预料，但历史趋势是可以预见的。龚自珍强调“出乎史，入乎道”，研究历史要有一个长线逻辑。我们研究历史，既要有乐观的态度，也要有忧患意识，懂得居安思危，坚持底线思维。如果没有历史性的忧虑，也就没有未来。以古鉴今，方能未雨绸缪。历史研究领域的很多事情是复杂的，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得很明显，但也要看到，封建观念和封建意识在全球范围内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历史规律既体现普遍性，也体现特殊性。所以，历史不能简单类比，有些历史现象看起来具有相似性，实际的因果关系却可能千差万别。
臧峰宇：正如您所说，借鉴历史经验往往具有个体性差异，因为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同，评价和借鉴的思路就会有差别。历史上体现规律的事件反复上演，展现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命题，令人体悟社会形态变迁的原理与历史周期律，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纵览人类历史的长卷，总能感受到历史辩证法的力量，这些呈现历史规律的重要历史命题令人深思。
陈先达：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命题，关键还是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革命总是爆发于对旧政权的反抗，而旧政权的腐败是革命者反抗的重要原因。宋朝中原政权败于北方的金人，无论从文化还是从生产力来说，宋朝肯定比金人的政权发达，可最终北宋灭亡，赵构南渡，偏安杭州。南宋居于江南富庶之地，最后亡于北方游牧民族。为什么？腐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当然，当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取得政权，还要采用并发展被征服者的文化和生产力，但这是取得政权之后的事，并不是前提。历史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事情反复上演。“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告诉人们的道理确实深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8《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1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ii-iii页。
1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12-27，第1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原文刊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