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4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网合办的2022年度“哲学的殿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名家讲座系列”第三讲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主讲，主题是“中国思想的‘对言’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臧峰宇对杨慧林做了简要介绍。杨慧林是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修订版）、《神学诠释学》（2018增订版）等，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

讲座内容主要包括引言、主要内容和总结三个部分。第一，引言部分中，杨慧林从18世纪的英国诗人克里斯托弗·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在疯人院写作的一首长诗《羔羊颂》（Jubilate Agno）讲起，这首诗是残篇，只存有32页手稿残篇，手稿分左右两页，凡是左页的都是以let开头，右页的都是以for开头，只有三句例外。在对这首诗进行讲解之后，杨慧林从克里斯托弗·斯马特的诗说起，认为斯马特的这首诗留给我们两个思考，第一，语言真的可以引导思想，那么语言是如何引导思想的？第二，语言可能注定一些思想。不同语言表达的思想并非完全不可沟通，或者说人们至少一直有寻求沟通的冲动，而这种可能性在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要。接着，他讲用18世纪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这首诗中的四句为例，分析了中西之间的相通之处。该诗句是：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中文可译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有无限，刹那是永恒。”尽管对这四句有多种中文翻译，但前两句基本是一样的，例如徐志摩的翻译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而田汉的翻译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杨慧林认为这样的翻译对中国人来说是很亲切的，正如一位作家卜乃夫在他的散文集中认为的那样，这其中包含着中西的古老真理，这也是中西之间的相通之处。基于对诗句的详细分析，杨慧林指出，“对言”被视为汉语的基本格式，而西方的antithesis（“对仗”之意）是与之相对应的思考。这也是中西之间可以能展示的真正思想空间。但是，在这一表达背后，西方形而上学“同一律”的传统和汉语“对言”结构里面潜在的另外的逻辑——可以说是“相关律”，其基本的思想语法可能是不一样的。

第二部分，杨慧林选取“东与西、来与去、是与否、有与无、一与多、知与行、实与虚、你与我”八对范畴，详细探讨了中西思想语法的不同。首先杨慧林指出“对言”被视为汉语的基本格式，正是“参互成文，单说不立”之义；西方的antithesis与之相应，亦可在相互平衡的结构之中包含“自己的反面”和“对立的意义”。中国人强调“有问则对，非一方也”；西方人同样意识到“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然而相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同一律”传统，汉语的“对言”结构和“相关律”逻辑标志着截然不同的思想语法。但是，西方的antithesis和汉语的“对言”结构，都在中西之间展示出巨大的思想空间。例如，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从“阴阳”论说“相关性思维”，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从“对话”看到“对上帝的取代”，法国哲学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从“东西”这一“对言”结构感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维逻辑，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也相信“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国思想的原创性”。基于思想语法的不同，文化间的对话、理解、差异或者隔阂，或可由此得到根本的还原。东与西、来与去、是与否、有与无、一与多、知与行、实与虚、你与我这八对范畴包含着最根本的中国智慧，在与西方对话中讲中国，其成为潜在的可能贯通中西的思想线索，应该能达成双向的阐发、双向的理解，这对这个世界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对话，可以让我了解不同于我们的传统，也能更好地辨识自己。

接着，杨慧林谈论了antithesis和汉语的“对言”结构的对话空间。他用三幅图作为背景，并进行对比分析，图分别为中国的太极图（包含“一阴一阳之谓道”思想）、电影The Two Popes的宣传海报、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著名的烟斗画，在对这三幅图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分析比较后，他指出其中所有的问题都不纯粹是中国的或者西方的问题，而注定是在中西之间的对话中才能显示其潜在的意义。

之后，杨慧林对东与西、来与去、是与否、有与无、一与多、知与行、实与虚、你与我这八对范畴所包含的中西思想以及对话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例如通过朱利安关于对What is this的中文翻译“这是什么东西”中的“东西”与“这”的关系和含义的震惊与理解；来与去：高更与“我从来处来”；是与否：“否定性思维”与“八不中道”；有与无：“同一”与“无极而太极”；一与多：“不确定的二”与“是一是二图”；知与行：“述行性”与“行是知之成”；你与我：“关系”与“东西相反而不可以相无”等。这八对范畴不仅可以代表“相反以见相成”的中国智慧，也在“对极”的关系之间蕴含着中西思想的深层对话；在对话中不仅贯通中西各自的思想线索，也将从双向的阐发达成双向的理解；在“互参”中更深刻地认知他者和自我。

第三部分，杨慧林围绕“关系”“对言”“相关性”阐述了中西之间对话中的“互参”与“互释”中的双向理解问题。例如“关于两极和交替的各种象征意义之形态学”可以见诸多种文化，“以各种形态的两极性、二元性和对立统一为基础的典范体系”也并非中国所独有。但是伊利亚德在详尽的考察之后仍然相信：“阴阳消长和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国思想的原创性”。杨慧林认为可以就此反观西方，反观欧陆的哲学。他分析了“阴阳相生”与“神人二性”在不同时代的对话中所蕴含的意义。

最后杨慧林指出：这些讨论既可以帮助我们在古今之间、中西之间发现深层的思想对话，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哲学家的思考为什么常常取道于文学。如果说西方认识论所描摹的对象已经形成一套“禁律”，那么文学的诗性话语可能是“逃离禁律的唯一语言实践”。同时，这对文学本身也是极大的丰富，使鉴赏性批评所遮蔽的意义得以凸显。

讲座最后，臧峰宇在作总结发言中，对讲座内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讲座从“语言引导思想”谈起，从东西、来去、是否等八对范畴解析“对言”结构的相反相成和互参互释，引导我们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去进一步思考，为同学们的理解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答疑互动环节，线上线下的听众踊跃提问，杨慧林就“八对范畴和矛盾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什么样的哲学能够把这八对范畴统摄起来”等问题逐一做出解答。

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杨慧林的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展示出东与西、古与今、哲学和文学之间深层的思想对话空间。此次讲座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线下地点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3教室，线上通过腾讯会议、B站同步直播。（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