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十届“人大马哲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由厦门大学哲学系林育川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黄志军教授参加与谈，主题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

讲座伊始，林育川教授就讲座的主题进行了说明。对“社会政治哲学”概念本身的反思构成本次讲座的出发点。一方面，支持“社会政治哲学”概念的理由有两点。一是马克思的核心关切是社会领域中个人所遭遇的压迫、剥削以及更宽泛意义上各种异化现象的消除；二是社会缺陷的消除离不开政治规范的作用，马克思提供的方案自然少不了政治层面的设想。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哲学”概念的不足之处同样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同样可以被称为社会政治哲学家，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政治和社会两个领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是社会政治哲学的概念只是强调了社会的哲学和政治的哲学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在更弱的意义上指社会和政治的领域在同一种理论体系中被同时兼顾到，而没有呈现出社会和政治二者之间更为深层的关系。林育川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不囿于探讨纯粹政治领域中的博弈规则，而是致力于回应和解决他自己把握到的时代的社会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向度。这一社会向度反映了马克思对于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到理解，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讲座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马克思对经验性社会现实的初步回应。林育川教授首先回顾了马克思思想的渊源，主要是近代社会契约论者对社会现实的回应。霍布斯的《利维坦》论证了一个威权的政府对于维护社会团结的重要性，他回应的是如何使一个社会避免陷入像英国内战那样混乱的难题。洛克的《政府论》论证了一种有限的政府，其合理性和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中个人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他回应的是如何保障公民在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那些基本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社会个体之间形成公意和组成理想的公民社会的可能性。这些近代政治哲学的政治遗产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基调，包括政治自由、形式平等以及私有财产，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所批评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虚假性。

马克思早期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博士论文》时期，他提出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高扬个人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莱茵报》时期，他同样捍卫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是，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吸纳比较短暂，而是陷入对“物质利益难题”的思考，转向对社会现实更深入地考察。由此，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开启了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

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伦理进路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评。林育川教授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总体的品质是伦理的进路。黑格尔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具有两重性，第一个原则是“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第二个原则是“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黑格尔同样正视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但是他对待社会贫困问题持保守态度。黑格尔承认政府有干预经济领域的功能，但他也强调这个功能是有限的。他并不认为可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也不认为国家（或者政府）有义务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国家不是实现市民社会成员目的的工具。

马克思对黑格尔处理社会贫困的伦理进路的批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批评黑格尔对伦理国家的论证。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把国家理念变成独立的主体，以及将伦理国家的根基奠定在君主立宪制之上。另一方面是批评其对市民社会之缺陷的保守态度。马克思并不认为市民社会的缺陷可以通过对人民的教育或者诉诸伦理国家的提升加以消除。

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对卢梭式社会解放政治哲学的继承与超越。林育川教授认为，马克思与卢梭在看待社会贫困问题上具有一致性。聚焦《论犹太人问题》这个文本，马克思对卢梭政治遗产的继承有两类。一类是已经制度化了的民主政治规范，它是纯粹政治的；另一类是关于社会联合的理想模式，它是超越政治的。马克思通过对卢梭第一类政治遗产的批判表达了对第二类政治遗产的追求，也可以说是通过对其保守的制度化政治遗产的清算呈现了卢梭的激进社会理想。马克思对卢梭政治遗产的超越体现在他找到了通往社会解放的可行路径，找到了实现社会解放理想的行动主体，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展开。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纯粹的政治革命，因为政治革命仍然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从事的解放事业，而不是普遍人的解放事业。他所主张的是彻底的社会革命，以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或者整个社会的解放。

第四部分是马克思社会解放政治哲学的历史性展开。林育川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确立了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卢梭政治哲学的反思，马克思转向承认和接受以无产阶级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是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事实中抽象出“无产阶级”作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这一规定性的。但是，他对于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会发生以及无产阶级作为社会革命之动力的论证并未完成，这些工作成为马克思后来各个时期作品的重要主题。

林育川教授总结道，《德法年鉴》时期应该被视为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理论的一个高峰，尽管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未诞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尚待展开。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构成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社会解放这一根本政治哲学主张的否定，而是对这一主张的证成和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向度，即围绕着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这一核心主题来展开。

在对谈环节，黄志军教授首先表示这是一场具有新意的讲座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社会政治哲学”概念合理性的问题。社会政治哲学概念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两个表述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第二，林育川教授比较关注早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问题，在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展开讨论是否更有利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社会向度的揭示？第三，如何理解林育川教授认为的“从碰到物质利益难题开始，马克思开启了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这一判断？

随后，林育川教授对这些问题作了回应。他首先肯定了“社会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价值，“社会”维度的加入使这一概念更加丰富。但是，“社会政治哲学”这个概念是解释不清“社会”和“政治”两者之间关系的，“社会”的加入对“政治哲学”这个概念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重要的是，讲清楚马克思政治哲学社会向度的核心命题，即无产阶级彻底的社会革命和社会解放。林育川教授认为，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就把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这个命题揭示出来了，他在成熟时期的作品就是在论证早期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

至此，本次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拉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