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彰，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校友会会长。

   （本文是作者2020年10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

非常高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成立大会。下面我就平台成立发表几点感想。

平台成立的价值和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成立，恰逢其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第一，它标志着哲学院又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在哲学这个大学科方面，人民大学哲学院历史悠久，学科齐全，现在又拓展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伦理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无疑是研究领域又一重要拓展。

第二，它标志着哲学院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贴近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贴近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聚焦点。

第三，它标志着哲学院老师们增添了一个施展才华的重要平台。老师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自己的作用，贡献自己的智慧，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此，我作为哲学院1988年的毕业生，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骄傲，首先表示热烈的祝贺。

平台成立的动力或机制作用

我的第二层感想，就是感到这个平台的成立实际上为我们哲学院的研究工作增加了一个动力，或者说设立了一个新机制。借助这个动力或机制，我们至少可以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它推动哲学研究把关注的目光从书斋进一步转向现实。我们知道，哲学是一种坐在高楼深院里的玄思研究，书就是研究的对象、依据和参照，思辨是我们研究的特点和着力点。同时，人民大学哲学院历来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感。这个平台的设立，毫无疑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更加关注现实，尤其是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个现代化被外国人叫做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的落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就是为了解决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减少上层建筑方面的障碍。所以，“第五个现代化”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而这个平台会让我们紧紧聚焦这个现代化。

第二个转变，它推动我们把服务对象从同行扩展到社会。哲学研究，具有独到的学科特点，比如高度抽象的概念、高度思辨的思维，还有专门的术语等等，一般说来，我们的研究成果假如不做转化工作，社会大众读起来就会困难重重。就连我们哲学专业出身的，读黑格尔也是非常费劲，不一定能够读得懂，除非我们是专门从事黑格尔研究和教学的。所以哲学文章社会关注度较低，这个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平台的创立，驱使我们聚焦于社会关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自然会同时驱使我们把服务对象，从过去更多的是专家同行，转到现在更多的是社会，尤其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因此，它就迫使我们，同时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种机制，使我们把服务对象转向社会、转向从事国家治理的群体。

第三个转变，它会推动我们对文字价值从注重学术转向注重应用。高校的传统，就是非常注重文字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哲学更加强调这一点。比如管理哲学的博士生很容易把博士论文写成管理学，老师们不得不经常提醒“别忘记了，我们是管理哲学，不是普通的管理学”。这是非常重视学术的一面。另外一面，我们历来也注重应用。刚才有的专家赞扬人民大学哲学院“紧跟时代的脉搏，研究了很多问题”，但哲学院的主要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这个平台的建立以及它的使命，本身就是应用的标签，正是因为考虑到哲学的应用才成立的。这就驱使我们所有在这个平台上的老师，必须把关注文字的学术价值转向更加关注文字的应用价值，否则我们就辜负了这个平台的成立，也辜负了校院领导为创办它而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上面三个推动转变，实际上是推动我们哲学研究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谁研究，为谁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不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最早是在新闻工作座谈会，然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都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树立“为人民而研究，为人民而写作”的理念。这个平台的创立以及它的职责无疑会让我们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要回答哲学研究到底“怎样研究，怎样写作”的问题。比如从事纯哲学的研究，往往离不开资料。资料在哪里呀？资料就在前人的典籍当中，资料就在图书馆当中。所以哲学研究找资料，长期以来就是从资料当中找资料。这个研究传统，就使得有些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遇到了问题。比如，研究干部培训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生们非常重视资料，但他们往往是从前人的著作或论文当中去找资料。他们重视别人对公务员培训的研究和概括，而不去研究现在公务员培训的现状，发展到了什么地步，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效果怎么样。所有这些他们不去调查研究，而专门只看别人的研究概括。同样，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也有这个问题。博士生们喜欢研究某个全体的思想教育问题，比如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但他不去研究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现实，不去深入大学生之中，而是泡在书斋里找资料。显然这些都走入了误区。所有这些研究，主要精力不应当看前人的资料，而是深入实际、研究现实，深入思想教育的对象，研究思想教育的现实。这个平台的创立，有助于我们转变这种研究视角、研究重心，推动我们从对前人研究资料的过度依赖当中摆脱出来，把关注的重点转向现实的国家治理，从国家治理的实践当中去寻找我们要的研究资料，从而使我们研究和写作作风、态度、风格有个重大转变。

第三是要求我们解决“什么样的成果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比如以前评职称，上报科研成果，你要是拿出一两个调查报告，你要是拿出发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来评职称，一定会传为笑谈。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变化。但博士生找工作，招人单位设计的申请表，只有填写C刊论文的位置，其他成果连秀一秀的位置也没有。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眼光里，这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价值是学术文章、学术杂志，是长篇大论。尽管报纸上的“豆腐块”发挥过很大的影响，起过很大的作用，比如纷纷被转载、被引用，但是在一些学校是不算的。现在我们自己成立了应用平台，它就使我们重新考虑，今后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研究成果的价值。我们应当把评价标准定的更加合乎党和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

平台成立对研究工作者的新要求

这个平台的创立给我们老师，给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要求我们既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要求我们有很强的实践意识。我这里讲的是实践意识，没有讲实践经验，没有讲实践积累，因为我们首先要树立强烈的实践意识，即面向实践、面向现实、服务社会、服务政府的意识，先有这个意识，然后才有可能去实践。很多专家都有体会，写学术文章难，写研究现实的文章也不轻松，因为要脚踏实地，要调查研究，有时要比写纯哲学文章更花时间和精力。现在这个平台的成立，就迫使我们要树立起实践意识，多向实践调研，多向实践学习，多思考实践提出的问题，从而积累我们的实践材料，增长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样我们才能研究这个问题。人们曾经说党校的老师“没当过领导在讲领导科学，没制定中央文件在解读中央文件，没出过国在讲外国”，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哥尼斯堡，但他是自然地理的创始人。今天资讯工具这么发达，足不出户就可以找到相关资料，所以我们不要在乎这种说法，但这毕竟属于“从资料中找资料”，要想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拿出有份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自己更加自觉地转向实践，树立强烈的实践意识，“到实践中去找资料”。这是平台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它要求我们既要有高超的读书本领，又要有专深的调研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很重要，有人会读书，有人还真不会读书。不会读书的人，书读的很多，但是收获无几。会读书的人，读一本算一本。所以我们大凡有成就的都是有高超的读书本领的。习近平总书记又非常强调调查研究，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这个平台的建立告诉我们，光有读书本领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很强的调查研究的能力。我在工作当中发现，同样到实践当中去转一圈，见到的人和事都是一样的，见到的场景都是一样的，但是得到的材料、运用的程度、最后的研究结论却是天壤之别。这就提出了一个调研能力的问题。这对我们是个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要应对这种挑战，接受好这种考验。

第三，它要求我们既要有思辨思维，又要有对策思考。哲学，无论我们把它写的多么通俗，它毕竟是思辨的科学，所以长期在哲学领域工作使我们练成了一套思辨思维。这个思辨思维是我们的长处，也是其他学科所需要的。我不时听到搞其他学科的专家说，如果他也有思辨思维，他在这个学科领域会更加出彩。所以你看看哲学系的人去创办社会学系，非常成功；去创办经济学系，也非常成功。南京大学法学系、经济学系都是从哲学系分出去的，都办得很好。多年以来，许许多多搞哲学的人转行到其他学科，大都做得非常出色，成了这个学科的翘楚。这就是哲学思维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在这个方面，思辨思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现在这个平台告诉我们，光思辨是不够的，光思辨领导是没法看的，也没有人感兴趣，因为他们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对策或办法。所以我们要补齐对策思考这个短板。

实践意识、调研能力、对策思考实际上是一回事，它们统一于党领导下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让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热情投身这个实践，拥抱这个实践，拿出更多受实践欢迎的重大成果。

谢谢大家！

原文来源：“撞钟就要撞响”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