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一名士兵在街头执勤

文／刘永谋

围绕蔓延全球、影响遍及社会毛细血管的新冠肺炎疫情，各界人士都忍不住发声，哲学家亦难“免俗”。就在疫情于欧洲陡然加剧的时刻，欧洲发生了一场被称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哲学论战，涉及危机治理、权利尺度、“阴谋论”争议等诸多话题，引发世界范围的关注和思考。

激起千层浪的“石头”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堪称这场哲学论战中最“火”的人物，是“激起千层浪”的那块“石头”。

2月25日，阿甘本在意大利媒体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的社论，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封城锁国”的防疫措施，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严重，和流感差不多，政府采取疯狂的紧急措施是另有所图，即将例外状态常态化，扩充国家权力。

后来，意大利疫情急转直下，阿甘本不能坚称事态不严重了，但仍认为，就算疫情严重，政府也是借机实施“阴谋”，现在采取的这些严管措施只怕今后会成为常态，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为了“活着”而牺牲“生活”。

阿甘本在欧洲哲学界曾享有较高声誉，但他对疫情的思考却招致几乎整个欧洲哲学界的反对。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指出，不能仅仅归咎于意大利政府，因为“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一直欣赏阿甘本的意大利哲学家塞吉奥·本维努托认为，阿甘本把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成是“统治阶级暴虐本能”的结果的观点既不切实际，也容易助长阴谋论；印度哲学家沙吉·莫汉和迪维亚·德维迪表示，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因属于特定种姓而可以称作是“例外”的……

当然也有支持阿甘本的，如意大利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他发文公开为阿甘本辩护。有媒体这样总结：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学工作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生命政治”，它成了这次论战的另一个焦点。

阿甘本的逻辑

难道国家在疫情威胁下采取隔离措施，不是为了让大家不因感染而致病甚至丧命吗？这样的大方向难道不是对的吗？要理解阿甘本的言论，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命政治理论，该理论包含3个关键词：赤裸生命、神圣人和例外状态。

阿甘本把“活着”和“生活”对立起来。活着指向“身体”，是纯粹动物性的生命，即“赤裸生命”。但人不能光活着，还得生活。阿甘本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思想，没有思想就完全是动物了。身体与生活结合，既“活着”也“生活”着，人的生命就是“形式生命”（form-of-life）；当“生活”被剥离，只剩下“活着”，人的生命就成了“赤裸生命”。

谁的生命完全降格为“赤裸生命”了呢？阿甘本认为，最典型的就是纳粹集中营中的被囚禁者，还有战争中的难民，为了活着，他们只能任人宰割，是“神圣人”。其实，这里“神圣人”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天谴之人”。

什么是“例外状态”呢？“神圣人”就处于例外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任何适用于他们的各种习俗、伦理、法律和政治权利等，因此完全要等“主权者”来决定。除了集中营中的被囚禁者和战争难民，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并不罕见，而是在各种紧急状态、戒严状态和军事管制状态中经常出现。

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是“正常状态”。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本来是暂时的不正常状态，但例外状态中形成的某些治理方式可能会被延续下来，例外状态一再出现，一再悄悄地改变现代政治，悄悄地扩大着国家权力对人民的“奴役”。

阿甘本显然把意大利政府为抗疫采取的隔离措施视为例外状态了。他坚称，政府在“耍阴谋”，迫使人们为了“活着”而不要“生活”，自我隔离或强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打碎人们与朋友、邻居结成的共同体关系，这坚决不行！即便对于部分“宁要自由不要命”的西方知识分子，阿甘本的言论恐怕也太过耸人听闻了，因此批评之声盈耳，公开支持其立场的只是少数。

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民众对待政府隔离措施的不配合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这说明部分欧洲民众是赞同阿甘本的观点的。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与欧洲民众对当年纳粹蹂躏欧洲的暴行的记忆，有莫大关系。

建构主义源流

传染病疫情应对措施怎能与集中营暴行相类比？新冠病毒是科学检验出的传染病，反犹主义是意识形态谎言，怎可混为一谈？阿甘本将二者并列，源于他坚持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受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左右。

在以阿甘本为代表的一些建构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科学实验、科学观察、科学假说、完善科学理论等，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宣称科学是客观的、没有私人利益的，不过是为了显得冠冕堂皇，以追求真理之名获得更多的资金、利益和权力。

显然，这种建构主义夸大了社会因素对科学生产活动的影响。多数人认为，各种利益因素主要是在科学应用于现实的过程中出现的。事实上，在核心的知识生产活动如观察实验中，科学家必须客观中立，根据数据和事实来判断。

建构主义科学观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兴起，90年代曾红极一时，占领了欧美不少著名高校的讲坛，到新世纪虽有所回落，但至今在欧洲知识分子圈中仍在流行。按照其理论，如果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它就会潜在地与权力勾结，为资本服务，帮助统治阶级压迫穷人、工人、弱者和殖民地国家，这导致了20世纪末期在欧美流行的反科学思潮。这种思潮对欧美普通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大，类似“反对疫苗接种”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到了90年代，一些支持科学的科学家、思想家不得不与之展开大论战，这就是著名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

关于技术治理的争论

再来看“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属于技术治理的一种，是指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改造人的行为和生活，以提高政治活动效率。技术治理指的是将自然科学成果用于运行当代社会的治理方式，旨在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造福人类。

由于受到反科学思潮在西方流行的影响，一些欧洲民众反感技术治理。西方知识分子对技术治理的批评不少，阿甘本的批评并不鲜见。比如，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其侵害了人的自由，有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其把人变成了机器，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将科学用于政治活动，甚至有卢德主义者（通常被描述为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一种盲目冲动反抗）高呼要“砸烂所有机器”。流行于西方的好莱坞科幻文艺则推波助澜，屏幕上时不时出现邪恶的、疯狂的科学家形象。

对于抗疫隔离措施，支持者认为这是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的科学要求，属于基于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技术治理措施；而反对者则称，要警惕所有的技术治理措施，即使是抗疫所需的技术治理手段也一样。

在欧洲，那些反对技术治理的普通民众坚决不戴口罩，不配合政府的隔离措施，甚至有人认为“任何人不能干涉我的生活”。那么，存在绝对完全自己做主的人生吗？显然不存在。文明意味着对人的行为进行改造，人们的行为方式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共同塑造的结果。成为“文明人”，一定程度被改造、被控制是必然的，而且我们也会改造别人、控制别人。

关键要看改造和控制的度和目的。通过适度控制和改造，促进社会进步，维护社会秩序，这属于正常的治理范围。如果控制过头，或改造过头，技术治理才会存在被滥用和过度使用的风险。

同时，技术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和范围，是可以用制度、法律和伦理等方法加以约束的。如今，技术治理已是当代治理的基本趋势，要做的应当是想办法对其进行适当的约束，而绝非全盘否定它。

“阴谋论”争议

阿甘本提到的“政府阴谋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不乏拥趸，在普通民众中也在流行，且远比一些严肃理论影响力要大。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阴谋论有很多版本，比如“疫情严重性被夸大，政府趁机集中权力”；“新冠病毒是某国生化武器，用它攻击他国进而统治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是‘丧心病狂的科学家的人类灭绝计划’”，等等。在一些阴谋论者看来，政治家、资本家和科学家正勾结起来“搞阴谋”。

阴谋论由来已久，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这并不代表它是对的。阴谋论与科学理论有本质上的区别：科学允许并可以对其结论进行观察和实验的检验，而阴谋论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的。当代社会越来越复杂，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和趋势，理性地说，少数人的阴谋是很难扭转社会既定发展方向的。

当然，对阴谋论不能听之任之，因为它的情绪性和非理性明显，容易误导民众。而且，往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如果与狂热的民粹主义结合，会干扰抗疫工作，把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此外，病毒阴谋论者否定专家在专业问题上的话语权，会传播极端非理性、反科学、反体制的错误思想。历史经验表明，阴谋论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强烈到了一定程度，可能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对于疫情期间的各种阴谋论，应组织专家澄清、辟谣，将之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来源：2020年5月1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