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预告】  人大+成大联合课程第二讲

题目：朱熹哲学与礼学之间的关系

本讲内容简介

唐宋之际，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士大夫。他们依靠科举考试，自力获取官职与地位。然而，这一群体既不是世袭官职与地位的“大夫”（即贵族），也不是毫无阶层性地位的“士”（庶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既不宜全然依循旧日大夫之礼，也不宜完全遵从庶士之礼。

宋代以来，为新兴士大夫制定礼仪与实践规范的著述频繁刊行。代表性的著作如司马光的《书仪》，朱熹亦是如此。对于礼经的研究，以及《朱子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的撰述，在朱熹的整个学术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自冯友兰以来，学界对朱子学的研究多以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为框架，尤其在哲学领域，理气论与心性论被认为更为核心。若从西方哲学结构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或许不无道理，但朱熹以及理学家的最根本关怀，实际上是道德实践。

道德实践的具体内容，就是工夫论与礼学。工夫论回答的是士大夫应当成为怎样的人”，礼学回答的则是“士大夫应当如何生活”。理气论与心性论，可以说是支撑工夫论与礼学的道德哲学和本体论基础。这些工作，实质上是通过“性善”来论证：将后天教育与学习所需的礼制规范，以及其实践所依赖的工夫论，正当化为根源于人之本性。与湖湘学派的争论，归根结底也是围绕保障道德实践能力的工夫论，以及作为其根据的心性论而展开的。

朱熹之所以如此专注于礼仪规范问题，正因为当时士大夫的礼仪规范尚未确立。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围绕朱熹母丧礼制所引发的讨论，以及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亦因母丧礼制问题向朱熹征询意见的情况。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韩国哲学系

中国哲学虚拟教研室

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研究中心

时间：2025年9月17日 8:00–11:0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 立德楼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