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

有生之年，我会始终直面虚无主义的难题

受访｜张志伟 采访｜徐银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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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授课的《西方哲学史》在学界内外收获了诸多好评与称赞，常常有读者称“是听您的课才入门哲学”，或是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也要成为这样一位哲学老师”；您今年也在立德楼授课《西方哲学史》。能否谈谈多年讲授西方哲学史的经验与感受？

我在1985年留校，从1986年开始上讲台讲课。一开始，我和另一位年轻教师负责一学期各讲一半。当时西方哲学史课程从古希腊讲到黑格尔需要一整个学年的时间，相对来说讲得比较细致，讲课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没多久我就连贯地讲一学年的课了。那时候没有教学工作量的要求，这门课负担又很重，高校教师还是比较重科研轻教学的，所以别的老师不太愿意讲，我讲了十几年之后，有其他老师接课，再后来由年轻教师讲授。苗力田先生曾经对我说，讲西方哲学史有好处啊，以后你会明白，受益无穷。我现在的体会的确如此。现在我临近退休，入职的时候讲西方哲学史，退休的时候也以讲西方哲学史作为结束，算是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张志伟老师正在上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西方哲学史课

对我来说，教学要花很大的功夫。每周四个学时的西方哲学史，虽然讲了很多遍，但我每次都要重新备课。一门课程重复地讲很多次往往会让人产生厌倦感，但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不会，因为它需要你不断地去学习、思考、领悟。最初讲课有讲稿，后来用PPT之后，我就不断地修改和增减PPT。我在教学上花的时间比较多，学生们比较喜欢听，也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例如《西方哲学智慧》这门课几乎能拿的省部级以上的教学奖都拿了：北京市和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和国家级的精品课程。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我兴趣比较广泛，对文学、历史包括科学史之类的都感兴趣，这些都可以渗透到哲学史的讲授中。我们的哲学史观受黑格尔的影响比较大，总是试图把它讲成一个在学术传承上前后相继的发展关系，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哲学史”，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存在这样纯粹的思想关联。我在教学工作中尽量从哲学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尽量从思想史的角度，将哲学思想还原到那个时代去观察，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从一开始讲课就始终强调要把哲学史看作问题史。如果我们仅仅把哲学当作知识去学，那么哲学就没有可学的，因为历史上的哲学思想都过时了，学一门过时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学习哲学与学习自然科学不一样，学习自然科学我们通常是按照教科书的体系去学习，学的是最新的知识，通常用不着非得学习历史。但是学习哲学是不同的，因为哲学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或者终极答案，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哲学是所有学科中最难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必须学习哲学史，必须去读哲学家们的著作。因此，我尽量从问题史的角度去讲哲学史，尽可能让学生融入其中，让他们把哲学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去思考，使他们从这门课获得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理论思维三个方面的训练。

Hegel and his students

教学的能力其实是“逼”出来的。我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不善言辞的人，遇到不是很熟的人，很容易把天“聊死”，关键在于碰到了一位好老师，这对我而言是终身受用的。我在1978年人大复校那年入学，1979年开始上西方哲学史的课，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的老师教学经验不足，基本上照本宣科，那时候的学生有年龄比较大的，甚至已经是工厂里的理论骨干，都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也比较有“造反精神”，于是有人向哲学系反映，要求换老师，我相信后来很少有学生会这么去做的。当时，苗力田先生刚解放出来，先生就说那我来讲吧，就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后先生唯一一次给本科生讲西方哲学史让我们赶上了。先生在文革之前一直在讲西方哲学史，凡是听过先生课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哲学系首屈一指，我甚至认为他是哲学界讲课最好的老师。本来第二学期接着经验论和唯理论应该讲18世纪的法国哲学，但苗先生一句话带过，开始讲康德，几乎大半个学期都在讲康德，我们一下子几乎都成了“康德派”。每次先生讲完课后，我们总是意犹未尽地等着下一次课，这种期待就好比你看完一集电视剧期待下一集一样。苗先生讲课很慢，我的听课笔记很详细，后来发现每节课记下来的内容并不多。我始终学不会苗先生的上课风格，总是有很多想说的话，所以语速比较快，内容比较多，但苗先生不是，他拿几张日历卡片就来上课了，一边思考一边讲课，偶尔写几个字，慢慢地我们发现，先生是在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把我们带入到哲学思辨之中。文革的时候有人批判苗先生讲课不认真，用几张日历卡片糊弄学生，其实不然，我没见过讲课比他更认真的老师。苗先生对教学的专注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虽然讲了很多年的课，但讲课的头一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备课。苗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原来课可以讲成这样，我们再也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好的老师了。

苗力田先生和他翻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

我留校之后，当时教研室主任是李毓章老师，他会检查我备课的讲稿。我在1985年留校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讲课，专心备课，把哲学史的内容都看了一遍。后来教研室要求试讲，这给我吓坏了。你想啊，下边坐的是苗先生、李质明、钟宇人和李毓章等老师，李毓章老师比较年轻。记得我准备讲的是比较好讲的洛克哲学，结果在20分钟内就讲完了原本要讲一节课（那时候一节课是50分钟）的内容，当时就傻了，这给我刺激很大。试讲之后和苗先生一起往回走，我很沮丧，先生安慰我说没关系，讲课这事儿是要慢慢来的。这次试讲对我刺激很大，以至于初登讲台时我会把两个小时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到现在为止，我从不会看着讲稿来讲课，因为那会影响我思路的连贯性。讲课这件事不是天生的，需要努力认真当作一件事去做。后来苗先生听说我的课讲得不错，非常高兴，认为他有接班人了。

张志伟老师的著作

《西方哲学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4年6月

说到西方哲学史的教学经验，我觉得教师站在讲台上就像是演员站在舞台中央，好像表演分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斯坦尼的表演体系要求演员完全投入到角色之中，使观众融入其中，而布莱希特表演体系讲究间距效果，时不时地要让观众“出戏”，让观众站出来去思考。我的经验是在教学活动中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既要“入戏”也要“出戏”，既要把自己变成哲学家，对哲学家有感情，与哲学家有同理心，同时又能够站出来思考哲学思想的得失。比如我们要讲康德就要把自己变成康德，从康德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另一方面需要跳出康德，从哲学史的角度思考康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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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过去的哲学史中并不特别重视“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这块，那么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呢？您会对其中哪些问题比较关注？另外作为前辈，在您看来，要重头弥补哲学史上的这一“缺环”，学者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努力，以期未来形成类似国内“德国古典哲学”这种较为完整深刻的研究格局呢？

中国人是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开始学习西方哲学的，这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接受过程，最初带有很强的实用性，所以对西方哲学多有误解，对西方哲学的学习研究存在着很多“短板”，比如文艺复兴这部分，不过研究近代哲学的人还是很多的，其中经验论和唯理论是重点。所谓“短板”或“缺环”，比如说，虽然何兆武先生翻译了帕斯卡的《思想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哲学史很少讲他的思想，更不用说文艺复兴这个时期了，我们讲哲学史时基本上一带而过，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虑哲学，从中古哲学转向近代哲学这一全新的哲学形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构成了这个转变的思想准备和历史背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搜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没有西欧社会的世俗化，没有教权与王权的分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没有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最终引发了17世纪科学革命，近代哲学是不可想象的。

何兆武先生和他翻译的《思想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

中古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哲学的延续，但是直到经院哲学的早期，由于各种原因，学者们基本上不了解古希腊罗马的文献，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古代文献至少起到了一个作用，使得后来的思想与古代的思想接上了关系。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如果我们不了解古代的哲学文献，西方哲学史将是什么模样？近几十年，应该说中国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逐渐完善，人们开始慢慢重视过去所忽视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把哲学史当做一个自成一体的学科来研究，而不是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实用目的，只出于自己关注的问题研究相关的理论学说，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例如20世纪80年代，因为国门刚刚打开，思想刚刚解放，新东西一涌而入，出现了“尼采热”、“存在主义热”和“萨特热”那样的现象，现在基本上不太会有了。当然还是会有热点的，比如谢林文集的翻译带动了人们对谢林哲学的研究，不过这样的“热潮”总会慢慢平复而正常化的，不再会有大家一拥而上都去研究谢林的现象。过去不受重视的东西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好现象，例如我们不再会把谢林哲学仅仅看作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中间环节，而是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雅各比的著作也有翻译了，对雅各比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门德尔松的著作也有了中译本。相信以后讲德国古典哲学不会只是讲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那个时代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将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史就会慢慢浮现在我们面前。

Florence Dome, Italian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

对于中国人学习哲学而言，翻译非常重要，这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做专门研究的学者当然要注重外语，能够读哲学家的原文原著，这是基本条件。不过哲学不仅仅是少数人研究的一个学科，也与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密切相关。一般人学哲学，你不可能都让他们去读原文原著。实际上即便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要读的书也是读不过来的，不可能都去读原文原著，比如我不是研究谢林哲学的，但我要讲课我要了解，如果只能去看原文原著，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所以也需要读翻译。对于我们的哲学学科来说，“中西马”是主干学科，而哲学的起源在西方，因此西方哲学研究是我们的哲学研究的基础，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决定了我们的哲学研究的水平。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关于西方哲学著作的译本，比如《亚里士多德全集》《康德著作全集》、黑格尔的著作等等都没有被翻译过来，那中国的哲学研究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我们将永远做不了深入细致的哲学研究，甚至我们不太可能有哲学这门学科。不仅如此，现在有人在研究“汉语哲学”，黑格尔当年曾经声称要让哲学说德语，我们现在也要让哲学说汉语，不过让哲学说汉语的前提是我们了解哲学，能够把发源于西方的哲学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西方哲学家的翻译做的还远远不够，差得太远，估计还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初具规模。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哲学著作都翻译过来，先把它们都变成汉语，我们才有资格努力让哲学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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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此外，我们了解到您同韩东晖、干春松老师一起主编了《政治哲学史》七卷本，涵盖了中西马三个方向的探索。您可以谈谈展开这一工作的初衷和心愿吗？另外，在您看来，较为成熟的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对于尚未成熟的中国政治哲学探索有何理论上的借鉴意义吗？面对“打通中西马！”这一雄心壮志的哲学口号，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政治哲学毫无疑问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准备成立“政治哲学教研室”，而且也新建了政治哲学的博士点，希望将政治哲学纳入学科体制中，而不仅仅活跃在体制之外，这是初衷。在干春松等老师的促进下，以我的名义申请了一个校级的重大项目，决定把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纳进来，最后形成了七卷本的《政治哲学史》，西方政治哲学三卷，中国政治哲学三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卷。编撰的原则是“让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章节”，集中了全国几十位专家学者，仿照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的做法，我们并不追求全面系统，而是以点带面，以重要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串联起一部政治哲学史。2017年《政治哲学史（七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比较全面的政治哲学史，当然距离我们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希望以后有机会修订再版。

《政治哲学史》七卷本 张志伟、韩东晖、干春松总主编

西方政治哲学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别是自从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学科。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过去是没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时间比较紧迫，集体合作的大项目太难了，我最后负责通稿，这套书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的，估计除了我可能没有第二个。

说一说“打通中西马”，北大哲学系王博非常有才，他造了一个对子：“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的确，要打通中西马谈何容易！大概20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牵头组织了“中西马哲学专家论坛”，已经举办了很多届了，起因是在哲学界不同的学科各搞各的，甚至使用的哲学概念都不统一，所以希望通过论坛起到协调的作用；我曾经有个说法：在中国，哲学是最不专业的一个学科。但是我感觉，“打通中西马”的工作收效甚微，这里存在着很多原因。现在的学术期刊要求你的论文必须非常专业细致，大而化之的文章是没有人会接受的。然而，“中西马”共同关注的问题，显然一定带有宏观性，应该是与时代所遭遇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相关的带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近十几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处是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研究水平，“海归”的青年学者们功不可没，他们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前沿，经受了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但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宏观的问题没有人关注了，人们只关注细致入微的纯学术性的乃至技术性的问题，当今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貌似不在我们的视野中。

There are always two ways to approach life：top down and botto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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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此外，我们了解到老师您对历史的兴趣很高，当年第一志愿还是北大历史系；而在课堂讲授进入哲学家具体思想之前，您也往往习惯对时代背景做一些细致的介绍。想请问老师如何看待哲学与历史间的关系，或者更广泛一些说，文史哲之间的关系？

哲学思想并不是存在于社会文化历史之外，独立发展的理论学说，如果只把它当作纯粹的学术思想的传承，这不仅是不真实的，而且失去了哲学思想的鲜活色彩。将来你们有可能要走上教学岗位，讲西方哲学的关键是要把抽象的哲学思想讲活、讲生动，否则学生们很难接受。当然，学生们听的很好，感觉我讲的很清楚，不过我有时候会和他们说，等你们真的去读哲学家的著作的时候，恐怕还是读不懂。因为哲学史只是入门，是我读书之后的体会，不能代替你们自己去读书。

在b站上播放量高达163.1w的西方哲学史课程

我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还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好老师。1976年我到北京郊区插队，1978年是从顺义考到人大来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知道消息比较晚，只准备了一个月就去考试了，最后居然还过了分数线，而且进入了体检环节，虽然没有被录取，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时在农村插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逃回城复习考试基本上没人管，你不干活顶多人家不给工分，我就回到自己的母校86中学去旁听，那时候不像现在还要收费，学校组织的高考班不收费，而且请来的都是最好的老师。带我们复习历史的是赵宝寓赵老师，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讲的太好了，后来100分的历史卷子我考了90多分，我的高考成绩在顺义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当时北京高考满分500分，其中有100分的外语是附加的参考分，答不好也没关系。那一年全北京市大概有100多人考了400分以上，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受赵老师的影响，报志愿时我报了北大历史系，但没过多久人大的招生简章出来了。人大1978年正式复校，当时已经临近高考，所以招生工作比较紧张，那一届在北京招生占了一半的名额，比如哲学系招了52个人，有一半北京生，26个人。要知道现在一个哲学班里有一两个北京生就不错了。那就意味着我如果加报人大的话，中奖率要高很多。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信心考上最好的学校，只要能够上学，甚至连学什么、今后干什么都没考虑。于是我就跟赵老师说我要报人大历史系，老师很不高兴，他说你可以上北大，如果非要报人大也应该报哲学系，哲学系才是人大第一大系。那时的人大哲学系的确是第一大系，每当开会或者出去的时候，第一杆系旗一定是哲学系的，走在前面的总是哲学系的学生。

张志伟老师（左1）和他的同学哥们

听起来我报考人大哲学系很偶然，其实也不是。那年代学理论“成风”，既有响应号召的成分，也有自我反思的需要。尤其是后期，有太多的困惑，太多想不清楚的问题，话不能说，只能自己思考，所以年轻人们也在试图从哲学中找答案。现在想起来我感到十分庆幸，真要感谢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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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师您的研究视野很广阔，研究方向包括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形而上学的起源和形成史，康德的道德世界观、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等，呈现出多层次、多面向的特点。好奇您长久以来的研究中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关注点或兴趣点吗？

要说有什么关注点或兴趣点，我每次讲哲学史在一开始讲导论的时候，一定要讲哲学的起源，也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哲学的大问题，对我来说，无论是哲学史、形而上学还是德国哲学，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些问题来思考的，现在我把这些问题都落在了虚无主义上面，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面临的大问题。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我们曾直面虚无，无论哲学还是宗教都试图追求无限永恒的东西，给生灭变化的现象界寻求基础和根据，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避免虚无主义的方式。然而，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由于形而上学的衰落，轴心时代的文明理念都过时了，我们赤裸裸地暴露在虚无主义面前。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些大而化之的宏观的问题，哲学研究总是关注那些更细致更专业更具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但有时候我们过分关注技术性的专业问题，很可能迷失了更为重要，对我们来说性命攸关的大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是跳不过去的，在我看来，康德面临的是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是要给形而上学找一条新的出路，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但我感觉海德格尔之后没有后继者，后现代主义受海德格尔影响很大，但是他们基本上从海德格尔回到了尼采，把海德格尔的“存在”消解掉了，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哲学最关键的东西。

God is dead

我喜欢哲学，研究西方哲学，以及我的研究方向，都与自己的“终极关怀”问题有关，近年来不断地讲“哲学的危机”，思考虚无主义的问题，也是如此。自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等等，几百年间全世界陆续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传统观念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当今时代的科技文明自身却未能形成取代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我们面临的是虽然没有形而上学但却仍然困扰形而上学问题的困境。在我看来，哲学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走出危机。所以，有生之年，或者说余生，我会始终直面虚无主义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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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对象是康德，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将目光投注到康德这样一位哲学家、特别是他的道德哲学思想上呢？目前国内学界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对此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的，以及对于我们把握一种形而上学层面的道德哲学研究有什么提醒或建议吗？

首先是受我的导师苗先生的影响。钟宇人老师是我的硕士导师，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真理观。我1985年留校，1988年的时候和余纪元一起在职读苗先生的博士，我本来想偷懒，和苗先生商量博士论文继续做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苗先生坚决反对，他说做黑格尔做不出新东西，要做就做康德哲学。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此前因为受极左思潮意识形态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所以备受重视，那年代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几乎没有不研究黑格尔的，所以后来李泽厚先生说“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虽然“不要黑格尔”也是不对的，但那时候拨乱反正，矫枉过正，也属正常。

钟宇人先生

其次，当然是对康德有兴趣，苗先生讲了一学期康德，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的博士论文《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在十几年前出版社本来就纳入再版计划，但是让我自己给黄了。毕竟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我的论文宏观的东西太多，书名本身也有问题，我用了一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评价康德时使用的概念：“道德世界观”，当然用的不是黑格尔的贬义，主要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康德哲学的精髓。本可以叫做“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即体现康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层面，以伦理学为核心重构形而上学，但问题是康德自己有《道德形而上学》，因为容易引起误解而作罢。

沉思的康德

关于康德伦理学的现代意义，我前年有一篇论文讨论“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与这个问题相关。一直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形而上学基础的伦理学，当然有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成问题的，但没有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同样是成问题的。在古典哲学中，形而上学是给伦理学提供前提和基础的，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作伦理学“从神圣回归世俗”的转变。形而上学的终结使得伦理学回归世俗，但也面临着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的难题。当伦理学不再建立在形而上学一元论的基础之上，遭遇多元价值观念的困境时，我们要如何解释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呢？更进一步说，如果失去了超越的基础，如果说人终有一死，而且只此一生，没有上帝，没有天堂或地狱，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虚无主义的威胁。显然，康德从形式上论证道德法则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他不是把某一个具体的规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道德法则，而是关注于道德法则的形式条件。尽管我们可以弱化道德法则的先天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面对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交往，不可能没有普遍的价值观念。这种所谓“普世价值”不一定是“最高价值”，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全球伦理学的“底线”，那就是大家可以坐在一起相安无事，可以自己发展自己而不至于发生冲突。当然，这样的“底线”还没有建立起来。

按照亚里士多德，伦理道德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伦理（ethike）来源于“风俗习惯”（ethos）。我们的道德观念不是靠“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说教得来的，而是来自家庭教育。我的父母忙工作，平时我和奶奶在一起，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包括吃饭端碗等等都是有规矩的，你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慢慢就习惯了，等以后才真正理解它。这不是讲道理的事。现在基本上是小家庭模式，孩子扔给社会和学校，从幼儿园开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老师，把孩子交给您了，请您好好管他”，老师跟孩子交流的时间要比家长多，而学校最重要的工作是好成绩和升学率，这种教育方式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全球化和科技文明越发展，工具理性就越发达，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就越强，为什么遭遇“道德沦丧”的问题？因为我们缺乏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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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有一个说法是：“不恰当地说，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开端，而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以此分别给康德和黑格尔以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否请老师谈谈您对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间关联与差异的理解？特别是您是如何看待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古典意义的呢？（一个八卦的小问题是：如果有机会跨时空与康德对话，您会有什么特别想要询问康德的问题或是与之交流的话题吗？）

我讲课、写论文经常会用“不恰当地讲”、“在某种意义上说”等等的说法，其实都是有用意的。当我说“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开端，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终结”时，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朋友肯定会有不同意见，所以“不恰当地说”算是“免责条款”，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只是从某个角度说而已。康德的哲学革命是非常现代的，他试图完全从主体出发来解决二元论难题，虽然康德后来从实践理性往下讲，还会讲到上帝、伦理神学等问题，但是他始终恪守的原则是，他的哲学不是关于世界或宇宙的体系，而是“纯粹理性的体系”。古德曼在《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一书中称：现代主流哲学“始于康德用心灵的结构取代了世界的结构，继之于C·I·刘易斯用概念的结构取代了心灵的结构”。也就是说，康德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开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用作为先天认识形式的范畴体系来解释世界的逻辑结构，范畴不再是世界自身的逻辑结构，而是心灵认识世界的逻辑结构，从而就把世界的逻辑结构转变成了心灵的逻辑结构，由此再到后来的语言的转向，以概念的结构取代心灵的结构，顺理成章，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无法给思想划界，只能给思想的表达——语言——划界，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康德与黑格尔

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是要恢复古代的客观性原则来弥补近代哲学主体性（主观性）原则的局限。重视历史是德国哲学的一个传统，甚至哲学史这个学科是从黑格尔开始的。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让我们不禁肃然起敬，我们今天讲哲学史有很多的参考文献可以依赖，黑格尔作为开创者是不同的，他必须读很多很多书。文德尔班曾说过：“了解康德就意味着一定要超越康德”，《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作者克罗纳则模仿说：“了解黑格尔就意味着绝对不可能超越黑格尔”。我的感觉是，古典形而上学这条路，黑格尔把它走绝了，形而上学的完成也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所以我会说黑格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典形而上学这条路，黑格尔之后没有后继者。现在的学术界好像黑格尔哲学在“复兴”，研究者多了起来，不过我感觉研究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人比较多，少有人研究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说到与康德做跨时空对话，我还真的认真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康德哲学有一大缺陷，他完成了批判哲学的体系，但是并没有完成“纯粹理性的体系”。康德的批判是对理性是否具有先天形式的考察，“批判”只是证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各自有哪些先天形式，但是没有把这些形式构成一个统一体系。或许康德不是没有想过，而是力不从心了。在康德晚年的时候，1794年费希特出版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800年前后谢林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考，1804年康德去世的时候，可能黑格尔也已经有了自己对哲学体系的构想。实际上，晚年的康德面临着一群年轻人的“造反”。我们常讲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但是当康德开创了一条哲学新路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此起彼伏，光芒四射，而康德的星光黯淡了下去。于是，年轻人“倒逼”康德不得不思考哲学体系的问题。

康德在1796年到1802年留下的《遗著》中，一方面准备写一部《自然形而上学》，以弥补只有《道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另一方面，康德留下了至少75个关于“先验哲学”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先验哲学不再只是研究先天认识形式的科学，而是由上帝、世界和人三个理念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但是康德毕竟风烛残年，力不从心，只是在不断地下定义，难以继续深入思考了。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到过，或许可以请康德写一本《先验人类学》，从而来总的回应那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这部并不存在的著作绝不是那部《实用人类学》所能替代的，那属于经验层面而非先验层面。所以，我想问康德的是：如果有精力，你打算如何完成你的哲学体系？不过我想，这可能不重要，康德已经不得了了，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经典。尽管康德没有完成他的哲学体系，但是完成了一个哲学家所承负的历史使命。后来的哲学家们所走的路在某些方面都跟康德相关，也会和康德不一样。如果康德继续思考下去，他的思想是否会走向黑格尔哲学呢？这个大概不可能。但是从康德到黑格尔毕竟是一条路，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对目的论的论述已经让黑格尔呼之欲出了。

08

Q:最近人大哲学院刚刚成功举办了“理性与自由：首届人大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作为后疫情时代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再次出发，各方名家汇聚人大，分享新进研究成果。您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何期待呢？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何借鉴意义？二者之间是否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另外，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您曾提到我们时代的危机在于“肉身向前 灵魂滞后”，那么在您看来，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思想能否为我们灵魂与肉身间的协调一致提供一些启发或帮助呢？

今年的首届人大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非常成功，这要归功于李科政老师，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带领同学们完成了这个壮举。应该说，我们这个会通知的时间比较晚，一般这样的大会起码提前十个月到一年通知，大家才能有时间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另外我们也没有设立具体的分论题，考虑到这么多人参会，如果有相对明确的小主题，那么深入程度和交流程度就肯定会更好了，希望明年能够有充分的时间筹备第二届论坛。

“理性与自由：首届人大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合影

说到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在这次论坛的前一天，作为论坛的“预热”，以“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为主题，由武汉大学赵林教授，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李秋零老师和我四个人，举办了一个“高端对谈会”。我在发言的最后说了三个方面的“时代价值”：首先是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思想。其次是黑格尔试图恢复古代哲学的客观性原则来弥补近代哲学的缺陷，彰显了传统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最后是晚期谢林对后世非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当然不止这三个方面，时间关系临时起意只讲了这几个方面。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在几百年间全世界逐渐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形成了当今时代全球性的科技文明，德国古典哲学正处在转型之间，哲学家们既为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现代性文明具有指向未来的开放特点，而它的底层设计是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始终没有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可以取代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于是就出现了我所说的“肉身向前 灵魂滞后”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试图弥合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之间的“断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是我们可以不断回顾的理论资源。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这个科技文明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要复兴传统文化，但是复兴传统文化不是“复古”而是要让它“复活”，必须要让传统文化“现代化”而适应我们这个时代，所以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例如我们讲传统文化，不可能把“三纲五常”原样照搬，拿过来作为我们的伦理观念。古代中国那种把家庭伦理放大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家国天下”模式，不应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

“高端对谈会”现场（第一张图片左侧为张志伟老师）

德国古典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怎样的启发或帮助？正如我们这次德国古典哲学高端论坛的主题：理性与自由，这是启蒙的口号。近些年来人们不断地批判现代性批判启蒙，却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迈过现代性和启蒙的门槛呢！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汲取历史上现代性和启蒙的经验教训，不是放弃启蒙，而是调整启蒙的方案，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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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师您长久以来在人大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对您的哲学研究之路有什么影响吗？特别好奇在我们未出生的年代，你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哲学学习呢？您有什么较为稳定的学习习惯吗？另外，尽管如今藏书丰富、资源便捷，青年学生们却苦于“没有时间看书”，您对于不同阶段的青年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的专业学习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随便说了。当今时代，读书这个问题是很麻烦，包括我自己在内，现在读书都很功利，很实用，常常是为了写论文去搜集资料和阅读，通常没有时间去读一整本书，而是挑里边需要的部分读。我喜欢一本书，不带任何功利的地慢慢悠悠地一直把它读完，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算是土生土长的“人大人”，从读本科、研究生到留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近40年没有离开人大，对它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而且相对来说，人大的氛围一向是比较宽松的。我亲身经历了人大哲学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的哲学系向学科齐全的正规哲学系的转变过程。过去人大有马列所，哲学系专门设有原著教研室，当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等经典著作，每一本书都是一门课，我上大学时读的马列著作，估计现在读马哲的博士生可能也没我们读的多。1978年入学的第一天，系主任给我们训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虽然你们拿到的通知书上写的专业是“哲学原理”，但那只是简称，完整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现在的人大哲学院，不仅是最早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而且在八个二级学科之外还设立了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博士点，我们有10个教研室，目前应该是全国教师最多的哲学院系。

哲学专业的学习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读书。过去还有时间读书，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时间读书，更不用说“博览群书”了。本科生还在打基础的阶段，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课程，没有时间读书。当你进入硕士生的阶段时，导师就会催你确定研究主题，围绕论文主题读书和写论文，这时你已经算是步入专业研究的领域了。对于博士生来说，必须花四年时间好好打磨一篇10万字左右的博士论文，所以读书都是围绕研究方向进行的。然而，哲学研究不仅需要专业深入，而且需要有哲学史的理论视野，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时间去阅读专业之外的哲学著作。等到大家博士毕业后找到工作了，马上又会面临更卷的“非升即走”的压力，要求你在几年时间中申请项目，发表多少篇论文，当你有幸过了这一关，还要评职称。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时间踏踏实实地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读起，一点一点地读下来呢？显然没有。也就是说，虽然你的专业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你的理论视野和阅读范围相对来说仍然比较狭窄，这恐怕是以后制约你的学术发展的障碍。哲学史的研究需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去为一位哲学家的理论学说“定位”，也就是把一个哲学家摆在哲学史的视野中，去思考他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更高、更宽的理论和历史的视野，那么就很容易仅仅关注于专业或者学术问题，而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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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们学生中有一个说法：在博士期间既要坐得下冷板凳静心看书，也要坚持锻炼保证身体革命本钱。老师您就很喜欢锻炼，想请问您是先喜欢上的锻炼，还是先喜欢上的哲学呢？以及在您看来二者对我们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益处吗？另外，在选择诸多的现在，我们可以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呢？

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上中学时几乎每天都打篮球。那时我住的地方离西单很近，那儿有一个被栅栏围起来的露天篮球场，有很多篮球架，我们经常在晚上翻过栅栏，借着周围的灯光甚至月光去打球。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没有太多的书可读，第二也没有人要求你好好学知识，那么年轻人往哪消耗精力呢？就是成天打篮球。上大学以后也比较喜欢篮球，但这还不是一种恒常保持的体育锻炼，只是玩，而且受场地和人员的限制，往往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我刚上人大的时候，因为刚刚复校，没有宿舍，所以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走读”，我当时担心是不是上了一个走读大学。年轻人都不愿意早起啊，我住在新华门对面的北新华街，每天7点起床，胡乱吃口东西开始骑车去学校，大概最快要40多分钟，经常是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我就感觉自己骑车算是锻炼身体了，结果上体育课时测试100米给我跑坏了，突然就意识到骑车这件事不能代替跑步。

真正保持常规的体育锻炼其实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时间，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感觉开始得太晚了，应该更早些。我原来是特别享受走路，暴走一族，每次走个十几公里。一个人走在没有人的路上，边走边听音乐边想论文，很享受的。但是走路的运动量还是太小，后来因为我爱人老说让我陪她跑步，我就开始跑步了。跑步真的是习惯，到了一定程度，你不跑步会觉得浑身不舒服，萎靡不振。另外对我来说，跑步了就可以放开吃点儿东西，因为要控制体重，控制血糖。你们不能因为年轻就只光考虑现在，虽然现在身体各方面都没问题，但你要知道，人的老化从30岁以后就开始了。对我来说运动是对身体状态的保持，或者说不让它退化得太快，我考虑的不是长寿，而是如何在活着的时候让身体健康一些，生活更有质量一些。

“保持常规的体育锻炼”

大家总是觉得抽出点时间做运动是浪费时间，不如我在这个时间去看书，你可能没有想过：第一，在这个时间你不一定在看书，第二，你做了锻炼之后注意力会更集中，学习效率也会提高。所以你们就在学校里边体育锻炼很方便，也不要只抓一个时间，上午、下午或晚上起码拿出两个时段，一个时段可以短一点大概30分钟，另一个时段长一点大概50分钟，尤其你们可以晚上跑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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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以分享一下老师最近阅读的著作吗？或是向我们读者推荐一本著作吧！

如果只能推荐一本，那我推荐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我不断地在读，总是能读出些东西来的一本书。《存在与时间》当然是哲学史上最为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之一，而且应该名列前茅。不过由于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高大上的思想对象，落实到人生此在日常生活的生存活动之中，你会感觉哲学问题不再只是少数精英所做的工作，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与时间》是可以当作人生哲学来读的。

海德格尔与他的《存在与时间》

原文转载自公众号：不开心的野兽、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pOw-60K-31a_tabrpwE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