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其所总结的“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戴蒙德列出了11个“影响国家 危机结果的因素”：

在其中，和“个人因素”最不一样的是第一条。“个人因素”第一条是“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个人来说，要认识到危机来临的现实，往往需要提升的是个人的认识能力和敏感度。但对于国家来说，要达成对危机的“举国共识”，这并非那么容易。

比如说，在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若非专业医学人士提供权威预警，一般人很难认识到这种病毒的破坏性。对于个别民众拒不依循防疫措施的情况，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手段。在举国危机的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状态，其难度远远大于让某一个体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巨大危机。因为国家的危机往往在更为巨大的时空幅度当中来临，要准确厘定这种危机，需要专业技术和权威机构的引导，而多数民众往往无法凭借自己的有限理性，给出彻底现实、有效且符合公共利益的判断。

一旦意识到“个人因素”和“国家因素”在最根本的层面难以达成一致，戴蒙德的理论体系也就会出现显著的令人疑惑之处。让我们再来思考最后一项因素：戴蒙德对“个人因素”的表述是“不受约束”，而在“国家因素”层面，他强调了“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特殊性。许多有条件的普通人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行动而决定和什么人来往，并有效保持独立。但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则并不是这么回事：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缘决定了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国、盟友和敌人。同时，地缘政治带来的危机在剧烈程度和频繁度方面，也会远远超出普通个人的想象。戴蒙德的第一个国家例证——芬兰——便可说明这一点。

在戴蒙德的叙述中，大量关于风土民情和语言文化的叙述未能掩盖芬兰在地缘政治上的天然不足：就地理位置而言，芬兰夹在俄罗斯和德意志两大现代强权民族之间，进而，其国际政治选择极为有限，这一点在戴蒙德所叙述的二战前后的芬兰外交简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面临苏联的进犯危机时，芬兰无法从其邻近但缺乏友好往来的瑞典等国获得有效援助，只能寄希望于英法，而英法则抱有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矿产资源和海域的真实目的。虽然凭借民族主义的动员，芬兰将苏联拖到了和德国关系破裂的时机，并被迫和纳粹德国联盟。尽管如此，芬兰依然遭遇两个大国在各方面的继续剥削，甚至在战后面临苏联的赔款要求，并继续在东方和西方的夹缝中挣扎求生。戴蒙德在此讲述了他在芬兰时的一次重要的经验：

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再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页61）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小国”的地缘政治生存现实。在相邻大国的压制下，小国没有任何绝对“独立”自处的空间，而只能尽可能用政治和外交手段争取和平和发展的余地。同时，渴望通过国际的“友谊”来化解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的思路也是不切实际的。即便无法“独立”，但最终能够依靠的，只能是“自己”。因此，戴蒙德让我们注意到：

……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并欢迎女性志愿参军。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15%，倘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5000万人的预备军。（页62）

戴蒙德对芬兰面对危机的总体态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芬兰人唯有在生死存亡之刻，才开始对身处危机的状态有了“全民共识”。在这漫长的危机历程里，芬兰人学会了“现实主义”，亦即戴蒙德引用《纽约时报》所表达的“芬兰化”：“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页61）

这是小国的无奈，也是其化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芬兰就像是一个天生弱小的人类个体，不断寻求着生存的空间。不同的是，一般的个体人类可以通过迁移和自我强化的方式摆脱他者的控制——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可能像国和国之间的差距那么大；但国家受限于先天的地理、人口、资源和历史条件，其实存的力量必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长足的提升。进而，谋求地缘政治上的“不受约束”，对于芬兰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在戴蒙德看来，日本则和芬兰不一样，岛国的地理环境使得其长期免于受欧亚大陆强大力量的彻底支配，尽管遭遇过佩里叩关这类挑战，但日本可以通过漫长的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打造统一意识形态，从容不迫地推进自身实力的增长，从而化解危机。问题在于，在初步实现“脱亚入欧”并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级强国后，日本对外界、尤其是对美国实力不够了解，使得其国际事务决策出现巨大失误，过于乐观地把国家推向战争主义的旋涡，这实则与其维新变法的先辈在思维上背道而驰：

明治时代的日本领导者成长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弱小的日本，内有纷争冲突，外有潜在的西方强敌。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领导者眼中，战争是成功的代名词，他们沉醉在日战争的胜利中。（页96）

尽管如戴蒙德所说，日本在地缘政治局势方面似乎处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在其他的“国家因素”方面（如善于学习他人经验和打造举国认同等方面）做得十分到位，但最终日本仍然主动陷入危机不能自拔。戴蒙德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或许是他对于“地缘优势”的理解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相比起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日本的地缘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美国国土广袤、资源丰富，并且远在日本之前已经对太平洋地区进行势力扩张，甚至可以等同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巨大“邻国”。当日本试图在地缘上崛起成为区域霸主时，美国必然成为其不可回避的对手，日本也会将美国的存在本身视为解决生存发展危机的首要障碍。戴蒙德对此一笔带过，似乎美国远不如苏联那样令周边邻国畏惧。

因此，虽然看似没有陷入芬兰那样令人窒息的地缘宿命，但日本东和美国、西和亚洲大陆传统大国之间的必然性碰撞的激烈程度和带来的危险系数，未尝会低于芬兰。在和个人的日常生活非常相似的和平年代，日本能够凭借其孤悬海外同时又积极变革的优势化解一些常态性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自然条件天然受限的国家单位，日本可以永远化险为夷。身为自然科学家，在描述国家风险时，戴蒙德却甚少分析日本遭遇过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许是他并不具备对这种真正危机的现实体验，自然也不会去回溯关东大地震造成的精神创伤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在民族情感结构方面的内在关联。

当然，正如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能够免于天降横祸，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免于无妄之灾。和日本一样位于地震带的智利，也受到了戴蒙德的注意。不过，戴蒙德更多提醒我们，同样作为美洲国家，同样有着民主政治的传统，智利却与美国分道扬镳，“结出了一颗专制的果实”（页107）。智利狭长的国土、特殊的历史和国民种族成分，使得其国民能够在理论上团结一致，但人为的政党斗争，则使得国家乏于处理分裂难题。尤其在冷战时期，为了遏制左翼在拉丁美洲的扩张，美国积极扶持智利的右翼势力，与阿连德的激进政策形成对抗局面。戴蒙德则引用“几个智利朋友”的观点，认为阿连德被过往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并在个别激进派的怂恿下“脱离现实”。戴蒙德甚少讨论美国中情局颠覆阿连德政权并推皮诺切特上台的具体手段，或许他认为这种外来的干预只不过是“苍蝇不叮无缝蛋”的自然表现。

从智利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说，戴蒙德虽然指责皮诺切特的残暴专横，但也承认其经济政策的片面的意义。但最终，戴蒙德和其“智利朋友”一样，致力于思考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智利处理危机时难以落实平衡稳定手段、而不得不走向或激进或极权等极端选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具有全球视野的戴蒙德这时给出了一段地缘政治分析，值得我们注意：

智利还展现出能自由行事的优势和受到约束的劣势……智利与毗邻的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有高山和沙漠为阻隔，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阿连德政府或皮诺切特政府的担忧……不过，阿连德政府的行事自由受到远方的美国制约，历届智利政府的行事自由还受到本国铜矿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程度的约束，而全球市场状况则是智利无法控制的。（页136）

智利无法凭借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化解危机。这种尴尬的根本缘由，或许和日本一样，要到外部的地缘环境当中去找寻。智利像日本而不像芬兰，表面上没有威胁性极大的邻国干预其政事民情。但在一个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且由超级大国主宰美洲-太平洋地区政经大势的时代，智利注定会和当初的日本一样，选择主动创造“剧变”以获取生存空间，而非顺应外来的一切约束。当然，戴蒙德更多地关注智利“剧变”的暴力面貌、强权领袖和所谓“犯罪行为”等因素，显然是没有意识到，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小国、弱国在“霸凌”的秩序之下选择“以暴制暴”的反弹行动，并不乏见。芬兰被迫加入纳粹德国阵营、日本对美国的挑衅和智利的独裁化，均体现着同样的民族生存困境。戴蒙德未能留意到这些国家先天的不足，却试图从它们那里找到让美国不至于陷入极端状态的历史教训。

接下来，戴蒙德试图以印尼为例，反思这种极端暴力行动（大屠杀）。作为一个长期被西方人殖民、且宗教和文化结构极端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印尼和前述的几个可以有效达成国民认同一致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印尼的体量更大，地缘关系更加复杂，其政治整合的实现，也更加困难。和皮诺切特一样，引领大屠杀的苏哈托同样仰赖美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帮助”。戴蒙德提醒我们，极端暴力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和其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步调几乎一致：

就像是智利的案例中皮诺切特将军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苏哈托的“伯克利黑帮”通过平衡预算，削减补贴，以市场为导向，减轻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债务和降低通胀水平来推动经济改革。（页162）

苏哈托政权的崩溃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息息相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尽管对大屠杀及其背后的极权基调表示出明显的反感，戴蒙德还是会暗示，正是在这种极端暴力行动中，印尼人更有效地践行了其民族的整合工作，但同时也失去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张契机。但无论如何，从生存空间的拓张角度来说，作为后发国家的印尼在20世纪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用一切手段夯实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根基。

如果说，戴蒙德对印尼和智利主动制造危机的极端措施（极权政治、大屠杀）持总体上的批判态度（但并不杜绝对其内在逻辑的细致理解），那么，对于同样属于西方文明的战后德国，戴蒙德更多地表达了同情，但还是会指出，这个国家虽然“权威主义色彩已经大大淡化”，但“仍旧处于权威型社会”（页194）。同时，和芬兰、日本、智利与印尼都不同，德国遭遇的危机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在长期的阵痛式冲击中积累而成的结构性灾难。戴蒙德再度运用地缘政治因素解释德国的危机：德国地处欧洲中部的“四战之地”，俄国、英国、法国等强国环伺四周，使得其不得不在军事和政治上以强势的姿态夺取生存空间，但与此相伴的则是遭遇强敌更为严酷的压制和掠夺。进而，德国不可能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主导者，而只能陷入“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页202）。对此，戴蒙德认为，如果不能出现能够凭借现实主义心态从事灵活外交活动的领导者，如果国家无法在选择性变革中延续强烈的集体认同，那么这样的德国也就无法走出其结构性危机。

到此为止，我们留意到，戴蒙德所分析的，基本上都是地缘位置较为恶劣且面临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接下来出现的案例澳大利亚，则显得像个例外。用戴蒙德自己的话说，澳大利亚的危机问题是“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国家远在亚太地区，却由英国奠定其政治文化结构。澳大利亚的地缘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戴蒙德甚至称其“不受地缘政治约束”），但其独立自主却依然需要和宗主国讨价还价。澳大利亚的发展，依然无法脱离世界级别的大国博弈。一旦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格局已经远远不同于过去，那么我们也不能认为澳大利亚可以就此成为“海外乐土”，否则，也就无法理解，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为何非得由澳大利亚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戴蒙德上述的几个国家危机案例分析总体上让我们学到了以下几点：首先，对地缘政治局势的分析，在理解国家危机之根源方面，或许仍然具有主导意义。尽管许多国家看似具有地缘优势，但究其危机出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动因而言，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地缘政治上的掣肘博弈。然后，尽管戴蒙德选择的国家看似具有随机性，但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中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