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研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两个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臧峰宇 [澳]薄国强

摘要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第二个结合”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历程中形成的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从哲学层面体现了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科学方法。文化不仅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现实的反作用，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悠远绵长的价值。围绕“两个结合”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哲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教授与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薄国强教授在这篇学术对话中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具体植根于社会主义实践，源于特定世界历史民族的文明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入中国人精神生命的历史实在，中国具体实际在根本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象化的结果。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复杂而深刻的现实问题，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关键词】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薄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两个结合”，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这一主题做了进一步阐述。关于“两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对“第二个结合”给予很大的关注，因为对这种结合的明确表述是一个新论断。

“第二个结合”一直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里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种结合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在我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在一万年的中华文化史中凝结的。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

臧峰宇：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深入论述：“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正如你所说，“第二个结合”一直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今天，深入阐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历程中形成的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从哲学层面体现了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科学方法。这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它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

一、“第二个结合”的涵义及其实践逻辑

薄国强：

就“第二个结合”而言，在我看来，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优秀”这个词，我建议把它翻译成“best of”，即“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首先，这是一个翻译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了辩证分析的问题。不久前，我和一位翻译交谈，他说，“excellent”或“fine”是多余的，他倾向于将其省略，而只是使用“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我提出把“优秀”翻译成“best of”的可能性，他非常喜欢这个建议。我想指出，“优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证原理：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流传到现在，尤其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只有“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如此结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确定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臧峰宇：

你对“优秀”的翻译很有道理，这个词在翻译的时候是不能省略的，因为它界定了文化的品质。你说得对，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流传到现在，在世界文化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文化断流的例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也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很多契合之处。这是二者结合的前提。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辩证原理。几乎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精华，也有局限和糟粕，特别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当其在古代表现为某种体现历史条件的范畴时，就会成为今天所扬弃的内容。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多限制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伦理纲常在“五四”时期就得到很多学人的反思。相比而言，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且能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激活其生命力，可以用“best of”表明其特质。

薄国强：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结合”的意义，这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关于“结合”的问题，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在我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五个重要而全面的方法论指导：“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些方法论原则具有深远的意义。

臧峰宇：

“结合”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每一表现都带有中国特性，都表现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强调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经过实践确证的历史事实，创造了在实践基础上会通而成的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中国问题意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问题给予了科学解答。

薄国强：

关于“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但我希望了解更多。这显然是“第二个结合”的结果，但过程是什么，它是如何发生的，结果是什么?

臧峰宇：

“结合”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是通过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来实现的。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文化古今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表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文明进步体现为新旧更替的实践创造。这种实践创造彰显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创造和运用新文化的自觉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主逻辑。

薄国强：

我还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思想解放”的。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新的“思想解放”。我们知道，曾有过多次“思想解放”。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一种思想解放，还有人指出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也是，改变了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我的理解是，在这个时候，“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初步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原则。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很明显，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臧峰宇：

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具有很高的文化立意。“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五四运动”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你谈到的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都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正是由于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第二个结合”打开了让我们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的创新空间，并使我们在这一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使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薄国强：

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是“第二个结合”的国际影响。让我这么说吧：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在寻求对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的辩证扬弃的过程中，可能为其他文明适应自己的具体现实提供了一种模式。我们可以讨论许多文明：传统的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太平洋文明、非洲和西亚丰富而古老的文明，等等。不幸的是，我最了解的文明来自西方。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过去500年左右的西方文明发展中，能否找到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我想到了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著名的友华的思想家。此外，在某些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辨证继承了这些思想，尽管他们也对这些思想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臧峰宇：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常态，由此实现综合创新是一种进步，这在很多文明的融合发展中都得到了映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很多元素，更具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品格，以开放包容的方式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是一种合理的文化发展思路。当然，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时代发展需要而实现的，从中可见一种批判继承的辩证法。马克思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辩证法。毛泽东强调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用于理解文化交融会通也是很必要的。在西方文明史中当然可以找到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例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论述。你提到的伏尔泰、莱布尼茨这些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赞赏有加，他们进一步发展了现代西方文化，而西学东渐又促进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中可见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特征。

薄国强：

我早期的研究探索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灵感来自于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日耳曼部落和国家历史的研究，以及卡尔·考茨基1895年出版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这些作品确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这些价值在过去500年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丢失了。例如，有“万物复兴”的价值，这可能与“被选中人”灾难性的历史形成对比。万物复兴不仅指人类，也指我们所处的自然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价值不仅涉及对自然世界的保护，还涉及对自然世界的恢复或再创造。

臧峰宇：

我读过一些你早期研究的文章，记得多年前我们讨论过自然世界的问题。对自然世界的恢复或再创造，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似乎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乎无限度地占有自然的观念。马克思说过：“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恩格斯也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恢复甚而再创造自然世界，是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薄国强：

恩格斯和考茨基特别强调的另一个例子是“凡物公用”。在西方，这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文化价值观，直到最近被“占有性个人主义”所取代。关于“凡物公用”的价值。例如，直到16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作为公共财产被创造的，没有私有财产。为了推翻这种文化假设，早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家进行了巨大的斗争。此外，“凡物公用”的口号被农民革命者使用了数百年，最后一次是16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各州的伟大农民革命。事实上，这场农民革命及其领导人托马斯·闵采尔一直是恩格斯、卡尔·考茨基、奥古斯特·倍倍尔等人分析的对象。他们将其视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凡物公用”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主义价值观，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任务是恢复这一价值观，并根据现代社会主义对其进行辩证扬弃。

臧峰宇：

“凡物公用”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元素，正如你所说，这个元素在现代社会几乎被“占有性个人主义”取代了。在现代社会流行的竞争关系和以占有物表明自身价值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质世界的发展，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在《礼记·礼运》中被用来描述理想社会的“天下为公”传承至今，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融为一体，彰显了我们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胸怀天下，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的有机结合，对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具有启示意义。

薄国强：

确实很有启发意义，这与“第二个结合”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方法中也体现了“第二个结合”。我的意思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接受教育、亲身经历和进一步的学习，对西方哲学、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认识。正是通过这种认识，他们寻求到一种既认识世界又改造世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了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将他们发展的方法与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我们需要研究他们的所有著作，特别是一些被忽视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尤其如此。

臧峰宇：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哲学、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他们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革命政治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些构成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来源。马克思在青年时代还研究了古希腊哲学，并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与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路，这也是一种辨证取舍、批判扬弃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内在逻辑，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为变革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薄国强：

恩格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或小册子），叫做《马尔克》。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被学者们所忽视，但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解释一下：恩格斯的文章不是写给德国工人的，而是写给德国农民的。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日耳曼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历史进行更广泛的研究的背景下，恩格斯发现了一个关键的概念：“马尔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与德国传统文化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有关的“第二个结合”的例子。恩格斯指出了体现在“马尔克”中的一种长期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具体体现在“马尔克制度”(Markverfassung)上，它涉及诸如田地、动物、森林和自然资源的公共所有和共同利用等经济问题，以及与社会组织有关的“马尔克公社”(Markgenossenschaft)，和作为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民众大会”(Markversammlung)。

更详细地说，恩格斯重建了德国农民如何失去对土地的共同和集体主权的历史，并且公共所有和共同利用的意识一直持续到恩格斯的时代。这些文化价值在德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恩格斯承担了重建这些文化价值的任务。他确定了两个历史事实：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Gemeineigentum am Boden)。前者决定了定居模式，后者则塑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农民和农业来说，土地公有制表现为耕地公社所有制：土地是公有的，因此耕地是根据土壤质量和家庭耕种土壤的能力定期（通常是每年）分配的。恩格斯的大部分材料的来源是早期习惯实践和口头法律的大量书面合集。

臧峰宇：

《马尔克》作为附录收录于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情况，马克思看过这篇文章的手稿并作了很高的评价。正如你所说，恩格斯试图完成对德国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的重建。他在这篇写给农业工人和德国农民的文章中回答了德国农民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将来会怎样的问题。其中探讨了社会主义与德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德国早期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或者由德国农民共同耕种，或者分配给各个家庭，自由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马尔克制度”依据日耳曼习惯法分配与使用土地，使人们对田地、动物、森林等公共所有和共同利用，这在日耳曼各民族的生活中曾经长期存在。马尔克公社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按照“马尔克制度”，“民众大会”在德国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后来，“马尔克制度”瓦解了，原来共有的河流、森林、牧场等公有地都为领主所有。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而人们对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了解有限。他要重建德国农民失去对土地的共同和集体主权的历史，这种观念曾深深影响了欧洲人的生产实践和精神生活，其中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恩格斯言之有据，提出的观点也非常有力：“这种土地制度，今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残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

薄国强：

恩格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日耳曼人一直在寻求“马尔克制度”的延续。就是说，德国农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拒绝放弃他们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尽管恩格斯承认，从罗马征服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的出现，这种方法在许多世纪中受到了挑战，但他强调，“马尔克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里已经扎下了深根，我们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脚印”。终于我们来到关键的辩证原则：农民如何复兴和扬弃古代的“马尔克”做法?

“但是怎么办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新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这究竟怎样组织呢？德国农民们，好好地想一想吧。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从这段引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并没有试图让时光倒流到神话般的“天堂”或“黄金时代”。现在应该很清楚，恩格斯在1882年的文章《马尔克》中提出的方法，预示了体现在“第二个结合”中的方法论原则。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对恩格斯最初见解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了“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这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基础。在众多例子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种有机联系：“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

臧峰宇：

确实，今天重读《马尔克》，仍然能感受到深深扎根于日耳曼人全部生活且在后来德意志民族发展过程中到处可见其印记的马尔克制度。恢复马尔克的方法而采用新的形式，是一种与古为新的尝试，“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以公社的力量经营大工业，使社员获得大规模经营和农业机器生产的好处，这样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使劳动者从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实践中获益。这个思路不是回到神话般的过去，以重现马尔克的往昔时光，而是在创新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现代化生产实践创造未来，从中呈现了你所说的基于文化传承而实现的“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观念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从关系本体论角度理解人的社会存在。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也是从关系角度理解人的本质的。这种“社会主义元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体现为一种鲜明的特色。所以，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可见“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规定性，我们既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又要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转化为实践的具体。

薄国强：

请允许我把我们的对话转移到另一个话题。我们最近都去武夷山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南平市委市政府和武夷学院举办的武夷论坛。在武夷山的那段时间是我在中国多年来最重要的时光之一。在我们对话的背景下，我对朱熹如何努力“推陈出新”很感兴趣。朱熹是800年前因在宋朝发展理学而闻名的学者。也就是说，朱熹继承了儒家传统，回应和借鉴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从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你认为朱熹等理学家的思想是否已经体现了“二元一体”的方法论原则?

臧峰宇：

武夷论坛的主题是“‘两个结合’：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高兴你参加了这次论坛，并与很多学者在论坛对话。武夷山市是朱熹的故里，也是朱子理学的形成地，这里留下了朱熹从师求学40多年的印迹。朱熹深入研究了义理之学，他的学说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汲取了周敦颐太极说、张载气本论思想的精华，也包括你说的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可谓集儒学正统之大成而推陈出新。在朱熹看来，理气不离不杂，体用不可割裂，天下未有无气之理，亦未有无理之气。理与气是二元的，理在气先，理气合一。这种结合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道合理气”，浑然一体。这种关系本体论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忽视，理与气“各为一物”，然将大本大原在万事万物中具体化，体现为辩证统一。从中可见，结合发生在来源不同的两种事物之间，形成了一种观念生命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薄国强：

你在前面的深刻见解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和创造性地改造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朱熹哲学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我的意思是说，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这些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在我看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对文化问题不够重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经济基础，重视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及其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然而，上层建筑的问题——例如文化问题——有时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真正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一种扬弃的、创造性地改造过去的新文化？在我看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主流的伟大贡献之一，正是在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的问题上。

臧峰宇：

从理气不离不杂的“二元一体”的方法论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实可以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这样的结合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提示我们，要在重视研究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同时，深入研究文化和上层建筑问题。文化不仅对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现实的反作用，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悠远绵长的价值。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具体植根于社会主义实践，源于特定世界历史民族的文明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中可见其本质内涵，其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规定和民族特性。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使自身体现民族风格和文化特色，也要赋予传统文化以科学理性精神，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发挥实际作用，确实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由此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规定性也可以获得很多启示。

薄国强：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最近5—10年里被学者们孜孜不倦地研究，并逐渐被人民群众所践行。

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有一些核心价值观。例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后来，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似乎更关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历史连续性与自我发展；勇于创新，勇于接受新挑战；国家统一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秉持开放包容，引领国际间和平交流和相互尊重。我想知道，这些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臧峰宇：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具有历史性、稳定性、选择性等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近年来得到学界深入研究阐释，也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践行。你谈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视角，涉及如何更深入地理解文化传承发展。确实，在中华文明史的典籍中有很多价值观层面的论述且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作出深刻论述，表明这些传统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具有永恒魅力和时代光彩。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中的价值观，深刻理解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明所体现的价值观，更好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结合，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实践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化。

薄国强：

在我看来，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源自中华传统文化。这是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8项。剩下的4项是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从表面上看，这些价值观似乎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1789年)和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谈到的一些价值观很相似。我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这些价值观有什么不同？

臧峰宇：

你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来源和社会主义来源，以及其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价值观也有相似之处，这些问题也很关键，我们确实应当在社会主义语境中重新理解这些现代价值观的意涵。我觉得这些价值观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你谈到的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更强的现代特质。在社会主义语境中，它们被赋予了时代新义。其中体现了一些观念更新，而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视角是价值目的，从中可见其对象性特征。

薄国强：

我们总是需要问“为了谁”和“为了谁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关乎到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言，自由、民主和平等一直局限于一个小的“自由人共同体”。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绝大多数人一直被排除在这些价值观之外。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奴隶主写的。在“所有男人”的范畴中，他们不包括奴隶、妇女、土著人民和世界各地殖民地的许多人民。法国的《人权宣言》一直被理解为只适用于欧洲人——法国殖民地如圣多明各的奴隶和土著人民立即承认了这一点。

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和平等具有不同的含义。简单地说，它们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和前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民。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质量差异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重释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们具有更真实和真正的意义。

臧峰宇：

对，关键是这些价值观“为了谁”和“为了谁的利益”？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差异。多米尼克·洛苏尔多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主要面向少数资本家，大多数穷人实际上被排除在“自由人共同体”之外，这样的共同体就是狭隘的，当其被表述为具有普遍性特征，就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虚幻的共同体”。《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很多看似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实际上有其明确的适用范围，当时的奴隶、妇女、土著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并不在其范围之内。相比而言，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语境中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对这些价值观的重释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特征和时代内涵。因为面向全体人民，这些价值观所反映的共同体的指向就更为广泛而具体，在历史的具体中也就有其真实的意义。例如，平等不仅是一种形式规定，而且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具有实质性内涵，这也适用于对公平正义和其他价值观的理解。

薄国强：

你提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幻的共同体”非常重要。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经过三个共同体阶段：一是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即“虚假或虚幻的共同体”；三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这些见解为我们理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提供的强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而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能够深刻思考自己的传统文化，能够辩证取舍，能够推陈出新的共同体。在我看来，“第二个结合”是本世纪马克思主义主流发展和创新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臧峰宇：

是的，现代社会更新了共同体的形式，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共同体在很多方面缺乏实质性内涵，人们希望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批判了货币共同体的虚幻形式，阐明个人与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强调共同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中享有共同利益，秉持公共利益为人们平等共享的原则，为我们理解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形成的共同体及其文化形态提供了重要思路。正如科恩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中表明社会主义是“可欲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体超越了“原子式的个人”的生活样态，其中的文化形态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确实是在辨证取舍的过程中实现的推陈出新，正如你所说，“第二个结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对我们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也具有启示意义。

薄国强：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消极”或“现代”自由与实质性或主动自由之间的区别。消极的或现代的自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认为没有人应该干涉有问题的自由。个人在小的“自由共同体”中应该独处，不受干涉。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是主动的和实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应当保证人民不受压迫，不被异化，不缺乏食物、住房、冬天的温暖、医疗、教育等等。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能提供的。

臧峰宇：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消极”自由在一些西方学者笔下是指向少数人的。人们在小的“自由共同体”中“独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共同体的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就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实现医疗、教育、住宅等领域的公平正义，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此，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薄国强：

你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我想强调其中两点。首先，你提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小共同体”实际上弱化了共同体的价值。相比之下，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共同体”具有质量上的优越价值，因为它包括了绝大多数人，而正是绝大多数人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是14亿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全面的技能、经验和能力。在我看来，除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之外，这样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这意味着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价值观既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又包含一些现代的价值观，比如在社会主义语境中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解。

臧峰宇：

确实，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你所说，需要全面的技能、经验和能力。为此，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文化维度。对此应形成一种规律性认识，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思考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逻辑，为人们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创造更好的条件。既注重汲取一切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又注重彰显中国文化的本土情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也包括精神共同富裕，因而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薄国强：

你谈到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有效治理，重点关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的公平正义。这也是我想强调的第二点。从我的角度和在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在医疗、教育、住房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更先进了。同时，总有与时俱进的需要，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须进一步改善。

关于“精神”生活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强调要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生活等被添加到原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或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因此，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当然，这里的“精神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

臧峰宇：

你这几年对中国医疗、教育等有很多实际的体验，从比较的视角可以对此作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但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新问题新矛盾，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也将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要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着深层次的文化需要，精神生活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这就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精神文明”的丰富内涵及其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关系。

薄国强：

你提到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探索，在我看来，这也是一项教育任务。我们都是教育工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我们教导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我们进行研究，寻求守正创新。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方面，您如何看待教育的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如何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刻的认识，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臧峰宇：

当然，教育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教育体现了“两个结合”，通过深入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守正创新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通过知识教育、能力教育实现价值观教育，不仅体现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而且体现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促进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并进一步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你最近开设的几次讲座，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

薄国强：

教育对个人来说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提高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知识教育和能力教育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此外，教育需要不断发展，以适应时代进步。在我看来，这一长期的教育过程与“两个结合”的长期过程类似，“两个结合”就是一个过程，自从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首次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在进行。这个过程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学习过程”或“教育过程”。我的意思是，“两个结合”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同时，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又一次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臧峰宇：

教育是推进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进步的长期过程。“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研究和普及的过程。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思想史研究，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入中国人精神生命的历史实在，中国具体实际根本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象化的结果。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握“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用以分析我们的时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深入研究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复杂而深刻的现实问题提供合理思路和有效方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薄国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转载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