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是本书借用的一个术语，相应的英文短语为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原指近代西方学术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历史过程。“东渐”的提法，最初为日本学者所创。清末民初，引入国内。“西学东渐”的流行应归功于容闳那本著名的回忆录。容闳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于1909年出版的，题为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恽铁樵和徐凤石把它译成中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取的书名即为《西学东渐》。之后，西学东渐这个词就广为人知了。

容闳回忆录里所写的主要是19世纪的事情，是容闳这样的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为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却屡遭挫折、不绝奋斗的经历。这无疑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而且用这个译名从无异议。但“西学东渐”所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和广泛得多，通常用来指称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国两个时期，欧美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容闳之事若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相较于明末清初发生的科技传播和移植之事，应当算在西学东渐第二波之中。其实，笔者此书并没有写到容闳，读者应该质疑，对于二三百年前的历史，用二三百年后为表述容闳生平而发明的术语来说事，是否有时空错乱之感？

这就得从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基本考量说起。

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虽然非常复杂，涉及许多方面，但其本身的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可以通俗地称为“西学东渐”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历史时期，或者说经历了两波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第一波我们简称为“西学东渐”，这个历史时期包括两个阶段：

其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阶段。笔者查阅中外科技史并经仔细审度后认为，在明代以前中西方科学技术，若客观地评论，乃是各有所长、平行发展，很难下断语中国和西欧哪个更强。到明代之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由此，中西方科技开始有了交集，尤其是在17世纪明末清初时期，两者的汇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例如，徐光启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之间的合作，使得西方相当一部分的科技传到中国并移植到中国。其中西方《几何原本》等代表的数学、红夷大炮等代表的军事技术、钟表等代表的机械技术以及天文、测地等科学技术，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时，从知识分子到统治阶级多少都有一种接纳西学的倾向。所以“西学东渐”实际上是给中国和西方开辟了向对方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平台，主要是西方科技传入中国，而这个平台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并且可能发生极大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终致流产）。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回看，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与近现代西方科技相比，确有很多不足之处，中国若能尽早移植西方科技，抓住机会实现自我转型，就不至于在18—19世纪这个节点上在科技方面落后。

其二，清代中叶“西学东渐”蜕变为“西学东源”阶段。尽管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指出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的科技实力要比西方强，之后才逐步衰落。但笔者并不欣赏12世纪前中国科技比西方强的说法，也不认同13世纪后中国科技完全落后于西方的观点。因为直到16世纪，两者之间并无交集，各属两个独立的科技规范，没有可比性。众所周知，中西方古代工艺技术各以瓷器与玻璃见长，怎能由瓷器与玻璃来判断整个中西科技的高下呢？从西欧的科技演变看，只能说13、14世纪之后，其发展呈现直线上升态势。西方结束了中世纪（古希腊罗马科学文化传统中断阶段）后，经过文艺复兴和近现代科学革命，到17世纪出现了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牛顿等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由此，西方的科学技术才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突破性的大发展。但是，如果单就明代中国的科学体制与传统本身而言，中国科技仍有亮点，并非发生了倒退，只是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已。中西科技不得不进行比较的关键时期是在17、18世纪，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清代中叶（即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其间，开始阶段，中国动乱不已，社会动荡异常，农民起义颠覆皇朝；清政权开疆辟土，南下征战，励精图治，入主中原，终于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该政权在康乾时期趋于稳定，基本上回复秦汉以来大一统的皇朝体制。吊诡的是，18世纪的清朝成功地重新回归为一个传统的专制皇朝，却在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等方面日渐丧失锐气，完全趋向于保守；经济上延续传统的农业自给自足，抑制商业、手工业等的发展；特别是在科学和文化方面实行自我封闭，自觉和不自觉地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其中，乾嘉学派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行的考证和发挥，竟然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他们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并且遵循康熙帝圣旨般的论断，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特殊的阐释，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西学东渐”逐渐蜕变为“西学东源”，这一转变由“渐”而至“源”的一字之差恰好揭示了这一波西学东渐逐渐衰亡的关键。遗憾的是，乾嘉学派考证并恢复传统的科学体制和规范的努力造成学术上成就卓著，实践上却没有缩短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使学习和移植西方近代科技、实现近代科学转型的可能夭折了。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确实为中国近代科技转型带来了可能性，曾经颇有生气，却在清代中叶最终破灭。康乾盛世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学上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在西学东渐第一波，中国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近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机遇。

至此，读者应能理解，笔者执意用二三百年后产生的特定词汇来命名这本关于西学东渐第一波的书，乃是这个词对于这段历史而言，实在太贴切的缘故。联系到这段历史是以“西学东源”说的流行而结束的，则更会觉得从“渐”到“源”，事件之始与之末的一字之差，若非鬼斧神工，何能为之？

对于西学东渐第二波，或者更加广泛和准确地说，对于从晚清到民国发生的西学东移和科技转型，即本书的后续研究，笔者则打算用另一个颇具特征的语词来描述其演变，那就是“师夷长技”，下一本书成书时便准备以之为书名。

刘大椿等著：《西学东渐》（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