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魏巍写了一篇影响了数代人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疫情其间，习近平也称赞医务人员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返程时，送行海报上的那行“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就是对最可爱的人的注解。最可爱的人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前几天看到一个抖音上的视频，一个有着健硕体魄的医生和一行刺眼的文字：你问我为什么一个医生还要这么健身锻炼，当然是为了在医闹时保护自己。

我不禁在想，疫情过后，当白衣天使们回到平常的岗位，人们还能把他们作为最可爱的人来尊重和关怀吗？我们得有信心，但前提是：

第一，回归医患关系的本质。医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支配关系、契约关系抑或是伙伴关系？其实，疫情中，当重症病人被推进急诊室时，我看到的是滑向死亡深渊的病人，而医生是唯一可能把他拖回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医患关系的本质，即治病救人的关系。那些所谓的技术上的支配、药品上的交易、权力上的博弈，不过是落在这种关系上的尘埃，拂去尘埃，看到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回应和帮助就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理解和感恩则是依赖者最起码的德性。

第二，我读过一篇“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琪方只有16岁，她的妈妈和外公都是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为了帮妈妈做点什么，她给患者们写了一封的鼓励信：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大年三十，彭渝驰援武汉，怕家里人担心，她谎称自己在医院值班。她老公知道后着急地跟她打电话大吵了一架。几天后，彭渝看到了老公这样一条微信：“你是我妻，也是战友。使命在先，盼早日凯旋。”这些故事给我们展现的场景是这样的，在生死之间，在听诊器的两端，不再只是医生和患者，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群人，而所有这些人，组成了以病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的治病救人的同盟军。可见，医患关系其实包含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医患伦理其实是社会伦理。疫情期间，有地区出台了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医生子女加分政策，引起了争议。我以为，只要程序公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医患关系的社会伦理所要求的。

第三，疫情像面镜子，显现出医患关系背后的社会生态。SARS疫情中，医生同样是最可爱的人，为啥疫情过后仍然伤医事件不断？从道德眼光来看，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关键，一线医护人员因此成了“背锅侠”。因此，以预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为主体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必须成功，否则，最可爱的人不过是一句空话。

郑州毒王“郭某鹏”出名了，他从郑州出发，到意大利兜了一圈，途径北京，回到郑州，还挤地铁上了两天班，最后确诊传染了新冠病毒。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因此被隔离。据说，其密切接触者遍布11个城市。按道理，郭某去意大利看球，是他的私事，是他的行动自由，但现在这个私事，却变成了最大的公共事件，因为他的活动涉及到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现代社会分化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个领域，人们一方面通过隐私权、自由权等各种权利来明确公私边界，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另一方面，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界又是模糊和移动的，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边界，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原来私人生活的活动都具有了公共的属性。“郭某鹏”的游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疫情防控凸显了公共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公共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

第一，行为者要有公共文明意识。公共文明意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行有所止。所谓行有所止，是指人能意识到行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社会规则。规则意识可以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动物活动的边界由其本能所确定，而人的活动则受到规则的约束，只有人才会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来约束自己。二是行有所耻。所谓行有所耻，是指一个文明人在没有遵守规范的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羞耻感。没有羞耻感的只能是动物或者野蛮人。

第二，要有公共文明行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汪勇只是武汉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但现在却成为了“志愿者汪勇”，从疫情爆发后，他主动组车队接送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医护联系到每天几百上千份的公益供餐，为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汪勇说，做这些事不为什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志愿者汪勇是公共文明的模范，也许我们做不到像汪勇那样，但我们起码要做到：一是在公共场所，要爱护公共设施；要维持公共卫生；要遵守公共秩序。譬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遵守社区的管控措施，等等。近日有澳籍返京女拒绝隔离，外出跑步还不戴口罩，社区工作人员劝阻时，竟大声叫嚷：“救命啊！骚扰啊！”我们可以称其为撒野，这个“野”就是野蛮的意思。二是在公共交往中，要注意文明礼貌，要乐于助人，起码不能损人利己。三是在公共参与方面，不但自己要遵守规则，还要勇于监督、检举和矫正他人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公共文明建设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公共文明行为一方面要靠自觉，另一方面也需要法制。这几年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其中设置了鼓励和禁止的两类规范，并通过对行为者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促进公共文明行为。这种惩罚与促进并重的立场与基调，无疑是正确的立法姿态。

宅在家里，就是挂在网上。网络生活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就像另一种病毒在网络世界中扩散，搅得人心神不宁，甚至造成精神伤害。一部Discovery探索频道8年前拍摄的纪录片被翻了出来，这个视频中，钟南山儿子钟惟德接受采访时，系了一根爱马仕皮带，由此对钟南山父子的恶意指责便汹涌而来。73岁的李兰娟，为疫情防控拼命工作，每天睡3小时，却有谣言称她推销儿子旗下公司的药，攻击辱骂随之而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匿名的键盘侠往往借助网络谣言，以道德为面具，以攻击性的言论为武器，四处寻获道德猎物，以逞一时之快，其结果不但伤害了当事人，更污染了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往往随影而行，又因此产生了一种衍生的暴力，即任性删帖，暴力的叠加又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生态。怎样才能阻止网络谣言和暴力的肆虐呢？在虚拟世界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困难。这是因为，与现实生活空间相比：一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参与者是匿名的不特定的网民们，谁是造谣者，谁是施暴者，难以确定。二是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扩散性、流变性等特点，网络谣言和暴力事件一旦发生，就变得难以控制。三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伤害程度有多大、扩散的范围有多广、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难以预料。

因此，要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不但要多下功夫，关键是要换思路，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治互联网的“病”。

第一，传播者要有他者思维。网民是挂在网上的存在，先有网，才有“民”。每一个网民都是网络上的一个纽节，也都是一个传播中心，他们搜索、收集和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链，向广阔的网络世界传播。可见，要消除网络谣言和暴力，网民作为传播者的道德自律极其重要。问题是这里的道德是什么道德？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我认为是关系为本的道德，可以叫连带主义，其基本原则是“以对方为重”，这是开放的、多中心的、平等的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所决定的，翻译成网络术语，也就是数年前互联网大咖们热衷讨论的“用户思维”。意思是，每个网民，也就是每个传播者，在你敲下键盘时，就要设身处地地理解挂在网上的对方，尊重对方的差异性，并友善地回应对方的需要。

第二，平台管理。如今的网络平台多元而丰富，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不一而足。平台对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整治责任重大，删帖就是一种管理责任，但任性删帖却演化为另一种暴力。其实删帖的主体有三个，个人的发帖或删帖是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网警删帖是职责，只要依法依规，合乎程序，也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平台的删帖。平台通过“删帖、封号”，可以及时的切断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网络暴力，但在网络管理的实践中，却常常因“删帖”权力的任性和对事件的定性不清，不但助长了流言和谣言的滋生，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道德焦虑和不满情绪。我以为，平台删帖首先要确定底线思维，要谨慎运用删帖的权力。何为底线？2013年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与会者就达成了七点共识：一是法律法规底线；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三是国家利益底线；四是公民合法权益底线；五是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六是道德风尚底线；七是信息真实性底线。另一方面，有必要在平台上成立伦理委员会。对于难以判断其正当性的言论,予以澄清，并将启动、违法性判断、告知、发帖人答辩、实施删帖等相关程序予以细化。总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也不能使网络世界成为噤若寒蝉之地。

第三，受众伦理。网络上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也都是受众，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流行，和受众的从众心理也有密切关系。受众不应该只是信息接受容器和情绪的发泄者，而应该是理性的负责任的行动者。他理应做到：一是不要断章取义，要尽量在说话人的语境中准确和完整地理解所传达的信息。二是别心怀恶意，妄自猜测，要善意地进行信息的选择和判断。三是别言不由衷，也许你不能保证你所说的是真的，但要保证你是真诚地说的。

疫情面前，更加让人体会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只是在于你的科技有多发达，经济有多发展，楼有多高、车有多快，更在于这个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如果说，动物世界的规则是优胜劣汰，胜者为王，那么，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世界，恰恰在于合作互助，善待弱者。弱者总是那些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人，在现代风险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RUC新闻坊2月21日发表了赵小曼等撰写的《1183位求助者的数据画像：不是弱者，而是你我》，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察其内容，我觉得更为贴切题目是：无论你我，都是弱者。

可见，无论对谁，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弱有所扶的社会。

第一，天灾人祸中遭殃的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天灾人祸不是弱者的错，他不应该为此吃上一辈子的苦，更不应该让后代受累。国家政府有责任兜住社会民生的底线，确保所有公民尤其是弱者都享有基本的生活标准、经济福利和安全保障。

第二，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竞争，竞争的本质是争利，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是社会分化。市场社会里，输赢各担，盈亏自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但弱者在这里依然能够得到倾斜保护，譬如劳动者权益保护法，而失败者也不应该一败涂地，这个社会应该让其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三，每个弱者都能得到友善的对待。“一群人如果对彼此的命运漠不关心，在共同生活中不能相互关心，彼此帮助，那么，就不会有共同体的存在。”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需要有情感的纽带，把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这根纽带就是友爱。这种友爱既表现为邻里的守望相助，也表现为制度化、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慈善活动。

疫情汹涌，不仅提出了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现实问题，也拷问了我国科研管理体系和研究伦理所存在的问题。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引发了抢救人命还是“抢发论文”的质疑。其实，事件本身如何定论，还有赖于客观中立的调查程序，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质疑引发了对科研体制的道德反思。科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专家的职责是什么，论文发表又是为了什么？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的有力回答。

与此相对应，就是闭门造车，制造论文垃圾。有人把我国当前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论文”，两个基本点“项目”和“职称”。论文是“硬通货”，有了论文就可以申请更多项目，就可以更快地职称晋级。由此，各种论文抄袭，一稿多发，不端行为频发。可见，要把论文写作祖国的大地上，就要破除这样一种以竞争为基本运行逻辑的绩效模式，就要破除一种科研工具主义的观念，就要破除使科研异化为挣工分的评估制度。

有破当然要有“立”，破后立什么？

第一，搞科研写论文应致力于解决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的、重大的、迫切的问题，而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闭门造车，自娱自乐。第二，搞科研写论文的过程是自我超越和自我满足的过程，其创造性所带来的内在利益是主要的驱动力，如果只是盯着科研成果所带来的财富、荣誉和职称等外在的东西，就不可能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第三，搞科研写论文应该遵守诚信、客观、负责、守法是基本道德要求，杜绝科研不端行为。

这次的武汉疫情，日本的援助让人感动，但让人感动的还有他们的捐助词。譬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13日，一架载有援助欧洲抗疫物资的中国货机降落在比利时的列日机场，通关后运往意大利，物资外包装上写着《图兰朵》一段咏叹调的歌词和曲谱。“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池田大作这样感性地描述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景：我希望人们不是借助于经济的光亮，而是借助于来自别的角度的光亮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借助于音乐的光亮——由它所照亮的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呢？借助于文学的光亮，世界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呢？再进一步借助于艺术、宗教、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心态等各种不同的光亮时，可以想像，我们人类70多亿人口所栖息的绿色的地球，将会展现出千变万化的景象。确实如此，在疫情中，从生命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及其个体，只有基于共存共生的意识，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更好地应对目前面临的严重疫情。

如果从经济的眼光看，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利益共同体。世界市场的形成、信息化的交往方式以及随着科技发展导致的风险社会的产生，促成了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因此，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形态。近日，美国股市有四次熔断，全球股市也一片哀鸣，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应该是精神共同体。为什么我们更喜欢山河异域，日月同辉，因为那是日本人说咱们的话，能扣动我们的心弦，我们为什么要跟意大利人说普契尼的话，因为这样才能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去。想起前不久，由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而引发的对“武汉加油”的吐槽，似乎说“加油”就没文化，其实自家人说话直白点通俗点没什么，文绉绉的反而矫情。但在国际交往中，用对方的优美语词表达，则显出对别家文化的尊重和欣赏，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尊重，只有相互尊重和彼此欣赏的交往和对话，才会有精神上的沟通，心灵上的共鸣。这样，人和人的联系，国家和国家的联系，才不局限在现实利益的层面，而有了精神的超越，才能通过精神纽带把全世界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病毒源头也许是穿山甲或蝙蝠等野生动物，但疫情流行的源头却在人自身，是人的无节制的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疫情流行。可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不只是宅久了对大自然的向往，更是人类应该持有的对待大自然的态度。

第一，要诗意地栖居，就要改变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说，他不敢相信本国的外科医生，生怕胸腔一打开，持刀者会因思考人肝与猪肝味道有什么不同而开小差。其实不只中国人，在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上，西方人更甚。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的立场，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价值观根源。所以，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要把人和大地看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共生共荣。正如张载《西铭》所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第二，要诗意地栖居，就要改变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方式。“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由此，“独狼”式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互惠共赢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寅吃卯粮”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代际共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人和自然共生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要诗意地栖居，就要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绿色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就是“手段俭朴，目标丰富”。说的是人的生活价值并不取决于所占有的外在事物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对多元的具有内在价值的美好事物的追求。说白话，不是越富有就越幸福，因为真正美好的东西，如生态、爱情、健康、友谊、亲情、审美、信仰等等，恰恰是用钱买不到的。

转载自中国伦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