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立足生活实际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锻造斗争实践需要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19世纪下半叶。这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广泛传播。其二是20世纪。俄国和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国情出发，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研究，在哲学领域分别建构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新的面貌。当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气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问题。全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人类文明面临重大历史性转折。现实生活的变化在呼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进入了新的阶段。

[关键词] 实践需要 文本文献研究 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新阶段

列宁说：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武器库，他们总是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不同的实践任务，这决定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武器从而受到他们特别关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乃至同一个文本中他们着重阐发运用的思想，总在不断变化。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热潮，其结果影响甚至决定了此后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今天，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情况，时代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必须以加强文本文献研究，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在历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在开启它的新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对上述情况做简要说明。

一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大体而言，是在19世纪下半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标志是《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工人阶级乃至整个社会阅读关注的对象。例如《共产党宣言》。该书1848年2月问世，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前7次再版，无数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1867年其第一卷以德文出版，1872年德文第2版和俄文译本问世，不久，马克思亲自加工校订的法译本出版。从1883年马克思去世到1895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8、1889、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1886年），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世界各国被普遍关注和阅读，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成为欧洲工人阶级手中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在1892年说：“近来《宣言》在周中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始的工业化，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迅速向全球扩展，到19世纪下半叶，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先后踏上工业化道路。工人阶级数量激增，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自觉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量出版，他们的思想在世界各国迅速传播。19世纪下半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文献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立即与马克思本人建立联系。1846年，帕·瓦·安年科夫就与马克思通信，马克思在给他的回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最早的阐述。1872年《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问世，俄国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在如何按照唯物史观看待俄国农民村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致信马克思求教。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就他们的问题作了答复，提出了意义重大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这是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体来看，由于出版的原因，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人们无缘阅读，阅读最多的文本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这些著作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满足了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在哲学上，《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是当时借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文本。其中着重宣传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历史和整个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撑，培养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必胜信念，为他们提供了分析解决斗争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锐利武器。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文本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闪耀着科学理性的光芒。它们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对人发展生产力满足物质需要的高度肯定，体现了理性启蒙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精神，满足了落后国家的需要，成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并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的重要原因。

进入20世纪，生活实际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产生新的理论需要，出现了阅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热潮，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在生产力水平、社会发展程度、文化特点等方面，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是，俄国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封建沙皇统治岌岌可危，社会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从19世纪末开始，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致力于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1917年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夺权后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镇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于1936年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苏维埃政府在1918年开始组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21年列宁创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出资金委派梁赞诺夫出国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1924年决定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1”。1927年，MEGA1试编卷问世。在哲学领域，包括《自然辩证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等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先后出版。这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大量文献学研究。在文本研究方面，苏联哲学家最关注、研究宣传最多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是《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中晚期的著作《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他们取得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创建于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大力弘扬科学理性，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运动的规律性和规律的可知性。在社会领域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上述思想得到斯大林的认可，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问世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斯大林提出关于列宁主义的“经典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被作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涌现，成为对列宁主义真理性的有力证明。

决定苏联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上的原因，是现实生活的实践需要。进入20世纪，俄罗斯仍然处于封建沙皇统治之下，没有经历过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笃信东正教，全国超半数人是文盲。国家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迫切需要对广大民众进行理性启蒙。写于1922年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被人称作“列宁的哲学遗嘱”，在该文中，列宁把党内外的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向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习，批判宗教，宣传无神论，确定为布尔什维克党在理论宣传领域的主要任务。斯大林则说：“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他进一步说：“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列宁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的苏联不可能建立完善的无产阶级民主。为了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列宁从发起扫盲运动开始，直到去世前夕仍然集中力量关注工农检察制度的完善。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斯大林只能建成以高度集中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这一制度符合苏联国情因而在苏联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制度的高度集中，特别是经济生活中的计划经济，需要一种说明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一样受可以认识和利用的科学规律支配的哲学。事实充分说明，是社会实践的上述对科学理性的迫切需要，决定了列宁斯大林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上，进而通过研读这些著作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苏联共产党从具体国情和实践需要出发开展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是苏联共产党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社会革命问题上也一样。布尔什维克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及革命后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巩固政权改造社会，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直接有关。国情的相似使得中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列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理性的有力证明。

西方国家的国情与苏联不同。自巴黎公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同时，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压力下，广大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这导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淡化，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逐步丧失。与此相应，鼓吹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流行起来。于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启发、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发表。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在西方国家显示出特别的意义，受到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欢迎与重视，立即引发了研究这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热潮。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随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深入的文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不再是革命家，而成为人道主义者，其结果是西方国家出现了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批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相应的社会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人道主义内容，与苏联形成的以弘扬科学理性为旗帜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重大区别。为了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的文献研究，这种研究与文本研究一道，形成“西方马克思学”。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哲学家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各自的实践

需要出发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产物。20世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与苏联类似的国情，都是作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普遍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性的很好证明。

二

上述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适应无产阶级实践需要的改变而发展的，而它的每一次发展都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对他们的著作展开文本文献研究，从中吸取新的营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新的理论要求。对于这一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改变。1916年列宁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深刻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质，说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要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必然引发战争。列宁的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很好的说明，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提出惊人的准确预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充分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立的有利地位，利用战后为协调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建立的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公认的“盟主”。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对立进一步缓解，国家之间的矛盾得到有效调控，美国则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追求世界霸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对一切阻碍它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盟友，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概予以打击。1991年苏联解体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迅速膨胀。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发展，取得惊人的成绩，成为苏联解体后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成就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大障碍，引起美国不择手段的打击压制，直到以战争相威胁，挑起军备竞赛。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与世界各国的主权、独立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基本的矛盾之一。

第二，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70年代起陆续走上改革道路，国情发生重大改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典型。 “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决定论、意识形态决定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由科学倒退为空想。“文革”后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适应生产力的需要，改革生产关系，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经过30多年的努力，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市场经济也带来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非公经济和相应的剥削现象，社会两极分化，党内滋生腐败，社会道德水准滑坡，理想信念淡漠，资源紧张自然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前所未有。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要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治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新的表述。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开始高度关注市场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甚至是负面问题。

第三，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当今世界，地球正在“变小”。国际分工的逐渐深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联系的日益普遍深刻（只要在键盘上敲击一个字母或符号，上千亿的资金便可转入万里之外的账户），标志着统一的全球性经济体系正在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日渐频繁。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领域，全世界都在迅速集中到现代化旗帜之下。至于随处可见大有越来越严重趋势的政治冲突，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经济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的产物。“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相互间是不会有政治冲突的。

第四，科学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世界。自有人类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在20世纪，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例如：遗传密码的破解和基因工程的问世，电子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自身成为科学研究和借助科学力量改造的对象。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机器人在智力和体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人类。由于人工智能的普遍运用，社会将可能出现人数众多的“无用阶级”，与少数掌握资金和科学技术的精英即所谓“神人阶级”的对立。人类不再仅仅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是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

第五 ，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遇到严重挑战。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导致地球在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等方面不堪重负，正在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毒品以及全球性流行性疾病的传播等，使全人类的自我毁灭成为现实威胁。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予以强调。其一是气候问题。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的气候正在变暖。北极圈内的气温不断升高，夏天已经连续多年突破30℃，2021年更达到惊人的40℃以上。太平洋东岸，北纬50度上下的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2021年6月下旬连续多日高温49.6摄氏度，数百人因酷暑死亡。气温升高对寒冷地区的生物，例如北极熊，造成严重的生存危机，此外还导致极端天气频频出现，造成世界各地的冰川，特别是南极的冰川，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融。这将使海平面显著上升，众多沿海城市沉没海中，大量人口失去家园。已经有许多科学家就此向全人类提出严重警告。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指出，人类如果不能在200年内离开地球迁居新的星球，将会全体毁灭。其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的花样在不断翻新，杀伤威力日益加大。例如，美国在全球建立了100多个生物武器研究中心，全力研究杀伤力空前的生物武器。全人类正在与之苦苦斗争尚未看到胜利曙光的新冠病毒，就有可能是美国本土生物武器研究中心之一德特里克堡的产品。为了称霸全球，美国对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许多国家施加压力，包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威胁。受到威胁的国家不得不奋起自卫，造成了新的全球性的军备竞赛。笼罩世界的战争阴云遮天蔽日。可以导致全人类灭绝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上述问题极其重大，尤其是后面三个问题，涉及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这些问题无比紧迫，对它们做出科学回答是时代向人类提出的“绝对命令”。它们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19、20两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域，超出了以往一切哲学理论的视野。

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当已有的理论不能回答现实问题时，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理论创新就成为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开启了它的第三个阶段。

三

人类文明发展遇到的上述问题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

显而易见，不论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的膨胀和由此引发的全球大规模冲突以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的增加，还是气候变化和来自生态、资源、环境、瘟疫全球性流行等方面的威胁，都是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物质利益无限征服自然并相互争夺造成的恶果。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反映，这些规律本身是与意识形态和人的利益无关的客观存在。今天人类文明遇到的种种问题，面临的各种挑战，是人们为了个人的、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滥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的。再进一步看，这种滥用又与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有关。获取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繁育更多的后代，是一切动物乃至一切生物的本能。作为高等动物，迄今为止人的价值目标同样如此。人与动物的区别只在于人有理性、智慧，可以借助“理性的狡猾”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制造工具，从而提高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效率。是人的动物般的价值目标造成了人对自然界的不断征服和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只有人类战胜了自己的动物本能，改变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学会按照自己的合理需要和自然界的可能自觉控制与安排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类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当前遇到的挑战。这是人类自几百万年前诞生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关乎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的一切哲学理论一切学术研究，都应该自觉地把成功实现这一转折作为头等任务。

正是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发出的新的呼唤。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尚未发表，这个阶段主要是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已经发表的著作进行初步的学习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产生了列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创建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问世直到今天，从哲学的角度看，历经近两个世纪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以大力弘扬科学理性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是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三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第四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形成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这些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日益显示出了它们的局限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迄今为止我们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进步进而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演变，直到共产主义实现。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似乎是线性关系。然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使得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产生了称霸全球的野心，进而造成了它对苏联、中国以及一切对它实现自己的野心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打击与压制，挑起军备竞赛，使全世界陷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阴霾之中。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区别只在于前者以满足少数人的私欲为目的，后者则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科学基础发展到今天，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危机告诉我们，生产力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人类不能再被生产力的发展牵着鼻子走，而应该根据自然界的可能与自己的合理需要自觉控制物质生产的发展。过去是物支配人，现在必须人支配物。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今天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在那里已经看不到现实的可能。至于发动世界革命消灭美帝国主义，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几近泛滥的今天，它将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无处不在的物化、异化、人的单向度化，对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面临整个人类的生存危机，这种批判显得有些言不及义了。辩证唯物主义永远不会过时，然而由于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能够通过革命性地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通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快速发展，通过展现出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揭示出科学理性包含着的与人的潜在冲突，使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必须永远为人服务，人类要自觉控制它们，制约它们。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况。他在告诉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和作为实践主体人的作用与需要结合起来。

现实生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新要求，最集中地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中。18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提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特别是提出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国际问题上，面对资源、环境、气候等问题向全人类发出的挑战，面对美国不顾一切称霸全球的野心，党中央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大的战略举措，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呼吁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伟大实践，为它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使命。

仅仅依靠已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完成上述使命的，因为上述使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以往有重大不同。以往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和在发展中怎样实现公平正义的问题，现在迫在眉睫的是全人类的生存问题，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和整个文明的历史性转向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创新。这也是党中央一再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发出的呼吁。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先要“回到马克思”，即从当前的实践需要出发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锻造出能够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的理论武器。也就是说，必须开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新的历史阶段。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充满斗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活实践的新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对许多新的问题做出回答，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人如何彻底告别自己的动物阶段，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阶段。

从人类诞生直到今天，不论是否自觉，人类事实上一直把追求物质财富更好地满足生存与繁殖后代的需要摆在首位。这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充分体现，所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正是在这种动物本能的支配下，人才把发展科学技术无限追求生产力发展获取更多物质财富作为价值目标，从原始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了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运动，导致了今天的人类生存危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彻底走出自己的动物阶段，才能终结当前的生存危机。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例如：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再如：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其三：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则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告终”，是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像动物一样在物质欲望的支配下本能地追求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享受，而是站到物质生产的彼岸，着眼于人自身的自由发展，把以往作为盲目力量控制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置于自己的自觉控制与调节之下。

显而易见，这正是当今人类文明为了走出生存危机迫切需要的东西！ 除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在任何其他理论中都找不到这样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是以往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及相关著作关注较少，开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是被作为遥远的未来顺便提到而已。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它们做深入研究，回答现实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新阶段的基本任务。

作者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