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逐渐被提上议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当前的探讨大多聚焦于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性、话语体系建设与话语权的关系、基于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构建方法等论题，对话语体系的一般性问题，如话语体系的本质和特征、功能和效用、规律和趋势等的研究有待加强。理论上前提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具有根本性。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需要遵循话语及其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思话语体系发展的功能作用和时代语境，把握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历史性和世界性、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矛盾和张力。这样，会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确定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

一、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作用

人的社会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自觉的人在改变对象之前首先要认识对象。现代社会话语体系建设也是这样，要构建它就必须先认识它，或者说在实际地建构它之前，首先需要在观念中把它建构起来。

话语（discourse）是人类交往的前提条件，是主体间沟通交流的言语行为，即言说者和听说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思想或精神沟通。话语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现实中的话语由语言和言语组成，其中，语言是话语的物质部分，言语是话语的精神部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没有语言，言语就不能产生和出现，思想、情感就只能是无法把握的人脑的机能；而没有言语，语言仅仅是无意义的字母、图画和手势。话语结构由物质符号系统构成，可以是文字、声波、手势等等，但不能简单把话语仅仅当成语言。关于话语和语言的关系，福柯曾说：“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福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即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它的内容比语言更丰富。福柯后半段话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他没有肯定话语和言语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我们认为，话语是主体通过一定结构的语言符号来传达思想、情感、意图的言语。话语就是言语，言语就是话语，它们都有口头形式（包括手势）和书面形式两种，都是主体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

一般来说，除了极其简单的话语（如惊讶语、感叹语）之外，话语总是具有体系的。此种意义上的体系指话语的形式结构，如“主谓宾”等，这是语法学研究的对象。通常意义上的话语体系即本文讨论的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表现和表达体系，如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新保守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等。话语体系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符号体系，更是言语内容和理论知识体系。现代社会的话语体系具备客观性、完整性、普遍性、程序性等特征。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表达。话语体系的客观性指话语体系表达的内容的客观性，即思想内容的客观性或言语的客观性。一种话语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其现实客观性的证明。这种客观性至少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话语体系描述的对象是客观的；二是话语体系客观地描述了对象；三是话语体系在客观描述对象的同时也真实描述了主体的想法。话语体系的完整性指话语是相对完整的、成体系的，纷然杂陈、毫无逻辑的零言碎语构不成话语体系。一个话语体系至少必须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和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体系的完整性也就是其系统性。话语体系的普遍性指话语及其体系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适用性。这种普遍性不是在福柯的“话语之外的事物没有任何意义”或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语境中讨论的，而是类似于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的理论语境中讨论的，即强调话语体系作为交往行动条件的可行性，作为承载思想情感的符号系统的可理解性。话语体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话语体系的公共性。话语体系的程序性指话语内部结构的组合遵循一定的程序。话语体系作为人类文化的显性表现形式，与文化本身一样也是一种人为的程序。一个人任意敲击键盘出现的文字即使数量再多，也不构成话语体系。因为这些文字没有按照一定文化程序进行组合，不承载具体意义，没有表达出打字者的思想情感。

思想理论体系是人类生活实践的概括和反映，这种概括和反映需要一定的话语体系来组织和表达。广义的话语体系不是当代才有的，有人类生活实践活动，就会有反映这种生活实践活动的理论，进而也就会有相应的话语，并形成一定的体系。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是人类个体之间交往关系的总和，是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不断进行生产活动。不论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需要建立在社会交往的基础之上。社会交往是人在自觉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人类的交往需要中介和工具，这种中介和工具就是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语言的产生为话语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话语体系产生的现实基础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因为只有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构建了“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也就构建了相应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话语体系。

在社会发展中，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表征方式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和国家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凝聚、融合以及教化的功能作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否使用统一的语言和话语体系来构建和表达民族文化，成为这个民族是否具有统一性的重要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言：“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主体在生产和交往中，总是习惯以话语方式来判断他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话语方式相同或相近时，认为主体间关系比较紧密；话语方式差异较大时，则认为主体间关系比较疏远。人们的社会关系由一系列主体间关系构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提高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曾以路德的宗教提纲为例谈论过这种作用。他说，在当时的德国，“骑士和市民，农民和平民，觊觎大权的诸侯和低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和博学多才的、专写讽刺诙谐作品的反对派作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而又纷纭错杂，但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使他们团结起来。”

话语体系在发挥凝聚和融合作用的同时，还发挥着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也是实现民族融合和国家凝聚的重要方式。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方式，既是一种人为的程序，也是一种为人的取向。话语体系是人根据交往的需求创造的，同时又是影响人和塑造人的基本因素。话语体系发挥教化作用的主要方式是教育，对人的教育可以使人成为具有文化人格的人，成为可以按照特定话语体系进行言说的人。接受一种话语体系并按照这种话语体系进行言说，就表明主体接受了这种话语体系所指代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当然，教育并不是话语体系唯一的教化方式。在当代，书籍、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介都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它们不断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来传播相应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规范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二、当代社会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

在话语体系建设上形成自觉意识，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文化发展初期，人们处于自发的状态，没有自觉意识到话语体系及其建设的作用。如同语言的发生和使用，到产生语言学，出现语言学自觉，那是后来的事情。人类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经历了多个阶段，这些阶段的标志是各相关学科的出现。在实践和交往活动中，人们为了让自己的话语被他人认可或能够说服人，创造了作为辩论手段的最初形态的辩证法；为了让自己的话语以更好的方式表达出来，创造了具有“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寻求一切可利用的说服手段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语）的修辞学；为了更好地把握自己话语的物质符号的属性，创造了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为了更好地实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创造了“与文本（text）解释相关联的理解运作的理论”即解释学。此外，符号学、叙述学、叙事学等理论和学科，也伴随着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过程而相继产生。这些学科的出现和发展，既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推动了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进入新阶段。对于任何民族和国家来说，话语体系建设都是其实现现代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首先，从民族和国家内部来说，随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不断减弱。特别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各项法律的颁布，使得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显著增强，国家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或经济手段，在更多时候需要依靠“话语政治”来实现。哈贝马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社会规范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社会行为只有在日常语言的交流中才能进行”，同时，“语言也是统治和社会权利的媒介，它为有组织的权利关系提供了合法性”。也就是说，社会规范的稳定性和秩序性的持存依赖于合理的话语体系，国家治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通过合理的话语体系来表述。

其次，受资本逻辑的影响，现代社会的主体逐渐发展成为物化的人，受到合理化和可计算性的制约，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人们失去了政治热情，对公共生活变得漠不关心。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在西方理论界，改变这种状况的意见和建议很多，但不论是卢卡奇主张的总体性意识还是阿伦特提出的公共领域，不论是哈贝马斯论证的公共舆论还是罗尔斯诉诸的重叠共识，最终归结的方式都是构建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

再次，构建话语体系是民族和国家应对全球化的需要。全球化是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能回避的历史趋势。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们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民族和国家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全球化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在日益深入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和国家不断将自己主张的文明和价值观传播出去，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和国家需要在文明的交锋交融中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无论是文化输出还是文化防御，都需要建设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核心观念的地位。

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交往日益扩大，话语体系建设问题越来越提上议程。当代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历史形成的话语体系早已有之，但自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近些年来才明确提出和着力进行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从未中断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构建中华文明。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全方位落后，导致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也开始受西方影响。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摆脱西方话语体系制约，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历史性和世界性：话语体系发展的趋势

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同的话语体系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有的话语体系在历史过程中虽曾强盛一时，最后却销声匿迹了；有的话语体系虽曾历经坎坷，却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审视那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话语体系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展遵循了一定的规律，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表现在历史性和世界性两个维度上。

历史性是话语体系发展的纵向维度，话语体系的历史性表现为创造和继承两方面。一方面，任何话语体系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创造，是在不断的创造中完善的历史过程。作为人的生活实践的概括和反映的话语体系，是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的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在西方，随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先后出现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和现代自由主义等主导话语体系。在中国，从近代到当代，随着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主导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是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的。在社会发展中，推动话语体系发展最直接的力量是科学，科学的范式转换意味着话语体系的转换。“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另一方面，任何话语体系都不是随意产生的，都建立在对此前话语体系的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上。对历史话语体系的继承是文化继承的显著表现，割裂话语体系就是割裂文化。文化是创造和继承的统一，话语体系也是如此。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并不完全导致文化和话语体系的断裂。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扬弃了资本主义文化；但不能说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是割裂的，没有任何继承关系。正如不能割裂历史来构建文化一样，完全割裂历史来建构话语体系也是行不通的。

世界性是话语体系发展的横向维度，体现在冲突和融合两个方面。话语体系在空间维度的发展是一个弹性的过程。话语体系超出固有话语圈之外时，总是会受到其他话语体系的抵抗，与其产生冲突。同时，话语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弹性空间，会受到其他话语体系的挤压，也会对其他话语体系的挤压进行反弹。话语的冲突有两种结果，或者是一种话语体系取代（相对意义上）另一种话语体系，或者是两种话语体系相融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这种取代或融合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不同话语体系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推动这种融合的因素很多，在古代这种融合主要由战争和通商推动，在近代这种融合主要由资本推动。需要指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话语体系是由资本推动的。亚历山大东征、成吉思汗西征，虽然使古马其顿帝国和元代中国国家版图获得极大扩张，但是话语体系融合并不明显。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很快就使得东方话语体系从属于西方话语体系，使得用“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成为全球性的话语体系。

在当代，西方话语体系是世界话语体系的主导者，但不是世界话语体系的唯一者。新时期的中国正在以昂扬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发声，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得到认可，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一带一路战略先后成为重要的世界性话语体系。不过，中国话语体系的崛起并不违背话语体系世界性发展趋势，中国话语体系的发展是话语体系世界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的建设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话语体系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出发进行建设，与之相违背的话语体系建设是没有生命力的。基于话语体系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在话语体系建设中，尤其需要把握主体性和公共性两个层面。

四、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性层面

话语即言说，当然是主体性的。主体首先是个人，每一个言说者都是话语的主体。言为心声，诗言志，歌咏言，话语体系的主体是学习者、研究者、传播者。后现代主义强调消解人的主体性，突出语言的作用，认为在话语体系中语言才是真正的主体。这种观点是需要警惕的。罗兰·巴特就持这种观点。他说：“从语言学上说，作者只是写作这行为，就像‘我’不是别的，仅是说起‘我’而已，语言只知道‘主体’，不知‘个人’为何物”，“现在的撰稿人跟文本同时诞生，没有资格说先于或超于写作；他不是书这个谓语的主语。”在巴特看来，话语体系所表达的思想仅仅是无穷尽的语言随机组合的结果。“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都对人和语言的关系作过论述，尽管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观点大致相同，即话语体系的主体不是人，语言本身创造了话语体系。巴特、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颠倒了话语体系结构中人和语言的关系。如果语言自行创造理论体系，那他们凭什么声称这些观点和思想是自己创造的？所谓“我的理论观点不是由我创造而是由语言本身创造”，是一种极其明显的悖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第一，语言是由人在社会活动中创造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第二，语言是作者传达思想的符号系统。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能把读者弄得昏头昏脑，能蒙蔽检察官的眼睛，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第三，语言表达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想法或具体的现实。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谈及对当时历史事件的解释，认为发生错误的原因是把“议会讲坛上、报纸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强调的就是这个思想。

话语体系的主体是人，话语体系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人创造的。但它不是人们随意创造的，而是历史的人历史地创造的。这里所说的话语主体不仅指个人，更是指群体、民族、社会。人们不仅自己言说，而且相互切磋、讨论或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正常状态。一花独放，一家自鸣，万马齐喑，是非正常的话语状态。对于一个群体、民族和国家来说，话语体系建设首要的是主体性建设。一般来说，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性层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任何话语体系的建设都基于本民族的历史实践并体现本民族的风格和气派。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道路不同，话语体系也呈现出不同形态。当前，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完全同质化，主体间的话语体系能够相互理解，并不表明主体与主体合而为一。正如伽达默尔说的，“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Sich in der Sprache Verständigen），而不是说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的思想之中并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体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话语体系的主体性，也要求具有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对其进行反映和概括。

其次，任何话语体系的建设都不能脱离主体性的民族文化而任意表征。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民族和国家可能会选择相似的经济方式和政治方式，与相似的经济方式和政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也可能会日趋相似，但文化传统作为民族的基因和命脉始终一脉相承，永远是主体性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性有两层含义：一要根据民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和特点来构建和发展话语体系，二要通过新的名词、术语或范畴即新的话语体系来发展传统文化。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共同构成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性。同时，从主体间关系来看，不同主体的差异性话语体系是话语体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话语体系是多样的统一，和而不同，同则不继。如果所有话语千篇一律，那么话语体系的发展也将终结。

最后，任何话语体系的建设都是该民族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在和平发展时期，国际竞争的决定因素是综合国力，而不仅仅是经济或军事的实力。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实力，即表征理论体系的话语体系能不能吸引人、引导人、说服人。在这里，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发生积极影响作用，让民族的话语体系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说服力不断增强，让话语体系承载的理论观点得到更多的认可和遵循；二是对内起到保护和辩解作用，在面对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冲突时，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要能对自己民族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进行有效辩护。

五、话语体系建设的公共性层面

与主体性相对应的是公共性。语言本身就是公共性的，为了人与人之间信息、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首先是在群体内部，在一个民族或文化共同体内部，形成一定话语的公共性，使某种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话语的公共性使一个民族或共同体的文化得以传播和延续，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和创新成为可能。在跨越民族或共同体的文化交流即“跨文化”传播中，形成了民族之间、共同体之间话语体系的公共性。离开这种话语的公共性，社会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或传播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话语体系建设最终是一种公共性建设，这是话语主体共有、共建、共享的公共性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公共性也就是话语体系的普遍性，包括形式的公共性和内容的公共性两个侧面。

形式的公共性是承载理论思想的符号框架和逻辑结构的公共性。当前，建设话语体系形式的公共性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打破语言壁垒。在古代，由于不同民族之间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语言和语法完全不理解，这种情况下，话语体系的公共性程度是比较低的，只限于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翻译水平的提高，不同语言符号框架之间在能指上实现了对应，在逻辑结构上实现了语句间的可理解性，话语体系形式的公共性得到显著提高。当代话语体系的公共性建设，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打破语言壁垒，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的桥梁。二是反对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主张语言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逻辑关系，话语体系中的语言是随机组合的，这种组合方式就像“掷骰子”，用巴特的话来说，话语体系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絮语。后现代主义语言观是非公共性的语言观，从理论上看是不科学的，自相矛盾；从实践来看是有害的，不利于话语体系的公共性建设。

话语体系公共性建设的另一个侧面是内容的公共性建设，也就是话语体系所表达的思想理论的公共性建设。在当代，推进话语体系内容的公共性建设，首先要提高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在话语体系内容的公共性建设中，科学性是公共性的基础。具备科学性的话语体系，最终一定会成为公共性的话语体系。其次要提高思想理论的普适性。我们要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视野，反思个人或单个民族发展的个性中蕴含的共性，立足全人类的公共性问题，概括和提炼出具有互适性、公用性、共同性的理论观点。在话语体系的公共性建设中，内容的公共性更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在话语体系建设中，主体性和公共性两个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公共性以主体性为前提，主体性以公共性为条件。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设，不仅提高了各民族和国家话语体系的主体性，也会提高这种话语体系的公共性。话语体系的公共性建设，不仅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公共性，同样也会使各个民族、国家在主体间的对话中提高自身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在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如果仅仅注重主体性建设，忽视公共性建设，实行“闭关主义”政策，最终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设也必然会失败；如果仅仅注重公共性建设，忽视主体性建设，实行“拿来主义”政策，最后构建的话语体系一定是既没有主体性又没有公共性的。

六、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

通过对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作用、规律和趋势以及主体性和公共性的分析，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遵循以下立场和原则。

第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话语体系作为观念形态的现实表现，说到底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所谓话语权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实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话语体系建设根基所在，这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的。话语体系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政治、文化支撑，即使用再华丽的辞藻也无济于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描绘中国道路、阐释中国问题、宣示中国主张的需要。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取得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方式，也随之从以借鉴西方为主，转向以自主创新驱动，与此相应，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必将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形式建设和内容建设的统一。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的对话借鉴、协同创新越来越频繁，理论探讨的问题域、概念和命题的使用越来越向国际化和标准化发展。如果我们的话语体系在形式上和国际通用的话语体系格格不入，就难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研讨和争鸣。当然，话语体系形式的建设也不能脱离中国具体实际，尤其是很多国外译介过来的词语和概念在使用时需要仔细甄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重点在于内容的建设，建设的标准是科学性、彻底性。话语体系的形式再完整，逻辑再完美，如果描述的是个伪问题，那么这个话语体系仍然是不科学的。明确这一点，对于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一些人所谓民主缺乏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层出不穷。对此，我们需要基于一定话语体系予以实质性回应，用科学性、彻底性的学术话语加以澄明。

第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它是具有历史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状况是历史造成的，它在当代的发展正在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完全依照外来的标准，凭空要求这种话语体系如何建设。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语境，历史地形成了中国今天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堪称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立足点，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是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在全球化、世界化进程中，在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如果说，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有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应该和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这个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使自身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的时候，也必然会拥有自己的世界主义情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高举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是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的，人类解放，世界大同，这是高品质的世界性话语体系。当今世界，不将其话语体系发展成为国际性话语体系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民族自身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我们在坚持话语主体性的同时，又要关注话语公共性，力求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在主体性和公共性之间时刻保持必要的张力。在话语体系建设中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科学文化，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我们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敢于在理论上科学地加以总结和概括，做出当今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创造。西方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造就了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立足于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实践经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下功夫总结和概括，就可以在哲学社会科学上产生新的思想理论成果。这种贡献既是主体性的，又是公共性的。有了真正站得住脚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话语权”自然就有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靠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夸其谈。话语体系是始终与公共性相依存的主体性言说。我们既要反对完全偏向自身主体性的态度，也要反对完全偏向外部公共性的态度。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包含着意识形态建设，但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实质上是国家科学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需要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高度做出长远规划，切忌急于求成，只就话语抓话语。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应该深入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规律性，避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实际，做到切实有效，扎实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处于历史性和世界性的背景下，既是主体性的建设，又是公共性的建设。辩证地处理其中的矛盾，保持必要的张力，将使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形成持续稳定增强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