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以致广大的胸襟，极高明的睿智，在融突和合“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和张载、吕大临的关学中化生，并在与其他学派互相交往、切磋、论争、探赜、借鉴、吸收中发展。永嘉学派通过智能创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事功之学。

时代精神的把握

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崛起，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之所以能与朱熹的理体学派、陆九渊的心体学派鼎足而立，是因为永嘉事功之学特具魅力和价值。朱熹说：“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事功之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朱熹指永嘉学派专讲功利，稍带贬义，现称为事功之学。

为什么事功之学“便可见效”，《朱子语类》记载：“器远（曹叔远号）言：‘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著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陈先生（指永嘉学派的陈傅良）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盖怕下梢用处不足。’”这里“乡间诸先生”即指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等。“诸公”如朱熹理体学主张的“理体”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的“洁净空阔世界”，是一种清淡，陆九渊心体学“分明是禅”是空是无。

永嘉学派事功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教著实，是对于时代的实际和事实的认知、体贴与把握。两宋国家积贫积弱，外有外敌侵扰，内有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官逼民反的危机以及收复中原无望，理想信念丧失的价值危机。面临这种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种种冲突和危机，显然不是“诸公清谈”和禅学的空无能化解的，唯有永嘉学派“教人就事上理会”，即理会、体认国内外冲突危机的实际与事实，把握这个时代所普遍存在的主导性矛盾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冲突和危机，教著实地将其升华为化解之道的思维理念，而体现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思维理念、理论，因其体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被大众所接受。林损说：“永嘉诸子之学也，犹众人之学；众人之学，犹永嘉诸子之学也。众人之言心性者，必不能废事功；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离心性。事功与心性合，而后经制之真乃出。”这种力量体现为永嘉学派的开放兼容、忧思创新、勇为人先、刚正廉洁、经世济民、抗倭爱国、志存高远、融突和合的哲学精神世界。

哲学精神的体现

开放兼容的精神。开放兼容是哲学理论思维致广大的生命力所在，是学术思想尽精微的必由之路。老子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只见自己长处的人，目光短浅而不明事理，自以为是的人，会被现象所遮蔽而是非不彰明。唯有开放兼容才能化解这种弊病。然而开放兼容要有海纳百川的气概，广博宽容的情怀，谦虚谨慎的心境，探赜钩深的态度。开放兼容是永嘉学派的优良传统，是其之所以在众多学派中屹立而不衰、构建新学的缘由所在。作为“九先生”之一的周行己曾学习新学、关学、洛学，在三学相互激荡中，融突和合，并与温州商贸经济、风土人情的实际相结合，而构成独具特色的理论思维、价值观念、思想风格。无论是后来的王十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还是刘基、张璁、项乔，以及孙锵鸣、孙衣言、陈黻宸、林损，都以开放兼容为学术思想发展繁荣的生命线，都是为道屡迁、唯变所适的先觉先行者。

忧思创新精神。他们之所以能为道屡迁、唯变所适，是其哲学思维不断忧思而追问、不断“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而自我反思、不断地自我批判而开新、不断自我度越而创造新境界所致。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抒发对人生短暂的忧思。永嘉学派的忧思则是对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反思，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生命生存的反思，是对于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存的命运、生活变化的责任和使命的反思。之所以忧思是因为：其一，两宋被内外危机所困。其二，社会伦常的冲突和道德价值危机。唐末五代动乱之后，两宋哲学思想家面临礼崩乐坏，三纲五常道乖，宗庙朝廷失序，制度文章扫地的处境。他们必须担起重整人伦纲常、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重建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其三，儒、释、道三教的冲突。唐以来儒学式微，佛强儒弱、道盛儒衰。两宋哲学思想家必须重新唤起儒学的生命智慧，重新诠释儒学真精神。两宋哲学思想家正是直面这种忧患而反思。他们的忧患而反思，是对思想的揭示、辨析、鉴别、选择，如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可称为“忧思”，因忧思之思而有新哲学、新发现、新创新，如陈黻宸的《老子发微》《庄子发微》、叶适和孙锵鸣对《周易》独具匠心的新诠释。

勇为人先的精神。创新需要有一种勇为人先的执着求索的品格，威武不屈、不畏强权的意志，人言不足恤、旧法不足守的精神。因为创新必然会引起坚持旧观念、旧传统、旧价值、旧规矩者的反对、攻击、仇视，以至扑杀。明正德年间，武宗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宦官刘瑾专政，藩王作乱。政治腐败，苛政如虎，民不聊生。王瓒不畏强暴，暗讽刘瑾，而遭贬斥。武宗巡边犒军，劳民伤财，王氏知民疾苦，大胆极谏。张璁在“大礼议”论争中，以“礼缘人情”为核心。张璁的主张与《礼记·问丧》中的“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相合，驳斥了杨廷和诸人扬言的“父子之亲是‘私事’，入嗣大统以维护正统，是真正的人情”。张璁冒杀头的危险，毅然决然上书，凸显了坚持原则、真理，不怕扑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礼议”之争，形式上是“继统”与“继嗣”之争，在政治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学术上是正统程颐的理体学与新兴阳明心体学之争，这是这次论争的实质。

刚正廉洁的精神。刚正廉洁，为立身之本。无论是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抑或王十朋、刘基、黄淮以及王瓒、张璁、项乔，他们为官期间都能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刘安上以利国利民的诚心，为国忘身忘家。大观二年（1108），宰臣蔡京窃弄权威，凶焰滔天。天下只知威福出于宰相私门，不知有朝廷，无敢撄其锋者。刘安上刚正不阿，面奏皇上，蔡京自若，乃再列班面奏蔡京十条罪状。又弹劾蔡崈上轻君父，招权怙势，阴计邪谋，密侵国论，有害治体。刘安上在任谏官期间，不畏权贵，不怕罢职，直言弹劾，刚正报国。张璁任首辅期间，持身清廉。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非常痛恨。他曾上疏：“臣闻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愿治之君必严于赃禁……近来中外交结，贪墨成风，夫贪以藏奸，奸以兆祸，臣窃惧焉！”张璁揭出每年进表，三年朝觐，官员往往以馈送京官礼物为名，科派小民，篓挞诛求，以致百姓怨声载道。张璁以身作则，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一心秉公，而无私心。使贿赂公行、贪赃枉法有所收敛，利国利民，对明中兴作出巨大贡献。

经世济民的精神。“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衣食足，则知荣辱。”永嘉学派事功之学，注重经世致用，关心民瘼。北宋末年，危机深重，大厦将倾之际，周行己守官有责，积极主张政治、经济改革，富国强兵，实行经世爱民措施，提出广恩宥、解朋党、用有德、重守令四大经世主张。广恩宥是广施恩惠、宽恕，体现爱民、济民之德；化解朋党之争，利民安定，利国发展；任用有贤德的能人，必行德政济民；慎重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员担任郡守县令。薛季宣认为为国事功之道，就在于化解人民疾苦，首先要改变乡民的科折不均，其次是丁绢的赋税。并安置流民，以及归正人（指中原人民逃回淮西的人），使他们生活有着落。陈傅良认为，夷狄之祸起，是由于横征暴敛，丧失民心。渡江以后，不仅不接受宣和横征暴敛的教训，相反加新的总制、月椿钱，民心更离。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要想兴盛，必须结民心，减轻赋税，如商税、盐税、酒税、茶税、契税等。若不宽民力，国将不保。因此他认为经世济民的课题必须是开源节流，裁减冗官、冗兵，减少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国家才会兴盛。黄淮也认为治道之要莫先于安民。选取官员以为善不欺为根本。不欺能尽忠，不惑于邪，不溺于货，则廉而公，公则明，明辨是非曲直善恶。这样治理国家，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这样事天，天心悦鉴。

抗倭爱国的精神。明朝建立伊始，倭寇侵扰我国沿海一带，抢掠焚杀，人民苦不堪言。洪武初年，温州地区就成为倭寇侵扰的地方。永乐年间，龙湾永嘉场一带地处滨海，倭寇在此烧杀抢夺。王沛的从侄王德从广东按察使司佥事辞官回乡，招募乡勇2000余人，共同抗倭，名扬浙南。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大股寇扰永嘉场、梅头一带。当时王沛已是74岁的老人，仍然亲临前线，英勇冲杀，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王德是在赴援温州府城途中遭倭寇伏击。他在殉难前仍射杀数寇。牺牲时年仅42岁。充分体现为抵御外敌、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志存高远的精神。人是有智慧的和合存在。一切存在的观念、神话、常识、伦理、科学、艺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人是万物之灵，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志存高远。志存高远的本性是胸怀天下，开放包容，诚信仁爱，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爱财富”“爱荣誉”和“爱智慧”是人的欲望，但爱智慧是人最高尚的需求。换言之，志存高远是人极高明的需求。因为它记着过去，看着现在，盼着未来。林损说，永嘉学派“诸子之心”之所以能特立独行，在于其“志事之判，诚伪之辨，研阅之方，措施之宜，本末精粗之条贯，才智气量之涵养，高明而不涉于虚，笃实而不流于浅，执其常而观其变，而永嘉学术之真，亦大略可睹矣”。温州诸子的思想，才智气量的涵养，高明笃实，志存高远。因而志事、诚伪、研阅、措施的判断、明辨都能极高明而道中庸。从事功而言，陈傅良“抱负伟杰，学博而精，观书另有高识，作文自出机杼，类非今人所可企及”。士子们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读书学习，造就了明辨的识度，宽容的气度，礼仪的风度，智慧的心度。

融突和合的精神。和合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理念，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和合精神，体现了开放包容的胸怀，钩深致远的心态。融突和合是生生创新之法。从融合到创生新的学说，以致新学派，即从融合到生生，需要经一系列融合的和合过程才能实现。经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的和同之辩、理一分殊与郑伯熊、郑伯谦、王十朋的问道、求道、悟道，由矛盾差分而趋向融合而和合的创生历程，到薛季宣把程门洛学所体贴的形而上的天理之学，转化为形而下的事上理会，使理与事相融突而和合，而生生为温州事功之学，又经陈傅良、叶适、刘基、黄准、王瓒、张璁、项乔、王叔果等，融突而和合程朱理体学、陆王心体学和张载的气体学，而成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

理论思维的特色

永嘉学派八大哲学精神世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精髓，亦是化解世界冲突危机之道。永嘉学派诸子忧思而问道、求道、悟道，构建其哲学理论、理性思维和价值体系，其理论思维的特色体现为多元多样性、学问思辨性、实事求是性、钩深致远性、诚信笃行性。

多元多样性。哲学无不在玄之而又玄的旅途中苦苦求索。中国哲学的实践活动是探赜、追问和合之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万物异味相和。如何和实生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也。”万物是由多元多样的阴阳五行杂合而成，而非单一的一元的造物主的创生。西方哲学对于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追求，无论是古希腊的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还是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一”元。换言之，都是“同则不继”的“同”，是一元一样。就此而言，中西哲学从源头上就是两条路径、两种路向。永嘉学派诸学者接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又与当时各个学派交往，互相交流学术思想，切磋探讨不同观点，从差分中明辨各自的不足和长处，所以可互相学习、借鉴。金华学派吕祖谦、吕祖俭长于史学，永康学派陈亮长于王霸义利之辨，四明学派长于心性之学，朱熹学派长于理体学，湖湘学派长于经世致用。在多元多样哲学理论思维的相互探索中，敞开思想，自由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多元多样思维方式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哲学只有在多元多样思想辩论中敞开心胸，各抒己见，才能激起智慧的火花，让哲学真知闪光。

学问思辨性。无论是博学、审问，还是慎思、明辨，都离不开反思的思维活动。“弗措也”的不罢休，是一种不息地反思。反思是思维认识自己的一种形式，是思维怎样自己构成自己的方式。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审问、慎思、明辨就是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的方式，亦是思维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活动。永嘉学派学者的哲学思维的实践，无不历经学问思辨的反思过程。他们从博学的朦胧反思、审问的怀疑反思、慎思的批判反思、明辨的实践反思，而挺立其事功反思之学。圆融新学、关学、洛学为事功，如刘安上的博学；端正心性、治国理家而审问道的王十朋；惊思孟子是否是道统中人和道不离器智慧的薛季宣；以及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的陈傅良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元气为天地万物之源的刘基；明辨“六经”义理意蕴、先秦诸子之精微和道为和合道体的叶适；澄明“继统”与“继嗣”、缘人情以制礼的“大礼议”之辩的张璁；探“致良知”之教、释“求放心”之学、究“六经”理奥、研“四书”精义的项乔。

实事求是性。根据实际事实，追求真理。《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事有实事与虚事、真事与假事。事的实与虚是对事的有或无、存在与非存在的追问。事物的存在与非存在是对具体的“在者”某些规定性的追问。无论是对于“在”与“在者”的追问，总是对某种对象之事的追问。这种追问首先反映在人们思想中是这“在”或“在者”的表象、现象。其是否符合对象本身的再现对象，这种思想的体认是否具有客观性，即是否真实地再现对象，抑或虚假地再现对象。在排除了“在”与“在者”的虚假之后，即是真实的事实，以追求“是”。这里“是”即是哲学的本真。求是即求本真或真理。真与真理不离，即相接相关；又不杂，即相分相别。真理是这种体认是否符合实际的真实道理。中国哲学多以与“非”、谬误相对的“是”、真理来陈述。体认的真实性就是同客观的实际及其规律相符合，或者是对错综复杂的现象作出关于事物共性、本质、必然、规律的体认。这是“实事求是”。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就是一种求实求是之学，既实事实功，又实效实是。器远（曹叔远）对朱熹说：“陈先生（陈傅良）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就事上理会”，就是从客观实际实事上体认，即从“在”和“在者”的存在的实事上认识，“教实之意”，就是教人体认实事的本真、本质，而不空谈虚说。

钩深致远性。钩深的前提是有博学的知识背景，致远是建立在通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思维历史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永嘉学派诸学者能否提出有创新性的话题，能否对在世的冲突危机提出化解之道，并升华为具有概念、理念的哲学理论，取决于其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的“背景知识”。如果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中国传统经典文本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背景，就不能有钩深的灵觉和高远的气魄。能否激活钩深的灵觉和高远的气魄，就在于思维的创造能力，它是思维概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抽象、具体能力的总和，想象的真实激荡起追求智慧的热情和“求是”的动力。永嘉学派学人普遍是从举人到进士，其知识背景都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致广大，知识广博深厚是承载万物的条件；尽精微，就能智能创新，悠久致远。朱熹在代刘共父所撰《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中将王十朋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子”相比较，此五子“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疎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求之今人，则于太子詹事王公龟龄，其亦庶几乎此者也”。薛季宣造诣很深，“会九流于一贯，莹神机之通圆”“自六经以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除精研六经外，可谓无所不读，无所不通，所以能钩深致远，而构建事功学说，其本人亦是事功之学的实践者。叶适通过剖析、评论儒家、道家、兵家、管子、扬雄以及《战国策》《史记》至五代史，统纳六经百家，均能“集时政之得失”“究物理之显微”，而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补前人之缺失，纠前人之谬误，论之成理，言之有据。既钩深之精微，又致远于孔子之本统。既评时政得失的生存世界，又能究物理的理想境界的可能世界。

诚信笃行性。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入世品格，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追求生存、意义、价值世界的实现。其开放兼容、忧思创新、勇为人先、刚正廉洁、经世济民、抗倭爱国、志存高远、融突和合的精神，以及多元多样性、学问思辨性、实事求是性、钩深致远性，最终都有赖于诚信笃行的支撑和实践。诚信是指诚实而有信用。诚为真实不欺的德性，信是遵守诺言的德性。诚信是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诚信被儒家看作是“立人之道”“立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诚信而笃行实践。人之所以有知识，有认知能力，来源于笃行的实践，形成人的认知和构成认知发展的动力。因为人不能无实践的笃行而从外界直接得到知识。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只有亲自践行到高山、深溪，才体会到天高地厚。“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从认知、再认知、实践、再实践的过程，才能深刻认知事理和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永嘉学派的学人，躬身深入实地，知治国理政弊端所在，提出改革旧弊的措施。许景衡说，京东西州县因金兵劫掠，朝廷免收今年赋税。然而今来却仍令送纳，岂可使朝廷失信于天下。“民无信不立”，若贪官污吏盘剥百姓，百姓生活不下去，人民起来反抗，国家动乱，就不可收拾了。南宋半壁江山，由于奸臣秦桧投降派种种恶行，破坏抗金，薛季宣的父亲薛微言不畏权贵，坚决反对秦桧投降和议，与秦桧当庭论争。薛季宣说：“雪岳飞之冤，天下知与不知，无不称庆。逮今数月，宜人人有报效之心，求诸军情。”薛季宣父子知无不言，言无不行，知行一致。诚信笃行是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其为学为人的基本原则。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既是思维中的现实，又是现实中的思维，它既不离现实的在世，又度越在世的现实；它既蕴含着时代的烙印，又超越时代而具有不朽的价值。

（张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2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