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德国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比西欧各国落后得多。那时英国资产阶级早已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一场汹涌澎湃的大革命一触即发的时刻，而德国这时却正沉睡在封建割据的黑暗统治之下，资产阶级还在襁褓之中，软弱无力；在德国各大学的讲坛上宣扬着的正是起着维护封建制度使之得以继续保持其反动统治作用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教条主义形而上学。

虽然如此，西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潮却不断传到中欧的德国，尤其以卢梭的民权主义影响最为显著，而美国的独立也给德国的进步思想家以很大鼓舞。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精神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敏感的，他们时常走在时代的前头。革命之风一吹来，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就有反映。康德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同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也同情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但是，由于当时德国所处的政治、经济落后状态的限制，康德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他有在大学讲坛上一张当时还相当自由的嘴和一双能写独立见解的手，在哲学领域里还有他用武之地，于是他讲了、写了并且于1781年五月出版了他一鸣惊人的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这本著作与其说是一本一般的哲学理论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哲学革命宣言，它推翻了旧的传统形而上学，掀起了在德国的一场理论革命，给欧洲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这一理论革命得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高度评价。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

所谓“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是指莱布尼茨—沃尔夫教条主义哲学说的。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茨（后来鲍姆葛尔顿又继承了沃尔夫），把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用德文（莱布尼茨的著作绝大部分是用拉丁文和法文写的）编写了为各大学使用的一整套哲学—形而上学教科书。在自然科学日渐发达、经院哲学已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莱布尼茨、沃尔夫便企图使用“理性”来挽救苟延残喘的宗教神学的生命，编造了一整套所谓用人类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这一腐朽的形而上学说教，也就是康德所极力抨击的“教条主义哲学”（旧译“独断论”）。

必须指出，康德本来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叛逆者。康德最初是属于沃尔夫派的，后来他反戈一击，打中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要害。同时也应该看到，康德的“理性”特别是他的“纯粹理性”，具有与一切哲学家对这一词的用法截然不同的特殊意义。康德的“纯粹理性”并不是象我们经常说的理性认识阶段的“理性”（这样的“理性”相当于康德的“理智”，又译“知性”），它是完全脱离经验而单独产生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这三个理念（康德的理念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理念）的高级纯思维能力。理念是理性为了它自身的满足而提出来的想法。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引言》里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一切知识毫无疑问都起源于经验。”康德同时认为，一切真正知识必然地符合于经验，并在经验范围内有效；超出可能经验范围之外的任何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假象、设想。因此，他认为凡是单独从纯粹理性推论出来的东西，比如所谓“理性心理学”的灵魂不死问题、“理性宇宙学”的世界是否有始或有限问题、“理性神学”的上帝存在问题等，就是这样。理性心理学说灵魂不是其他东西的属性而是一种实体。康德认为，实体在于有永恒不变的常住性；灵魂是不是实体，这要看它有没有这样的常住性（即不随肉体而死亡），而灵魂有没有常住性只有在肉体死亡以后才能得到证明，而这种证明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得到的，因此把灵魂看作是一种实体并认为它是不死的，这乃是一种“错误推论”。其次，世界有始或无始、有限或无限，世界上有自由或没有自由等四个问题，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可以证明，这是四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不清到底谁有理的问题，因而都是两相对立的论点（“二律背反”）。第三，上帝是人类理性为了本身满足而假想出来的东西，人们错误地把这种主观的“设想”（Ideal，旧译“理想”）当作客观存在。根据上述理由，康德自称是“形而上学的造反派”，断言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虽然有两千年的历史，但都不成为知识，因而形而上学这种东西还不存在。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打击使神学遭受了非常沉重的创伤。他不仅推翻了有神论，甚至也有力地打击了自然神论。但是，由于当时德国封建统治政府的压力强大，资产阶级还软弱无力，莱布尼茨—沃尔夫教条主义形而上学还占统治地位，这一切都迫使康德不得不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把他希望在理论上打倒的东西为了道德行为的目的又非常勉强地重新扶植起来，说什么不妨把“上帝”这种“设想”当作“好象是那么回事”“仅仅是出于假想的存在体”；虽然这些“都不过是一些揣测之词”，不过它可以安慰人类理性的需要，给“道德观念提供地盘”。因此他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以及在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都把理性产生的“至善”的概念作为上帝，来给道德设想一个根据。不过，《纯粹理性批判》无论如何是康德的主要理论著作，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是为后者服务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实践上巩固宗教信仰。

应该看到，当时的欧洲人，由于基督教义多少世纪以来之深入人心，在道德问题上也有和我们中国人不同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人之所以愿意趋善避恶，就在于来世有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因此必须用宗教来给道德作为根据。康德一反旧哲学把哲学看成是神学的女仆的传统，他实际上不是把宗教当作道德的根据，而是反过来把道德作为宗教的根据。宗教在康德的手里已化成了道德。他说：“这个至善只有在神（即上帝）的存在下才能实现……假设神（即上帝）的存在在道德上乃是必要的。”因此，在康德看来，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出来，而这样的上帝，哲学家康德自己是不信的。他被封建统治当局命令此后不许讲授和书写有关宗教的问题否则定予严惩，以及他终生不进教堂就是明证。曾为恩格斯推崇过的伟大的进步诗人海涅关于这一点曾作过一段颇有诗意而非常风趣的描述。他说得非常好：“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部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而老兰培（兰培是康德的仆人）作为一个悲伤的旁观者，腋下挟着他的那把伞站在一旁，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于是康德就怜悯起来，并表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就一半善意、一半诙谐地说：‘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末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康德就根据这些推论，在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之间作了区分并且用实践的理性，就象用一根魔杖一般使得那个被理论的理性杀死了的自然神论的尸体复活了。”

康德固然也说过“因此我不得不舍弃知以便让位给信”，不少康德哲学论述者就抓住这句话不放，认为康德在这—句话上恰好暴露了他写《纯粹理性批判》的真正动机，即康德真是要故意“贬损”知识以便为信仰服务。让我们看看这句话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说的。他说：“为了把我的理性用到实践的使用上去，如果不同时去掉思辨理性的一些不正当的超越的意图的要求的话，我就永远不能承认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因为，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思辨理性不得不使用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事实上只能适用于可能经验的一些对象，而一旦人们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一个不可能是经验的对象时，这些原则实际上立即把这个东西变成现象，并且宣称把纯粹理性做任何实践的延伸（即把纯粹理性用于行为上去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得不舍弃（aufheben）知（Wissen）以便让位给信（Glauben）。”（《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第二版，第XXX页）（《实践理性批判》里以及这里提到的“实践”一词都是指道德行为上的“实用”说的，跟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践”不同。）康德在这里所说的“知”和“信”是指对上帝、自由、灵魂不死，不能使用“知”，而只能使用“信”。这里的“知”和一般的“知识”也不是一回事。同时我们对信仰一词也应该有正确认识。我们记得，一位古时的教父学家特尔图良（Tertulian）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很多书上把这里的信仰错译为相信。）譬如天主教圣体中的面包和酒“变体”为耶稣的肉和血，人吃下去就能和上帝结为一体，以及《圣经》上说五饼二鱼就能使五千人吃饱还剩下十二筐等奇迹，都是荒谬绝伦的，用理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因此只好使用信仰。

仍然是海涅说得好：“人们只要看一下第一流的哲学书刊目录，以及当时出版的有关康德的无数著作，就可以充分证实单单由康德一个人引起的这次精神运动了……我们在精神世界中有过你们（指法国人）在物质世界中有过的暴动，在打倒旧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激昂得象你们冲击巴士底狱时一样。当然那里也同样只有少数几个拥护教条主义，也就是沃尔夫哲学的老废兵……我们德国的许多悲观主义者蒙蔽自己到这种程度，他们妄自以为，康德和他们有一种默契；他之所以破坏了上帝存在的一切迄今的证明，是为了使人了解到通过理性绝不会使人达到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人们于此不得不依靠天启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