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格尔是清晰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和黑格尔主义却因其晦涩并自称完成，招致批评并产生非同寻常的争辩。对于黑格尔哲学而言，存在之解释的视界是中介性、整合性的。这也涉及在其精神概念的宗教起源中，超越性的、神入因素应转向客观化意义。如果我们通过对黑格尔的文本中的文句的精准研究去确定精神概念意义的社会方面的现代把握，虽然是一个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任务，但当这种需求只被作为话语而说出来，却根本不适用于思想的表达。黑格尔的精神是一种更高级的思想类型。晦涩之于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表达出理性把握绝对者的方式乃是思辨神学的方式。黑格尔的精神不仅跟贯穿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精神不一样，而且实际上还是反对它的。在要求黑格尔哲学的彻底化和思想客观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要求黑格尔的体系作出清楚的阐述，其奋争的东西乃是被黑格尔哲学闷死的现实性精神和意义的超个人结构。

关键词：晦涩 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代精神

一、问题的缘起

通常说来，黑格尔哲学这个“百年老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倘若以这样的观点看待，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必须首先明白黑格尔哲学。这里面似乎有一些明确的道理，因为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去实现绝对精神、精神世界的大同，马克思当然不会这样做。但人们至今不太清楚蔚为大观的黑格尔体系究竟说了些什么。布尔乔亚指出，黑格尔之所以是理性主义者，“在于他以下列方式定义了理性：理性能够实现由经验所给予的多种差异的同一性要求。理性的同一化的复杂性，使得黑格尔的论述如此难以把握：他言说的是世界，实际上，却是以最非世界化的方式”。[1]（110~111）因此，有时人们会这样来描述黑格尔主义：人们说“黑格尔主义者懂得一点‘无’，却能写‘一切’”。[2]（11）同样，针对这个说法，可以这样来描述蔚为大观的欧洲哲学的反黑格尔倾向：拒斥抽象的普遍性、同一性，并使自身反转至对立面。于是，黑格尔的理性，相对于公共理解而言就显得粗暴、难解。它毕竟太晦涩了，太不可理解了；法国著名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专家董特在《黑格尔传》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黑格尔有一种无法理解的晦涩性。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他！”[3]（257）这在表面上是一个悖论：人们似乎可能不明白的东西就是要将其明白说出来。正如大学期间的马克思跟父亲说的那样，黑格尔叽里咕噜（“离奇古怪的调子”）说的东西，我不喜欢。[4]（13）因此，除非是马克思不愿意，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会有很多他自己也想说的东西要说，但马克思可能不会驻足于黑格尔在书里已经说了的东西。这一点表明了如下事实：马克思“不喜欢”的是黑格尔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思想表达（我们说，这相当于说黑格尔的思想表达是可以骗人的，因为黑格尔可以说一个东西而意谓另一个东西），而非思想本身。比较一下《资本论》期间的马克思的说法，就明了这里的意思。马克思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5]（22）这段话似乎跟马克思对《资本论》提及的方法相关。为了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总得解释它，换言之，就是将它翻译成另一种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其要点是要解决辩证法可表达性的边界在何处的问题。当然，这要假定马克思根本是不会按照流行的明白性规范（比如说，直接从字面上知道或者如笛卡尔那样拟定一种哲学明白性的理论）去翻译它的。否则，马克思将在黑格尔哲学书中发现那“珍宝”[6]（225）的存在几乎没有可能。

问题在于，每一个新时代出现的问题都会使先前哲学占据的那个位置成为问题。于是，人们说要重新解释这些先前获得的结论。而我们应该说：黑格尔到底是处在一个现代性的处境中的哲学家。按照哈贝马斯的交代，“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7]（51）何谓现代性问题？黑格尔的同胞思想家西美尔回答：现代性现象之本质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对黑格尔来说，如果要恰当地对现代主观性和自我设定的现代权利进行限制，那么，就需要有一种明晰性。也就是需要一种思辨性的逻辑体系的限制。但是，总体来说，实证的现代世界不知道这项工作的困难，很可能认为它什么工作都没有完成。换言之，在黑格尔的对手那里，对于“理智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化”[7]（39）来说，把黑格尔思辨性的逻辑体系与明晰性这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它就会感觉受骗了。

为了厘清这种古怪的局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例子，这例子实际上是一则能说明近代哲学所处的困难，同时又能揭示出脱离困难之道的例子：黑格尔告诉我们，要“明白”各范畴间的联系总是与“本质”的范围有关，且与范畴间的联系和矛盾有关。在知性形而上学里面，将矛盾的解决放在彼岸明显是一种错误。说到底，对于黑格尔来说，“明白”各范畴间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它们统一成为矛盾的逻辑概念运动，也可以说是附属于同一性内部的差异与脱离同一性的差异的逻辑统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别人（比如谢林）来说，他会认为黑格尔关于应该如何把哲学表达出来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呢？换言之，当谢林书写关于哲学的任何东西时，是否在跟黑格尔的理想做妥协或斗争？谢林认为，对立统一是直接的真理。无须按“一定的逻辑方式加以彻底论证”。[8]（354）谢林哲学所需求的，只不过是摆脱“同一性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形式。换言之，就真正的思辨意义而言，没有什么是最终性的。事实上，又因为晚年的谢林再次出离到体系之外，我们并未将谢林哲学放在万神殿的最终（充分的完满）的位置上。也许这启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黑格尔哲学区分为“体系”的黑格尔和反“体系”的黑格尔、保守的黑格尔和革命的黑格尔的必要，[6]（224）也是为了揭穿一种黑格尔哲学的表达形式对于我们来说的巨大意义，以黑格尔所谓“和解理性”的方式深入交往理性。但是，若要改造黑格尔哲学并不总像在数学中移动一个符号那般简单。也就是说，马克思奋争的东西乃是被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窒息的思想的力量。从这里出发，在要求黑格尔哲学的彻底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要求黑格尔的体系在这里作出清楚的阐述。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一种从历史科学中拒斥思辨哲学的做法。这一点显示在如下判断中：“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取代。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9]（153）这里的关键是，这个判断听起来几乎就像是对物理学问题的判断。大意是说，哲学的进步是通过一种推动了数学和物理的进步的“精确思考”而取得的。此处，马克思用科学问题陈述的形式批判了关于历史抽象的不明确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若使黑格尔哲学在清楚明白性上有所改善，那么存在困难。而在克服困难之前，研究哲学是历史科学的工作。其“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9]（153）

至此，我们知道，明白性观念显然是不足道的，我们必须走向正确性观念。甚至追求清晰性也只是达到这个正确性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清晰地阅读黑格尔也就是“正确”地阅读黑格尔。我们知道，在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当中，黑格尔的确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黑格尔哲学打交道，是马克思平生经历一个思想独立学习的一个路标。但在这里，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而言，马克思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他在黑格尔所遗留的体系里能够有多大的思想批判的空间，而是在于，马克思不再专门地针对某种哲学或某位哲学家。马克思突出地将所有的哲学归诸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支脉。[10]（312、320、335）正如黑格尔自己将自己的哲学视为全部哲学之完成一样。就马克思最关心的事情而言，在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著作里找不到直接表达。通过黑格尔，近代哲学在更深层上达到了前黑格尔哲学直接当作出发点的结论，哲学家把握存在的思想总归合在一个体系里，虽然这些思想也总归难免是片面的。黑格尔试图表明存在之解释的视界是规定和中介性的，更确切地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直接第一性的存在物，相反，是作为中介活动的规定活动。马克思发现，德国人忙着“满足理性的本能”决定着黑格尔体系的发展。当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际，哲学家们被解释世界成就冲昏了头脑，已经忘记了哲学是一种行动的理解。

二、晦涩的观念的根源

黑格尔哲学很晦涩，人们几乎众口一词。但人们要了解这种晦涩的性质，也没那么简单。如果说对于黑格尔哲学来说晦涩含有非理性的成分的话，那么人们便可以以这种方式辨认出黑格尔从始至终就不能摆脱的宗教性直觉。“我们被直接告知，要理解《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就必须回到亚伯拉罕、以撒和沙漠”。[11]（240）如果从体系概念角度来理解这种“回到”的意义的话，那么它说的就是：黑格尔哲学呈现为一种进行自身思考的基督教，以及赢获形而上学的奠基——在那个对康德而言只能是深渊和无根据的地方寻找一个根据。黑格尔自己觉得，以思辨活动的一种能力的名义，可以罔顾康德那样的反思哲学诚实研究的结果，重申理性那统一性所展示的力量。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哲学从自身开端的哲学构筑了一个“前院”，并且可以把哲学的这一需求“表达为哲学的前提，而在我们的时代，大量言说绝对的前提。称为哲学前提之事，无非是表达出来的需求。因为由此为反思而设定需求，所以，必定有两种前提”。[12]（13）

此处很明显，黑格尔表明：除了他自己的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基于对哲学前提的错误理解——“称为哲学前提之事，无非是表达出来的需求”，从而装作能够思考不能思考的东西（如康德的笨拙的自在之物）。但是，黑格尔似乎否认哲学是缺乏“表达”（作为“有关……的话语”）。严格地说，对于黑格尔来说，当哲学的需求只被作为话语而说出来，同样的事情却根本不适用于思想的表达。因此，黑格尔认为，在现代，哲学的第一个前提应当自行展开，它揭露了知性的反思最终固着起绝对主体性与绝对客体性的对立形式的错误。而另一个前提说的是，“两分是哲学需求的源泉，作为时代的形成物”，[12]（10）它在哲学形态中的表现在于，世界分裂为存在与非存在、概念与存在、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等。由此出发，理性就把自己向着反思开启出来了，而反思把哲学的需求作为话语表达出来，从而得以表明哲学现在是以分裂的形态出现了。黑格尔最后强调，“达到消灭一切固着的对立这种原则，达到使受限者关涉绝对者，哲学的需求可以在其中满足”。[12]（27）显然，黑格尔关心的是，分裂从何种统一性而来才是分裂呢？针对他自己的哲学的需求，实际上就是绝对的综合。黑格尔大约称其为概念的自我发展。

这个地方可以用表征着黑格尔的整体框架的知识批判来解释：黑格尔提示了一种可以清楚表达的知识和只可以信以为真的知识（即只可能以对真理的信仰为出发点的知识[12]（83）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较早出现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中。该文虽然被当做谢林式的，实际上已经是黑格尔化的。如果谁固执于此区别而拒绝去理解黑格尔，那么黑格尔已在该文中将普遍者的不可及性斥责为单纯反思着的知性思维，即统一的原则在有限知性层次上被知性绝对化了。黑格尔相信，通过他的新的综合，“绝对者是‘最无分裂的同一性’”。“这即是说，在最无分裂的同一性——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再是相对的——的光照下将一切迎面设置连接起来”。[13]（382）所以，如果绝对者的运动应当是辩证的话，那么在辩证的每一个步骤中充斥着黑格尔的概念的自我发展；恩格斯为此嘲讽道，在黑格尔展示了自我发展的地方，可清晰地辨认出哲学家推动概念运动的那只手。不过，它不是黑格尔的手，而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6]（233）的手。根据恩格斯的观点，黑格尔学派曾经针对黑格尔篡改基督教以使它和他自己的哲学相一致的批判里，不过只是在从事写作哲学、宗教的美文学的作品而已。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东西。[6]（247~248）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学派倒真应验了如下看法：“似乎黑格尔哲学如今之所以还是现实的，就是因为有黑格尔主义，并且实际上还有其各种各样的形式！”[14]（6）

哲学家常以一种哲学的需求看待黑格尔篡改基督教一事。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还要被称为“哲学”呢？假设黑格尔没有设定概念的自我发展，那么怎么解释精神异化，怎么解释康德的名言“我必须扬弃知识，从而为信仰留出地盘”，怎么进行哲学写作？对马克思来说，哲学，通常所理解的思辨的哲学，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表达的也只是写作的“精神”。哲学自许那种精神对哲学来说是何等重要。它不仅跟贯穿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精神不一样，而且实际上还是反对它的。所以，也可以说，哲学的退场是代之以描述和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实证科学”[9]（153）登场。这是因为事实上这种关于绝对者理解本身就是某种非常不可理解的。马克思说：“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15]（219）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向公众宣称：黑格尔主义者好像“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16]（5~6）因此之故，黑格尔主义的晦涩从两个方面使人变得滑稽可笑。首先使众人相信有必要拥有一个观念（“重力的思想”），也许其中最可笑的是：安于观念的东西而溺死还能自得其乐。其次是向众人硬塞一个观念，通过提出基督、人性的要求，简而言之，将哲学的思辨扎根于人类文化的最高遗产，即基督教的启示：三位一体。黑格尔的哲学呈现为：通过某种过去不及今则倍之的做法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这当然又是天真的幻想；因为当时缺少的不是观念需求，而是观念的诸多物质前提。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这就是当前我们的时代所必须烛见到的认识！这一认识意味着既不在于对一种新的综合和与语言有关的任何东西的等待中，也不在于今日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争斗中，而在于对社会物质诸条件的创造。在这些条件下，晦涩之于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表达出理性把握绝对者的方式乃是思辨神学的方式。黑格尔如今仍然影响两个教派的基督教神学（辩证的神学、天主教神学）或各种形态的教会意识。

我们可能发现，在与黑格尔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毫不犹豫地说，马克思可不是什么哲学家，同样也不能轻率地断言，他应该是哲学家。或许，两种说法都有意义。关键是，在思维和存在关系意义上，必须言论一致，也就是一以贯之的理解。首先涉及的是马克思积极区分在现实事物和思维过程意义下，什么是可以他把握和理解的，什么不是他把握和理解的。“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3）不过，我们同时断定，这里的任务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归属于对黑格尔学派的批判，因为马克思所关心的不是宏大归纳的哲学问题，而是改造世界问题。如果这已经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那么上述异议（马克思是不是哲学家）和马克思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就其他方面而论，马克思对于从黑格尔那里能否得到黑格尔不敢得出的那些真正的成果[6]（224）这个哲学需求的困难也不太清楚。这里的困难是在于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理解，即人们所谓冥冥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工，后者承担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奠基的任务；换言之，马克思并未有意就恩格斯朝向理论哲学加以辩护，至少这是没有对照方式的理解，亦即形而上学的理解。可能就是这种形而上学拟制中的困难存在，或某种与之类似的困难，导致人们不断地提起：难道马克思真的克服了黑格尔吗？如果人们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认为黑格尔派尚未超越黑格尔主义，那么人们可能也不太清楚其中如何去说明有关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关系的困难。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困难的存在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是清楚的。我们可以说，在那里，从恩格斯哲学出发，在黑格尔那里一并出现的诸多要素，如概念、判断和推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不过，恩格斯认为，“在此之前”，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得到理解之前，“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10]（462）从恩格斯的理论哲学来看，哲学家对每一个使得他不能履行说出真实思想义务的行为负有责任，甚至理解黑格尔哲学这个任务总体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即履行这个严格的要求的义务。

因为，这个义务就是关于将黑格尔哲学某个命题的意义看作“明白性”的讨论的基础。一般而言，就近代哲学来说，哲学通常是与一种“明白性的模糊”产生紧张关系。比如，在关于明晰性这个词的关联所说的话中，哲学提出了“当你知道某个东西意谓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知道的是什么？”的问题。在这里，“主体”被设定为“认知者”以及“客体”被设定为“被认知者”。笛卡尔式明白性、清晰性理念就是诉诸这个认识论结构的。理念，在笛卡尔那里变成了知觉。[13]（240）理念变成了清楚明白的知觉。但是，哲学因此还提出了诸如“清晰明白如何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这样典型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么清晰明白又被理解为什么呢？在胡塞尔的问题域中，“致力于使发生于意识之中的客体之构成清晰可见，他是通过研究以感性方式给给予的东西在现象学上意味着什么来做到这一点的”。[13]（369）所以，在根本上，它（看的清楚，听的明白）只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自我意识）而已。我们不可以依照此种认识论结构的明晰性特征对之阐释。

对于黑格尔而言，思辨思想的前提是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思辨是逻辑的一个环节。进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成了绝对主体的完全自知。为了理解黑格尔的真理概念，我们必须连带把真理思为“作为绝对自知中的位置的确定性”。[13]（240）在我们看来，对于理解黑格尔而言，其中得到思考的是某种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或是需要哲学家承认其哲学理论只不过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困惑之类的事情。黑格尔因此把哲学史比做一个“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的“战场”。[17]（21）同样，在分析哲学里，渴求语义明晰，力戒哲学谵语，思辨也是在语言和符号层面之中被思及的；但分析哲学有失公正地对待分析的限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如当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场合的回答那样：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因为，语言不允诺明白性本身。语言本身受物质现实纠缠。语言有它的物质基础。它的全部基础就是建立在“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9]（157）上。

现在，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当今西方精神“崩溃”在于将其归结为哲学语言的混乱，认为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晦涩，主要由于在它里面表现了一个思辨的、超越日常语言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抽象知性（作为范畴之思维）永远是晦涩的，反之，对于抽象知性（作为范畴之思维），口语倒是很容易明白的。似乎口头上和书写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联系能够被切分。黑格尔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在这方面指责他的著作了。罗森克兰茨在他关于黑格尔的语言与时代精神处境的评论中说：“应当相信”，在黑格尔的体系“经历如此之多、如此之多方面的失败之后，如果听一听它的对手们的语言，它是必然要灰飞烟灭成为虚无的。”[18]（73）从现实存在的东西上看，一旦哲学被封闭于它的所谓固有的语言之中并与之相适应，那么哲学必然与一种特定的现实脱节。如果哲学的目的不是解决与社会历史现实的矛盾，也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激情提供战场，那么哲学的目的完全也只能沦为某些隐秘的真理来表现其存在。真理完全可能在与“变化‘存在着’”交集中被埋在理性或理念形式之下。而这一事实却没有阻止黑格尔。相反，他进一步强调，语言所具有一种魔术般的功能，即对直接的经验形式进行颠倒和否定。对于黑格尔而言，逻辑具有完全的重要性。逻辑就是合乎道理的，或者是思想完全的自身理解的。但实际上只有从近代思想出发才存在着颠倒。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清楚演示了这个观点。[10]（27）我们甚至可以说，黑格尔是在试图利用哲学来处理逻辑问题的意义。或许，这样说更好些：逻辑是被假定为支配着语言这个统一体的东西。逻辑终能把握什么是可以被说的、什么属于语言、什么不属于语言、什么是可理解的、什么不是可理解的等等。对此，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10]（10）

严格说来，晦涩并非专属黑格尔哲学。毋宁说，黑格尔之所以是理性主义者，他的哲学要求一种通俗的明白性之外的可理解性。依据恩格斯，这是从黑格尔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6]（224）然而，这可不能被视为黑格尔假装糊涂。反之，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黑格尔，那我们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他的哲学中的困难。从黑格尔思想深处的某个界限来看，黑格尔哲学被区分为辩证法和体系的真理。在这个区分中，黑格尔哲学自身表现就是概念的劳作，即先行把握的本质形式和努力。他强调，他的哲学希冀克服理智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大体上就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就是所谓“通俗哲学”。黑格尔将其视为“迎合我们的通常意识，把通常意识当作最后的标准”。“在这种形而上学里，只有一个方面，就是使我们意识到思想的种种对立”。因为，这里不会发生从通常思维向思想家的思想的上升，所以，“神和那些矛盾的解除却是口头上说说的，并不是把握到、理解到的”。现在，黑格尔问道，能不能严格地说，“神”就是意味着“使矛盾永远解决”呢？答案是：虽然上帝或神不是概念。但在概念范围里面，神的确是创造者。它实际上来自“被理解”的“精神”。[8]（192~193）依据黑格尔，如果我们关心的不是“作为理性的神这一具体理念”，那么最高观念作为明白性就为“通俗哲学”知识概念所操控。黑格尔认为，人们注意不到“通俗哲学”中的晦涩才是更危险的。因为，那里的诱惑是去设想一种普遍的理智以及在其中什么表象是可以转化成理智规定的事情。拿《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最初形态——感性确定性来说，它是我们的理解能力所涉及的东西中最难理解的，因为在其中已经有绝对，但它必然以其贫乏和未实现（不确定性）而被思想。所以，黑格尔鄙夷沃尔夫，后者把思考说成是“下定义，定义是基础；这些定义大体上是建立在我们的表象上面的，这是一些有名无实的定义”。黑格尔因此批评沃尔夫的解决办法具有“学究作风的粗野性”。[8]（190~191）

今天，问题显然在于，我们遇到了明白性理想要求知识从历史性的理性主义方式去构型其先天对象的困难，好像这对象必须是静止的数学对象似的。此时，“从内容上说，沃尔夫哲学已经是通俗哲学”，因为，“通俗哲学”想出形形色色的综合乃是：假定、认为、想象“神的预知和人的自由如何相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困难。但“通俗哲学”的难题恰恰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深入到根据”，“这是一个人为的体系”。[8]（184）对黑格尔来说，这只不过“使思想以思想的形式成为公共财产”的问题后退了。当然，我们看到，当黑格尔跳过“通俗哲学”引致的困难时，他未曾明确意识到，精神除了客观意义之外还蕴涵我们借以理解历史延续性的群体性构架，要不是受到他自己的体系的掣胕，他的哲学不至于如此晦涩。或许他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他愿意，在很多场合他本可以表达得更清晰”[3]（267）。

三、应当正确地对待黑格尔

现在，我们发问，把黑格尔哲学说说明白为什么有种种难度？可能有人回答的很简单。比如说，论者认为，黑格尔很有自身深度的钻研，但讲话方式已过时了。他的哲学讲述错综复杂的精神总体性概念近乎神话学的，今天的人听不懂了。因为，从语言规律看来，“没有什么‘黑格尔语文学’，不存在任何充分的文本批评”。[19]（69）阿多诺这个话的意思是：“在伟大哲学的领域中，黑格尔的确是唯一的一个，我们不能直接从字面知道，不能简明地决定，其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在黑格尔这里，这样的一种决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没有文字支持的。”[19]（69）在此，如果说阿多诺不断向我们暗示一种与哲学语言相反的语言观念存在的可能，那么，只要我们在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乃是一种当下的、直接的、符合现今的感知方式，而且人人都能懂的“日常”中的，就如同我们对于一个教师讲课听得懂不懂具有直接判断力一样，我们就完全可以躺平在这个语言的观念上了。

当然，这样的想法显然关联于凡人必有一死性。然而，即便过去哲学时代的术语和概念并不能直接为21世纪的人所理解，哲学思想史也并没有将这样的想法提升为知识批判本身的理想，也没有否定在这些不太熟悉的事物或现象上面花费一些时间是值得的。假如我们把阿多诺的观点更往前推了一步，直抵此类批评黑格尔哲学的想法之核心，从而就显出其中的范畴混淆。因为，知识的实践基于明白不明白的抽象的知性区分，这是可笑的，这是将真理与某种形式表现——而且或许永远是死去的形式表现——混为一谈。在黑格尔哲学那里，那种感性确定性的明白性理想在语言起源上同样经验到一种辩证法的颠转。黑格尔说：“既然普遍者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相，而语言只能表达出真相，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说出我们所意谓的那种感性存在”。“就此而言，指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运动，它表明真正的‘这时’是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众多‘这时’的一个集合。指明‘这时’就是经验到‘这时’是一个普遍者”。[20]（64、67）在这里，可以看出对黑格尔而言，假如人们只是从语言本身的意谓颠倒而非从了解辩证思维的丰富性入手，那么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与他的言论不相符合了。最后，晦涩的名声之于黑格尔当时受到了怎样的对待是众所周知的。而今主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想要弄明白该如何阅读黑格尔，而是想要证明黑格尔还是一条“死狗”，就“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21]（22）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所有的杏坛上看到这个作为明白性的知识概念所宰制的场景——使黑格尔变成“死狗”。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体认到，文学的阐释机制如何把一个伟大哲学家和一群德国的讲坛教授摆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它表明某处（比如，政治或宗教领域）有种将一个伟大哲学家和“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却名噪一时的官方哲学家厮混的力量。[6]（220~225）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嘲讽带有苦涩的意味，其原因在于有人总是对他们说，这就是哲学，哲学“使人头脑混乱”。[6]（220~221）这也是因为在黑格尔去世之后，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们已经不知道拿老师的学问派什么用场了，它高度表明了黑格尔体系自身的阉割力。如果说今天的人们看不懂黑格尔哲学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说那该怪罪于对凝固的杰作的偶像崇拜，而不该错怪于黑格尔那立足点和原则之非同寻常的丰硕。

当然，我们要说的正是哲学家的伟大最终并不体现在“晦涩”的伟大上，否则他就只能算是类似秘籍的东西的写手。

那么，既然世界上有那么多明白晓畅的思想，又何必去揣摩和撰写那种晦涩难懂的作品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只不过对于学院里的哲学工作者而言，晦涩难懂的通常只是黑格尔哲学那样的作品，而在公众那里，凡是严格的哲学恐怕都有这个些领略思想深刻的难度。

假如上述问题抛给你，你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再反问：哲学的功能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哲学？为什么它要被认为是从前那些拥有这个名称的所谓哲学史的各种书写活动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想必，你会有一种自发、类似于常识的回答：哲学是为了使人聪明。如果哲学不以此为首要目的，那就是为了实用，比如哲学为配合听从和执行命令论证，对坏人坏事加上好听的理由，并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坏人坏事得到辩解；我们借哲学而形成所谓“好的经验”，也同样是一种失望、落空。还有，哲学为了人们崇拜思维规律和道德规律预先论证，哲学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证明自己，甚至不愿意讲述它们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等等。当然，就通常的创作和领会而言，我们还是应当将哲学的存在意义认定为使人聪明。这种功能自然也是我们领会和评价哲学之晦涩的基本维度。

在黑格尔哲学一类的哲学里，哲学为了使人聪明这一观念可谓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神秘性。其无法清除的神秘性是黑格尔哲学的硬伤。但是，如何阅读黑格尔则是永恒的话题。这里，我们还想再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黑格尔哲学的两段话：一段是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理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9]（778）另一段是恩格斯给施米特的信中说：“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课记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6]（623）这里，恩格斯在对黑格尔哲学重点的强调和毫不吝啬的赞扬中，他似乎最喜欢以传统哲学的方式来阅读，而几乎没有注意到并以语言的方式表达出他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差别。

在我们看来，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恰恰招致19世纪和我们现时代的实证主义的反动。因是之故，当黑格尔带着辩证法的原创面对19世纪实证理论时，他的最大聪明的地方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思想变得十分灵活。人们常常把黑格尔哲学称之为“思辨哲学”。“思辨”概念的实质就是，人要聪明的话，就得学会整体或体系性思考。人只有把自己当作统一整体的一部分，使自己确信，他的存在的意义，他的使命只能与整体的存在统一。在黑格尔看来，真理的真正存在形态，一定是科学体系，而不是鸡零狗碎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仓促发表的意见。在这里，你会看到，给这个哲学和这样的观点戴上聪明的桂冠，好像谁也不会有异议。人们对待哲学的基本逻辑在此就显现出来，即哲学是因一切统一的思想，联合无穷无尽多个部分的整体的思想，才进行创作的。真理不要多，只要一个，就够了。聪明的观点能够发现一切都是统一的。王阳明就曾经“见”过泉州（“古称佛国”）“满街人都是圣人”。他说：“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22]（132）一切人都是圣人，是同一种圣人。问题在于，基准何在？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是从人的本性阐发人必将走向何方。至于，黑格尔理论体系是从他设定的“精神”的“绝对”（作为实体兼主体）出发，把整个思辨哲学变成了这个“精神”的“绝对”的故事演绎。于是，一切统一的思想曾经是，今天依然是哲学的基本原则。

现在有争议的是，为什么各个文明从空间和时间相差甚大，哲学家还能高度一致？从大尺度看，沧海桑田尚且互变，何况“良心”、“精神”？问题关键在于：当这一观念与不严格的哲学相互碰撞时，就会产生一些“反常”的现象。大哲学家说的话当然不会全对。就拿巴特尔来说，恩格斯告诫我们：“您千万不要像巴特尔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构造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6]（624）在这里，一个基本态度得到表达：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寻找真理去向黑格尔讨教的，本来就不打算对黑格尔哲学吹毛求疵。恩格斯接着说：“在黑格尔那里每一个范畴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了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您稍微读进去，您就会赞叹不已。”[6]（624~625）恩格斯把黑格尔的作品捧得如此之高，以至于称为“最天才的著作”。那就相当于二千年来西方人里冒出一个天才，一下子就把哲学总结出来了。当然，哲学有先后相继是直观的，但哲学的纵向结合却是深藏奥义的。对于哲学的历史发展几乎随着懂得哲学史就有体会，而对于把哲学家思想纵向叠加在一起，却要经过上千年的研究才有所发现。

恩格斯为此提出疑问：当黑格尔哲学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完成自己的哲学创造时，公众是否有感受黑格尔哲学魅力的能力？似乎巴尔特在这方面极像恩格斯说的“蠢驴”，非但没有感受哲学魅力的能力，连交感互通的渠道都都塞了。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恩格斯还有一句话：“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6]（222）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否定绝对的思想，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它也许还有其重要性。

四、结语

当然，我们无法现成地去确定黑格尔哲学的意义。原因可能有这么几种：

一是，黑格尔哲学在客观上要求多重阅读。比如说，从现象学-体系到哲学全书-体系的转变标画了：有人看重黑格尔《逻辑学》，因为他在教《逻辑学》中让思想的运动从存在（通过“变”而在）开端，然后，当他教《精神现象学》在对主体的自身运动的研究中把握具体的内容时，又把它看作黑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体系的意图招致一个错误的前提，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在整体中获得理解。整体反过来只能在与它的部分的统一性中获得理解。然而，这不是说，“他更明白了”。因为，在严格的理解意义上，对何谓“明白”，“更明白黑格尔”，其作出的解释，基本上是解释性的。尽管如此，根据理性的判断，既然体系一般说来是没有完成的，那么称某个单个命题为适合于黑格尔哲学这种说法自在地就是错的。二是，我们尚未习惯黑格尔所探讨的事物。马克思曾说《精神现象学》乃是黑格尔哲学秘密诞生地。也许黑格尔自己也未必对所探讨的事物思考成熟的。有人认为，此说法已经不足为凭，要追溯到更早期的黑格尔思想。就像罗森克兰茨所说：“至于体系的最初形态，我们对它只能从它所留下的一些神秘废墟来作不充分的想象。最有可能的是，黑格尔并未将这些尝试中的任何一次完全做完，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想象的形式与纯粹思维的形式过于不相称。不过还是余下述及神性三角的可观残稿。”[12]（363）罗森克兰茨认为，《神性三角残稿》把基督教扯进哲学而充满想象的形式，但由于黑格尔“意欲以关于诸三角的三角来领会三位一体”，其“学术的”态度是严肃的。它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最初形态”，其实是“标志着黑格尔在作为体系思想家的道路上倒是值得注意的一站。”[12]（363、364、408）在这个残稿中，黑格尔不再把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当成无理性而断然拒绝。它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浪漫的主题，即辩证法精神适合用关于诸三角的三角几何图形来领会。罗森克兰茨大概就是在这一点上把黑格尔的体系草创推至耶拿时期的。这是一种哲学对于计算理性的时代反应。

然而，《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生前发表的深思熟虑的著作。黑格尔并不是说哲学体系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东西，但是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体系能够使人思想，而不是使思想孤立地得到理解（相当于明确化）；或者是它们推动精神去为自己的观点采取深刻有效的态度。无论在这样两种情况中的何种情况下，我们不懂黑格尔哲学，实际上就是未消化、正在消化过程中的另一种说法。三是，因为黑格尔自己出版的著作很有限，大部分著作乃是出自听众笔记本或者纲要性的草稿。除了《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四部著作外，其他都是讲演录。有鉴于此，晦涩，实际上出自黑格尔的“口传”，也就是说，问题似乎在于，黑格尔当时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讲演录具有以声音、动作作为语言的表达法，它是否具有人类知性上的客观有效性呢？有人会说，字词、音声是具有形而上学能力的，话语完全可以被视作宇宙范畴的动作。霍克海默曾多次评论说：“只有能说施瓦本方言的人才能正确理解黑格尔。”[19]（91）在霍克海默那里，黑格尔哲学的许多著作富有地方性色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黑格尔讲了方言和口语，方言和口语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不再理解他的难点呢？这里的“证据”当然还在于理解他人、理解自己，有没有所谓“专家判断”，以及所谓“较好”或“较差”判断这样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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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2]《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作者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