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哲学门：曲折艰辛的求学路

1931年4月1日，夏甄陶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二都乡（今羊角塘镇）一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符竹村。他在一首词中写道：“我本湘中山水郎”“少年不知乾坤大，老大方知学问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安化县躲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很多学校的避风港。一些沦陷区的学校包括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都迁到这里，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长沙和武汉的大学老师也都来到这里任教，大大提高了这里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夏甄陶非常幸运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为自身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学时代，他被一些看似玄奥的问题所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50年1月，夏甄陶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做了半年小学教师。同年7月，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乡，到长沙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因为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再加上囊中羞涩，所以他的高考旅程非常艰难：没钱住旅店，晚上就睡在湖南大学的教室里；没钱吃饭，就仅在每天早晨晚上吃一碗米粉；没钱买返回的船票，就到湖南省教育厅开证明，以免费乘船回家；走完水路，还要步行180里山路才能到家……由于对哲学情有独钟，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著名高校的哲学系。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他被这两所高校同时录取。考虑到家境不好，武汉大学离家较近，可以节省开支，他选择了武汉大学。1952年8月，由于全国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又来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哲学。

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群星璀璨，聚集了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贺麟等一批哲学大师。夏甄陶求知的欲望被激发得更加强烈，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然而，新学期一开始，他就被教育部抽调提前毕业，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在北京大学的学习计划中断了。幸运的是，1952年12月，他又被保送到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部读研究生，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理论课。1954年，他以全优的成绩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求学期间，夏甄陶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国哲学史和其他哲学原著。工作后，他还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大师们的课程，如金岳霖讲授的罗素哲学，贺麟讲授的黑格尔哲学，以及张岱年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等。他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撰写文章，利用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现实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地质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3月，他被调到国家计委地质总局政治部工作。由于眷恋哲学研究事业，1975年9月，他申请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他从此开始了自己热爱的哲学研究事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开启了全国思想解放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夏甄陶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发表了《真理是具体的——读书笔记》。文中详细阐释了马克思关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哲学命题。这一讨论在哲学界得以深入展开，引发学界自我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进行重新理解。其中，关于实践内涵的研究和讨论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解放，使之开始摆脱“左”倾思想束缚，逐渐走上理论发展正轨。紧接着，以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为标志，学术界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创新发展的高潮，夏甄陶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是重新审视实践涵义，提出实践一般结构理论。1979年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哲学界引发学者对实践涵义、要素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夏甄陶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发表了《实践的要素、特性与真理的标准》一文，提出“目的是实践的一个要素”的观点，率先对实践涵义和要素进行重新审视，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哲学研究》在同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实践标准的理论研究》指出，实践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实践范畴、实践诸因素的作用、实践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检验与逻辑检验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关于实践理论的研究在哲学界迅速展开。此后，夏甄陶又先后撰写并发表《什么是实践》《再谈实践的涵义和要素》《论目的》等文章，更加详细地阐述实践涵义和一般结构理论。《哲学研究》杂志社王玉恒编审曾表示：“夏甄陶关于实践一般结构的理论，不仅在实践理论研究本身是一大突破，而且对理论界的学术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只在当时，就是后来理论界对实践功能、实践分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等众多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从实践结构问题的研讨而引发出来的。”

夏甄陶认为，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两种物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目的、手段、结果是实践的基本要素。他在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目的是实践的一个要素”的观点，并深入分析了目的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和发生机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当时，一些学者受改革开放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条思想路线斗争观念的束缚，错误地认为，把目的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将导致实践观上的“二元论”，并将最终导致唯心主义。他们主张把目的因素从实践概念中排除，对实践观进行唯物主义的“净化”，使其成为纯粹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然而，剔除实践的目的要素，实践的主体性将被消解，实践概念与物质概念也将混淆。可以说，实践目的的提出恢复了实践概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打破学界思想僵化的一个突破口。我们知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理论基石。夏甄陶对目的范畴和实践一般结构理论的阐释，对破除那种机械唯物论的狭隘思想观念，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实现哲学界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意义重大。自此，我国哲学界不再局限于传统框架下机械地宣讲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而是开始独立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思想、体系作正确的审视和解读。

二是揭示实践范畴的丰富内涵。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实践范畴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从重要范畴上升到整体理论，引起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时，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他们从不同视角对实践唯物主义作出不同的理解。夏甄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以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为参照，认为正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建立新的哲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才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夏甄陶坚持以主客体为框架，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内容，认为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性观点科学地解释和规定实践的涵义，从主体性原则去认识实践，把实践作为人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最基本方式。他认为实践不仅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这种存在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普遍性的最现实的表现，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活化状态。他主张以实践为基础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以哲学的方式指导人们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夏甄陶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研究总逻辑：以人与世界的大关系为参照系重新阐释哲学的对象、特点和功能，又以这种哲学观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规定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认识论、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变革和教科书改革等不同领域的研究。

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展，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改革成为学术界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形态、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命运等展开热烈讨论。教科书的改革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紧密相连，也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教科书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教科书体系是否需要改革、怎么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是教科书改革的焦点和突破口。学者们根据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提出不同的教科书改革方案。

夏甄陶在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参照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现代社会实践为现实基础，以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人对世界的自觉能动掌握和对属人世界的自觉能动创造为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将本体论（包括历史观）和认识论（包括实践论和方法论）内在地统一起来，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虽然当时的教科书改革并未最终完成，但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夏甄陶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中国哲学上，他主要研究了西周的社会性质、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以及周公的天命思想等。他还对荀子的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于197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论荀子的哲学思想》。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夏甄陶本想继续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但单位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将其安排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后又被研究室领导分在认识论研究组。1978年哲学研究所招收首批研究生，他就负责指导认识论方向研究生。从此夏甄陶就把研究方向定在认识论领域，开始了认识论研究的学术生涯。1985年夏甄陶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继续从事认识论研究。

夏甄陶是最早投入认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深耕几十载，在当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中，取得的学术成果最为丰硕。虽然不少学者在某个或某些认识论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但无论在成果的数量、质量上，还是在成果的系统性、开创性和影响力上，夏甄陶取得的成就都是最大的。夏甄陶史论结合，既有对认识论原理的创新性研究，又有对认识论思想史的系统梳理；不仅涵盖了新时期我国认识论研究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开创性、引领性的。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指出：“从认识论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可以说，夏甄陶为新时期我国认识论的兴起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

一是对认识论原理作开创性探究，建构系统的认识论思想体系。从研究目的范畴和实践理论开始，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石，夏甄陶对认识的本质、认识的系统结构、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律、认识的发生、认识的过程、思维活动、真理与价值等认识论基本原理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1986年，夏甄陶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认识论引论》一书，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认识论学术专著兼教科书。1991年，此著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玉恒编审在为夏甄陶此著撰写的书评中指出：“据我们所知，它是‘文革’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它以主体和客体为基本范畴，以实践为基石，运用唯物辩证方法，以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建构了一个新的认识论体系。”夏甄陶把认识描述为以主客体关系为结构骨架的动态系统，把认识的本质、认识的发生、认识实现的形式和方法、认识的过程、认识的观念目的和实践目的等有关认识论基本问题放到这一动态系统中来思考和解决，揭示出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此著为夏甄陶系统从事认识论研究描绘了清晰蓝图，也为整个学术界的认识论研究开拓了问题域，理清了发展方向。

以主客体关系为骨架的认识系统结构是夏甄陶认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贯穿他的认识论研究整个历程。20世纪80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论认识系统》《论主体的认知定势》《试论认识系统中的主—客体相关律》《论认识的主体性的客体性基础》《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等论文，并于1996年最终完成并出版专著《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原理》。夏甄陶将实践的一般结构理论引入认识论，以主体、客体和中介为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作为认识的基本结构，深入分析了主体、客体、中介三个子系统各自的涵义、内容和重要性，并从辩证法的角度剖析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联性和内在联系，把认识描述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认识论系统是整个认识论原理研究的核心，也是学界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夏甄陶在这一论域着墨最多，阐述最为透彻，因而也最具代表性。

夏甄陶认为，认识论不只是研究已经形成的现成的认识，还要研究认识的发生，探索和揭示人类认识系统起源和发生的前提条件、基础、机制和过程。1982年，他提出并主持研究认识发生的课题，于1991年出版《认识发生论》一书。夏甄陶等采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认识方法，先对高级认识形态的构成因素及其结构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往回探索它们在低级的原始认识形态甚至前认识形态中所表露的征兆和萌芽，由对现成认识形态的反思往回追溯其原始起源、发生和建构过程。认识的发生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此著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认识发生问题的专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思维是很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关注较多的一个领域。1992年，夏甄陶与李淮春、郭湛合作主编出版了《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思维纳入认识过程加以考察，深入分析了思维的发生、思维的结构和功能、思维的本质、思维的活动和方法、思维世界和人工智能、思维世界的发展等问题。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是开创性的，2004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此外，夏甄陶还较早提出并研究了人的认识的真善美相统一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仅仅从求真的角度来理解人的认识，但人是按照主体性原则认识世界，认识既要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本质的掌握，又要体现人的价值需要，还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因此，应当从真善美相统一的视角理解认识的本质，揭示认识过程中真善美统一的具体形式和内部机制，研究认识内容中真善美与主体认识定势中知意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从人掌握世界的活动方式、目标和趋向，论证了人的观念的和实践的掌握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和创造真善美的对象的功能和特征；从发生学的视角考察了真善美相统一原则的生物学前提；还考察了真善美的原始表现。

二是对认识论史作系统性梳理，为认识论研究提供厚实的理论资源。在进行认识论原理研究的同时，夏甄陶还非常重视对中外认识论思想史的梳理。他与崔建军、纪虎民合译了英国著名哲学家D.W.海姆伦撰著的《西方认识论简史》，较早地介绍了西方认识论研究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他默默耕耘十余载，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线索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为参照，对中国历史上50多位思想家的认识论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完成了《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卷），此著1998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夏甄陶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关系、主客关系、形神关系、名实关系、言意关系、学思关系、知行关系等，虽然不都是直接论述认识论问题，但已经包含对现代认识论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征兆、胚胎和萌芽，已经涉及认识的本质、条件和来源，认识的过程、方法和目的，认识的内容和形式，认识的检验和评价等认识论问题。夏甄陶将其挖掘出来，不仅利于我们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认识论思想，还为我们建构新的认识论原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当时，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认识论思想，夏甄陶以这部大部头论著予以澄清，填补了中国认识论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夏甄陶花费10多年独自完成这部皇皇巨著，不仅体现了他执着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毅力，而且还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国哲学功底。著名哲学家石峻评价说：“当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者不在少数，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兼攻中国哲学史而又深有造诣者，可能并不太多，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夏甄陶教授恰是这极少数的专家之一。”

三是对我国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建构专门的认识论理论，他们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改革开放前，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我国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实践范畴的内涵和重视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而从物质、客观性出发解释人的认识，将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外在环节来理解，没有将实践作为理解人的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未能建构科学的认识论理论体系。夏甄陶将科学的实践观纳入认识论，深入剖析认识的本质及相关原理，不仅恢复了马克思创立的关于认识论的概括性原则，而且立足当代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阐释和再创造，建构了系统的认识论思想体系，填补了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的很多理论空白，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整个80年代，认识论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整个哲学界聚焦的研究对象，是当时我国哲学研究无可争议的研究热点。中国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和繁荣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根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曾遭遇挫折，迫使我们从认识上查找原因，继而解放自己的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而这一重大的思想变革和历史转变必然需要科学的认识论理论进行指导。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认识论研究热潮，为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看，作为这一研究热潮的代表性人物，夏甄陶认识论研究成果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也具有时代特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夏甄陶投入了人学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他与北京大学黄枬森、陈志尚合作主编了《人学词典》，参与写作了由陈志尚主持的《人学原理》，为学术界开展人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此外，他还撰写了《人是什么》《人：关系 活动 发展》等人学专著。夏甄陶长期兼任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是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夏甄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根本出发点，考察分析客观世界和人类历史，是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在《人是什么》一书中，他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和从事活动的存在物等方面，对人进行全面、透彻的探究和分析。他强调，人是多种规定的统一，对人的本质的考察，最根本的是要通过人的活动即实践的感性活动，综合考察人怎样创造自己的各种存在状态和规定性，以及怎样实现自己的进化发展。在《人：关系 活动 发展》一书中，他根据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理论观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与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关系、活动、发展辩证统一的视角对人作了较为系统化的整体性理解，尤其剖析了人的新型发展方式、人的价值和理想、人的普遍性，以及人的局限性和超越方式、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发展等问题，提出很多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和理论价值的观点。

夏甄陶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更是从人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更加透彻系统的阐释，阐明了关于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人，作为感性的、社会的、活动的人，通过物质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不断生产自己的多种多样的人的生活，不断创造自己的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并使人获得与这多种多样的人的生活和这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相适应的现实性和规定性；人也因此而成为具有现实的特性和本质的现实的人。一般地说，人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的。而人怎样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他也就是怎样的。人存在和生活于通过人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的世界中”。

人学研究是夏甄陶整个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也使夏甄陶整个哲学研究更加完整。夏甄陶认为，与其他学科一样，哲学思考是以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哲学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他将人学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一以贯之的方法：“人与世界的大关系不仅是哲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总课题，而且也是哲学地思考和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的总的参照系。”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前提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关系出发是与从实体出发相对的，他反对以实体为出发点的哲学，他认为，这种实体化思维方式和本体论思维方式最终必然导致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神秘的创世说。

夏甄陶著作等身，成就卓越。他一生专注于其热爱的哲学事业，更是用哲学诠释和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实现了哲学人生与人生哲学的完美统一。正如他在词中所言：“内外乾坤，相应相因，会通时，泉脉深深。滋生智慧，造化文明，但又求美，又求善，又求真。”他胸怀祖国，始终以哲学的思维关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志存高远，在哲学道路上孜孜以求，铸就了坚定的学术信念和远大的学术抱负；他为人低调谦和、淡泊名利，在朴素和简单中默默攀登哲学的高峰；他喜欢恬静娴雅、怡然自得的生活，在物我交融中探寻哲学的美妙；他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哲学事业发展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夏甄陶的哲学思想以及为学、为人、为师的境界和精神，将永为后学敬仰。

（作者：朱华彬，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郭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