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主办的东亚思想文化系列讲座第一期“乡校与重视道学的韩国传统文化”顺利举办。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韩国朱子学会会长李天承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甦平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朱光镐教授担任与谈人，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莹老师担任主持人。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共计百余位师友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600会议室讲座现场）

（主讲人李天承教授）

首先，李天承教授介绍了韩国全州的儒学状况，并阐释了韩国儒学中“牌位（위패）”的象征意义和“道学”的精神价值。朝鲜以儒学为国教，维护和传播儒学体系的重要课题便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中心是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关的成均馆和负责地方教育的乡校，其代表性的建筑是明伦堂和文庙。如果说成均馆是教育机构的话，文庙就是供奉先贤的地方。文庙以孔子为中心，供奉着中国和韩国先贤的牌位。对道学的尊崇和践行于日常的实践精神，是代表韩国从祀文庙的十八贤的共同点。文庙凝结了以孔子为代表的贤人精神，作为举行儒学仪式的地方，是孔子以来儒学精神生生不息的神圣场所。配享文庙的贤人都是韩国公认的足以代表儒家精神支柱的儒者。配享文庙需要满足儒学的学术成就、节义（实践）、事业（功绩）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标准，因此围绕选定配享文庙人物的争论时有发生。

接着，李天承教授介绍了“位牌埋安事件（위패매안사건）”的始末。在儒学中，牌位将生与死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位牌埋安事件”是围绕文庙内圣贤牌位的祭祀方式是应当坚持现有的方式，还是减量变序、重新供奉的争论。1945年韩国解放后，各地的儒林们纷纷高喊复兴儒家，开始兴建团体，努力重建儒学。在当时儒学界革新和确立方向的过程中，围绕位牌埋安，成均馆的方针和乡校特别是全州乡校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位牌埋安事件的背后，交织着成均馆和乡校的经济结构、学脉差异等复杂问题。

李教授主要以其先祖俛窝李道衡（면와 이도형，1909-1974）留下的《全州文庙位牌埋安始末记》《全州卫圣案（전주위성안）》为文本依据，通过研究强烈抵抗位牌埋安的全州乡校儒林的动向，重现了当时俛窝等先儒为保存全州乡校木板、延续乡校发展所做出的艰苦努力，进而揭晓了当时价值冲突背后的各种状况，为我们理解儒学中“位牌”的象征意义和“道学”的精神价值提供重要线索。当时，被推举为成均馆馆长的心山金昌淑主张，在韩国迎来独立之际，以一定方式埋葬比韩国地位更高的很多中国先贤的牌位，是摆脱事大思想旧习、彰显韩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自尊的事情。具体做法是大成殿内配享人物以孔子为主祭，只留下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代表宋代的程明道和朱子，从祀东西庑的韩国十八贤则被调至大成殿配享。此举遭到顾斋与俛窝一系的强烈反对，顾斋写信逐条列举了位牌埋安的不当之处，予以强烈反对。俛窝也以尊崇儒子就是崇尚道学，文明的根源始于中国，中国儒贤自然多于韩国为逻辑进行对抗。而所谓“事大主义”，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殖民统治，故意混淆“慕华”而编造的特有词汇，不应用来煽动韩国人的民族感情，更不能把尊崇道义、拥护圣贤当做事大主义剔除。全州乡校始终对位牌埋安予以坚决反对，但由于受到持续威胁，最终以失败告终。

李天承教授进一步介绍道，我们有必要通过反对位牌埋安或保护儒学文化的各种努力，反思全州儒林界意识中坚持的信念是什么。全州乡校的这群儒生，虽然在位牌埋安面前表现出坚决反对等过激面貌，但他们平时只是传承了朝鲜儒学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并在薪火延续中默默生活的书生。李教授认为矛盾的导火索是成均馆下达的位牌埋安指令并没有与地方乡校充分协商，加上运营经费不足等经济因素，以及释奠减少至仅孔子诞辰日一次等过激措施的持续，与地方乡校特别是全州乡校发生了严重的摩擦。成均馆方面认为，朝鲜作为独立国家，供奉的大多却是中国圣贤，属于事大主义恶习。这一观点侵害了全州乡校继承儒学道义精神不能计较国籍的伦理，形成了尖锐对立。

对此，李教授也慨叹道，虽然全州乡校儒林们的激烈抵抗最终失败，但也正是因为全州乡校坚持守护传统价值，今天享誉全国的韩屋村建筑等传统文化遗产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李教授反思道，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与其在荒地上找寻全新的事物，不如坚持传统留下的宝贵遗产，寻找传统文化之根，让它枝繁叶茂、花开满树。

（与谈人李甦平研究员）

（与谈人许家星教授）

（与谈人朱光镐教授）

最后，与谈嘉宾李甦平研究员、许家星教授、朱光镐教授以及提问的几位同学围绕着位牌埋安事件背后隐藏的韩国儒学传统、韩国儒学转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李天承教授也一一做了回应。传统韩国儒学非常重视孔子和朱熹的思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韩国逐渐走向现代化，以儒学为代表的韩国传统文化逐渐式微。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应思考如何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融入现代社会。而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各个层面进行反复思考和不断实践。

（供稿：程思涵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杨怡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