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知觉、意识、第一人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大会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与山西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和专题研讨。这是一次高品质、高效率的实质性国际学术交流。

首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的首席专家哲学院刘晓力教授主持大会并做开场欢迎致辞。大会第一场报告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约翰逊讲席教授（Johnsonian Professor of Philosophy）克里斯多夫·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所做的“类比表征与概念/非概念区分（Analog Representation and the Conceptual/Nonconceptual Distinction）”大会特邀报告。

在报告开始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姚新中教授做大会致辞并对皮考克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皮考克教授出身于学术世家，自中学时代其便在牛津求学，因而自称为“牛津的孩子”。皮考克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心智哲学，知识论及形而上学，在20世纪下半叶为英美分析哲学的前沿讨论做出了杰出贡献。皮考克本次报告尝试对知觉内容与表征给出一种新的区分模式。不同于曾经他所坚持的概念内容与非概念内容的区分，本次他通过引入量纲（magnitudes）概念，尝试对区分模式进行一次革新。他最后的观点如他所言与麦克道威尔有着更多相似之处：只存在一种内容，但却可以被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加工。

皮考克首先回顾了概念内容与非概念内容这一经典区分，并说明了类比表征和类比计算的独特性。即它们是非概念的，不使用语言表征而是运用量纲进行加工。量纲包括很多我们不陌生的事物，诸如距离、方向、角度等。皮考克接下来对量纲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量纲在物理学上被分为广延的（extensive）与强度的（intensive）。前者是具有可加性的，例如距离可以增加。而后者不具有可加性，例如温度并不是可直接相加的。量纲概念正是在非概念内容（例如皮考克自己曾经提出的场景内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类比计算的表征过程就基于量纲，可以说类比表征就是用量纲对量纲进行的表征。例如我们看见了同样高度的两扇门，但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它们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类比表征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表征。这一过程类比表征就是在用量纲表征量纲。随后皮考克强调了这种使用量纲的类比表征具有特定的底层实现机制，尽管他无法给出具体的神经机制描述，但他通过一些科学案例尝试说明类比计算是由一些特定的科学律的运作所解释的。因此，这一过程不是数字表征与数字计算的情况，因为在类比表征中没有符号的参与。

在对量纲与量纲如何构成类比表征的基础给出说明后，皮考克给出了自己的中心论点。即对于概念与非概念所做的区分不是就内容而说的，而是对内容的不同种类的加工方式来说的，也是相应地对不同种类的大脑底层表征的加工方式来说的。区分的关键就在于，非概念的类比表征是基于与量纲相关的科学规律的，而不涉及命题或述谓的结构。皮考克随后列举了一些常见的类比表征，诸如多种空间推理，一些特定的时间推理，对内部及外部地图的使用。此外，同样的内容可以被这两种不同方式加工。此外，知觉内容总是包含了潜在的量纲，但也存在一些不包含量纲的纯粹概念内容。诸如一些抽象的命题：凡人皆有一死。

随后皮考克讨论了非概念运作的正确性问题。正如命题式的表征有逻辑基础来确定真值，非概念运作似乎也拥有类似的东西。他随后用特定量纲类型的公理作为正确性的标准，从而为该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随后他又考虑了概念伪装的情况。概念伪装是指某些行动可以用概念运作的方式来解释，但实际上它们不需要借助概念来完成。皮考克认为，像一些看似使用推理才能解释的例子实际上只需要使用量纲的运作就能完成解释。皮考克最后在结尾部分将自己的工作和伯吉以及麦克道威尔的工作进行了联系。皮考克首先考虑了自己的方案与伯吉对命题推理能力与知觉能力的区分之间的异同，以及自己在量纲的结构等方面受到的启发。随后皮考克回顾了自己和麦克道威尔关于概念内容与非概念内容的论证。他试图说明为何在承认只有一种内容后，还要区分两种加工方式。在最后部分他给出了五个要点来说明他的理由。

在皮考克的报告后，第一位评议人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唐浩。唐浩首先就概念与非概念的区分以及心理层次和底层机制两个层面究竟是构成了一个四元组还是一个二元组的两种描述向皮考克提问。随后就心理表征的术语使用，心理的底层物理实现过程是否可以被视为计算，意识层面与底层的鸿沟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第二位评议人是来自山东大学的任会明，他就心理量纲与物理量纲之间的关联及区别进行了评论。它认为心理量纲是较为可疑的，并指出量纲加工同时在内容层面以及表征层面的特性可能会带来麻烦。随后，皮考克与两位评议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场的师生也分别向皮考克提出了颇有意义的问题，皮考克一一进行了解答。

下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的刘闯主持。首场报告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唐热风所做的“Epistemic Experience”。报告对何种经验可以被称为知识来源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唐热风以对麦克道威尔的知识标准的分析入手，在同意其部分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经验并非可以为知识提供难以驳斥的证成，而是经验就可以算作知识。随后她围绕这一观点展开了论证并考虑了对一些反例的回应。

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梁益堉接下来报告了“Body-as-Subject in the Four-hand Illusion”。报告对近来一个关于本体感受的实验的哲学含义进行探讨。四手幻觉指通过头戴式显示器的视觉错置和一些同时性的刺激，被试产生了自己有四只手的幻觉。梁益堉认为这是对梅洛.庞蒂及罗格朗的“经验排斥论点”的反例，该论点认为人们不能同时地拥有身体作为主体的经验与身体作为客体的经验。梁益堉基于四手幻觉的哲学解释对该观点的严格性进行了反驳。

下午的第二组报告由山西大学的江怡主持。第一场是来自山东大学的王华平，报告主题为“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ve Access”。报告讨论知觉意识是否溢出了认知通道。知觉的丰富性使得布洛克认为知觉意识在概念上是可以与认知相分离的，这样的溢出论点受到了柯恩和丹尼特等人的批评。王华平考察了双方的来回交锋，并在最后通过解决方法论上的困惑来为溢出论点进行辩护。

接下来，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滕璐做了“The Epistemic Insignificance of the Feeling of Presence”的主题报告。滕璐首先介绍了知觉证成问题上的独断论观点，该观点认为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现象力-可以为相应的信念提供证成。滕璐围绕该立场的辩护与反驳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现象力的质疑对独断论进行了反驳。

当天的最后一场报告是由复旦大学的刘闯所做的“Peacocke on Perceptual Entitlement”。该报告旨在对皮考克在知觉权利问题上对于知觉的解释以及一些主要批评进行考察。所谓知觉权利指知觉赋予我们进行知觉判断的权利，从而为知识提供了基础。刘闯指出皮考克自认为的理性主义解释是基于一些先验原则之上的，并在说明了这一特征后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归纳了一些批评意见。

会议第二天上午的第一人称专题研讨由北京大学的叶闯主持。首先由浙江大学的李恒威报告“建构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李恒威的报告为当代的意识科学在方法论层面上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他指出意识的认知首要性和实在性决定了第一人称方法对于意识研究而言是必要的，并对该问题的合法性和基本的规范与操作给出了说明及辩护。

首都师范大学的陆丁随后做了下一场报告，主题为“人称的程度”。该报告尝试探讨“作为第一人称”的特征，并探讨“作为第一人称”的程度及形式描述。陆丁首先讨论了第一人称视角的两种功能，分别是感受质与现象学路径。前者带来了额外内容，而后者提供了一个形式。但这种双重功能仍然无法完成主体归属与经验归属的工作。对此，陆丁建议增加一个变元来形成一个三元结构，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同时为第一人称的程度提供了度量方式。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郁峰做了题为“第一人称与自我意识”的报告。郁峰围绕博穆德斯（Bermúdez）对于自我的研究展开，博穆德斯认为最原初的基础自我意识和第一人称内容都是具身的。而皮考克对自我的解释并不认为具身性是必要条件。郁峰的报告则尝试为身体及具身性对于理解自我意识和第一人称概念的重要性进行辩护。

接下来的第二组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畅主持。来自厦门大学的王晓阳随后以“非主观的心灵”为题进行了报告。该报告围绕心灵的主观性与物理主义关于科学解释的完备性之间的张力展开。王晓阳介绍了物理主义在解释主观性的心灵时遇到的挑战以及两类主流的回应方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他认为通过对心灵的主观性所带有的误解进行澄清可以更好的推进保守主义方案，而这一澄清的要点在于：心灵是非主观的。

上午的最后一场报告是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徐竹所做的“心理的与实践的自我知识：一种表达主义的纲领”。该报告基于塞拉斯及安斯康姆的工作，前者认为自我知识包含心理的与实践的两类，后者则为实践的自我知识做出了理论补充。徐竹认为这样一种对自我知识的理解可以在皮考克的工作的启发下得到新的重构。

下午的会议围绕知觉与意识展开，由王晓阳主持。第一场报告是由绍兴文理学院的陈巍所做的“当镜像神经元遭遇现象学：琴瑟和鸣抑或同床异梦？”。该报告旨在考察镜像神经元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陈巍首先介绍了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以及所引发的现象学内部自然主义方法论的更新。随后介绍了在同感问题上两者在三个方面的裂隙。基于以上问题，他重新考察了两者的关联并肯定了两者的兼容性。

第二场的报告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费多益，她的报告主题为“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论他心感知”。该报告首先回顾了他心感知的神经机制基础，随后指出这一神经基础与他心感知间的关联无法为他心感知提供一个完备的解释。此外尽管费多益补充了他心知识对于理解他人以及沟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真正的理解他心。因此，他心感知并不是要去发现他人行动的因果解释，而是理解他人所表达的意义。

随后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原所做的专题报告“相信的‘中间状态’与信念的分层”。该报告对相信的“中间状态”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中间状态是指如下的情况：主体相信p且真诚地判断p，但主体的行动违背了p。黄原首先考察了信念的倾向论对于该问题解释，随后考察了传统表征主义及修正版本（甘德勒的隐念理论）的解释。在进一步的分析后，黄原提供并辩护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将信念区分为原初信念和理论信念两个层次，从而将中间状态理解为两个层次间的矛盾。

下午的第二组报告由南京大学的陶孝云主持。首先由山西大学的梅剑华所做的专题报告“直觉作为证据：直觉与知觉的类比”。该报告旨在探讨直觉作为一种证据的特征，并通过与知觉的类比来进一步讨论并理解以上特征。梅剑华探讨了索萨，以及柏格森等人关于直觉的看法，并在对知觉和直觉的证据地位进行对比后认为直觉应该具有与知觉类似的认知地位，从而能够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指南。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薛少华随后做了 “知觉行动联机和人机交互中的动态信息处理”的专题报告。该报告涉及经典的心智的计算主义与符号表征传统及其遭受的挑战。薛少华首先介绍了以福多及皮利辛为代表的传统的计算主义及符号表征路径，随后介绍了策梅罗与吉布森对于传统的心智表征理论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知觉行动联机和人机交互中我们的神经系统并没有真正的在进行心理表征。薛少华以此为主题，尝试基于生态心理学为以上行为提供一个比表征理论更好的解释。

大会的最后一场报告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孙骞谦所做的“注意与知觉视角性特征”。该报告主题是对知觉的视角性特征进行解释，并寻求最佳的解释方案。孙骞谦首先回顾了表征主义传统下的两大主流方案：投影式理论与视觉开角论。在对两大方案进行回顾后，孙骞谦基于一些已有理论归纳并捍卫了注意建构论这一替代方案。

最后，大会在刘闯的简短总结和参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皮考克教授随后将于5月13至15日开设国际前沿教师培训课程：形而上学与意义理论。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 刘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