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5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十五届“人大马哲论坛”在人文楼600圆满举行。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李成旺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陈广思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沈湘平教授和罗骞教授点评。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从实体性思维到功能性思维——《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生产理论超越西方历史哲学的完整逻辑”。

论坛伊始，李成旺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及核心观点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他认为，历史哲学构成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目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以全面生产理论实现了对德国观念论历史哲学的超越。从此，人类历史从根本上不再被认为是由具有自因性的观念、思想、概念或精神主宰的过程，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透过物质生产才能解答“历史—自由”之谜，由此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实现了其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成为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哲学。正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功能性思维超越了西方哲学实体性思维范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得以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完成。

李成旺教授的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方哲学的实体性思维与近代观念论历史哲学的演进逻辑；第二部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面生产理论超越西方历史哲学的四重逻辑；第三部分是对以“经济决定论”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重大争论问题的回应。

首先，李成旺教授指出，了解西方哲学的实体性思维及其在近代历史哲学中的具体表现，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变革至关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这意味着青年黑格尔派试图从“应然”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出发解释现实中人们的一切关系，本质上延续了西方哲学的实体性思维传统，——即通过预设某种不变的“绝对”（如理念、精神、本质）来统摄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寻求不依赖于别的事物而能够独立存在、发展的具有自因性的实体，藉以把握宇宙万物存在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李成旺教授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西方哲学史的演进谱系，他指出，古希腊哲学通过对“始基”问题的提出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其一，它告别了原始宗教与原始神话，实现了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其二，它不满足于经验思维，开启了以不在场方式把握在场世界，超越在场世界把握其存在依据及其运动终极原因的意识自觉。历经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以自然的原因解释世界，把物质形态的实体看作万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到古希腊哲学繁荣时期柏拉图在关注社会与人生的深层次问题过程中逐步发展出“理念论”，开始诉诸理念的存在论内涵来把握“普遍性”与“绝对”，认为幸福生活就是达到真正的善的生活，拥有美德即可以达到真正的善，而知识则是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行动的基础，因此，只有把握“善”的概念的知识论内涵，才能使人的行动达到善与知识的统一，由此奠定了此一时期西方哲学从知识中为人的行动和社会运行找到合理依据的“知识即至善”的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指出我们身处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通过“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所把握的变动不居的、不真实的经验世界；另一个是“由人的理性推理所认识”的真实的、永远不变的理念世界。其中理念是“‘形式’‘种’‘原型’‘本原’‘原因’”，构成世界的本原以及万事万物成为自身的原因，因而是具有自因性、客观性、普遍性、永恒性的独立实体，这个世界就是创造主“把那永恒不变的东西”即理念当作模型创造出来的，在诸多理念中善的理念居于最高位置，因而把握世界的本质显然就必须到理念世界中去探求。柏拉图对正义的思考，就鲜明地凸显出上述哲学思维特征。柏拉图认为人与世界是由万能的创造者、至善的神从固有的基质和理念中创造的，创造者“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而灵魂则有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情感和欲望，其中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主宰着情感，并与情感一起制约着欲望。人就是宇宙、城邦的缩小，城邦是人的扩展，人与城邦具有同构性，城邦由人组成，人只能通过城邦生活才能完善自己，而人的行动由人的灵魂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应基于对人的灵魂的特性的考察探讨正义，而由于灵魂的各种功能决定不同的人的职业身份及其在城邦中的地位和职能划分，所以正义就体现为基于灵魂的各种规定所决定的“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按其分”“各尽其职”。因此，在人生和社会深层问题的考察上，通过理性思维把握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念知识，从追问概念（理念）的存在论内涵中把握“普遍性”与“绝对”，引导感性经验世界趋近概念（理念）的存在论内涵，进而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一以实体思维和本质主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发展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思维范式。也正因如此，古希腊哲学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便缺少历史哲学维度，就此而言约翰·伯瑞认为古希腊只有“世界周而复始的循环论”，世界轮回说和历史循环论构成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形式，使得人们很难触及历史—自由问题的实质。

李成旺教授指出，基督教以启示而非理性的方式首先开启了自由意志以及历史维度。基督教通过“原罪-救赎”的叙事框架，开启了人类摆脱自然必然性，投身伦理生活的历史起点，为西方哲学发展注入了“历史-自由”维度。但这种通过神学启示确立的历史意识，仍囿于以神作为绝对精神实体的实体性思维框架之内。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基督教诉诸神学信仰把自由的实现交给一个彼岸世界，因此必然陷入一种空洞的、实际上毫无实效的道德说教，故而也无法正确解答人类历史之谜。

李成旺教授指出，自觉认识到自由不能基于知识或神学信仰而必须在历史过程中实现，进而以哲学理性寻求历史的秘密，是西方近代哲学在对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历史观的批判超越中所奠定的传统。维柯在《新科学》中以“神的时期、英雄的时期和人的时期”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但其未能摆脱“天意史观”的实体性思维限制；伏尔泰最先提出“历史哲学”概念，反对将一切历史事件归为神的意志，他在《风俗论》中试图通过研究民族风俗及人类精神以解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脉络，但其历史哲学同样无法突破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卢梭明确反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上帝安排的结果，他认为只要按照理性的引导，就可以从人类的天性中推导出“历史-自由之谜”的答案，并由此指出人类历史表现为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再到新的平等状态的过程，所谓建立在“人民作为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的基础上的更高级的平等状态的社会，“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现实和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均表明卢梭的方案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康德通过双重批判建立起其理性史观，他一方面揭露基督教“原罪说”存在自由意志与普遍必然性的逻辑悖论，另一方面否定经验归纳法能把握无限的历史规律。康德认为，人类历史体现为人类通过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进程，因此要实现自由这一人类目的，就必须实现按照实践理性原则构建的“各民族联盟的国际政府”。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康德的自由意志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动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康德把它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由此也无法解答“历史-自由之谜”。

李成旺教授接着指出，黑格尔通过对以往哲学的全面批判性考察，构建起以“概念辩证法”为核心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否定基督教哲学中割裂概念与经验的“全知的上帝”以及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二分的“理性无能哲学”。他以“存在”这一最具自因性的概念为基点，通过其辩证运动过程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建构了统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庞大体系。在这一框架下，世界历史被理解为“东方王国”经由“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再到“日耳曼王国”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一切矛盾的调和和解决。但是，这种实体性思维的极致发展却暴露出根本矛盾：其一，在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中，个体自由屈从于精神必然性；其二，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历史特殊性消融于概念普遍性。这一思想困局既标志着西方实体性思维的完成形态，也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必须突破的理论窠臼。在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的思想背景下，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抽取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环节，将人类历史视作自我意识的辩证进展过程，他延续了西方哲学实体性思维传统，将自我意识确立为新的哲学基点，认为人类历史是其异化与扬弃的自我实现过程，但其哲学非但未能突破实体性思维的樊篱，还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一无所知；费尔巴哈基于感性优先性改造黑格尔哲学来恢复人的本质，进而达到其把握历史规律实现人的自由的目的。然而，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脱离，导致其不可能把握历史的实质进而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科学路径；施蒂纳则把历史理解为实现“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过程，但他没有意识到历史上的人并非“纯粹的我”或说“唯一者”，而是处在生产关系中的人，因此施蒂纳是所有哲学家中对现实关系知道得最少的一个。

基于此，李成旺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全面生产理论超越了西方实体性思维下的历史哲学，其生成逻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形态》基于“纯粹经验方法”考察人类历史的实践前提，将历史起点锚定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之上。这一经验事实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使哲学前提同时成为现实历史展开的客观基础，既克服了唯心史观将历史规律诉诸精神实体的谬误，又为理解人类自由提供了真实的实践路径。二是《形态》既基于经验又超越于经验，其基于哲学维度彰显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完整内涵及运行机制，找到了解读一切社会现象的深层根源。《形态》通过对“物质生产、新需求的产生、人口再生产、社会关系生产、意识形态生产”五种生产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入考察，构建起完整的历史解释框架，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作出了系统性解答，既克服了经验主义的直观性，又超越了唯心主义的思辨性。三是《形态》基于全面生产视域，指出人的自由状况直接取决于现实社会关系状况，并通过对共同体性质的历史性分析，揭示了实现人类自由的根本路径。《形态》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以市场原则维系的虚假共同体，因其使人受制于普遍竞争的供求关系继而无法获得自由的历史现实，提出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生产的共产主义调节，才能消除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从而使人获得自由。四是《形态》确立了无产阶级作为推动世界历史彻底转变的历史主体，超越了西方哲学的英雄史观。《形态》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造就的普遍异化使无产阶级成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革命力量，且劳动本身的不堪忍受性使无产阶级具有联合起来的迫切性和必然性。李成旺教授指出，这四个理论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了以“改变世界”为特征的功能性思维范式，实现了从“解释历史”到“改造历史”的方法论革命。这种将历史规律与人类解放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完成了对传统历史哲学的超越。

最后，李成旺教授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中以“经济决定论”为核心的重大争论问题作出回应。他指出，第二国际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上具有根深蒂固的决定论思维范式，而导致这种理解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整文本迟至1932年才问世，此前学界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纲领性文献来把握唯物史观。另一方面，这种决定论解读范式本质上是实体性思维的变体，即将复杂的历史运动还原为经济实体单向决定的线性过程。李成旺教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决定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物质生产运行机制的系统考察，展现了作为具体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智慧。这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功能性思维，只有立足于功能性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并克服每一时代的具体社会矛盾，才能真正推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本次论坛的与谈环节中，沈湘平教授和罗骞教授高度肯定了李成旺教授“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方法和他以全面生产理论反驳经济决定论的学术立场。沈湘平教授认为，李成旺教授的讲座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精准阐释，更是一部浓缩的西方哲学史，展现了他将具体文本置于宏大思想史背景的研究范式。罗骞教授认为，李成旺教授通过“全面生产理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有效回应了自第二国际以来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误读。随后，李成旺教授与沈湘平、罗骞教授就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历时两个小时的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