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实现文明进步的内在精神自我。中华文明以其生生不息与和谐共生的特质，立足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不断建构与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场域，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长河中促进古今文明之融贯，在全球文明交汇中实现中西文明之和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探究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机理，理解“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把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逻辑，阐明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包容会通的交往理念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与世界各国同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基。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章目录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二、“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逻辑

四、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华文明是一部波澜壮阔、源远流长的史诗，也是一部群星闪耀、力量澎湃的时代巨著。自古以来，华夏儿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同铸就了绵延不绝的历史篇章。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刚健有为的意志，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走过了独特的文明历程。生生与和谐，乃中华文明之精神特质，历经千年而不衰，光耀万世而常新。生生者，生而不息；和谐者，和而不同。中华文明正是在生生与和谐中演绎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从《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论述，到《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阐发，到《论语》中“和而不同”的表达，再到《礼记》中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强调，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生生与和谐的特征。

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在发展中不断对象化的结果，文明的实践延续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创造过辉煌，在世界各文明的百舸争流中止于至善，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也经历过苦难，在历史的千锤万凿中磨炼了自强不息的心性。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始终葆有“以志艰危，且鸣盛世”的决心与志向，文明的命脉才能历经磨难而毅然向前。

当历史进入近代，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救亡图存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民族渡过艰难险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华文明在变革和转折中自我革新，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彰显了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文化是国家与民族之魂，根植于历史深处，延展于时代前沿。文化自信是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彰显主体性的精神境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既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历史的追溯，更是全球化语境下对文化多样性的哲学回应。其要义在于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以中华文化厚重的思想体系为根基，凝聚民族精神，阐明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建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紧迫任务，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步骤，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

（一）悠远开阔的文化长河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各抒己见，为中国思想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派纷纷提出独具特色的理论观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孔子之“仁”，是恭宽信敏惠之成人成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德根基；孟子之“义”，是关注民生福祉之义襄天下，是以民为本、心系天下之仁义情怀；老子之“道”，是自然无为而慎终如始，是顺应天命、无为而治的智慧大道；庄子之“逍遥”，是超凡脱俗之心灵自由，是超越物我之分、与万物合一之精神境界。墨家提出“兼爱”与“非攻”，以追求社会和谐之理想；名家探究名实之辩，辨证事物之存在秩序，因为“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法家主张“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韩非子·定法》），试图以法来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公正；阴阳家阐释阴阳变化、五行转移，以揭示天地运转与历史兴衰之哲学智慧……

不同的思想流派，恰如璀璨之星辰，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夜空，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先贤的智慧饱含人文关怀与天下情怀，从多重维度对人类社会、自然界以及个体生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阐发，既有对宇宙之自然演化与根本规律的尊重，也有对个体之道德修养与精神情怀之关心，更有对国家治理与民族兴衰的深远考量。

秦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进入大一统的整合期。儒释道文化在这一时期实现了深度融合，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汉武帝尊崇儒术，把儒学与政治思想、社会伦理相融合，成为中华文明之主干力量，历久弥新；黄老道家将养生与治国相联系，提出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让中华大地走出战火阴霾，迈入文景之治，为社会治理贡献了重要的智慧方案；东汉时期，佛教传入，缘起性空、真空妙有、究竟涅槃，不仅带来了新的诠释文本与核心话题，更开启了儒释道三教争鸣的历史新篇。儒家之伦理规范、道家之自然哲学和佛家之超凡脱俗，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赋予中华文明勃勃生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体系，也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魏晋时期，品鉴人物开启谈玄之风，魏晋风度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标签。创大业则尚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人物志·英雄》）。英雄者，明胆兼备，文武茂异。群雄逐鹿中原，英雄辈出于华夏。魏晋之学术，号以“玄学”，又以言意、有无、名教与自然之辩为代表。王弼首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忘象忘言不但为解释经籍之要法，而且深度契合玄学之宗旨，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嵇康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体亮心达而不系所欲。魏晋玄学从宇宙论深入本体论，不仅是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源的探讨，更是对人类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深刻反思。

隋唐时期，中华文明迎来了又一个璀璨夺目的发展阶段。汉代以后长期滞后而处于低迷状态的儒学，在佛道思想的刺激下，逐渐开始从儒家经学内部进行自我革新和转化，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呼唤。韩愈昌明道统，为儒家正本清源，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由此重振有别于释、老之学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孔、孟则是儒学圣圣相传之延绵统绪，儒学再经千年而不坠，实有赖于此。

从汉唐到宋明，哲学理论的发展以其形态多元为特色。宋明时期理学蔚兴，既是对前代学术思想的传承与深化，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与重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成长与家国兴盛紧密连贯。钱穆以为，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集唐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为儒学振兴、文明互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朝鲜、日本、越南，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的正统学说，对这些国家的官僚体系、教育制度乃至社会伦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子学强调的道德修养、社会秩序和个人责任，与这些国家的传统价值观相契合，促进了儒学在东亚的发展，也成为近代以来各国用以接续西方文化的桥梁和基底。

随着朱子学在明清时期广泛传播，汉字、儒学、家礼等中华文化元素逐渐成为东亚各国社会发展共有的文化基因。汉字在充当东亚各国书写文字系统的同时，也成为东亚世界共享的记忆，是东亚各国文化发展的鲜明印记。随着《朱子家礼》在东亚普及，向庶民开放的家礼从根本上改善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冠婚丧祭之“四礼”建构起了东亚世界基本的生存格局。这些文化元素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东亚文化的内涵与多样性，也促进了各国的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

（二）生生与和谐的文明特质

中华文明的特征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哲学精神之中。生生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在《周易》《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中华典籍中皆有发明，历代贤者志士都继承了生生的根本精神，持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宝库，铸就中华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传》），宇宙是生机充裕的，天地之“大生”“广生”的动力就在于天地内在的动静翕辟之辩证张力。天地生成万物并非从生到死的单一线条，而是涵摄了阴阳相承相辅、相互转化、大化流行的生生不息之理。生生不息的哲学精神，不仅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底色，也为我们理解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提供了重要视角。生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生生不息彰显了中华民族哲学开端之气象。

连续性与创新性构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哲学根基。连续性代表着文明的传承与延续，它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基石。连续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的传承上，更体现在精神文化的积淀中。创新性则是中华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中华文明不断寻求突破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在不断创新中焕发着生机。与日俱新的文化是维系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纽带，恰如钱穆所说：“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解析这个大题目，必有文化之自觉。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华文明生生的哲学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构成中华文明和谐的哲学智慧。“和”“谐”，不是所有事物整齐划一，更不是合并彼此的整合同一，而是充分承认差异、尊重差别并在彼此相异的前提下共存聚力，美美与共。“保合太和”（《周易·彖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作《春秋》也包含了对于“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追求。今天，文明和谐的理念更加凸显其深远意义和时代价值。

统一性体现了中华文明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追求，它表现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等方面。先秦儒学对“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追求，魏晋玄学的“以一统众”，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阳明心学的“万物一体”，都体现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这一特性也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面对民族危亡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中华儿女深切感受到的“团结就是力量”，都体现了这种精神气象。包容性则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体现。正如老子所言：“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从未停止。这种包容性使中华文明能够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和平性不仅是对外交往的准则，更是中华文明内在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经沧桑巨变中积淀的宝贵经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这一观念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域观念，是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洞察。中华文明自古就倡导和平、和谐，强调“和而不同”，追求各国间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的对抗状态。中华文明以和平为底色，以连续与创新为动力，以统一与包容为智慧，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特征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精神，既体现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又展现对未来的探索与创新；既强调整体的统一与和谐，又包容多元的差异与共存。以和平为价值追求，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

（三）近代以来矢志不渝的实践探索

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霸权行径下，内外交困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此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仆后继，寻找出路，或主张一切以西方为师，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或宣扬中国本位文化，过度强调“西学中源”。这两种主张都体现了封闭的心态，前一种是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后一种则是朝向西方文化的封闭，二者都放弃了中华文化发展取精用宏、涵容转生的历史经验与哲学智慧。第一种主张放弃了对中国之为中国这一本源问题的追问，第二种主张则反映了近乎脱离现实的怀旧心态，不知中华文化复兴必须基于国家繁荣富强。二者都没能从整体上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困境的症结，无从提出对症疗疾的解决方案。

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东西文明之别不在华夷之辨，而在古今之碰撞。器物、制度与文化的革新不过是老根发新芽，并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涅槃重生。天道常自新，只有以现代文明之形式重塑古典文明之质料，方能使中华文明的实体性内容再度青春化。“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需要。

文明的现代化乃是世界历史的趋势，站在世界文明演进的十字路口，有识之士苦苦求索，在反复的实践探索中生出文明的自觉。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各属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中华文明渴望现代，必不能抱残守缺，但中国不是西方之过去，西方也不是现代之善本。中华文明的出路不在于否定自我，而是以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主体性为根据，在古今中外之文明交融与争鸣中，有选择地现代化。

二、“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中国有识之士看到了旧邦再造新命的契机，中华民族从此找到了实现文明现代化的理论武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看似具有“文明化作用”，实则异化为对内和对外的双重野蛮。社会主义既能治愈物质文明之萎靡，又能振奋东方伦理固有之精神，突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的世界困局，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一）“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

道路险阻，龙门路长，然行则将至。欲使社会主义之共性与中华民族之特性结合为独具个性的文明新形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矢”，射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践之“的”，力求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运用都与中国社会发展保持内在一致性。唯其如此，理论的种子才能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园地，以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尺度，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完成中华民族之自我解放，炼化为与中国人心性契合的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也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思想理念转化为文明实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内在品格，是近代中国在遭遇“东方从属于西方”之际的必然选择。“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平性的典型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宛如一部浩渺时空中的历史长卷，中华文明既承载了先贤的悠远哲思，又展现了中华民族之坚韧力量。

有识之士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这种坚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不断夯实其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我们党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这一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基础上的“双向奔赴”。这种结合，既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我们深知，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体现在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上，也体现在我们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不懈追求中。我们党强调文化自信，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更是其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动力源泉。“第二个结合”深刻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轨迹，使之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进而成为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进而成为活在当下、服务当代的精神力量。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既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通过不懈努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始终以其独特的方式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在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并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实现新的飞跃。文明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也是其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的深层根由。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内涵。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场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启迪始终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新时代，“第二个结合”将继续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并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经验。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等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中国文化中的“民惟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中华文化对“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尊崇，与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呼吁相契。中华文化中贯穿的“道立于两”“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若合符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与中华文化对“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的追求相接。中华文化强调“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这些思想的契合会通，使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迅速扎根，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向何处去”是“古今中西之争”开出的时代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明确回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代等不及古典中国缓慢转身，必须经历救亡式的启蒙，才能“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文明再造，方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彻底改变了古老民族的落后面貌，使中华文明重新焕发生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融通、彼此成就。“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与文明的支撑。中国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推动文明进步紧密结合，通过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丰富文化精神内涵、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而形成和发展，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而不断完善自身。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深刻、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既要尊重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勇于创新和面向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巩固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赓续、传承下来的文明发展的现代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文化进步，应始终将中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为当今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与底蕴。

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组成，物质文明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们物质生活的集中体现；精神文明则是人类建构哲学、文学、艺术等全部精神成果的总和，展现了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的状态，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一个社会不仅要追求物质富裕和经济发展，更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只有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裕中，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华文明思接千载，与古为新，博采众长，搭建起古今文化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我们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使之薪火相传并展现恒久魅力，使典籍里的思想绽放时代精神。以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格局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对话，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逻辑

今天，中华民族以更加从容的姿态回顾过去的百年，以更为冷静的目光审视西方现代化进程。古卷尘封思往昔，今朝笔墨绘新题，我们从“古今中西之争”中看到的是文明的绵延，而非传统的断裂。西域驼铃声声远，东土书香阵阵来，我们从“古今中西之争”中看到的是文化的交汇，而非文明的冲突。“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蕴含着古老文明之现代化的深刻义理。究其本质，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下之中国，无疑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中国，但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则决定了对“何以中国”之回答的深度。

（一）古今融贯与中西和合

冯契曾言：“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在西方启蒙时代的语境中，“现代化”概念原本标志着西方文明对自身传统的“断裂性想象”。若以西方现代化视角外在地审视近代中国尚在孕育中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就会被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性所遮蔽。若固守西方现代化的线性发展立场，中华文明被安置在与“文明”相对的“野蛮”一侧，则无法在理论上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现代化动力提供证明。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会陷入这种理论上的自我怀疑，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百年来的反复试验中生出了文明的自觉，创新了现代化的理解空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肯定了现代化的普遍特征，肯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于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自觉坚守中华文明的价值关怀，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个体与集体共同发展的道路，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完成了古今文明之融贯，在全球文明交汇中促成了中西文明之和合。

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秉持主体性，在古今中西之文明的交融与争鸣中，勇毅地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因此，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在重新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然而，文明的再生产并非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的结果，而必须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定。而文化则是“社会的意识”，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生产生活的主观表达汇聚而成的观念之流。特定的文明总是规定了其文化的内容，又总是由其文化所陈述。

中华文明活在中国式现代化之实践中，活在创造世界历史的民族复兴进程里。中国式现代化彻底变革了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从古典文明的田园牧歌昂首跃进现代文明的星辰大海。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孕育出共同体与个体和谐共生的新关系。经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教化与洗礼，诞生出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中国人。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指向文明复兴，而非文化复古。现代中国之实践跳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世界历史似“日月之行”，人类文明如“星汉灿烂”，中华文明努力屹立于全球化之潮头，则不会将目光止于传统，而必将生成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二）“魂脉”与“根脉”的深刻契合

作为文明实践之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哲学家贺麟指出：“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不是凝固的古代雕塑，而是流淌于文明实践中的源头活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中国古典文化“活的灵魂”，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早已融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准则。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之为中国恰恰由文化的民族形式所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形式，取决于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魂脉”与“根脉”，两者在价值观念上展现出深刻的契合性，在相互促进和融合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文化生命形态。为了强化自身的发展活力，新的文化生命体必须经历深刻的自我更新过程。不能以他种文化为尺度，对自身文明加以否定。“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程颐《伊川易传·卷三》），内在批判虽是文化生命体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然其基于对生命体自我肯定的前提。“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它呼唤的是一种高昂的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在时代发展的壮阔浪潮中，中华文明以高瞻远瞩的姿态，擎起了文化自信的磅礴火炬。这份自信，源自对本民族文化根基的深刻洞察与笃定坚守，使马克思主义如一颗活力充沛的良种，精准播撒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饶的土壤，二者相互汲取养分，孕育出契合时代脉搏、引领时代走向的崭新硕果。高度的文化自信与充分的文化自觉交相辉映，吹响了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我的嘹亮号角。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科学地回答当代中国实践遇到的现实问题，使之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并广泛参与的文化形式，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中国内涵”和“民族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现代转型，两者的结合才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主逻辑。

面对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经历百年现代化实践探索的中华民族不再彷徨于十字路口，而具有明确的文化主体性与文明互鉴的自信。没有哪一个文明是一座孤岛，每一个文明都构成了彼此与世界历史的中介。我们要以比较文明的视角努力达成与其他文明的相互理解，为传统赋予活的生命，在对话、互镜与共生中实现文明的新发展。陆九渊有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今天，我们要将“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我与你”的关系，在“我与你”的对话中形成破壁之思，探知“我们”的答案。

（三）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法论意义

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一种世界历史性探索，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现为对世界历史的重构。在现代世界历史的早期，从中世纪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西方思想家看到的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形象：一个延续千年的广土巨族，典藏汗牛充栋，却无世界历史之哲学，自我决定之道德尚未萌芽，东方民族还站在世界历史的门槛上。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世界历史民族只能出场一次”的迷思，为其他民族构建多样的世界历史观提供了方法论借鉴。努力实现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繁荣之和解，促成各民族之和合共生，为人类文明开辟一个开放的未来。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东方文明并非世界历史的被动参与者，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促成古典伦理实体内部生长出现代自我意识的契机，每一个契机在现实中的完成都为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的出场扬弃了古今和中西的双重二元论，具有新的方法论意义。过去，面对“古今中西之争”，二元论偏执于古今中西之一端，将东方视为西方之昨日，将西方视为东方之未来。若依照此种观点，则任何西方之外的文明，其终局不过是在“西方”观照之下成为无主体性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展现内发性的要求。

中国作为方法，具有文明进步的示范意义。文化发展的根基在于民众，若民众丧失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则传统之根基无存，文明之主体性必将陷于衰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家庭生活和政治国家的原初同一性之间创造出一个由民众集体参与、洋溢主人翁精神的现代社会。个体的自由随之陶冶成集体的伦理意向，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凝聚了广泛的力量。历经沧桑与磨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挺直脊梁、自信发声的底气，终于使中华民族能够掷地有声地提出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主张，向世界宣告自身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独特追求与创新实践，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一民族的文明都有能力在古今中西交汇的场域中，再度认识自身价值，以人类文明为体，将“古今中西”四端之用融为一炉。探寻到既符合人类文明之普遍前途，又不乏自身民族之特殊风格的现代化道路。

一种文明的现代化不是孤立的历史进程，而是处在各个文明普遍交往的深刻互动之中。以中国为方法，不是将中国置于世界的对面，而是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都看作多元世界图景的构成要素。世界各民族都在与其他民族的多元关系中相互介入与彼此重构，将其他民族对世界历史的叙事纳入本民族文明发展的内部。东西旧貌今已改，东方文明强劲复兴，为世界各族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平共存带来了底蕴深厚的保障。古韵新声共交响，随着更多民族找到适合自身文明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普遍与多样相辅相成、先进与后发携手同行的文明发展新时代的到来。

四、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意义

今天，中华民族在“旧邦新命”的基础上不断涌现新的文化因素，站在全球发展、人类命运的高度，为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华文明善于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成果，促使外来文化完成本土转型；从未来道路上看，中华文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实践途径与发展前景。中华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迷思，开启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格局。新时代的中国有责任、有能力回答“时代之问”，为探索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道路点亮一盏明灯。

（一）确立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

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使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始终葆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身份和历史传统。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不断强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近代中国，我们曾以“学徒”的姿态跟随西方的脚步。历史表明，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和理论，不能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上站稳脚跟，我们才能摆脱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桎梏，抛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偏见。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为此，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也要直面现实的挑战；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纳一切优秀文明中的有益成分。我们要用中国的智慧回答时代的问题，用中国的方案为世界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华文明不是被西方话语刻画和塑造的过去时代的对象，而是不断超越自我、创造未来的实体。中华文明并非西方文明的附属品或对立面，而是世界文明生态中多姿多彩的一种存在，是世界文明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古今联系。“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人文日新，与时俱进，中华文明在超越自我中彰显民族精神的时代力量。我们要深入挖掘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其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体现的新价值和新功能，使之在创造性转化中推动社会发展。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杂卦》），“天地革而四时成”（《周易·革卦》），素有“华夏之族”“礼仪之邦”之美誉的中华民族强调革故鼎新，并遵循创新的前提和方法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时代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在“守正创新”。“守正”当何为？守住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认清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把握其中生生与和谐的哲学精神。当然，坚守正道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要在坚守中寻求创新，在创新中保持中国特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只有积极变通、主动创新，方能使中华文明长而不衰、历久弥新，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今天，在总结历史经验、掌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的基础上，我们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增强民族自豪感，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离不开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也离不开文明交流互鉴，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我们要以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为途径，成就一个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融入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我们始终展示着中华文化魅力，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吸取世界各文明发展的经验智慧，以此呈现中华文明的自我创新。这既是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面对多元文明与未知世界时葆有开放姿态和探索精神的体现。

（二）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辩证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创造，揭示了人类文明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孕育出的文明也不尽相同，就如同自然界中的万物，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生机。多元是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魅力所在。每一种文明都享有依赖于天地、自然条件的生存权利，都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根基，都有凝结自身精神内核的价值观，这是文化交往和相互借鉴的前提和依据。每一种文明都有其优缺点，我们应该用一种平等和谦逊的心态来认识文明的本质。文明之间有差异而无高下，应当被共同视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平等、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在根本上超越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彰显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和谐共生的国际交往原则以及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交往理念，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辩证法。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聚焦于文明之间的共时性比较、同一文明的纵向历时性比较、子文明与母文明的比较、出于同一母系文明的派生文明之间的比较。文明间的共时性比较，如同并行的星轨，展现了同一时代不同文明的独特风采；历时性比较，让我们追溯文明的源流，从古至今，探索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深刻理解文明内涵的丰富性、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文明发展的曲线性；子文明与母文明的比较，揭示了文明的脉络与延伸，理解文明的传播与演变；派生文明之间的比较，展现了文明的交融与创新。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在文明交汇的地方，架起一座座文化桥梁，让我们在广阔的文化视域中认识自己，并彼此深入理解、相互借鉴。这种宏大的追求，需要树立起一种“文化桥梁”的自觉。准确的语言翻译是交流的基础，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可以通过翻译打破隔阂，传递人类的思想感情，使人类在沟通中迸发出智慧火花。不同文明互相了解，构筑共振之桥。秉持这样的文化桥梁意识，开启跨时间的文明对话，探寻人类的博大和深邃，共建更加和谐、更加智慧、更加繁荣的世界。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实现不同文明的共识性和共通感，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实现自我的文化观照。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展开双向格义乃至多向格义，跨越不同文明的鸿沟，深化以文化主体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探索。文明交流互鉴，开启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序章，在交融会通的过程中创新了灿烂多样的文明。文明对话是见仁见智的过程，有助于我们通观世界文明发端处的开阔图景，探究形成世界历史性问题的根源，推动不同的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促进文明交融会通，构建一种符合世界各民族发展需求的文明逻辑。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要尊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晶，尊重并拥抱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认可不同文明的特殊性与平等价值。我们不排斥不同文明对共同价值内涵的独到理解，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全球共识。为此，要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契机，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通过加强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为实现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文明交流互鉴，连接着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不仅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载着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深远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交流互鉴如同一股不息的潮流，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它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也映照了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每一次文明的对话，都是对人类多样性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文化的交融，都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诠释。

结语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实现文明进步的内在精神自我，是文化实践主体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体现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力量。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始终秉持文化主体性，在守正中创新，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质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文明以一体之心衡量万物之别，构建广土众民凝聚不散的多元一体格局，彰显了道通于一、民胞物与、一体和同的境界，以生生不息的文化纽带牢固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使人们在家国天下之中安顿自身。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审视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强劲态势，欲徐图自强以重焕中华文明复兴之光芒，历经器物、技术、制度与文化变革之尝试，直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屈辱和分裂的历史，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由以实现了现代转型。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支撑，中华文化主体性更加强韧，展现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动精神和时代情怀。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是文化发展映现的历史辩证法。今天，我们要探究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机理，理解“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把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逻辑，阐明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包容会通的交往理念促进不同文明互鉴相通，倡导与世界各国同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基。

 转载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