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日下午3点，第二十四届“中国人民大学马哲论坛”在人文楼五层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院聂锦芳教授带来题为“MEGA I\5 的出版会给《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解和解释带来什么？”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主持，哲学院张文喜教授、罗骞教授评议。校内外三十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参与了此次讲座，反响热烈。

聂锦芳教授认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隐匿于其许多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实际上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由此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造成严重误读和曲解。

由此，聂锦芳教授就MEGA I\5版本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阐述了文本研究和思想研究之间的关系。

首先，聂锦芳教授向大家论述了“陶伯特方案”。MEGA2重新启动之后，陶伯特称为第1部分第1卷的编者之一，在改卷于1975年出版后，由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就投入到第5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资料收集、研究和编辑准备工作中。陶伯特与汉斯•佩尔格、雅克•格朗特别指出，从1926年梁赞诺夫真正主持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起，过去所有的版本都想把这部实际上未完成的文本变成一部完整的著作，尤其是所有的编排方式都试图给其中的《费尔巴哈》章建立一种逻辑体系结构。陶伯特认为，这些版本都有一定的根据，也有各自的特点，但是，都有独断的特征。

其次，聂锦芳教授认为，自2003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年鉴》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进展陷入很缓慢的状态。一方面，MEGA的专业编辑们的工作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主要是手稿文字的校订、编排方案的再斟酌和附录收入的新考量；另一方面，学界对这一著述却空前重视，在迫切希望再现原貌的版本迟迟未能问世的情况下，部分学者从思想史角度和文本内容方面召开的讨论反而突破了单纯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复原”的局限。

最后，聂锦芳教授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特殊的思想家和写作者，其著述中成型、定稿的很少，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等，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举凡学界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嘲讽误为他本人思想的转向，将“普遍的个人的解放”理解为“全人类的解放”，无视“巴黎手稿”“原始顺序版”分栏写作的真正意图和还原《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手稿内容的价值，离开《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随意进行阐释，更没有悉心体悟马克思晚年发出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喟叹和警示的深远意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重视对文本细节的甄别、辨析有关。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罗骞教授对聂锦芳教授的演讲进行评议。罗骞教授认为聂锦芳教授的研究对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文本研究潜在的现实维度和现实关怀，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学者都应当认真对待的。文本研究工作并不是原本的简单纯粹的呈现，每个版本都会体现编辑者的思想理路。而对于新版本而言，其中并没有呈现出1846-1847年之间跟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相关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恰恰是打开马恩著作研究的新窗口和新渠道。最后，罗骞教授认为聂锦芳教授的演讲和研究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即要加强国内学术研究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对聂锦芳教授的演讲进行了总结。张文喜教授认为聂锦芳教授的研究和演讲给学界的研究很大的启示。首先，国内文本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抛开文本学研究来说，目前的研究存在两种路径，一个是按照马克思那样去理解马克思，另一个是比马克思更好地理解马克思。而聂锦芳教授认为文本研究是开放性的，并且他的研究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呈现了中国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熟悉到怎样的程度。其次，思想性要以学术性为支撑。如国内学界长期的原理的原理性研究的发端就应该是文本学和文献学基础上的研究。因此，文本学的研究打破了原来学术界存在的主观思维的烙印，有利于防范概念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判断的天真，使得原理的研究具有学术性。最后，文本研究工作当然具有中立性。文本研究者之间的观点不会有巨大的甚至极端相反的不同。马克思思想不会全然收缩在他的文本之中，文本学的研究因而也具有解释学的意义，加强了不同学者之间的对话。

最后，聂锦芳教授对在座同学们的提问进行了回答，此次会议在与会师生的激烈讨论中拉下帷幕。

文：张晓

图：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