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石峻致敬。

石峻（1916—1999）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伦理学、近现代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生前就被学界公认是“兼通华梵、博贯古今”的大先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一、厚重的知识积累与多元的学术开拓

新中国第一、二代哲学工作者，在学术成长过程中有比较明显的共性：其一，早年刻苦攻读，在中西哲学史某一具体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二，在1949年之后系统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彻底改造了旧有的世界观；其三，此后开始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自己擅长领域内的哲学研究。石峻的学习经历也是如此。他于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1938年在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受聘于武汉大学。在1934年至1948年的14年间，即便是担任大学讲师之后，石峻仍然不间断地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大学课堂上听课，几乎听遍了文史哲各领域知名学者的讲授，学术积累丰厚。当时，石峻在中国哲学领域向汤用彤请益最多，在西方哲学领域与贺麟讨论最为深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峻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在武汉大学开设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潘梓年曾在武汉大学作关于毛泽东《实践论》学习报告，讲稿由石峻记录整理，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1952年，石峻回到北京大学。在此期间，艾思奇和苏联专家的授课为石峻全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以及将这些原理自觉运用到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上述学术积累的共性之外，石峻的学术积累也有一定的特性，用汤用彤的话说，那就是石峻“素好肇公之学”，这对其日后的学术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上半叶，任职于大学的哲学学者一般以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但石峻对印度哲学、中国佛学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曾担任汤用彤的佛典选读课程的助教，并旁听陈寅恪的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石峻对《肇论》的研究，直接承接汤用彤的格义研究与陈寅恪中西文化交流视角，将历史语言考证、文献辨伪融入具体而微的思想史研究工作中，达到了当时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在当时就引起日本学者冢本善隆等的关注和引述，并受到佛学家吕澂的重视。

首先，佛学素为难治之学，属于“冷门绝学”，从事佛学研究在语文学与史料学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石峻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特别注重从一手材料出发、重视史料学，同时关注国际学界研究动态，注意在海外宣传中国学术研究成果。石峻学习掌握了英、德、俄、梵四门外语，长期注重中外典籍的收集。他一生的收入几乎都用于买书，被任继愈赞为“坐拥石渠八千卷，出入陈蔡五十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开设中国哲学史料学课程，注重中国传统的版本辨析、校勘训诂、辨伪辑佚等传统国学功夫，其在哲学史料学上的成就得到学界的公认。石峻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关注过老子《道德经》的外译问题，晚年主编了《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积极推动中外哲学文化交流。

其次，佛教哲学在人生哲学方面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又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汉唐哲学史）的重要内容。石峻对佛教哲学的深入研究，为其将学术视野扩展到人性学说，进而延伸到对伦理学和中国哲学的探讨，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他认为佛教哲学一贯重视研究宇宙和人生中“常”与“变”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佛教不是某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更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要研究中国佛教当然要研究印度佛教，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印度佛教怎样被中国改造而发生变异。因此，石峻特别重视佛教哲学自身的发展演变，特别注意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以往不少外国学者孤立地研究中国佛学，不懂得佛教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甚至把中国佛学简单地当作印度佛教的“附庸”，贬低中国佛教的历史意义，这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地，很多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甚至过去有些知名学者对中国哲学史“通”不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懂佛教哲学。此外，石峻还注意到中国佛教哲学家很多是少数民族，多次呼吁加强对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强调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最后，石峻在佛教研究中特别强调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这造就了他一生知人论世，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探讨哲学史问题、进行现代哲学思考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在研究佛教的同时，很早就对中国古代的反佛学说、重要的无神论思想家进行过梳理。他特别反对学术研究只停留在感性阶段，不进行实质性的分析。他认为，有的人自己搞什么就捧什么，这种学风必须加以纠正。他很早就在哲学讨论中反对“顶峰论”，强调要联系具体的历史语境对思想家进行分析。例如，他曾深刻地指出熊十力对传统佛家和儒家都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其在治学方法上不排斥西方理性主义，所以重视知识论，这就揭示了某些港台新儒家打着熊先生旗号，实质乃是反对熊先生治学精神实质的守旧派。石峻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具体学科的研究中，比学习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需要更高的水平，因为具体问题总是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多彩。在具体学科研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石峻在哲学研究中常常能发前人所未发，与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从不照搬教条有着密切的关系。

石峻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起步，一方面，他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原文原典、不盲从权威；另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上，他逐步拓展出人生哲学（伦理学）、中国哲学史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将其基本原理具体地运用在宗教学、伦理学、中国哲学等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

二、中国伦理学的重要推动者与中国哲学“人大学派”的奠基人

石峻主张伦理学应当提升为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从1940年开始，他就在西南联大讲授伦理学课程。石峻认为近代章太炎、王国维等人都没有从中国人性学说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阐述——章太炎力图用佛教的心理学判别中国古代各家人性论、人生哲学的得失，王国维则借用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各家人性论加以“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他发表了多篇中国人性论方面的论文，对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1949年之后，针对伦理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的错误观点，石峻指出伦理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伦理学的特点一向不只是空谈，而是要见诸行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首先要采用一般的社会学方法对现状进行调查；其次要进行历史考察；最后要进行理论研究和哲学分析批判。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系列代表性观点：他关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奇谈怪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盲从不是道德；他较为注意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不认识必然规律的选择是盲动，但在关键性问题上没有相对的自由选择也谈不上道德责任；他强调道德不是孤立的社会历史现象，要注意反对庸俗进化论，不要误认为晚出的思想一定就是“新”的思想，相同的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石峻曾长期担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并担任伦理学专业杂志顾问，是我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

除了宗教学、伦理学等研究领域，石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哲学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塑造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学科的很多独特之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从原著出发，反对简单化、公式化的研究，将人生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突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意义，鼓励中西、中印之间不同哲学体系的对话，兼顾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石峻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有其特点与长处。首先，石峻科学总结了1949年之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有些人依其主观意图将西方哲学史的某些外在形式制成套子强加到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以迎合外国读者的口味。这种研究比以往只限于宣传“道统史”的旧学者无疑是有进步的，但片面夸大西方哲学的普遍形式，无形中取消了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和本质特征，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不完备的西方哲学史，甚至进一步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变成宣传某些西方哲学理论的园地，对中国哲学史采取蔑视的态度，乃至于主张取消中国哲学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受过旧学训练的“国粹派”，一般不太了解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提倡东方文明特殊论，彻底否认中西方哲学上的一致性。这些形式主义地对待中国哲学遗产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

其次，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绝不能把这种指导简单化、庸俗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石峻特别反对教条主义和应时主义。教条主义和应时主义都不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更不喜欢研究任何过去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总是从抽象概念或时兴口号出发，简单地贴标签、划阵营，书写内容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石峻能够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绩，跟他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分不开的。例如，石峻特别重视中国禅宗打破偶像的精神，但同时指出民国年间某些人在北大学生中宣扬禅宗祖师达摩西来是为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意在借禅宗“顿悟”说反对青年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石峻坚决反对搞这种反动的影射史学。

最后，石峻认为哲学史研究的目的，除了系统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还有进一步发展哲学理论。过去讲中国哲学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很少讲到近现代哲学。而石峻则是大学中第一位系统讲授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其领衔撰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由个人署名的第二部书”。只有对近现代哲学有所研究，才能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哲学。提高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水平，要从提高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水平做起。历史发展从古到今，学习研究则应从今到古。石峻对现代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现代哲学既包括中国哲学史在现当代的延续和发展，也应包括西学东渐，即西方哲学各流派的传入与影响。他认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甘当人梯的哲学教育家

石峻广见洽闻、好学深思、述而有作。他对学术水准要求极高，故而述多作少，但其很多学术思想理念通过讲课和交流等形式，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和学界同行。石峻生前就被公认为中国哲学界“讲课最多的教授”。石峻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分别主编过《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对当时创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佛教思想史学科起到了关键性的奠基作用。当代很多著名学者最初都是通过研读石峻主编的资料选编投入到近现代思想史、佛教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

石峻对待晚辈后学提出的学术观点，即便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只要言之成理、达到发表水平，在审稿时都支持发表。石峻在学术上十分反感以势压人，对于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都竭尽所能予以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哲学史》一度被指为具有严重问题，1981年石峻与张岱年主要负责审稿工作，当时两位先生还联名题诗《大连中哲史审稿会有感》：“马列精蕴是指针”，肯定了该教材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终该教材得以顺利出版。石峻甘当人梯，对同行、对学生的帮助都是无私的。方立天曾写文章回忆，石峻“为我审读文章、书稿大约百万字之多”。为了尽可能便于学生、读者吸收掌握哲学思想内容，他尤其重视课堂教学的质量与研究成果的可读性。他特别反感教学科研中的“浅入深出”，即本身没有认真研究却又故作高深、弄虚作假的教风、学风；而“浅入浅出”和“深入深出”同样让学生、读者学不到或很难学到实质性内容。石峻提倡每一位学者都应该努力做到“深入浅出”，能够用通俗晓畅的语言准确表达艰深的哲学思想。

石峻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西南联大开设哲学概论课程时就颇受学生欢迎。他主张课堂教学要少、精、缓、活。讲课内容要少，不要满堂灌，反复讲透，让学生理解、记牢。讲课内容要精炼、精当，要让学生有所收获。讲课语速要缓，不宜快，否则不仅不利于学生听取，更不利于学生在听课时思考吸收。讲课形式要活，灵活生动，以引发学生的兴趣。石峻鼓励哲学专业的学生多读书，一方面要对抽象的理论问题，结合实际，有具体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对具体问题又能作出理论概括。对于经典哲学著作的阅读不可贪多求快，而且除了正面的论述，也要特别关注与之对立的观念，了解各方的情况。他强调，不可以只看一个方面的书，一定要看反对面的书，这样才能进行比较深刻的系统研究。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各种哲学理论，应该阅读一些历史乃至文学著作。石峻反对将哲学与历史科学割裂开来的做法，反对从概念到概念。他鼓励学生阅读《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以及托尔斯泰等外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因为相比哲学阅读，这些文学阅读能更迅速地让学生对中外社会历史产生感性认知。石峻主张对学生的培养，一方面要“通”，从上到下，要把中国哲学史“通”下来，尤其要重视先秦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真正做到“通”；另一方面要“贯”，即横的方面，要对同时代各学科的研究情况有必要的了解。在通、贯问题上，石峻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在哲学界向有“活字典”的美誉。

石峻一生坚持真理，忠诚于党的高等教育事业，是理性求真、博学务实、追求进步又不失古君子之风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而石峻就是这样一位十分难得的传授经典学术与培养道德人心的好老师，是经师与人师合一的“大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张雪松)

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