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主办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问题与道德治理”学术研讨会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成立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顾涛、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海英、中国伦理学会执行会长李建华、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首席专家臧峰宇主持。

顾涛对平台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在致辞中指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治与德治是现代社会两大基本治理方式，综合运用法治力量和德治力量开展治理活动，标志着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能力的成熟。我们可以在更多的社会领域、更多的行业间构建伦理治理体系，把德治思想通过治理体系的构建，真正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把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理支撑、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成立，将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强大的学科优势，深入探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问题，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希望这一全新的跨学科平台能够始终坚持以研究为本，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研究和应用伦理研究。

杨海英在致辞中指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实践表明，用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加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用道德涵养人们内心的自觉，方能建立人们对法律遵循和实施的坚实社会基础。高校为党育才，为国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品德修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高校应当重视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研究要先行，学术是基础。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优势，凸显学科特色，超越学科壁垒，切实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回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上，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成果，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学理支撑。

李建华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学科作为中国伦理学的母机，始终注重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培养了大批伦理学人才。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政治责任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标准仍需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我们在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既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也要参照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模式及其价值优劣。二、城镇传统与后现代机遇。我国治理现代化处在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两个转型同时在进行，并交织在一起。如何取舍传统与后现代的双重价值标准，是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伦理学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周文彰在致辞中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成立，为教学与研究增加了新的动力和机制，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更加贴近现实，贴近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贴近社会关注的热点。由此需要实现三方面转变：第一，教师更加关注现实；第二，将服务对象从同行扩展到社会；第三，将哲学研究从注重学术转向注重应用。进而要求哲学研究解决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为人民研究，为人民写作；二、从前人研究对资料的依赖中进一步摆脱出来，把关注重点转向现实的国家秩序，从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寻找研究资料，从而实现研究和写作的态度、风格上的重大转折；三、以何种标准来认定我们学术成果的价值，使价值标准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平台的成立为学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现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既要有深厚的理论，也要有很强的实践意识；第二，既要有高超的读书本领，又要有专深的调研能力；第三，既要有思辨思维，也要能够做对策研究。

大会第一阶段由《光明日报》理论版编辑王琎主持，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董振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刘成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段忠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安启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邱仁宗、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淑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分别发言。

董振华从学术与社会和政治相结合角度阐述了成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平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道德建设既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从道德建设的真实性反思和现实性反思两方面展开论述。在道德建设的真实性反思方面，应当有一种学术意识，道德建设要深入人心，避免道德说教和道德实践的割裂；在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反思方面，他通过对马克思文献中相关理论的引用与阐释，指出道德建设是一种人学理论，而非用抽象原则对道德进行宣传和诠释，应当将伦理研究转化为一种促进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政策。

刘成有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建立具有学术敏感性和很高的政治站位。他通过反思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阐释实践哲学。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选择性接受，这恰是佛教满足或者符合中国同时代的精神需求的一种哲学思考，这个选择性本身体现了中国人不断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古代德性与德行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沉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使其能得到创新性的发展，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段忠桥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技术意义上的手段和能力的现代化，而是包含着对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等现代价值观念的深入阐释。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对于这些价值观的进一步论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他以“平等”这一价值观念为例，从恩格斯关于平等的论述、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哲学对于平等问题的理解以及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问题三个角度强调了价值观念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进而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应有的研究对象。

安启念指出，现代化进程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现代化。现代化道路走到今天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以前是本体论，后来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早期是认识论，现在历史已经进入一个伦理学大发展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全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分别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的霸权主义问题和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展开论述，指出面对当今现代化进程，人们需要摒弃旧观念，摆脱物支配人的状态。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

邱仁宗指出，在哲学界长期存在两个教条，一是哲学就是哲学史；二是只要建构一个哲学体系，世界上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演绎，从中得到解决。这两个教条对哲学界危害严重。对于第一个教条，他通过重新阐释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中“哲学史本来就应该是哲学的”这句话的原意，否定了这一教条所谓的源头。对于第二个教条，他以医学上的例子作类比，指出这种建构的荒谬，进而强调实践伦理研究的意义，并强调要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言结合起来，这样学术研究成果才能转化为更为有益行动。

王淑芹表示，专门建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平台，专注于这样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项目，非常有利于学科发展，因为哲学不仅仅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抽象，更是对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在此基础上，她强调伦理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实践性，以伦理学视角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应解决社会发展中道德和法律如何更好的相互补充的问题。同时，她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法治化，这种法治化的要求是良法善治，既要符合形式上的规范性，还要符合内容上的正义性。

陈培永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是，这是一个资本和市场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这个逻辑有它的历史贡献，但面对这一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道德等问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他从各国对待疫情的不同态度来揭示了公共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问题，进而阐释了中西方自由观念的差异，并强调关系性个体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最后，他论述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权力的塑造等问题。

第二阶段由《教学与研究》编审孔伟主持，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小锡、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义良、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东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宋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战略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李伦分别发言。

王小锡围绕创新平台和会议主题两个方面发言。关于创新平台，他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成立在伦理学学科建设上、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举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是不可缺少的视角，同时要面向世界，面向应用，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宗旨要坚持顶天立地，坚持治用原则。应用伦理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没有伦理道德的介入，任何社会领域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都将会失去灵魂。

曹刚指出，我们之所以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正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适应不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需要。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的治理，而非只有国家或政府进行宏观层面的治理；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国家治理方式应该是多种的；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应该是一个多元价值目标的一种权衡，对于其中可能会产生的道德冲突问题，应坚持具有道德共识意义上的法治。

赵义良指出，推进公民道德教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公民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三者异同的辨析，他指出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在目标、对象和内容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公民道德教育应同时具有两方面含义：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公民道德的教育，公民所应有的道德品质的教育；也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公民的道德教育。这是一种以公民品质教育为核心，以道德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方式，它的核心在于培养个体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使其形成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和政治共同体的良好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良好的品质。 

刘东建从媒介治理角度指出，关于媒介治理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把媒介作为国家治理对象，一类是把媒介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第三个是把媒介作为国家治理主题。媒介对国家治理的责任担当，会成为学界和业界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之变，将解放这种媒介的工具性，传媒的变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进程、国家治理模式三者息息相关；媒介的权力构成提供了其他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可能性，由于社会被媒体重新组织，媒体将成为社会转向多元治理的一个协调力量；媒介通过持续的互动参与国家治理。

宋健代表研究生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平台成立表示祝贺，她从人才培养和跨学科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她特别强调了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并指出学生价值观的树立依然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在跨学科问题上，她从人口学最为关注的生育、死亡、迁移问题入手，通过对现实案例的剖析指出每个问题都会遇到伦理意义上的难题。从而强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许勤华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又一次认知颠覆，是人类对于自己、对于世界、对于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再思辨。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均需要在国际环境的基本面上实现创新。她从能源、生态以及国家治理三个案例出发，指出科技发展使人类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是地球的主宰者，不仅需要用伦理道德重新约束自己，更加需要以一种全球化眼光审视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将国家治理放到一个大的全球性挑战的共性中，从更深层面上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李伦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充分发挥了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相关学科优势，希望平台不只在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整合全国相关力量，关注科技伦理治理的研究。一方面，科技伦理学既是学科方向，同时也是公共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科技伦理学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希望人文学科的学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注重发掘新概念与新理念。

第三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张霄主持，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教授王露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郗戈、北京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童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新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立、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主任马胜利分别发言。

王露璐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忽略了乡村这块曾经是伦理生根的最传统的，今天恰恰是伦理最断裂的地方。她提出了乡土伦理概念。通过田野调查，她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但农民沟通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一些传统的平台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对此，她给出三点对策：充分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居住形式；充分尊重当地民间习俗，吸纳优秀道德传统；体现乡村多元主体作用，注重发挥“新乡贤”的道德权威力量。

郗戈指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需要注意公民是否认同本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文化认同需要伦理涵养。首先，文化认同是对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个人面对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具有极大的陌生感，想要产生认同，需要社会中存在类似于乡村或社群这样的中介。其次，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对文化认同构成了挑战。要首先认同一个小范围的特殊的共同体，然后才能认同国家。再者，文化认同在建构中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西化和同质化趋势。对于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将中国文化认同从一种朦胧的心理情绪落实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与伦理实践，同时将伦理实践作为文化生活的内核。

童萍指出，从伦理这一隐性制度和隐性规范的角度研究国家治理问题，开辟了国家治理研究的新视野。这种研究思路既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丰富内涵，又体现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鲜明的实践特征。通过对正义问题的溯源和考查马克思对正义问题的思考，她指出流通领域的平等和自由只是一个表面问题，资本主义真正的秘密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资本的权利结构，揭示资本的主体性本质，才能洞悉现代性正义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回到中国现实问题，市场机制和资本逻辑应只在经济领域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能在其他领域起决定性作用。

刘新刚论述了企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体现为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并没有跟上实践的步伐。为此，需要哲学出场。进而他提出了哲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哲学需要诠释出新的人的本质以反驳理性人假设；二是需要哲学学者们提供一些重大的基本观点，以应对资本逻辑主导的时代下缺乏新的判断，三是要为话语体系的需求作出充足的供给。

王立就政治哲学如何面向和把握现实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集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各地的发展不均衡。对此，他指出国家治理实质上是解决如何分配基本利益的问题。由此涉及到第二观点：如何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这是国家治理的真正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是一个有关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我们应自觉的在新时代努力建构公平正义原则。

马胜利从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角度发言。在学科建设方面，他提到研究生发展方案中强调增设一批专业学位类别，健全更加灵活的专业学位类别管理机制。在平台建设方面，他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应从纯学术研究转向更关注现实问题；第二，要着眼于学术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的建设；第三，要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平台的引领作用，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第四，要发挥平台的质量监控作用。

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党委书记徐飞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首席专家臧峰宇作总结发言。

臧峰宇对与会领导和专家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同时从三方面对本次大会作总结：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夯实学术基础，进一步加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用一种开阔的视角观察当今世界之治与中国之治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富有理论深度的解决方案。其次，从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角度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这就需要在发现问题、明确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的成立，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同时以厚重的实践意识与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进行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对策研究。从哲学角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协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集体攻关，与相关学术机构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

  撰稿：卫一帆 史海默

摄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