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联合主办、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课题组承办的“东亚儒学的对话与展开暨东亚哲学青年工作坊”主题研讨会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分为学术讲座和学术汇报两个环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多所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热情参与。

一、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以“星湖李瀷之道德情感论：七情的公与私”为主题，主讲人为韩国外国语大学哲学系洪性敏教授。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莹老师主持，评议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彭永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程思涵担任翻译。

洪性敏老师讲授

讲座伊始，洪性敏老师点明本次讲座的主旨：以往的四端七情之争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学、心性论等理论层面的分析与论证；而星湖则不同，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中的公与私，以及共感与怜悯等实践层面的问题。洪老师认为，星湖提出的以共感和怜悯为核心的哲学与他困难的一生密切相关。在星湖看来，人们能够度过苦难时代的力量，正来自对他人的共感与怜悯。这不仅是人类的本性，也是社会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洪老师特别关注星湖的道德情感思想，尤其是其关于共感与怜悯的哲学。除此之外，星湖作为继承退溪学派正统学脉的朱子学者，并非一个只固守朱子学或退溪学的人。他对不同的观点和新的知识，始终保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并且十分尊重学生的自由思考和个性发展。因此，星湖的学生们各自提出不同的观点，从而逐渐形成了星湖左派、星湖右派和星湖中道派。

讲座现场

接着，洪老师展开了有关四端七情的论述。四端七情之争，最早由退溪李滉和高峰奇大升开启。退溪据朱子“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之说，认为四端七情在根源上完全不同，这种看法被称为“分开说”。高峰基于“理和气是不相离的”观点，对退溪之说提出反论：四端和七情一定都是理与气的结合。因此，四端之中不可能没有气，七情之中也不可能没有理。这种看法，被称为“浑沦说”。《中庸》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基于此，中节的七情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善，在这一点上，它和四端是相同的。因此，高峰才会提出“四端，只不过是七情之中节而已”的判断，并深入探讨圣人的七情。圣人的七情，本是完全中节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是不善的情感。既然如此，可谓四端和中节的七情不能区别，都是完善的。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究竟要怎样区分四端和中节的七情？如何分辨羞恶之“恶”和中节之“恶”？恻隐之心，又该怎样与中节的“哀”区分开来呢？

讲座现场

针对上述问题，星湖以“公”“私”为标准区分四端和七情。在他看来，四端是从仁、义、礼、智这些道德本性中发出来的，而七情则是从人的身体，也就是形气中产生的。因此，四端是公的，也是利他的、具有道德性的；而七情则是私的，也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具有利己性的。公的悲伤，就是“恻隐”之心；而私的悲伤，则只是“哀”。所以，四端和七情的区分关键，并不在于情感的根源，而在于它究竟是公的情感，还是私的情感。洪老师指出，在这一点上，星湖积极继承了退溪的思想。然而，中节的七情，究竟是公的，还是私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星湖对于“私”概念的理解。星湖所谓“私”，指向“个人”“个体”的层面，本身并不带有贬义。七情不能一概被认定为不善，重点在于七情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即“中节”才是关键。对此，星湖以“私中之正”“私中之公”来说明七情既是私的、又是公的状态。“公”和“私”并不是彼此对立的概念，而是可以相互贯通、相互连接的。七情也并不只是被限制在个人的私域之中，而是可以不断向公共的、道德的层面扩展。在此基础上，洪老师进一步阐释了星湖重视七情的理由。一方面，七情具有自然性和常见性。我们生活在七情的世界里，如果要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感能力，那么从七情入手，反而会更加有效。另一方面，七情具有身体性和真切性。在星湖看来，真正的道德情感，必然伴随着身体反应。仁会触发身体的反应，进而引发哀与惧的情感，所以怵惕恻隐和哀惧一起呈现，并且“若恫之在己”共感他人的痛苦。只有在这种状态下，道德情感才是真切的、实在的。因此，私的情感，反而是实现共感、怜悯和公共情感的重要基础。

线上情况

最后，讲座以星湖对百姓和动物的怜悯作结，使其道德情感论更加真切、具说服力。洪老师指出，当代西方哲学重新关注情感在伦理中的作用，对于重新理解以情感为道德实践根基的儒家伦理学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星湖将七情视为道德判断与道德实践的重要根基，并进一步主张把那些自私的七情扩展为对他人的共感和怜悯，这种理论在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讲座现场

主讲环节结束后，刘莹老师对讲座进行总结，彭永捷老师做出评议。首先，彭老师高度肯定洪老师的研究，认为四端七情论争是理解韩国儒学史的重要线索，非常值得关注。其次，以“星湖李瀷之道德情感论：七情的公与私”为主题，这鲜明地展现了韩国儒学关注现实、细致入微的特点。再者，洪老师在方法上既有对传统性理学的梳理，又包含对当代思想的建构，体现了深厚的学术素养。最后，彭老师提出进一步思考：若回到四端的字词本义，理解孟子语境中的原始意图，或将颠覆传统的四端七情论。

总结评议

二、学术汇报

学术汇报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王茂林编辑担任主持。上半场由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哲学系的朴成珉、安汎镇、郑柔进依次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彭永捷教授担任评议，韩国外国语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张智宇担任翻译；下半场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褚南迪、刘盼、徐瑞婕依次报告，韩国外国语大学哲学系洪性敏教授担任评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程思涵担任翻译。

（一）上半场

朴成珉以《高桥亨对朝鲜儒学史的认识与评价之非合理性》为题进行了报告。朴同学指出，高桥亨的朝鲜儒学研究，与其说是为了阐明朝鲜儒学的学术成就，不如说是建构“未能发展之朝鲜”的形象，以便合理化日本侵略的殖民统治。其对朝鲜儒学史的叙述方式，无视其历史活力与思想多样性，将朝鲜人的民族性还原为单一而静止的形态，最终使其研究成为“殖民统治必要论”的话语基础。尽管高桥亨以其预设的框架与近代视角审视朝鲜儒学史，在学术体系化方面具有一定开创意义，但他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公正性和客观性，其研究过程与方法只是服务于帝国主义与殖民统治而已。总而言之，高桥亨只不过是一个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御用学者。

朴成珉报告

安汎镇以《儒家“和”之美学的理论结构——孔子审美思想在朱子诠释中的哲学重构》为题进行了报告。安同学指出，儒家美学并非独立于伦理与政治的附属思想，而是贯穿于心性论、道德实践与社会秩序之中的整体结构。在孔子的思想中，美与善并非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而是通过“和”这一概念而统一起来。孔子关于“和”的思想，为朱子进一步理论化提供了重要基础。朱子并未否定孔子的直观判断，而是通过对心、情感、行为与政治的系统说明，将孔子零散呈现的“和”之判断，重构为一套贯通内外的理论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和成为贯穿心性与社会秩序的统一原则，美被理解为道德秩序稳定运行后的整体形态。这一儒家美学传统，为当代重新思考美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安汎镇报告

郑柔进以《关于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思想——以〈哲学论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为中心》为题进行了报告。郑同学认为，海德格尔通过对时间地平的分析，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念决裂，并在现象学立场上重新规定存在的意义，将其理解为“在时间中不断变化、以多种方式呈现自身的存在”。然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转向”。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以此在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转而探讨存在本身如何显现的问题，即作为“本有（Ereignis）”的存在之发生。他不再通过此在的生存论范畴来追问存在的意义，而是转向考察存在自身如何在我们所处的“此地”（Ort）中显现出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集中思考存在的“自身显现”，通过把自身交付于存在真理的澄明之中，得以使存在获得其根基，并由此展开一种守护存在之真理的责任性生存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本有”的思考。

郑柔进报告

彭永捷老师依次对三场报告进行了评议。对于朴成珉的文章，彭老师评价其非常具有创新性，有力地批判了日本学者高桥亨对韩国儒学史的认识，希望以后能继续深入地从事相关研究。对于安汎镇的文章，彭老师认为“和”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成立的，但在讨论朱子时，不能脱离理学的话语体系。对于郑柔进的文章，彭老师表示观点十分明晰，从文本出发阐发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转变，论述严密。同时，彭老师也指出，三位同学分别研究韩国儒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未来若能持续对话，或许能开拓出更开阔的研究视野。但彭老师也强调，学术写作需高度重视格式的重要性，同时对于先行研究的把握还需不断深入。

彭老师评议

（二）下半场

褚南迪以《“气质”何以“不可变”？——荻生徂徕对张载“变化气质”说的诠释与重构》为题进行了报告。褚同学指出，从张载的“变化气质”到荻生徂徕的“气质不可变”，并非同一概念的正反对立，而是“气质之性”内部所蕴含的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之主次发生了结构性转移。张载及宋学传统侧重于气质之性的价值功能，使之成为修养工夫中亟待克服的对象；而荻生徂徕则在其方法论转向之下，有意识地迁移气质之性的价值内涵，将其重构为描述人之天赋差异与社会职分的事实性概念。这一现象，意味着近世东亚儒学在伦理实践上发生了一个关键转向：从注重“内在心性修养”逐渐移向追求“外在礼制约束”。此一转变展现出儒学在跨文化传播与历史变迁中的高度可塑性与思想张力。

褚南迪报告

刘盼以《“格物”何以“是实”？王畿格物思想的伦理实践性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刘同学提出，王畿的格物论并非脱离伦常的虚玄之谈，而是一套以“伦物感应之实事”为场域、以“合内外之道”为旨归的伦理实践工夫。通过对其“格物是实”命题的剖析，文章揭示出，王畿将“物”严格界定为人伦关系中的具体实践，使良知本体的“虚”“寂”品格必须在此实然境域中发用与呈现。进而，文章辨析了其“格物”与“致知”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指出其通过对“格物无工夫”论的批判，坚决维护了外在伦理实践的独立工夫论意义。最终，王畿通过“有”“无”之辨的哲学建构，将超越性的良知本体与经验界的格物工夫统合为一个动态的实践整体。王畿的格物思想扭转了朱子学外向穷理的支离之偏，亦回应了心学空守内在心体的虚寂之弊，从而为中晚明儒学由内在心性向外在伦理的实践转向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动力。

刘盼报告

徐瑞婕以《仁与礼关系的谱系：荻生徂徕对政治与道德秩序的重构》为题进行了报告。徐同学认为，在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语境下，仁与礼的张力日益凸显，徂徕需对此进行回应。他通过对古典文辞的考据性重释，突破了宋儒理学的解释框架，就此提出了其处理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独特方案。通过对仁、礼以及仁和礼关系的考察，研究表明，荻生徂徕并不是简单地让政治压倒道德，而是重新构造了一种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仁提供规范目标，礼提供稳定形式。政治秩序由此获得持续性，道德理想由此获得现实性，从而构成了仁与礼的谱系结构。

徐瑞婕报告

洪性敏老师依次对三篇文章进行了评议。对于褚南迪的文章，洪老师认为观点非常具有创新性，文章内容流畅，但需深入研究，进一步挖掘荻生徂徕思想中的道德自律性。对于刘盼的文章，洪老师认为结构清晰、论述严密，具有启发性，但在阐释“无”和“有”的关系时，需放在“格物是实”的语境中以更明确、精炼的话语表达，增强理论穿透力。对于徐瑞婕的文章，洪老师表示观点十分明晰，选题很有意义，但话题较为宽泛，建议集中讨论具体问题，避免泛泛而谈。洪老师也高度肯定，三位同学十分注重论文格式，同时从先行研究、问题意识来看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同时，洪老师也敏锐地指出褚南迪和徐瑞婕的文章观点之间有一定张力，今后或许可以深入探讨切磋。

洪老师评议

最后，在场师生合影留念，本次会议顺利结束。

合影留念

策划：刘莹、云众、褚南迪、张泽坤

李天昊、徐瑞婕、王昭葳

摄影：郑丽雯、陈建军

翻译：程思涵

海报：林亿淇

纪要：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