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网合办的2023年度“哲学的殿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名家讲座系列”第九讲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由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洪汉鼎研究员主讲，主题是“Auslegung（阐释）与Erklärung（说明）——一种概念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聂敏里教授主持讲座。讲座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讲座开始，聂敏里介绍了主讲人洪汉鼎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洪汉鼎教授现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中国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

洪汉鼎的讲座内容主要讨论当代哲学诠释学的关键概念Auslegung（阐释）与Erklärung（说明）。洪汉鼎认为，这两个概念，如果从横面分析，它们的区分正是人文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如果从纵面分析，可以从解释概念发展史的视角从阐释-说明-阐释这三阶段分析；当代阐释学正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的要求。

对Erklärung（说明）与Auslegung（阐释）这两个概念进行横面分析，洪汉鼎首先分析了这两个德文词的词源：这两概念是作为Interpretation（解释）这个总概念的两个下属概念，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程度的解释：Erklärung（说明）源于动词erklären，意即弄清楚，澄清，是一种比较客观性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弱的解释，它是通过逻辑方法和规则推导对被解释对象做描述性和中立性的说明，也就是我们自然科学中常用的一种解释。Auslegung（阐释）源于可分动词aus/legen，即从某处把某物摆放—出来（aus-legen），也就是通过某种根据或前提把该物不明显的、隐藏的东西阐发出来。这是一种比较彻底性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的解释。洪汉鼎认为，狄尔泰正是从这里把人文科学即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出来：阐释不同于说明，说明只是通过观察与实验对自然进行描述性和因果性的解释，而阐释乃是一种通过体验或活的经验对我们人类精神产品的本真理解。

对Erklärung（说明）与Auslegung（阐释）进行纵面分析，从总概念Interpretation入手看此两概念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变迁。洪汉鼎认为，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史上，Interpretation这一概念的意义变迁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正反合的转变：它从最初解经学的“阐释”（Auslegung）这一意义，经近代启蒙运动的“说明”（Erklärung）意义，最后又在更高层次上回到“阐释”（Auslegung）这一意义。由于Interpretation概念的这种三阶段的意义变迁，诠释学史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形成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诠释学，即古典独断型诠释学、近代浪漫主义探究型诠释学以及当代哲学诠释学。

首先，是古代神学解经学和新教诠释学——阐释（Auslegung）。洪汉鼎指出，德文阐释（Auslegung）一词，其希腊文词源有ἐξήγησις，拉丁文词源有explicatio、interpretatio、eksegesis。在古代神学解经学（Exegese）、特别是虔信派诠释学那里，圣经的Exegese来源于eksegesis（ἐξήγησις）：eks就是德文aus（从…出来），egesis对应于古希腊文ήγησις，即神的命令或旨意，因此eksegesis就是从神那里把圣经经文的旨意引导出来。中世纪神学注释中有所谓文字四重意义学说，即字面的（wörtlich）、譬喻的（allegorisch）、道德的（moralisch）和通往的（hinführend）意义。洪汉鼎认为，相对于字面的意义，信仰和道德以及神圣、通往上帝的意义在解经学里是最根本的东西，而Auslegung（阐释）正好适用于这一点，因为阐释是从某种根据或前提出发，正好用于展现神的意志和命令，它具有一种权威的强制性的性质，因而一定与阐释者的虔诚、顺从和信仰紧密联系。

其次，是近代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诠释学——说明（Erklärung）。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所开启的思想革命，那种从神学来进行的教义学阐释受到了批判，从而诠释学从神学的阐释走向科学的说明。德文说明（erklären, Erklärung）一词，其拉丁文词源为explicatio，英文为explanation。此词来源于klären，即“弄清楚”，因此解释就是澄清、搞清，这是一种具有客观性、描述性的解释，是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而被使用的解释概念。解释概念这种从Auslegung到Erklärung的语词转变，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一书的用词，当斯宾诺莎在该书第7章写明标题“论《圣经》解释”时，他是沿用传统《圣经》解释的用词interpretatione。但这不能被译为Auslegung，因为斯宾诺莎坚决反对当时罗马教会对圣经做出的那种所谓权威的强势阐释（Auslegung），而主张像自然科学的说明（Erklärung）那样的理性解释。

洪汉鼎指出，德国浪漫主义诠释学家阿斯特（Friedrich Ast 1778-1841）应当说正是这种说明-解释的主要代表。阿斯特在《语法学、诠释学和批评学基础》（Grundlinien der Grammatik, Hermeneutik und Kritik,Landshut 1808）德文著作里，无视神学解经学和虔信派诠释学那种带有虔诚性、信仰和应用合一的Auslegung一词，通篇使用Erklärung解释一词。正如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把自然现象还原为某个普遍规律的特例一样，阿斯特对文本的解释，也是把它看作是某个普遍精神的特殊表现。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洪汉鼎认为，尽管施莱尔马赫首先从圣经阐释的角度概述他的诠释学思想而且他所用的“解释”一词常是Auslegung或者Interpretation/Auslegung，但他的解释观念实际上仍是Erklärung（说明）的内容。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包含对语言表达的理解，也包含对语言表达的作者及其思想的理解，解释作为一门技艺（Kunst），其“外延”包括语法说明和心理学（技术）说明。语法说明关注的是某种文化共同具有的语言特性，而心理学说明关注的则是作者的个性和特殊性，唯有把这两种说明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二者构成诠释学的重构大法。施莱尔马赫发展了一种普遍诠释学（allgemeine Hermeneutik），按照施莱尔马赫的看法，在他之前的诠释学都不是普遍的诠释学，而是特殊的诠释学。按照狄尔泰的看法，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功绩在于把诠释学从独断论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使之成为一种文本解释工具和无偏见的方法论。

第三是当代哲学诠释学——阐释（Auslegung）。洪汉鼎指出，20世纪初哲学诠释学重新启用Auslegung（阐释）概念，这相关于狄尔泰对说明与理解（阐释）以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狄尔泰继承康德的观点，主张自然科学就是为各种自然现象找到原因；现象是被给予之物，是个别的、生成的和偶然的，知性则试图超出现象的这种偶然性和个别性。按照狄尔泰的看法，Erklärung（说明）就是一种知性假设程序（ein hypothetisches Verfahren），知性从自然的经验关联中找寻对个别现象的解释，从而补充了知性的先天规定。在自然科学中，假设概念就构成自然科学认识条件的基础。

狄尔泰进而把自然科学中的“假设性的Erklärung（说明）”方法与精神科学中的理解（Verstehen）和阐释（Auslegung）方法加以区分。作为精神科学对象的生活与历史的关联不需要任何“假设性的说明”，因为它是直接和原始地给出的，因此本身可以直接地被理解和阐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自然科学有这样的事实作为其对象，它在意识中是作为外在的、作为现象和个别被给予的东西而出现的，而精神科学的事实则是作为内在的、活生生的联系与原始的东西而呈现。

狄尔泰把理解和阐释看成是理解者和阐释者通过外在感官所接受的符号而对符号所表现的心理状态的把握，从而为理解与阐释进行一种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奠基。洪汉鼎认为，海德格尔正是在这里批判了狄尔泰。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根本不是主体意识在认识论上去把握外在对象的思想，而是理解者根据自身的生活世界去把握他自己存在可能性，因此理解是我们在被抛状态中对自己生存可能性的筹划，而阐释正是我们此在为自身存在可能性筹划的何所向。所以阐释并不是中立的客观的认知对象的被动行为，而是积极的把握和改变客观对象的主动行为。

洪汉鼎在讲座最后指出，过去我们对解释概念只考虑到它的认知功能，也即它对客观世界的Erklärung（说明）作用，现在阐释概念重新出现在诠释学舞台，它不仅是认知而且是筹划，解释概念从而发生了革命。当代哲学诠释学通过解释概念已发展成一门重要的阐释学（Auslegungslehre），这门阐释学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要求。因为，阐释概念的出现，不仅我们需要对世界有客观的切实的解释，而且我们更需要对世界做出问题症结和未来发展的阐释，以便推动和参与对当前世界的改变活动。当今，阐释学可以作为文化思想更有力量的“软实力”，因为改变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现实问题的症断和对未来发展的阐明，“改变世界”的重要前提是“解释世界”。当代中国既要成为积极参与到“改变世界”进程中的行动中，同时也要有“解释世界”的底气、能力和话语权。阐释学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讲座持续两个小时多，洪汉鼎的讲授深入浅出，兼具理论的深度与表述的生动性，为大家展现了诠释学的魅力，阐述了诠释学从认知到筹划的重要实践意义；启发了听众去思考诠释学对于个体的存在筹划以及对于民族国家“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意义。

在互动环节，线下线上的老师同学们踊跃提问，洪汉鼎一一给予了认真细致的回应。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