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坤，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杰出人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东西方哲学年鉴》（中、英文版）中方主编，国际哲学联合会（FISP）执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常务副主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系主任，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大陆哲学，代表性成果有《费希特的宗教哲学》、《走向精神科学之路》、《求真 至善 惟美》、《西方哲学史》（第六、七卷）等。

受访｜谢地坤

采访｜徐银翡

我当时跟梁志学老师读博士研究生，而且从德国留学回来没有多久，正好有一个“费希特的翻译与研究”国家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作为学生，我理所当然地参与了翻译工作。梁老师基本上继承了贺麟先生的翻译风格，首要地是做到准确理解，另外是中文表达一定要好，最后还有一条原则是请别人校对，这是我们到现在也争取做到的。作为我来说，当然也算是贺先生的门下传人啦。我40多岁的时候，商务印书馆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我们是梁启超的传人，因为贺麟又是梁启超的学生。我家里有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启超那时写的德文名词、术语和概念跟贺麟不一样啊，他们是两代人，相隔20年。他们都为中国学界做出了很多贡献，影响很大。贺麟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正是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完成《戴东原研究指南》。梁启超1931年在《大公报》上连载了文章《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这篇文章提到了哲人们面对拿破仑入侵时的态度：在国家和民族兴亡的时刻，一个哲学家不仅要表明自己态度，还要做到号召他人抵抗侵略，特别是费希特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些对贺先生影响很大。贺先生后来在西南联大时组建过一个翻译小团体，叫做“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政府补贴一些资金，培养出了像王太庆这样的一批翻译外国哲学著作的人才。

就翻译而言，外语好和汉语好同样重要。贺先生曾提出“翻译四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汉语表达一定要优雅。当然，对现在做翻译的人来说，想做到优雅是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要通畅。贺先生翻译了一个《小逻辑》，梁先生也翻译了一个《小逻辑》，但二者译风不一样。贺先生翻译得比较灵活，梁老师翻译得特别准确，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翻译标准来做的。我们就尽量向贺先生、梁先生学习，力争做到准确和流畅，要让读者看懂。所以我上翻译课时经常讲怎么拆句子，怎样表达得更好一点。

我们团队的另一条原则是互相团结，一起校对和找问题。团队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合作，互相找问题和挑毛病，因为翻译跟写作不一样，翻译要一句一句去看，就怕看漏了。你自己翻译，不一定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梁老师是解放以后上的北京大学，他是跟一名俄罗斯教授读的副博士研究生，而德语是向一位德国教授学的。他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后，最初是给贺先生做助手，贺先生把《小逻辑》翻译完，就请学生梁老师和其他人帮忙看一看，有不懂或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后来《小逻辑》出第二版的时候，不光是学生，他还请研究所的同事们都来看一看。所谓校对就是对着原文看一看，你要不懂德文就看英文，不懂英语就看法文。在翻译方面，没有人是天才，没有人不会犯错误，一定要请别人帮着看。现在有些人说贺麟先生翻译有什么问题，那就请拿出来比他更好的翻译成果！总之我觉得，这不光是“费希特课题组”的经验了，也是整个当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经验，也是当年老北大的经验了。

还有一条原则就是通过翻译来促进研究。比如“aufheben”这个词，过去翻译成“奥伏赫变”，后来贺先生翻译成“扬弃”。还有个最先生典型的例子是：贺麟先生和杨一之先生都研究黑格尔，都是四川人，都翻译逻辑学，一个翻《小逻辑》，一个翻《大逻辑》。杨先生在《大逻辑》中将“sein”翻译成“有”，贺先生则在《小逻辑》中翻成“是”，后来又翻译成“在”，这都是大家不断讨论的结果。

研究所的这些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很严格。所以我老是说，虽然我是梁老师的学生，但实际上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那么一个大团队中，教育我的老师很多，包括王玖兴、叶秀山、薛华等。他们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但在当时都是很平常的普通老师。王玖兴先生虽然不是我的老师，但相当于我的老师。他当时翻译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翻译完之后让我们帮着看稿，然后也提意见。后来王先生组织翻译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我是主力队员，一共56万字，他负责校对，也是要求文字好。王玖兴先生文字为什么好呢？据说他当时是考清华官费学生的江苏状元，研究生导师又是冯友兰先生，所以汉语表达就相当好。我还曾经给叶秀山先生看过一篇写谢林的文章，他给我写了八个字的意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意思是你写东西一定要奔着最好的水平去写。贺先生也好，杨先生也好，梁老师也好，还有其他老师也好，认识他们时间比较长，与他们长时间在一起，受他们影响比较大，注意写文章不在数量，而是在质量。记得叶老师常给我们提起贺先生对大家的一个要求：看看自己写的或翻译的论著是管几年还是几十年？这是今人对“文章千古事”的最好解释和践行。所以，在哲学所时不少人经常把自己写出的文章分发给同事们看，请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彼此互有启发，受益很多。

这就是关于我们团队的一些情况，相当于贺麟先生在北大确立了翻译经验，再传到社科院哲学所，让几代人受益。我给学生上翻译课，讨论“先验的”（transzendental）还是“超验的（transzendent ）”，“being”等概念的翻译。我还专门在《哲学研究》上写了篇文章。这不是基于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基于对《纯批》整本书的理解，这样才可能把翻译做好，这里还有把老一代学者的良好学风给传承下去的意义。当然，我不要求你们现在这样做，因为现在翻译不算学术成果，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养家糊口。翻译一本书给你5000块钱，撑死了也就1万多元，现在恐怕是近几十年来做翻译最吃亏的时候。对我来说，是翻译和研究并重。我今天才开始动手翻译《判断力批判》，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希望有一个新的版本，要求我两年之内交稿，我争取尽快交给他们。不过，这里没有那么简单，比如“Heautonomie”这个词，我的一位学生翻译成“自治”，李秋零和邓晓芒等人翻译成“再自律”，牟宗三的译法又跟大陆不太一样；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可能要翻了一部分以后再说，总之是要严肃认真地对待。

写费希特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本来我就是研究费希特出身，博士论文也写的他。当时我们不是参加梁老师组织的费希特课题组嘛，出版了五卷本的“费希特文集”，大概有250万字，然后还出了五六本研究专著。其中，我写了一本名为《费希特的宗教哲学》的书，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啦。后来要写《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要涉及到他的知识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当时写的比较多，实际发表是75,000字，删掉不少。你们仔细看，书上特意写了“本篇参考和吸收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费希特课题组’的翻译和研究成果”。

写谢林则比较复杂了。当时我正好申请到了德国德意志研究会的资助，去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申请到了半年签。在此之前，我在国内已经看了关于谢林的著作，但除了梁老师和薛华老师翻译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其他基本上都没有翻译。我去的时候，薛华老师翻译的《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还没出版。当时我去了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科学院，在那里认识了德国谢林研究会的负责人Jacobus教授，等我去了半个多月，他就退休了，负责人就换成了Yanzen教授，他现在应该快90了。最近我还看到王丁博士翻译他的著作，说明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都在同一办公室里工作，他们大概一个礼拜来一次，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如果我有问题，就会找他们问，他们那几位教授对我都不错。虽然办公室不大，但地方很好，相当于我的所有材料都是在那里收集的。我回国以后写得很快，也是写了75,000字。相当于我在第六卷写了15万字。我写的谢林的第五部分（关于存在论部分）没有收进去，因为写得太长了，我想着以后有机会单独发表出来。我认为谢林哲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自然哲学论、先验唯心论、自由论、宗教论，还有一个存在论问题，这对海德格尔的影响最大。

我不仅接手第一手材料，还接触了好多一流专家。当时在慕尼黑召开了“纪念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出版200周年”的学术活动，汇聚了不少国家的谢林专家。我很佩服的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亚洲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人参加；我是因为要写谢林论著碰巧参加的。当时日本团队来了将近10个人，而且人家谢林全集就出了好几个译本，你翻你的，我翻我的。我跟他们交流时，发现日本在学习方面，特别是学习一些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其实态度很端正。所以与他们讨论谢林的一些术语怎么翻译等问题时，觉得很有收获。那天我在家里找到两本德文小册子，就是当时在那买的，一本是《Die Idee der Philosophie bei Schelling》（谢林的哲学理念）和《Schelling:  Geschichte, System, Freiheit》（谢林：历史，体系，自由），现在看看还是受启发。

国内学界传说谢林的第一位夫人去世以后，他从此就走下坡路了，但这种说法是缺少根据的。他后来写的书仍然很多，至于他有段时间发表东西较少，这跟他在哲学上遭遇困难、并且解不开这个困难有关系，但跟他夫人去世没有直接关系——亲人去世肯定是悲痛的，但他第二年又结婚了，还生了几个小孩。

不过我当时去德国的目的不是想写西方哲学史，而是想自己研究谢林哲学。当时我是想跟薛华老师一起搞谢林文集的，不过一方面没凑齐人，另一方面版本有问题。当时我与薛老师商量，认为那个老版本不行，那是他儿子编的，可新版本又跟不上来，现在翻译还有点早吧。但我未曾想先刚他们后来做成了这个事，有总比没有强。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先讲第八卷欧洲大陆哲学吧，主编是我。我就发现太宽了，或者说现代哲学有那么多哲学流派，要怎么写呢？我想了很长时间，就买了好几套欧洲哲学史，有德国人编的，有美国人编的，等等。

有一个问题，你们自己学哲学的应该知道：我们的教材是脱节的，先是西方哲学史，然后就是现代外国哲学，但是中间怎么过来的呢？现在有很多《现代西方哲学》之类的著作，但都没写清楚近现代是如何过渡、发展过来的。后来我给人大新闻学院、还有外面高校做报告，包括给中央办公厅做学术报告，就专门讲这个问题。我有篇文章叫作《现代西方哲学的流变及启示》，从黑格尔讲到后现代，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取自第八卷的导论，首要的是解决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问题。虽然对欧洲人来说，不存在什么近代或现代的划分，都是一个词“modern”；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编出近代和现代的区别来。

那么怎么过来的？首先，自然科学发展对黑格尔哲学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形势变了，1848年德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人相信黑格尔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得注意观察，看谁的哲学能讲清楚，由此叔本华和尼采就崭露头角了。你看叔本华在1850年前后登上历史舞台，也就是在黑格尔逝世没多久。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最开始没人买，但大家逐渐意识到他的厉害之处——用意志来代替理性、用表象来代替现象，这表明一种新的哲学兴起了，它的指导思想不再是过去的理性的形而上学。当然，尼采也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他对欧洲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影响力很大，那个权力意志对传统哲学的冲击非常震撼！

组织人来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们这一代几乎都参加进来了，比方说倪梁康写现象学、张祥龙写存在主义中的海德格尔，我的同事田时纲写现代意大利哲学，杨深写存在主义中的萨特和梅洛庞蒂等，这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学者了。那么其他的谁来写呢？就主要是我自己来写。我负责撰写的部分大概有30万字，需要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各个学派进行概括，特别是对新康德主义，我下了比较重的笔墨，写了大约有6、7万字。新康德主义没法不写，因为在欧洲的1880年到1920年之间，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新康德主义是占主流的；如果不是欧洲爆发一次大战，存在主义哲学不会有那么大影响。萨特说过，存在主义就是一场人道主义运动。面对那么大规模战争对人的存在的威胁，存在主义自然就上场了，而在此之前是新康德主义。当时写新康德主义很不好写。为了写新康德主义，我还专门去了德国三个月，收集资料。直到现在，有些老师还说这个部分写的好，主要是有材料。总之，在辨析新康德主义方面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此外，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也是我写的，也写了大概15万字。你后面有个问题是：为什么研究否定哲学？就跟这相关。是因为其中的阿多诺就是我写的，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我写得很费劲，他的书不好读，而且也有学者写过了，那么怎么写出自己的东西来呢？所以，在写法兰克福学派方面也是下功夫的。然而，新黑格尔主义我没有太多材料，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缺陷。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主力不在德国，而在意大利和美国，但我没时间了，当时出版社催得太厉害了，而且我们上、下卷好像有90万字了，他们也觉得容量太大了。本来我想再写新黑格尔主义，至少也写个4、5万字，但没有如愿。

编写《西方哲学史》要归功于社科院的体制。社科院有一点好，就是不用上课，就一门心思写书和写文章。对老师来说，上课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再怎么熟也要看看书、备备课，这样，就需要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上课上。

至于你提到的我所说的王国维的那句话“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我想说明，王国维当时在日本和一个老师学了8年的德国哲学，他一开始学的是康德和黑格尔，后来学习叔本华和尼采，他在德国哲学方面是挺精通的，应当说，王国维对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特别是在中国创立哲学这个学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里说可信——讲的全是道理，比如康德的第一批判中讲认识能力、第二批判讲追求至善，第三批判讲审美和合目的性，都是大道理——但字面都很难理解，语言干巴巴的，也不像文学那么有激情，康德的书是不好看的，一般人觉得哲学太难了。比如我今天一上午就翻译了《判断力批判》的两句话，很干巴巴的，所以说“可信不可爱”。而黑格尔的著作更麻烦，他全部用绝对精神来推演，现代社会跟他讲的那些差距太大了，所以也不可爱。但讲到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有文学色彩的，里面有不少地方在骂人，全是大白话，读下来当然很可爱。尤其是尼采的著作都是格言式的，很好懂。大家都喜欢这类著作。不过，你仔细追究，你要改变那么强大的世界，并不是像叔本华所说的仅凭借意志就足够了，而尼采的“超人”又是什么呢？说不清楚。如果说叔本华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把改变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艺术上面，但艺术也不是现实；他一直找不到出路，最后就去学印度教。相对来说，尼采比较乐观，相信时代在变，我们也要变化，不要相信过去的东西；他说我们要牧羊，不要牧羊人；上帝已死；等等。“上帝已死”的话不是一般人敢喊的，但喊口号有用吗？而且你想建构出怎样的世界呢？尼采没说，他全是打碎世界，所以说他“可爱但不可信”，因为他没给我们指明应该走什么道路。

总之，一方面，王国维对德国哲学熟得不得了，但另一方面，他最后放弃了，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因为他看到了西方哲学——我们用现在标准的语言来表述——限制在书斋里、脱离现实生活，无法解除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扰，无法为解决社会问题找到出路，纯粹是书本里的学问。按照张世英先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代表着另一条道路，走的是社会实践路径。

譬如，康德曾被批评得很厉害，说他的道德哲学太空洞了，黑格尔在批，叔本华也在批。我有一篇文章写的是《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从康德到新康德主义》。从原文的意思来看，“Achtung”当然是“敬重”，但我在里头加了一个畏惧的因素，因为我觉得“敬重”的分量不够，康德想突出人心中的道德律所具有的畏惧感，那种人对死以后的畏惧，他还讲到天上的星空，这都与宗教有关系。而且在德文里“Achtung”也有惧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人总是要信仰上帝，要对灵魂不朽、彼岸世界有敬畏之心，因此改为“敬畏”。而且，康德也在一些地方专门讨论了“Angst”的概念。我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在全世界哲学界“纪念康德200周年”的文集中，这是德国歌德学院编辑的，他们的人在世界各地都有，主要是从各国的哲学杂志上收集，与作者无关。这套文集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的。审核专家们的评语说，不在于前面讲康德的部分怎么样，而在于我把新康德主义放在里面了。他们当时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主要是第三部分写得很出色，把洛采的价值观和新康德主义的价值观、道德关系给完美呈现出来了。这正好回答你的问题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批判康德呢？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想不能放弃，但是你一定要注重它的不足。他很纯粹，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欲望的那种最好的道德良善，这已经脱离现实了，所以缺少价值判断，而新康德主义恰恰弥补了这层意义。这意味着康德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19世纪、20世纪以后，洛采为什么提出价值问题呢？新康德主义为什么把价值效用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康德的至善虽然非常好，但没有价值实现的场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新康德主义一方面突出道德价值，但一方面讲到一个理论应该有它的实现途径、一定要有效果、效用。这算是我写哲学史的好处。

我在以前的采访中就说过，我最早是在1984年到1986年在海德堡大学学政治学和哲学，德国大学的课堂主要还是康德和黑格尔，无论你怎么骂他们，康德和黑格尔都是跑不掉的。后来跟梁老师读研究生，开始研究费希特。再后来写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时又所有扩展。我的核心观点是哲学是教人安身立命的，所以你必须读书要博，要把哲学史读通了。

实际上，研究完费希特以后，我就不想研究他了。我在《走向精神科学之路： 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中写得很清楚：我为什么一定要从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研究狄尔泰？我个人认为狄尔泰在整个西方哲学转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跳出纯粹理性的分析，要把经验因素和历史因素拉进来，他既是解释学的开创人，也是现象学的先驱。相比之下，叔本华用生命意志，尼采用权力意志，都试图改变或增加西方哲学的某些方面，但构建得太少，后来者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建树。如果说他们发展出来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非理性主义。正好80年代时，我和王玖兴老师合作翻译《理性的毁灭》，第一章讲的是谢林的晚期哲学，第二章讲的是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然后就开始讲生命哲学，到了狄尔泰。一写狄尔泰的书以后，我开始逐步脱离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进入到现代哲学。后来让我编《西方哲学史》的第七卷，就花了一些时间写法兰克福学派啊、新康德主义啊。这是一个主动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别人强求的，我就想从德国古典哲学跳出来，逐步走到现代哲学领域。

此外，我还翻译阿多诺的《道德哲学问题》，这也是当时为什么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因。我对“最低限度的道德”、“否定辩证法”感兴趣，就开始看阿多诺的书。阿多诺应该说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导人物，可以说：他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他。当然，也有像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但在哲学方面就没有阿多诺那样重要了。这样就一下子从18世纪跨到20世纪去了，所以研究领域一下子就宽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从03年开始，我担任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对欧洲哲学感兴趣，还要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相当于对对整个哲学都要有一个把握。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我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唯一代表在世界哲学联合会当执委，那就必须对中国哲学有了解，所以就写了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我有篇文章题目是《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批判主义——对当前“国学热”的哲学思考》，写了有2万多字，基本上展现了我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另外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现状、问题和任务》，获得了中国社科院一等奖，他们看了以后说，谢老师真挺厉害，就1万字把中国哲学全部概括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评的，后来获得一等奖我也没想到，我觉得二等奖也不错了，因为文章并不长，也就1万多字，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基本上把“大哲学”的思路表现出来了，这时我就不再局限于欧洲哲学或者西方哲学了。

总结下就是这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的兴趣，二是因为职务发生变化了，先是副所长，后来当所长，还在世界哲学联合会当执委。北大主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我还是大会五人组委会的成员之一，与杜维明、王博以及两位意大利人共同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因此，我基本上对世界各国的哲学多多少少都有点了解。我16年底就开始往人大调了，17年不上课，然后好像在18年发表了一篇介绍当代世界哲学现状的文章，那也是2万多字。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内容涵盖了全世界的哲学，连非洲哲学也讲了，题目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世界图景》。

我因为是所长，每年要出国开会，跟全世界的哲学家们进行讨论，视野自然开阔一些。除了我们关心的欧洲和美国哲学的主导部分，实际上还有好多其他国家的哲学，比如葡萄牙哲学讲了好多东西，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西班牙的也不知道、拉美哲学也所知甚少，所以写这个文章时也挺费劲的。总之哲学“宽”有宽的好处，但也有宽的难处。你写文章时必须要找许多材料，都是白纸黑字的。有些期刊对引用的原文，还要求你拍照发给编辑，主要怕你是骗他们的，不过实际上他们也看不懂，我里面有拉丁文的、德文的等等，不知道这个规定有什么用。

前几年我发在《现代哲学》上发表了《费希特知识学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一文，一开始就讲到康德搞的“主客二分”，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物自体上。世界上的一切首先对自我进行确认，就是我思故我在嘛；我之外的东西，是因为我意识到它存在，它才存在，这就是康德所谓的“主客分裂”嘛。那么费希特就有一个自我完全一致的方式——自我创造非我。这里面就解决了我们人的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所有知识中最坚固的知识就是人对自己的意识，人的意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思想就改变了从笛卡尔到康德出现的主客分裂局面。如果康德强调的是二律背反（正题和反题），那么费希特强调的是合题，即主观自我和客观非我加以分割和统一，从而形成更高的自我。康德提出的问题是“先天综合知识如何可能”，而费希特用一个自我意识就全部综合在一起了，这就是费希特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在欧洲哲学史的重大贡献。

谢林早期相当于费希特的粉丝了，一开始完全是按照费希特的思路出发，即一切从“自我”出发，当然这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活动。但谢林二十四五岁以后，写《先验唯心论体系》时，他的想法就变了，他认为自然的东西和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并不完全一致，你不知道时，它也是存在的，只是你主动去意识到它的时候，它才成为你的研究对象。所以他认为哲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然哲学，一部分就是先验哲学，是讲意识活动的。他提出：“精神是无形的自然，自然是有形的精神。”这就跟费希特哲学相差很远了。

黑格尔更像费希特，因为表面上他把自己的哲学也分为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逻辑学，可是他最看重的是逻辑学，而逻辑学是在他的“主观精神”上发展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终点就是起点，在精神和艺术的发展走到主观精神、找到绝对精神以后，就开始走向了绝对知识了，就成为逻辑学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最终呈现是由一种自我意识的活动造成的，这是在逻辑学的意义上理解的，而这一切都是由概念凸显出来的。概念的德文是“Begriff”，是人去把握或抓住什么事情，这还是一种意识活动。因此，说到底他这方面是从费希特那继承而来的。你看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大圆圈套小圆圈的，全是标准的公理化的逻辑分析，这从哪儿来呢？也是从费希特来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费希特，后面出不了谢林、黑格尔。

我记得在德国时有位老师曾经提到：如果我们不能客观评价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这条道路，我们就不会看到费希特的重要作用；没有费希特的创造性的思维劳动，没有他在早期、中期、晚期对知识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就看不到德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讲得比较极端，可能也提得太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费希特对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他的特点。当然对费希特的批评也很多，包括阿多诺等人在否定辩证法里对他的批评。

费希特有个和谢林的争论：自我以外的客观事物（包括自然和其他生命）怎么能从自我中派生出来呢？谢林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用“绝对”这个词；注意看，黑格尔也用了这个词，只是最后加了个“精神”上去，变成了“绝对精神”。凭什么说外面的山、水都是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呢？这与常人所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从哲学史来讲，如果你不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对外面这些事物不关注，当然跟你也没关系；只有被你纳入视野、被你思考的，才能成为一种知识。你如果不考虑的话，它永远成为不了你的研究对象。

总之，费希特一方面用绝对的、公理化的方式改变了康德的哲学道路，而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改变了笛卡尔的哲学思路。这既是他的贡献，也是他的缺点。就此而言，我们说费希特哲学有其内在逻辑，但也存在矛盾之处。

国内研究费希特的最早是梁启超吧，贺麟也写过，贺麟先生的学生洪汉鼎写过《费希特：行动的呐喊》，然后主要是梁老师，写了《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我们师母叫沈真，写的《费希特在当代各国》，对过去的研究情况写得也很清楚了。我写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郭大为写的《费希特的伦理学思想研究》，李文堂写的《真理之光——费希特海德格尔论SEIN》，张东辉写的《费希特的法权哲学》。可以说费希特哲学研究在20年前就形成了。

前几年写《费希特知识学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时，我发现好多人开始研究费希特了。不过，像我们当年集中团队在一起研究的情况好像没有了。倒是谢林研究比较多，先刚为首，还有王丁等人。总的来看，费希特研究好像形成不了一个特别大的趋势，恐怕也很难了，因为我们把工作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一方面把他在世的著作全部翻译成了汉语，另一方面也介绍了他的主要思想，再挖掘的话就要横向加纵向比较了，难度比较大。我不认为费希特能在中国掀起什么大浪，比不上康德吧，哈哈。

所以，你提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不了解，而且我现在最坏的毛病是不爱参加会议。以前年轻时候还是很爱参会的，45岁以后就很少参加会议了，所以到底多少人研究康德、多少人研究费希特我也不知道。国内研究欧洲大陆哲学的话，总的来说有两个重点，一是以康德为重心的德国古典哲学，二是现象学。至于英美分析哲学的话，国内研究的人并不多。我还跟张志伟建议，作为哲学重镇，人大哲学院不能光是德国哲学，还得在分析哲学这块加强，我们在这方面除了刘畅之外，至少还得站出两三位。北大就有德国古典哲学和心灵哲学两块，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一开始没这个想法，完全是偶然的。我以前有“德国哲学发展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然早就已经结项了；因为感觉写的不好，都没出书。到人大这几年，因为要给你们上“德国哲学专题”课程嘛，所以有意加强了对德国早期哲学的研究。国内一般从康德开始讲，但是康德哲学不是无中生有的。我最近就在看德国启蒙者莱布尼茨，他实际上就是康德批判的靶子。

所以写这个文章不是有意地串起来的。从最初授课康德哲学，我就在想：他讲批判哲学，始终在讲否定性的东西。他的目标很明确，既是对他之前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批判，也是要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批判，批判就是否定。康德的《纯批》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他一直强调从否定角度讲本体论，那么我就下定决心专门写否定哲学，这是文章的来源。

我认为德国哲学呈现出几个面向，分别叫做体系性、逻辑性、批判性或者否定性。德国哲学第一是体系性很强，如康德构建起批判哲学的体系，黑格尔哲学更是历史上最大的哲学体系，等到当代哲学就不讲体系了。第二是逻辑性很强，这跟亚里士多德传统有关，康德搞先验逻辑，黑格尔搞思辨逻辑。第三是批判性很强。我在文章中从库萨·尼古拉的否定哲学讲起，提到康德讲的批判哲学，再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黑格尔之后呢——我这个文章写不了那么长啦，这篇文章一开始25,000字，一个涉及文史哲的大学学报给你一个研究外国哲学的留这么大版面，已经很感谢人家了，然后就删掉了5000字——当时还想写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本雅明，总共起码写个5万字。最后筛来筛去，决定就写康德、黑格尔和阿多诺，但总得有个起源嘛，后来我就看商务印书馆的译本《论有学识的无知》，我觉得他翻译得有点问题，所以我就对照着德文看，看了以后有点体会。在我看来，库萨·尼古拉的特殊论证方式，巧妙地将宗教神学命题转化为哲学命题，继而又将一个本体论问题转变为认识论问题。就德国早期哲学研究而言，可以看到德国哲学的起源和宗教批判、神学、经院哲学都有关系。但这块我们以前忽视了，所以这次写这篇文章，我就把库萨·尼古拉拿过来；而且那库萨·尼古拉讲的“否定哲学”也不是他的发明，公元6世纪就有了。以前我对库萨·尼古拉、神秘主义了解不多，国内研究的人也很少，我就买了一本美国人写的《德国早期哲学》，很厚，大概有五六十万字，是哈佛大学出版的经典著作。又买了三套德国人写的《欧洲哲学史》，此外还看了一些散的文章。

如果说我对康德在思想上的困扰是同情，那么我对黑格尔的态度就是：“哎呀，人是会变化的。”对于康德，我写了很厉害的一句话：“康德实际上是寻求自由又阻止自由。”而年轻的黑格尔很有创造性、批判性思维，他认为哲学的“理性表现为否定绝对者的力量，因而也表现为绝对的否定，同时还表现为设定对立的客观和主观的总体性的力量”。这方面，我麻烦学生何启文帮我把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其他文稿给弄出来，我就对着看。关键词搜上去就全部跳出来了，我就不用再自己一行行看下了，六七百页中凡是有“否定”的地方，我都看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年轻的黑格尔写出“否定就是自由的显现”这种话——能够写到这个程度，那没有比这个表达更好的了。但是到《法哲学》的时候，就全变了。成名之后深受国王喜爱的黑格尔和年轻时的黑格尔不一样，他把这种自由的、否定的、批判的东西全部抛弃了，尽管《法哲学》里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仅仅引用了他最后的一段话，就这200多字就把黑格尔的“蜕变”写得很清楚了；不过后来因为字数原因，就把这段话全部删掉了。总之，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命运告诉人们，一门哲学要是着意维护那种所谓的普遍客观性，它本身一定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意识，衰败为一种平庸的主观性。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全部体现在思想理论上，一旦来到社会层面他就退回去了。所以阿多诺的思想我觉得还是比较激进，但他只是局限于书本、纯粹哲学层面上，在社会实践上还不够。实际上真的在社会实践中做否定工作的是马克思。他将哲学理论中的否定观念真正带到社会规范里面，整个《资本论》就是贯彻否定资本主义精神的态度：它怎么剥削人，什么是剩余价值？讲的都很清楚了。这实际上是用经济学术语来做哲学研究。另外我还写了本雅明艺术方面的讨论，也看了一些材料，不过觉得写得太长了，这个已经写了25,000字，就没有用，删掉将近6000字。

实际上，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了，我本来写的时候没有“德国”两个字，后来发表的时候建议加上这两个字。但我认为康德、黑格尔和阿多诺代表着世界上最顶级的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这个文章虽然写的是德国哲学的一个特点，但实际上呈现出我对全部哲学本质的认识。这既受到康德、黑格尔的影响，这也是对谢林哲学的一个反思。谢林最后写肯定哲学，为什么始终出不来？如果仅仅只是讲肯定、讲内在思想逻辑与历史发展完全统一，这条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我有一句话写得很厉害：“哲学家不能自诩为真理的把握者，而是要努力实现由否定到探索，由探索再到建构的历史使命！”我的意思是， 哲学家不能自认为是真理的占有者，哲学实际上是在不断前进的。把这句话推导到社会层面，意思也是一样的。

总之，这个文章体现了我沿着德国哲学的思路，上升到对哲学本质的认识。我觉得我来到人大以后的提高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即是说，到人大以后可以专心地看书了！

嗨，看书啊。我一般也不说这个事，因为各人有各人的方法。

我不着急，总是想把文章写好一点。对自己的要求是：第一要言之成理，第二要言之有据，所谓“据”，就需要查阅文献资料，所以我看书比较多。除了买纸质书，我还通过网络下载，实在找不到就让学生帮忙。

一个小办法是：我以前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时，资料室里专门有一个外国期刊，我就把整个目录抄下来，然后上网查去。比如，我了解耶拿时期的黑格尔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快速找到了相关书籍的书名。那么这是一方面，在图书资料室翻杂志目录。

另一方面就是要看重点，重点就是经典。比如我这次突出写康德、黑格尔、阿多诺，那么我就看这三个人的东西，其他人的东西实在没时间再看了，本来我想写叔本华、尼采、本雅明、马克思啊，那简直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因此，我选择集中阅读几个人的重要著作。而且这次写“否定哲学”主题，那么就始终盯着“否定”这个关键词，否则的话你找不完材料，简直是大海捞针。

总之，看书这事就很麻烦，我把《否定辩证法》都看破了，好多页都掉下来了。邓晓芒那个版本的《纯批》在家里也都看破了，因为不断在翻。没办法，这可能是死功夫吧，没什么技巧。前面你记得要看索引，后面记得要看原著文本，然后你自己提炼。

另外哲学家的著作不是每本都好，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最好。像黑格尔就看《精神现象学》，你看完之后基本上黑格尔的思想都知道了，所以我反复看，他的自然哲学我从来不看，没什么意思，胡说八道。康德就看三大批判，特别是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当然像李秋零翻译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也很好，但重点还在第一批判，我觉得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所有的思想基本都带出来了，第二批判基本上就是第一批判的后半部分，当然第三批判是后来写的，跟第一批判的关系不是很大，但也有关系。海德格尔就看《存在与时间》，之前带学生课上读《形而上学导论》，读了一学期也没读出太多东西。我最近在看阿多诺的《纯批》解读，但看来看去还是他的《否定辩证法》最好。

当时我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上学，这是6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创办的几所外语学校中的一个，全国有几所，旨在培养外语人才，当外交家，有南京、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外国语学校。我高中毕业是75年，那时不让上大学，就到农村待了一年，又到建筑公司待了一年多，然后上了4年大学。是在南京大学学习，77、78级学生很少，南京大学虽然现在很有名，但我们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因为全校的学生当时不到2000人。

我在德语专业，文科里面除了外语学院以外，就是文史哲。什么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没有。然后我们全部住在一起，所有大课都在一起上，他们哲学系上什么课，我们也可以上。要么你去听，要么你不去听，反正都可以上。我在大学期间上过黑格尔美学的课，还上过文艺理论的课。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位老师赵瑞蕻去世了，他曾翻译过《红与黑》，他的老伴翻译过《呼啸山庄》，他们都给我们上过课，当时我们没觉得他们是“大佬”。当时听黑格尔的美学，老师好像也挺有名的，但我们也没觉得好在什么，没有现在传得这么神奇。

我觉得外语只是一门工具，所以读研究生时就以哲学为专业，就这么简单。我比较早地出国留学了，那是84年。虽然是学外语出身的，但刚到德国时，也是听不懂。当时买了录音机嘛，老师上完课以后，就回宿舍在那坚持听，大概半年就克服语言障碍了。在海德堡的时候，我和中国学生打交道很少，当时在海德堡大学总共就几十名留学生，而且多数是理工科的，医学的，学文科的很少。当然环境在那，吃饭、生活各方面都必须用外语，要么英语，要么德语，而且那时候我们中国刚打开国门，人家对我们非常关照和热情，有什么困难都能帮我。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阅读。我们整天在看老师发的课堂资料活页，基本都在看书，德国人就很佩服我们的用功，我到海德堡半年了，有一次德国人说问我王宫你去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上海德堡哪儿玩了吗？我这才知道去王宫。后来就意识到还需要有生活，于是周末就骑自行车出去转转，然后偶尔到其他城市逛逛。前一年很少出去转，基本上就是看书、上课，后来觉得能够应付了，然后就开始转了。这跟经济没关系，当时给的钱比较多。当时我们收入不多，出国就像发了笔小财一样。那时国家公派留学生每人每月好像700多美元，德国基金会给我们相当于现在1500美元的补助。

我20多岁出去，30岁回来。那时候没想拿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再考博士学位。当时外国哲学好像设立的博士点很少，除了社科院、人大、北大，其他的几乎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是凤毛麟角，到哪念博士都可以，到北大也可以，到人大也没问题，跟现在真的不一样。我博士毕业时候，全国才1000多名博士生，甚至1000人不到。所以那个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改革开放没多久，经济也困难，好多人不愿意读书，有才华的人做生意去了，人家做生意挣大钱，我们读书是很穷的。

就学外语而言，要坚持。康德的书不好读，他的德语怪怪的。至于黑格尔的语言，我们后来学黑格尔学得烦透了：他怎么这么表达？真是太烦了。我们不能拿康德和黑格尔的德语作为规范，海德格尔也不行，都是创造了好多词，阿多诺更糟糕，一段话有好几页长，很难懂。相对来说费希特的语言好，谢林的语言也好，我还翻译过谢林的一段诗，尼采语言也好，所以你们要学哲学，标准德语就先看费希特，《人的使命》就写得特别好。尼采的语言也好，他本身就是学语言的，不一定那么容易，但是意思很明白。当然，现代语言相对简单。比如哈贝马斯的演讲口齿很不清楚，但是他的文章很清楚，很标准，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

另外我有个特别的经历，89年到90年，我在读博士生，结识了北师大的一位德国教授。我忘记是怎么认识他的，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对德国哲学感兴趣，我们就一个礼拜见两次面，一次全部讲中文，一次全部讲德文。然后他跟我讲海涅诗集，我跟他讲孔子《论语》。每次3-4个小时，就在北师大的外教公寓，那大半年跟他在一起，收获挺大的。他在西德，后来90年两德统一，他调到原来的东德莱比锡大学任教，我94年到过他家。他的中文名叫苏维德，挺好的一个人，也挺爱中国的，我跟他处得还不错。

没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爱听京剧，每天晚上走路，一个礼拜打两三次太极拳。

你看办公室这儿都有音响，书架底下全是盘，家里更多，一排排的。在家经常一边听一边写论文，但在办公室怕影响别人。为什么养成听音乐的习惯呢？是因为在德国时，圣诞节后天气很冷，学校就不上课了。当时出国都是属于公派，都是属于比较优秀好学的学生，你也不好意思打扰别人，就听听音乐。除了看书以外——哲学书那么枯燥、小说你翻翻就忘了——然后就听听音乐。

我早先喜欢西洋经典音乐，比如贝多芬、马勒、莫扎特，你们仔细听，都是跟哲学有关系的。我当时听的时候不知道，听音乐纯粹就是一种消遣，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比方说瓦格纳和尼采的关系、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关系，都是可以写文章的。我以前有个学生是学音乐出身的，他写的就是有关瓦格纳和叔本华的论文。对我来说，这也算调剂生活嘛。

听京剧是后来的事，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我爸和我大伯都爱听京剧，另外哲学所的叶秀山老师绝对是京剧的大粉丝，以前有个首师大写字很好的老师欧阳中石，正式拜过奚啸伯为师的。欧阳中石是叶秀山的师兄，经常带着他听京剧。我的生活除了每天看书写文章外，就是听听京剧、听听音乐，其他没什么了，到这个岁数别的爱好也不可能有了吧？年轻的时候去过一两次卡拉OK，心脏实在是受不了，太响了。当然我也不排斥爵士乐和现代音乐。

这次“否定哲学”的文章主题就体现了我为哲学而哲学、为自由而自由的追求。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就是纯粹的学术性质。我对哲学的本质界定就是追求真理，任何人都不能停止探索和满足，这也是德国哲学的精神。否则的话，如果研究哲学的人都停下来了，这个社会就不能前进了。

虽然这篇文章题目很大，但我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为什么要否定呢？就是对所有既往的、已经定型的、所谓绝对的真理感到不满意和不满足，得用自己的理性思维去分析一下。你要问问：如果一个真理已经存在了2000年、1000年或者几百年、几十年，它仍然被视为真理，一点都不能变，那么难道这个时代就没有进步吗？因此，我始终相信黑格尔的这句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且哲学是一种正在思维、不断思维的体现，你要分析、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我的观点是：哲学是人类在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持续进行思维和否定着的精神。它意味着人类在不断前进，如果这种思维活动停止了，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消亡。你看希腊文明2000多年的历史，但在这2000多年里，它从未停止过。即使是中世纪阶段，也不是完全停滞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而且我认为人文主义很厉害，它改变了神人关系，调动起了人的积极主动性。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的地位是提升不起来的。

正如康德所说，启蒙永远没有休止符。启蒙就是要打破僵化的东西，要不断地进步，这意味着不断地思维，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激发。我下面要写一篇文章，可以剧透，题目是《启蒙、反启蒙与非启蒙》。“反启蒙”的代表有黑格尔，他在《精神现象学》的信仰部分提到好多对启蒙的批判，他并不是真正反对启蒙，而是对启蒙运动的不足之处进行批判。如果说康德是启蒙理论的完成者，那么黑格尔是对启蒙进行批判的最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给欧洲社会带来很大变化，但是西方思想家们为真理而真理，发现了启蒙运动中的很多不足，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人的生命与精神也受到了损害。这对我触动很大。此外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福柯都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启蒙不足，所以我想“启蒙和反启蒙“都是在启蒙的思想视域中的变奏”，实际上都为了促进启蒙运动的进步。而“非启蒙”是什么意思呢？我下的定义是：还没有进入启蒙就完全否定拒绝启蒙。反启蒙不是非启蒙，反启蒙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非启蒙恰恰是人类思想堕落的表现。这是真正的反对启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思想，因为它认为不需要启蒙。我写整篇文章的理论根据就在康德的一句话：“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排除谬误，都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所以，任何时代都不能拒绝启蒙。”启蒙就是让你祛除蒙蔽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自我满足到可以离地飞起来了，那我觉得这很可笑。这篇文章我已经写了25,000字，但还得修改、论证和寻找文献支撑。我总是先写得很快，想到哪写到哪，然后写完以后就先扔在电脑里，然后过段时间再看、再慢慢修改。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打算再写篇关于“否定与虚无”的文章。我们也必须考虑“虚无主义”这个问题，否则一旦否定完，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标准，也没有原则。不过这个还没成文，就自己老在思考。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写出一篇是一篇，不能写出来以后，别人不知道你写的什么东西，很快就给忘了。

学哲学不是轻松的事。至少要坚持看书，不断思考吧，这是任何人工智能都无法代替的，所以，哲学家不怕Chatgpt。当然你说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有意放松一下是可以的。总之，我是很反对不动脑子写文章的，既然研究哲学，就得有思想，独立思考，思想自由，是哲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