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马克思文明观的内在逻辑与中国语境

摘 要：基于历史研究和现实考察，马克思深刻阐述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强调发展面向未来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文明”的深刻论述，将其深远的理论启示对象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推动马克思文明观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秉持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形态，以文明和谐发展与交流互鉴的思路与方法促进我们时代的文明进步。在世界历史的时空交汇中书写文明史的华彩乐章，实现新的文明交往与国际合作，完善文明发展的现代秩序，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进路。

关键词：文明观；内在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境；现代化

阅 读 导 引

一、马克思关于文明的论述概观

二、马克思文明观的内在逻辑

三、马克思文明观的中国语境

人类文明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和中国对应着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人类文明最早形成的地域，其中，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未曾断流，始终与古为新。启蒙以来伴随科技发展而生成演进的现代文明将人类历史推向新阶段，创造了面向未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呈现了不同于古典文化的新气象。基于历史研究和现实考察，马克思认为文化（Kultur）与文明（Civilisation）的产生与发展根植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他深刻阐述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为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提供了当代启示。今天，发展面向未来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文明”的论述，将其深远的理论启示对象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马克思关于文明的论述概观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即对“文明”有若干论述，他最早引述“Civilisation”是在关于新闻出版法的评论中：“辩论人又打断我们的话说，如果德国新闻出版成为自由的新闻出版，这将是德国道德的不幸，因为新闻出版自由造成‘内部的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企图摧毁对人的最高使命的信仰，同时也摧毁真正文明的基础’。”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直接现实。”此外，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谈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认为这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极高的历史文明。这时他开始用文明时代指称现代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在这部手稿的笔记本I中，马克思谈到工人在其对象中异化时指出，“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在笔记本II中谈到土地所有者时，他认为这些“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在笔记本Ⅲ中谈到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时，马克思还指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谈及“文明状态”，马克思摘录了亚当·斯密和巴蒂斯特·萨伊的观点，前者认为，“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后者认为，“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交换才成为必要的”。此外，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谈及“文明社会”，并摘录了穆勒关于其中“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的论述。

在写于同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施里加的批判时指出，“对‘巴黎的秘密’所做的批判的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把‘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说成秘密，也就是把它们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接着就迫使‘秘密’开始自己的思辨的生命历程。”谈到“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时，马克思认为二者的区别与这两个民族相适应，“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使英国唯物主义具有从未有过的气质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后来，马克思多次谈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并揭示了其中隐藏的一种新的“野蛮化”状况与趋势。当谈及现代文明世界的伪善，马克思还引用傅里叶的话表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

在写于次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他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谈到现代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表明：“这里出现了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在“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谈到，“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即随着个人利益之发展到阶级利益，法律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表现方式也变文明了”。这里所谈的是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明样态，现代国家由此被马克思称为“文明国家”，其中的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具有现代性特质。

当历史唯物主义初步确立后，马克思揭示了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阐明生产的对抗性与文明演进的关系。例如，在《“霍尔斯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作为启蒙以来反映现代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新意涵的概念，文明涵盖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样态及其中体现的交往关系。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表明：“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文明创造及其对传统文明的替代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在谈到资产阶级发挥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表明：“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时，面对资产阶级的发展与阶级对抗的严峻现实，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在团结奋斗中获得解放，“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上述思路在《资本论》手稿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家不顾一切‘虔敬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从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角度看，自由时间体现了深刻的文明内涵，“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德认为资本等于文明，又是对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时间的文明规定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指出生产的对抗性的实质：“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一切文明的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马克思谈道：“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消费资料所必要的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劳动不仅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取得社会的形式，信贷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也占有不同的地位，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也表明，“信贷或者是‘消费信贷’，或者是‘生产信贷’，前者在文明的低级阶段占主要地位，后者在‘高级’阶段占主要地位。”对财富的单纯追求是资本逻辑形成以来的社会状况，并非文明发展的长线逻辑。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深刻表明：“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

以上大致体现了马克思关于“文明”论述的重要内容，大致涵盖了关于文明的发生发展、文明形态的规定、文明发展规律、文明时代的特征等方面，从中可见文明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形式的人类实践成果。相比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及“文化”的时候，更多是从“文化水平”“文化程度”“文化状况”“文化教养”的角度表明人们一定的精神生活状态，因而对“文化史”做了若干分析，也曾以德语中的“文化”与法国启蒙学者常用的“文明”相比较，实际揭示了文明具有的现代意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文明的论述大致体现为四重维度，涉及文明的规定以及文明时代的进步性、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及表现方式、资本文明的双重维度、文明的未来与人的解放，从而呈现了一种内在逻辑。

二、马克思文明观的内在逻辑

首先，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与未开化的、野蛮的、原始的生存状态相比较而言的发展程度。他将文明时代划分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发展阶段。作为历史的产物，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生活都体现为一种文明状态，文明时代每一阶段的生产发展较之前的时代总是体现为一种进步。马克思指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文明要经过好多世纪才能建立起来，“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但纵然在古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古希腊人“在对待女性方面仍然是野蛮人”。同时，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范畴，相比于后来更文明的时代，古老的文明就带有半开化的特征。因而，在评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在评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马克思也表明，“专偶制家庭；一男和一女实行独占同居的婚姻；它主要是文明社会的家庭，本质上是现代的东西。”对此，恩格斯曾引述摩尔根的话，将人类文明区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认为摩尔根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阐述的唯物史观，并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表明文明时代的“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其次，马克思认为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源自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生产发展及其形成的关系密切相关，是实现文化观念转化的现实规定，文明的进步体现了生产力的增长。正如他所说，“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恩格斯在一种评述的语境中表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因而，文明在现代语境中彰显实体性内容，映现了人们物质生活和观念世界的新精神。与文明相关的现代国家制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体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现代文明在生产形式上体现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其内在本质呈现了人们应当遵循的经济规律，同时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技术水平、宗教活动的影响。如果社会生产缺乏社会的有组织性，缺乏举办公共工程的重要社会职能，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可能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失去全部的文明。而“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一言以蔽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不仅表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具有基础性和制约作用，而且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处于同一历史进程。

相对于前现代社会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用文明国家指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恩格斯看来，“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在分析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等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东西，在另一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人们从事精神生产和文化生活的物质前提，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以一个否定另一个方式彼此联系着”的辩证演进过程。现代文明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超越了以往的文明阶段，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筑在雇佣劳动的奴隶制基础上的”，这就使现代文明沉入一种晦暗的境遇。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超越资本现代性与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革命路径，并明确其历史主体和发展趋势，“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再次，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将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称作“文明的果实”，从而呈现了资本文明的双重维度。一方面，“资本的文明面”表现为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人们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建立起新世界的形相，体现了现代文明发展速度远超以往；另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这样的文明时代遭遇了文明的悖论，使人们重审其超越“野蛮”的限度，马克思进而揭示了现代文明内蕴的实现变革的要素，“‘无所有权的劳动者’作为‘基本原则’，倒不如说只是文明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历史阶段上的产物。这是一种‘剥夺’规律，不是‘占有’规律”。

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了很多“文明”的空话，有些所谓“文明”的行为实则体现为奴役和“野蛮”，“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甚至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自己越野蛮。因而，马克思提出摆脱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继承发展其文明成果，形成了关于现代文明转型的伟大构想。他预见了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强调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进而展现人类的本质力量，在未来理想社会创造“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文明人应当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其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要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以及从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由此建构的新文明体现了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反映了由社会占有和支配全部生产资料的现代发展路径。

最后，马克思以人的发展进步状况衡量文明程度，将文明的未来展现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图景，这种文明发展的未来图景体现为人的解放的实现。早在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就指出：“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他认为“‘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这不仅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为以合理的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体现为人们文明素养的提升。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应当确立促进现代文明转型的劳动逻辑，认识到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反映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增强。人们在走向文明进步的途中更好实现自我，“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在创造新文明的途中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形成以此为社会结构基本形式的新文明时代。这样的文明未来基于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生产力的占有，使人们从必然走向自由。

三、马克思文明观的中国语境

马克思从文明演进角度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强调中华文明“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认为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国必将展现“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自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阅读欧洲学人的中国论著以及当时欧洲媒体报道的中国要闻和旅华人士记述的中国见闻，在世界历史视域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的遭遇。在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数百篇文章中，思考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分析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及其结果对世界革命的影响。他和恩格斯指出，当时发动鸦片战争的西方列强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为此谴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倒中国的围墙，进行“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强迫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战争的理由虚伪和空洞，这种行为绝不是所谓传播文明的义举，而是劫掠中国财富、侵犯中国主权的不义行径，在人类历史记录上绝无仅有。他们还评论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英国议会围绕对华政策展开的争论，分析了沙皇俄国的扩张企图，揭露了西方媒体的骗局，描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指出自然经济的局限性和晚清帝国衰落的历史成因。

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展现了礼仪之邦的文化素养，但经济结构落后的东方古国如果一味“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在闭关自守中居于世界文明之外，就将使社会生活陷于停滞状态，在西方铁蹄的践踏下遭遇极大的危险。马克思指出，“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是封建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晚清中国之所以成为西方列强意欲瓜分之地，是因为在“腐朽的”“半文明的”状态中昧于形势、甘于自欺，没有抵御列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走出这种“半文明的”状态，必须变革封建中国腐朽的政治统治，在革命中孕育新世界。

马克思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历史格局中，认为在鸦片战争中压抑的中国的火种必将爆发，“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他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因而，这场革命与欧洲革命是“两极相联”的，必将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他肯定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战争的英勇壮举，认为在抵抗西方列强军队时，应采取群众起义、革命战争、游击队等多种斗争形式，中国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了，而应探求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中国“这块活的化石”不会始终在风雨中飘摇、沉沦，而会在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中新生，由此建立新的工业文明，开展现代商业贸易。

马克思对近代中国的文明状况与有识之士面对历史变局而顽强抗争的历史分析，揭示了现代文明发展及其超越前现代文明的规律性特征，“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西方现代国家以野蛮的方式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使陈腐的晚清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现代生产方式优越于前现代社会的情状尽显，使人们听到一场前现代社会的悲歌。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奋起抗争，不能只是在前现代生产生活中表达某种义愤，而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找到一种不同于以资本逻辑和殖民侵略为特征的占有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的方式，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实现解放的现实的运动中激活在五千余年历史中凝结的中华文明的伟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了。

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表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应当符合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中国将探索出一条不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他和恩格斯在运用历史规律研究社会发展走向的过程中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局限，预见到现代世界发展格局的变迁，认为太平洋将像以往的大西洋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将在未来国际经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

近代以来，经历苦难辉煌的中华儿女探索以新文化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力，确立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为重要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之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不断发挥文化建设的感召和引领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实践转化和创新发展。中华民族以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文明复兴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综合实力的反映。继承人类文明的果实，激活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在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中创造一种不同于由资本逻辑主导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走出了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念束缚，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关系格局中生成避免现代性危机的文化观念及其对象化路径，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彰显了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今天，秉持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形态，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明之问，促进我们时代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以文明和谐发展观在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促进我们时代的文明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超越文明互鉴、文明优越超越文明共存”，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为人类共同繁荣注入了文明的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华文明内在融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我们时代的新文化发挥实际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历史的时空交汇中书写文明史的华彩乐章，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实现符合时代精神的文明交往与国际合作，完善文明发展的现代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进路。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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