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十二届“人大马哲论坛”在公教二2118举行。本次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广云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喜主持，主题为“辩证法：革命和战争的代数学与境况逻辑”。

讲座伊始，程广云老师对本次主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他认为，通常情况下，“辩证法”被教科书体系限定了，事实上，当回归原著，我们就会发现辩证法在相当程度上并非是一个教条的集合。革命和战争是两个特殊的境况，这两个境况将辩证法的问题凸显出来。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提出“革命的代数学”，在这里表述为“革命和战争的代数学”。“境况逻辑”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这种逻辑相对应的一种逻辑。一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好像这是一种规范理论，境况理论就是针对规范理论而言的。讲座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程广云老师介绍了一些基本常识。一是“革命”的词源。“革命”过去是改朝换代的意思，现在是制度变更的意思。二是革命的类型。革命有两个基本特征，分别是群众性的和暴力式的。三是革命的形态。陈广云老师把革命划分为四个版本，依次是1.0民族革命、2.0政治革命、3.0社会革命、4.0文化革命，自下而上，革命的广度、深度、烈度在不断增加；自上而下，革命的期望、代价、风险不断降低。四是意识形态的含义。革命需要动员。大革命与小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必须进行最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动员，而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就是意识形态。简单而言，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化、制度化的一种合法性、正当性的论证和辩护。一般地讲，意识形态的动员力度与社会的涉及层面呈正相关，社会的涉及层面越深越广，意识形态的动员力度越强，代价越高，希望越大；动员越广、越深，社会越有可能动乱，但是革命也越有可能成功。反之亦然。

其次，程广云老师阐述了革命和战争的代数学。恩格斯曾经指出：“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他将形式逻辑或形而上学类比为初等数学（常数数学），将辩证法类比为高等数学（变数数学）。列宁的著名定义是：“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在起义、革命之类极不确定境况中，在某种限定方程或方程组（理论常项）中代入各种未知数或不确定数（实践变量），其结果是无解或近似解。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可以说是创立了更有理论逻辑和实践效力的“矛盾的代数学”。他将宇宙图景描绘为一个“矛盾集合体”，也就是一个“矛盾群”。接着，程广云老师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四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和战争的代数学”这个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更多探讨的是革命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个战斗口号就是“不断革命”。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进行对比，后者是“博爱”，前者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在这个意义上，“不断革命”的观点应运而生。“不断革命”意味着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错综复杂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可能取得胜利。

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研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将18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进行对比。他认为1789年的革命是不断向前运动的，更激进的阶级把更保守的阶级推上了断头台，然而，1848年的革命是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这次革命是失败的。根据施密特对“政治”的理解，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就是建构敌我关系，革命最大的成就不在于胜利与否，建构一个敌对势力是很关键的。因此，马克思认为，184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分裂两个阶级的一次大规模战斗。对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言，马克思致力于对巴黎公社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辩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经预见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进程。他对巴黎公社的辩护有几个方面，一是对公社业绩的赞颂；二是对镇压公社的谴责；三是为国际工人协会的辩护。这些辩护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战争问题有一定教益。

恩格斯关于“革命”的研究。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不仅论述了革命的客观根源，而且研究了“起义”。他认为，起义要遵守一定的逻辑规则，这种逻辑规则就是境况逻辑，而人就是其中的变数。

列宁关于“革命和战争”的论述集中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二国际的破产》、《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革命的教训》等著作中；关于“革命代数学”的阐述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著作中；关于“战争策略”的主张主要集中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著作中。

毛泽东关于“革命和战争”的论述。一是战争认识论和军事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奠基于战争认识论和军事辩证法的。他讨论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战争，这场革命战争已经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热兵器时代，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在实践认识中首先依靠的是经验和智慧，而不是理论和知识，这就要求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就是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它涉及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的关系，战略学是研究战争全局的，战役学和战术学是研究战争局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毛泽东首先将战略全局中的敌强我弱转化为战役、战术局部中的敌弱我强，然后积累为战略全局中的敌弱我强，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二是革命认识论和政治辩证法。毛泽东认为，政治和战争之间是同构关系。他提出，革命的中心任务、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用战争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是暴力式的，也是群众性的，他非常强调群众的重要性。既然政治、革命和战争是相通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辩证法就是军事辩证法。

三是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即实践论和矛盾论。程广云老师用巴迪欧五个根本的辩证法命题来概括毛泽东所谈的对立统一规律。“这五个命题是：（1）所有现实都是过程。（2）所有过程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为矛盾的集合。（3）在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矛盾中），总是存在着主要矛盾。（4）所有矛盾都是不平衡的：换句话说，矛盾中的一方总会支配着矛盾的总体运动。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5）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分解来自于不同的过程。其中最终的区分是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他将前两个命题称为“矛盾集合论”，将后三个命题称为“矛盾代数学”，这就是矛盾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个基本方面。毛泽东对矛盾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把事物的集合体、过程的集合体更进一步理解为矛盾的集合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宇宙图景。

随后，程广云老师对以上各个部分进行补充并举例说明。他认为，“革命和战争代数学”强调要将常数转化为变数，而只有将人纳入其中才存在变数。所谓“境况”强调的是革命和战争作为一种境况会设定一些问题。施密特曾指出，政治不同于道德、经济和审美，政治建构敌我关系，道德涉及善恶问题，经济强调利害关系，审美关注美丑问题。革命战争就是一种特殊情境，这种特殊情境塑造某种特殊人格，形成某种特殊人际关系，并且使这种关系达到肉体杀戮式的程度。敌我之间可以没有任何个人仇恨，仅由于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就必须你死我活。政治本身就具有一种残酷性。

最后，程广云老师总结道，政治哲学绝大多数确实表现为某种规范理论，这种规范理论为理论检验实践提供了便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境况理论，即任何一种行为都存在于某种境况之中，任何一种现实的境况都是由某些既往行为构成的。境况一旦形成就构成了一种行为的场域、参数或者条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势”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境况既决定行为又塑造决策，行为自身具有逻辑，许多人格是由特定境况塑造的。因此，以境况来衡量行为相比以规范来衡量行为更加科学，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机会主义。

历时两个小时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