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美国政府打压互联网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的讨论铺天盖地，但鲜有从语言层面进行解析的。其实，语言（及与语言相关的程序）本身也是一种技术，而美国打压TikTok事件也只是系列事件的一个代表。从这一角度着眼并深度透析相关现象，在这个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加速升级的时代，显得殊为必要。

语言的社会性因子

有人认为，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20世纪将技术简单地视为科学之应用的观念，明显已经过时。实际上，“求真之高贵科学”的观念从未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人们接受科学更多是因为它能帮助实现技术-工业的实用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工业-军事一体化进程的深度推进，新近兴起的“技性科学”观念更易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可。可以说，到了世纪之交，“技术的反叛”正在彻底消解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的“贵族科学”与“工匠技术”的知识等级。

就技术的泛界定而言，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交流和沟通思想或信息的工具-技术。即使从技术的窄定义而言，语言亦包含对于它存在和演化至关重要的语言技术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起源于以工具-技术使用为标志的劳动中，不使用技术就只能是本能活动而无劳动活动，而要组织劳动就必须用语言作为交流沟通工具。也就是说，语言的确有其自然性的基础，如语言器官的进化，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性，这与技术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关系是一致的。

长期以来，语言中高贵与庸俗的二分法无处不在，当技术时代全面展开，语言中“技术解放”现象同样日益彰显。从中国传统来看，文字历来高于说话和图画，甚至崇拜写过字的纸张之迷信一度盛行。说话分雅言和俗语，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区分风、雅、颂，带有明显的阶级区分意味；文字分出经史子集，同样存在高下之分，通俗小说长期难登大雅之堂。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批评西方传统是语音中心主义的，这与中国的情况似有所不同。他又区分出好的文字和坏的文字，前者是逻各斯、永恒和彼岸的文字，而后者则是延异、速朽和现世的文字，希望解构对文字的压制。这在中文中有类似情形，同样需要语言的解放运动。

语言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化

在技术时代，语言的高贵与庸俗标准正彻底消失，或者说标准将变得多元化和地方化。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方兴未艾，文字独大的力量正在急速衰微，今后或将是声音、图像甚至触觉和气味的天下。

在中国，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开始大量使用图片、颜文字和表情包，各种有声材料和短视频沟通方式更加受到欢迎。网络语言强势冲击经典语言，成为时尚、年轻和共情的强大武器。拼写的正确与错误，也表现得越来越不重要，关键是接受者能理解。人们不再羡慕某些语言能长久存留下来，而是希望自己的言说能引爆即时的关注。

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写作方式日益失去读者，而各种快速消费的网络文学作品异常火爆——问题不是人们读得越来越少，相反人们读得越来越多，不过不愿意读“高贵”的东西。从长远来看，传统意义的文学或将彻底消失，不再有“文”或“不文”的语言，只有有效或无效的语言。

即使是学术观点的表达，采用的技术手段不同，接受度天壤之别，不能简单地认定严肃思想肯定无人问津。很明显，中国的学术杂志两大趋势初露端倪：一是多渠道化，即在纸媒、网络、公众号、微博和语音平台、短视频平台同时发力；二是传媒化，即人文社科学术杂志在选题、组稿和宣传等诸方面越来越讲究时效性和关注度。与之相应，一些大学甚至开始考虑将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点击量纳入学术评价的因子。

古典的文字与写作走下神坛，与技术对作者的“攻击”紧密相关。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工具，而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等级塑成教化与表达的对立。权力者往往“居高声自远”，他/她的言语意味着别人的倾听和服从，而无权者的表达往往是自言自语，甚至是不能让统治者听见的腹诽。

从语言的角度看，网络革命的最高目标是一种文化层面的革命，即打造人人都能自由使用语言、平等公正交流的语言乌托邦。在其中，没有作者和读者的区分，教化与表达的不平等被抛弃。重要的不再是说什么，而是有谁愿意听你说。以前一些读者也想“杀死”作者，技术时代使之梦想成真。

技术使语言表达更丰富

反对英语霸权的运动亦在技术时代兴起。在学术领域，最近就有不少中国学者呼吁反对英语学术霸权，包括破除对英文学术杂志的迷信，以及反对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论的学术评价方式。平心而论，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语言的不平等，中国文化的传播要付出更多。与英语的拼音文字不同，汉语是表意文字，天然与图像关系更为紧密。在多媒体时代，汉语将更顺应图像语言崛起的语言技术潮流，动画片《三十六个字》（1984）便是一个突出的佐证：它的动画元素全部是汉字。

在中国多民族语言中，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也因借助技术获得应有的力量。按照官方统计，中国除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中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有20多个。新科技的发展，既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带来巨大考验，又给它们的繁荣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时的语音、视频给日益散居的民族成员学习母语提供了理想的途径。少数民族多数能歌善舞，具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特征，技术给更多人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比如，今天蒙古语、藏语受到欢迎与歌曲的流行有关，而东巴文字由于丽江成为“网红”旅游景点获得了不少拥趸。

语言也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打压，潜藏着对图像语言和中国语言之双重打击的意味。可以预见，今后类似的语言冲突或将越来越多。

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技术时代语言解放运动的某种代表，他以“推特治国”闻名，从新语言传播技术对传统语言传播技术的反抗中获益良多。因此，他遭到传统媒体的某种“反击”，与它们的关系始终不顺畅。

即使在推特和脸书上，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也一再遭遇封禁。这生动地说明：技术时代的语言场虽然更加开放和包容，但并非理想中的语言乌托邦。或者说，语言乌托邦只能不断逼近，而不可能真正抵达。在未来的语言场中，权力斗争将持续，但暴力成分在减弱，技术成分在增加。

为了绕过对侵犯言论自由的指责，对语言进行技术治理将成为语言权力斗争的主流方式，比如以国家安全为由压制一些新兴的“语言体”。当然，在很多时候，这种对语言的技术治理实质上是打着技术名义的伪技术治理，它与技术治理主张的社会运行效率目标在本质上是背离的。

在智能革命时代，语言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无论如何，反思语言与技术的关系，不能忽视知识与权力的重要维度，这与人类未来的命运紧密相关。

（作者刘永谋，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原文刊发于《环球》杂志2020年10月14日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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