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6日（周六）14时30分，第四十五届“人大马哲论坛”以线上的形式在腾讯会议举行。本次论坛有幸邀请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白刚教授带来题为“辩证法的秘密：解读《资本论》”的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主持，校内外近四百名师生热情参与。

白刚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主要从“《资本论》对辩证法的应用”、“《资本论》对辩证法的革命”和“《资本论》对辩证法的构建”这三个方面开展阐释讲座的主题。

其一，关于《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应用”了辩证法的问题，白刚教授认为，《资本论》至少在以下三重意义上“应用”了辩证法：第一，在材料加工的方法意义上。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白刚教授认为，与之前的经济学家抛弃辩证法和蒲鲁东等假冒辩证法相比，马克思《资本论》却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还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批评了朗格，认为朗格一完全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二也就更加不懂自己《资本论》中应用黑格尔辩证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这即是说，朗格根本认识不到《资本论》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表述而已。此外，恩格斯也曾明确表示，黑格尔辩证法是“一切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

第二，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统一的意义上。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以“反证”的方式引证了俄国学者考夫曼对《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指责和批评。并对此做出回应，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白刚教授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将这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理解为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统一。其中前一个具体是一种感性具体，而后一个具体是一种理性具体。

第三，在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意义上。如1857年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工作量很大……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不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2）当前的危机。”后来的列宁则认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马克思本人也明确表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只能用“抽象力”——《资本论》的逻辑。白刚教授认为，以上这些论述充分表明《资本论》在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意义上应用了辩证法。

其二，关于《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辩证法“革命”的问题，白刚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辩证法的革命。一方面，《资本论》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摆脱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即《资本论》不仅对黑格尔辩证法做出了唯物主义改造，还对其进行了否定性的发挥。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用“物质关系”替代了黑格尔的“逻辑结构”。如1868年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表示：“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发挥而言，马克思《资本论》将黑格尔的“概念的否定”转变为“现实的批判”。白刚教授认为，与同时代的朗格、杜林等人把黑格尔当做“死狗”相反，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大师的学生。而恩格斯认为，在官方的黑格尔派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白刚教授认为，官方的黑格尔派做不到的，马克思却做到了，在马克思那里，“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

另一方面，《资本论》变革了全部政治经济学，即破除了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永恒性。如马克思本人指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列宁后来对此所做的评价是，由于马克思应用了辩证法，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革命；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也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还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迈进的一步。就研究对象来说，《资本论》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可感觉物”转变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物”，即从“物”转变为“关系”，集中表现为其对资本本质的理解。就“政治经济学”来说，《资本论》是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如马克思认为，常识的东西都采取了虚幻的形式，“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就经济学术语来说，《资本论》实现了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868年1月8日，马克思专门致信恩格斯，强调《资本论》中有“三个崭新的因素”——剩余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工资。

其三，关于《资本论》在什么意义上“构建”了辩证法的问题。白刚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上“构建”了辩证法。首先，《资本论》确立了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如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许诺写一个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也可以说，《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去神秘化的设想，只不过是“小册子”变成了“大部头”。在白刚教授看来，马克思最看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实际上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将这一“否定性”创造性地转换为了“批判性”和“革命性”。可以说，《资本论》实现了辩证法由“神秘形式”到“合理形态”的转变。

其次，《资本论》揭示了“劳动的辩证法”。白刚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黑格尔的劳动现象学，确立了一种劳动的辩证法。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视野里，劳动是辛苦和麻烦，与自由无关。而黑格尔“为承认而劳动”的劳动观，仍然只是一种脱胎于“精神现象学”的“劳动现象学”，即黑格尔的劳动是“精神的货币”，它只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和方法，仍然保持着“概念的自我驯服”，这是“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恩格斯认为，在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白刚教授强调，《资本论》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双城记”。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辩证法不再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即价值的劳动来源问题，而是“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即在劳动的发展中找到打开历史之谜的“锁钥”。

最后，《资本论》实现了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如列宁认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白刚教授认为，在《资本论》这里，“同一个东西”即是与逻辑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而“同一门科学”即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批判的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利益的政治经济学。他还认为，黑格尔“逻辑学”可以理解为概念（认识）在“存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统一、差别等规律）；而马克思《资本论》可以理解为辩证法（认识）在“存在”（商品、货币、资本）中揭露“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可以说，《资本论》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逻辑和认识论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同一过程”，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在评议环节，张文喜教授总体评价了此次讲座的内容，充分肯定了白刚教授对马克思《资本论》如数家珍般地阐释与解读，及其从材料和逻辑思路等方面向我们所展现的马克思辩证法的秘密，并认为这一解读使得《资本论》中辩证法的秘密公开化了。

在互动环节，白刚教授就《资本论》中是否存在劳动伦理思想，如何将这种劳动伦理思想与当前的数字劳动相关联，以及如何理解辩证法的自由维度等问题做出富有创见的解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资本论》中确实存在劳动伦理思想，以其中“工作日”一章的论述为例，马克思在这一章中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火柴厂里童工们恶劣的工作环境，并认为但丁都会觉得童工们这样的工作环境比地狱还可怕。甚至有西方学者表示，《资本论》就是现代版的人间地狱。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童工劳动的道德谴责体现其鲜明的劳动伦理思想。而数字劳动只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作为一种虚体劳动，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和否定实体劳动，而只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延伸和变形。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自由维度不在辩证法自身，而是通过将自由与劳动结合，即通过劳动辩证法来实现人的解放，即自由的辩证法，或者说，辩证法的自由维度。按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阐述，辩证法也追求一种确定性，不过这种确定性是一种思维的理性的确定性。而辩证法不仅有形式，还有内容，马克思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就是通过其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运动逻辑，来实现它自由度，即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强调劳动时间的缩短是走向自由王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定意义上，劳动时间越短，人们的自由度越高，通过劳动力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讲座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图/文：卞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