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是学术界的生力军，他们的思考与探索为学术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文”推出“青年论坛”栏目，邀请青年学者分享研究经历，讲述论文选题及写作过程，畅谈学术成长中的感悟与收获。我们期待以青年之声传递学术的鲜活脉动，以个体叙事折射新一代学人的成长轨迹。

本期青年论坛邀请到三位哲学领域的青年学者参加，分享他们的哲学思考与哲学写作，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延展和实践回应。他们的研究展现了青年学人独特的学术视角，以及立足经典、回应时代的学术追求。

 

《血缘关系与原始公有制的内部矛盾：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创作谈

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广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项。

非常感谢《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对拙文《血缘关系与原始公有制的内部矛盾：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以下简称“《血缘》”）的转载，以及邀请我分享写作经验。

《血缘》一文虽然成文时间在2023年，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20年我的相关读书笔记。大概是在2019年，我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其中一个主要话题是如何理解各典型社会中所有制的历史形成。2020年写作的另一篇论文中，有一个小节是关于原始公有制的历史形成，我便专门去阅读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一开始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寻找，后来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对一些人类学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罗维的《初民社会》、瑟维斯的《人类学百年争论：1860—1960年》、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梅因的《古代法》、巴霍芬的《母权论》、R.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等。边阅读边思考，并随时进行内容摘录和阅读心得记录，用时几个月形成了一份厚厚的读书笔记，并完成了那篇论文的小节的写作。

由此，我对原始公有制和血缘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但在完成这个小节的写作后，感觉很多内容还没有弄清楚，例如：原始公有制的形成既依赖于血缘关系，但又排斥某些血缘关系，既否定个人所有制的存在，但人类学家们又经常提示我们，在原始时期个人所有制的存在屡见不鲜；原始公有制似乎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摩尔根语），但对个体又会构成许多限制。对于这些“自相矛盾”的现象，我感觉不仅可以从血缘因素这个建构原始公有制的主导因素来解释，而且还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予以解释。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不仅能够为自己解惑，而且也能够巩固自己有关原始时期所有制的历史形成方面的理解和观点。由此，大概是在2023年寒假，我重新阅读了这些读书笔记，并进一步阅读了其它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完成了《血缘》一文。由于有前面的阅读和写作基础，《血缘》论文的写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之后，我对论文作了很多修改，完善了里面的一些论证、论据和表述，最终完成了这篇论文。

我在写作《血缘》一文时，其实很清楚它的主题比较偏，受众比较小，我很坚定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无论是对我有关所有制话题的学术研究还是对我的知识结构来说，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篇论文如果有说什么出众或值得肯定的地方，或许在于勇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回答一些本来属于人类学领域的“难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完成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对原始公有制的某种理解。

《血缘》这篇论文的写作在另一个方面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在哲学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些不热门的、小众的话题来进行写作？这种写作的过程未必是很“好玩”、很“愉快”的过程，那为什么还要写？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不仅伴随着《血缘》一文的写作过程，而且贯穿于我的整个哲学学术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也就是哲学论文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抛开职业和工作的需要不谈，对于这些问题，我有如下一些纯粹个人的体会。

第一，哲学写作是一种“游戏”。除了自由、自愿和独立的探讨外，哲学写作还像游戏那样有“通关升级”的过程。从事哲学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构建一个自己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要素众多的大厦，如果我们不想直接挪用他人的现成理论，那么这座大厦的一砖一瓦都需要自己搭建，而且我们还可能会自愿增加一些“非必要的障碍”，以提升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因此，这个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众多的关卡需要我们去攻克。我们每写一篇学术论文，都是往前攻克一个难关，为这个话语大厦增添砖瓦，并升级到更难的一些环节继续攻关，直到突破全部的关卡，完成游戏。这要求我们在“游戏”过程中目标明确，不能做“无用功”，不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转移精力，也不能半途而废。对于一些热门话题，如果研究它无助于我们自己的话语大厦的构建，那我们便不应在上面耗费心力。每一篇学术论文都要成为我们对某个大的话题的总体性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就某种程度或阶段而言，构建自己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乃至进行哲学写作，是从“编织谎言”起步追求真理的过程。哲学论文的写作往往不是实证性的考证，而是通过一些概念、语言和基础理论来进行某种构想的过程，并非每一个论点都具有或能找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我们为了做到自圆其说，同时又有足够“真实”的论据来让别人相信我们不是在胡编乱造、自言自语或自娱自乐，那么就要尽可能做到逻辑自洽、论证严谨，从学科的问题意识和语境出发来进行写作，充分参考已有的研究资料，遵循学科研究的共同规范，反映学科、社会或时代的发展趋势。当我们的哲学写作最终能够达到这些要求时，就已超越了“编织谎言”的阶段，它所包含的理论和立场能够赋予它所描述的对象以某种实在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理论和立场来有效地作用于或改变这个对象，那么这些理论也就具有了马克思所说的“客观的真理性”。

最后，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世界”中的“哲学家”，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提供各方面的解释，以此赋予他所理解的世界以某种实在性。但这种意义的“哲学家”是非常内在、主观和非独立的，它只针对个人自己主观地理解的世界而言，而且很有可能在根本上受到他人、常识、流俗的见解和意见的影响。从事哲学写作，要使自己从“自我世界”中的“哲学家”转变为对读者甚至更大范围的他人而言的“哲学家”，这要求我们的思考和写作摆脱纯粹的内在性、主观性、直觉性或非独立性，使用学术共同体的公共话语、规范、问题域和范式来阐明自己所理解的世界。同时，也要进行充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深刻地剖析自己的思想是否受到一些自己不愿意认同的他人观点、特定的社会身份和利益立场的影响和裹挟，是否陷入了某种未意识到的偏执性和狭隘性，等等（当然要充分实现这一点，仅靠个人的反思是无法做到的，它还依赖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整体变化）。当我们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就不再只是对自己而言的“哲学家”，“我”的哲学思考和写作，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是他人的哲学思考和写作，个人的、内在的、不可言说的世界已经被转换成一个“公共”的世界，因此“我”的哲学就是关于这个“公共”世界的理论形态。

游戏、“谎言”和“哲学家”这些角度，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哲学论文应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的多样化理解。我们的哲学论文应写什么？这要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来确定，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是服务于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总体思考，因此是我们“通关升级”的一个环节。哲学论文应怎么写？在论文开始之际，我们可能只是像编织“谎言”一样来进行理论构想，但我们的写作就是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这个“谎言”转变为客观的真理。哲学论文为什么而写？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自我世界”的理解，但需要把这个“自我世界”放到学术共同话语建构起来的“公共”世界来去理解。

实际上，第一，哲学写作跟“游戏”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在真实的游戏中，我们清楚游戏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对哲学写作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清楚我们所要搭建的话语大厦是什么。第二，哲学写作与“编织谎言”也有本质区别。真正的谎言制造者一开始就知道真相，但哲学写作者一开始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因为对哲学来说，事情的“真相”对我们的呈现依赖于我们对它的言说和表达。当我们的哲学写作能够赋予某些观念以实践（无论是理论实践、物质实践还是其它意义的实践）的有效性，那么它也就赋予了这些观念以真理性。这样，每一篇论文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它本身就是“真理”的一部分。最终的“真理”不是外在地存在于某处，而是随着系列的相关论文的完成而出现的。但这种“真理”不应只是对“我”个人而言的“真理”，而应是具有实践有效性的真理，即“客观的真理”。第三，哲学写作不是“我”作为自己的“哲学家”进行的写作，而是“我”作为每一个他人的“哲学家”来从事的写作。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只能言说自己的思考，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在他人或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进行这种言说，那么这种思考也就不只是自己的思考，也不只是关于“我”的主观世界的思考，而是从“我”的角度对一个共同话语世界的思考，而这个共同话语的世界本身不过是由众多的“我”的世界在共同的言说中构建起来的世界，它是真实的世界的理论表现，是学术共同体中每一篇成功的论文的实践对象。从哲学层面来看，我们既要避免纯粹的“为我”写作，也不可能做到纯粹的“为他”写作。哲学写作就是通过“为他”的写作来实现“为我”的写作。

总之，在哲学研究过程中，我经常使自己同时作为上述“游戏者”“撒谎者”和“哲学家”出现在写作的场域。当我遇到论文要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的疑惑时，我就从这三个身份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想象，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寻找到很好的答案。

 

《超越历史终结论的纷争——来自福山与列斐伏尔错位时空的理论“对话”》创作谈

原刊于《世界哲学》2024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冰菁，女，1990年2月生，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本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

非常感谢《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对拙作《超越历史终结论的纷争——来自福山与列斐伏尔错位时空的理论“对话”》的转载，也非常感谢《世界哲学》对拙作的刊发。非常荣幸有此机会能够分享写作过程的思考，请大家批评指正！

从选题角度来看，写作这篇文章的灵感来源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偶然发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会观察到，那些互不相识的思想家有时会在理论上发生意料之外的集体转向或交锋，这使他们的思想能够超出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在人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互相辉映。为此，我关注了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集体转向的“思想事件”，探讨其折射出来的重要意义，比如生态学转向、审美救赎转向、尼采转向等，其中与拙作相关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尼采转向”。自20世纪60年代起，德勒兹、列斐伏尔、利奥塔等不约而同地将尼采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尼采转向”。他们之所以共同转向尼采哲学，是因为尼采的超人、权力意志与谱系学思想提供了重新阐释行动主体与历史解放的理论空间。主体不再是早已定形的既定实体，而是不具最终目的的生命力量的自由迸发，历史不再是预先承诺的总体规划，而是充满差异与偶然的事件生成。因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尼采转向”，实际上旨在通过重塑行动主体与解放议程，唤起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力量。

正是在研究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尼采转向”时，我读到了列斐伏尔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在这里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的福山基于黑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旨在炮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永恒存续的“神话”；但早在二十多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同样使用黑格尔、尼采等人的思想，却提出了与福山完全相反的历史终结论，并隔空瓦解了福山炮制的理论“神话”。这种超越时空的“理论交锋”，不仅在思想建构的偶然错位中凸显出双方的理论特质，更意外地迸发出超出双方观点的思想史研究价值，能够帮助我们在解构福山历史终结论权威的同时深入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而这些宝贵的启发，既来自于福山、列斐伏尔留下的理论作品，又意外地超出了他们本人预期指向的辐射范围。这可能就是思想史研究本身的魅力，总有着这样的“偶然相遇”在等待着我们不断地回溯与思索，拙作选题便在此碰撞中偶然诞生。

从理论内容与创新之处来说，拙作既希望展示不为人知的福山与列斐伏尔穿越时空的“理论交锋”，也旨在呈现这场“偶然相遇”的重要意义：列斐伏尔先于福山二十多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何成为射中福山为西方背书的历史终结论的理论之箭，并推动着当下的我们思考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

首先，福山与列斐伏尔穿越时空的“偶然相遇”是如何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旨在论证西方制度是人类历史的最终选择，这一理论成为拥护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学说。福山借助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推导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他天然渴望为获取他者的承认而斗争，因而历史本质上是人类为获取自由平等的普遍承认而不断斗争的过程。据此，福山盲目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使所有人得到普遍平等的承认，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态，其理论故称“历史终结论”。为了捍卫这一论断，他将尼采否定平等意志的权力意志理论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并对其作出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少有人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更早地引用黑格尔与尼采，却提出了与福山相悖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在《历史的终结》中，列斐伏尔借由尼采批判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认为黑格尔通过对历史主体与发展逻辑的先验设定，将历史视为既定主体依据先在的本质原则朝最终目标发展的必然过程。这样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抑制了历史事件与多元主体的偶然迸发，理应被终结，只有终结形而上学历史才能迎来多元个体生命自由涌现的具体历史，故称“历史终结论”。这便客观构成了福山与列斐伏尔在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偶然相遇”与观点争鸣。

其次，福山与列斐伏尔的“偶然相遇”如何意外地打开批判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崭新空间。一方面，以列斐伏尔的历史终结论为镜，褪去了福山宣称其历史终结论适用于人类普遍历史的光环。列斐伏尔与福山的“偶然相遇”本身呈现出，拥护西方制度的福山基于黑格尔、尼采等理论搭建的历史终结论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答案，借助这些理论还能生产出与福山完全相悖的历史终结论。这场“偶然相遇”的学术事件本身就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权威带来了冲击，反衬出其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基于先验范畴理论推导人类历史发展的建构之物。另一方面，以列斐伏尔的历史终结论为镜，可以揭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列斐伏尔对形而上学历史观的批判可发现，福山显然犯了列斐伏尔所说的形而上学错误。他将自由平等的西方主流价值设定为人类的超验本质与历史的发展动力，再以符合人性发展的理由来论证西方制度作为历史终极样态的必然性与永恒性。最终，福山打着普遍人性的诱人旗号宣称西方制度是使所有人获得认可的唯一结局，结果反而压抑了其它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现实多样性。

再次，福山与列斐伏尔的“偶然相遇”如何迸发出超出双方理论纷争的当代思启发。虽然借助列斐伏尔，我们得以揭开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抽象演绎与形而上学，但列斐伏尔本人并没有避免先验理论的抽象演绎、真正走进现实的人类历史。实际上，福山、列斐伏尔都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把它视为脱离甚至超乎日常生产活动之外的进程。比如，福山认为人类追求他者承认的崇高精神才是驱动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力量，列斐伏尔则把个体偶然的生命创造视为变革资本主义的唯一希望。因此，这场思想交锋提醒着我们：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指引我们穿透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纷争，科学地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忽视看似波澜不惊的人类生产活动，只有扎根于人类物质生产的现实活动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历史正是由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现实历史，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本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设定，而是在特定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现实总和。

最后，拙作主要记述了福山与列斐伏尔在历史终结论上的“理论交锋”，但绝非只有福山、列斐伏尔讨论过历史的终结，科耶夫等人也曾提出相关的理论论断，思想史上还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转向或交锋，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讨论。思想史研究总有着别样的魅力，因为在此过程中，始终能感觉到是前人苦心孤诣、共同交织而成的思想星空在引领着我们探索与思考。再次感谢《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的转载，感谢《世界哲学》的刊发，请大家批评指正！

 

《数字资本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创作谈

原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作者简介：林青，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研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外国哲学》《政治学文摘》等转载。

感谢《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转载拙文《数字资本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也非常荣幸受到邀请就此论文的写作做一些个人的分享，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论文选题考验的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一个好的论文选题，既能反映作者的学术积累，同时也能体现对学术话题的敏感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外乎两个维度，一个是经典著作的阐释与创新性研究，一个是有效回应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以一个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统摄二者的论域，以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只停留于经典著作阐释，有其学科性的价值，但就学术和学科发展而言，要推陈出新，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基于对经典著作的分析，一方面是需要新的时代课题来激活经典理论，并使得经典理论本身再度场景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身再度场景化的议题，其实也是恩格斯晚年面对的议题。恩格斯晚年的态度和建议，也许能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马克思过世之后，恩格斯晚年独自一人，经常要回应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论题的诸多质疑，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容形成了新的挑战。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给出的回复就是避免唯物史观“套语化”，而必须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条件。这就意味着，需要将唯物史观不断地运用于特定的时代对象和问题上，由此一方面挽救唯物史观，一方面将特定的时代对象和问题置于合理的分析框架中，从而得出客观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我选取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时代对象来展开唯物史观具体化和场景化的分析。因为“数字资本主义”既有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又具有数字时代的新特征，如果能够在“数字资本主义”话题上展示唯物史观的分析效力，那么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和场景化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数字劳动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共同性议题、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数字劳动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主要是参照马克思对生产的讨论来展示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路径。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语境中，生产话题是基础性的话题，主要是在两个维度来展开对生产的讨论：一个是一般的原理层面的阐释，这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示的“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定位；一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进行独特的分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语境，即从一般的生产到“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延长线上，我们可以在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数字生产”的意义上推动对于“数字资本主义”范畴中生产劳动形式的分析。从内容上，讲清楚“数字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关系，以及在网络信息社会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展示“数字劳动”可能的前提及其具体的运作模式，在唯物史观的框架内给出“数字劳动”的属性与具体内涵。

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共同性议题，主要依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的描述来深化和推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社会共同性的建构。借用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概念来讨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马克思在《宣言》中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还是在《大纲》中以实质吸纳来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要素的完全吸纳，其实都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共同性的建构，使得资本、商品能够在自身的逻辑中畅通流转，因而缩短资本运动周期。在数字（数据）化的场景中，这种社会共同性塑造得到进一步提升，所有社会要素都要通过数字化转换才能实现其社会效应。就此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共同性维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但问题在于，塑造社会共同性的目的何在？目的在于“收割”社会共同性，也就是说，塑造社会共同性的目的不在于社会共同性本身，以及通过社会共同性的塑造来服务人自身的发展，而在于通过这种社会共同性而为资本的增殖提升效率、提供更多社会要素。就此而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模式是物的逻辑的极致。

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主要还是借助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物与人的关系来展开。数字资本主义是基于技术发展而来的特定生产模式，但关键问题不在于技术。技术更迭，核心问题在于其所塑造的人与物的关系。因技术发展而实现的物的力量的提升，如何驾驭物的力量，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实现对物的力量的驾驭，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人管理着那些曾经管理着人的那些物的力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由此而形成的巨大的社会的物的力量，单个人本身无法与其对抗，只有在一种共同体的语境中才能有效而合理地面对。因此，共同性的属性构成了核心论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市民社会的逻辑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逻辑，其自身不可能形成“自我革命”的力量，只有借助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才能矫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偏斜”而实现“价值对齐”。

就亮点和创新之处而言，数字资本主义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数字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改造是整体性的，因而可以从诸多的维度介入对其的讨论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此话题，关键在于找到合理的问题域与切入点，以展示其独特的分析路径和理论效应。本文的问题域在于以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和场景化为视角，在一种双向互构中展示数字资本主义与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展示数字资本主义的全貌，而是为数字资本主义探索一种可理解性框架。在这种操作中，既是在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在激活唯物史观的时代课题与效应。就切入点而言，本文主要是以“生产—物—社会原则”三元结构来展示数字资本主义与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生产是其基础性维度，基于生产而创造的巨大的物的体系是其社会效应，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以什么原则来回应其社会效应，并使之成为人实现自我发展的前提。数字资本主义，不论其形态如何变化，都没有溢出这种三元结构。技术越是发展，就越体现出这种三元结构的价值和意义。要化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物的力量的膨胀及其对人的压制，不在于对抗这种效应，而在于转化这种效应，这就凸显了社会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数字资本主义还在展开过程中，并在不断地呈现新的内涵。本文的研究，只是基于个人的理解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而给出的尝试性分析框架。就此论题的展开而言，个人认为还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第一，数字资本主义，尤其是基于数字算法的平台经济，如何构成对“市场”的冲击，甚至是摧毁。“市场”是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学的晴雨表，是整个经济运行模式的母体。但随着数据收集、数据算法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被精准地把捉和控制，这意味着“市场”不再行使市场的职能。如果市场原则在这种模式中式微，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则是基础性的动摇。第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如何理解“利润”？OpenAI创始人山姆·奥尔特曼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实现了AGI，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它将以各种方式打破资本主义，这其中就涉及利润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增殖来源于人的劳动，但数字化、人工智能化之后，无人工厂等生产模式一定会成为主要的生产模式，在那里“利润”从何所出？或者“利润”本身在这种转化中是否也将式微？第三，如果上述两个维度都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挑战，那么在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考中，后资本主义形态将在何种意义上与社会主义论题关联起来？这些都构成了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思考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最后感谢《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邀请我来做这次分享，这本身也构成我对此论文、此议题的再次思考，其中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再次感谢《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对青年学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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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学刊》（原名《船山学报》）是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传统思想文化类学术期刊。刊物创办于1915年8月20日，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它以明末清初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先生之名而命名，在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独树一帜。办刊宗旨为研究船山思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传承创新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现为双月刊，国内刊号CN43-1190/C，国内外发行。刊物投稿系统：http://csxk.hnsk.gov.cn/login。

《河北学刊》简介

《河北学刊》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和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和“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河北学刊》向来注重文章的思想性、学术性、创造性和前瞻性，刊文相继入选中宣部出版局主办的第四届和第七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重点建设栏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于2023年底入选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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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期刊。创刊于1984年9月，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以及广东省“名刊工程”建设规划重点资助学术期刊、广东省品牌期刊。常设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栏目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台港澳研究、青年论坛等特色专栏。      《广东社会科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方针，注重刊发文章的原创性、学理性和前瞻性，严格实行同行专家评议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不以任何形式收取审稿费、版面费，优稿优酬，热诚欢迎学界同仁惠赐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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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注重不同学术理论观点的讨论和争鸣，兼收并蓄，走理论联系实际、学术结合时代之路，把握学术、理论演进的脉动。《社会科学研究》有准确的读者定位和自身的办刊特色，明确以追求最佳社会效益为目标，努力通过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精品和理论创新成果来实现刊物的价值。多年来，刊物已逐步形成了心无旁骛、质朴厚重、理性严谨的学术品格，为推动学术繁荣、理论创新、文化积累和传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安徽史学》简介

《安徽史学》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管和主办的历史学专业学术期刊，创刊于1957年10月，双月刊，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安徽史学》立足安徽，面向全国，注重发表既有全国影响、又有地方特色的选题，设置有“徽学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新四军研究”“淮河文化研究”“青年论坛”等专栏。刊物严格实行同行专家评议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热诚欢迎学界同仁惠赐佳作！本刊投稿系统：https://www.ahshixue.cn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简介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月刊）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曾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福建省十佳期刊、福建省品牌期刊等荣誉。设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青年视点等栏目，不定期推出政治学、传播学、法学等领域相关专题。《学术评论》（双月刊）设有新思想新实践、名家访谈、圆桌对话、著述评论、学术动态、智库声音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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