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哲学”是近代出现的学科概念，在东亚学界起源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881年“哲学科”的独立与“支那哲学”课程的设置，但最初则出现在《东洋哲学史》课程中，井上哲次郎是讲述“支那哲学”的第一人。然而，《东洋哲学史》讲稿已经失传，学界只能通过近年发现的井上圆了与高岭三吉的课堂笔记确认其部分内容。通过对比两种“笔记”的异同大致可知，《东洋哲学史》所讲述的只有“支那哲学”，并且集中在先秦部分，主要是儒家以及与儒家相关的内容，其中虽然也涉及道家以及西方哲学家等思想，但都只是作为与儒家思想比较的形式出现。而最具特色的则是高岭笔记的“总论”部分，自伏羲至清代，把中国哲学分为“发生”“思辨”“继述”“调和”“考据”五个时期，而“思辨”（周秦期）与“调和”（宋明期）则被着重阐述。根据重要性，其顺序则为“思辨-调和-继述-发生-考据”，勾勒出中国哲学发展概况与整体脉络。这是东亚学界把中国传统思想拉入世界哲学框架，以“哲学”范式进行近代学术转换的最初尝试，成为“中国哲学”在近代诞生的标志。

关键词：井上哲次郎 东洋哲学史 支那哲学 中国哲学

    正如所知，“中国哲学”是一门近代出现的学科名，在近代以前东亚学界只有“经学”、“理学”等概念，没有所谓的“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正因此，清末大儒俞樾读到日本学者在杂志上发表的《俞曲园的哲学》时写下了“举世人人谈哲学，愧我迂疏未研摧。谁知我即哲学家，东人有言我始觉”这首抒怀诗。在中国学界，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应该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6），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有陈黻宸、陈汉章等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写于1913，讲稿未出版）“叙”曰：“中国哲学……前有日本人，今有四川谢君，各为之史，尚未及倾群之沥液，发潜德之幽光”，所以他也着手纂述，“亦所以进德修业也。”此“叙”只有短短数言，却道出“中国哲学”这一名称的由来，那就是在谢无量之前，先有日本人采用了“中国哲学”的说法。显然，“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在近代最初诞生于日本学界。

根据桑兵《近代“中国哲学”发源》一文的考察，在日本最初是由中村正直、岛田重礼担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的“支那哲学”教授开始。根据井上哲次郎的“自传”，当时中村正直开设的只是“汉学”课程，而根据《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记载，从明治十四年“哲学”在文学部成为独立学科，虽然“哲学”课程中除了“近世哲学”（西方）之外，还包含“印度哲学、支那哲学”。但是，这课却是放在第三学年才上。为此，虽然中村正直、岛田重礼是当时文学部“汉文学、支那哲学”教授，却还没有开始上这门课。而明治十五年底又进行了课程改革，把原来的“哲学”分为“西洋哲学”与 “东洋哲学”两门课程，“东洋哲学”内容是“印度哲学、支那哲学”。而就在这一年，井上哲次郎入职东大文学部助教授，在这一年年底，开始讲授《东洋哲学史》。正如桑兵指出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只是在新的学科名称下“仍旧依照中国脉络”，讲的是庄子、诗经、孟子、老子、荀子等。那么，“中国哲学”的诞生，虽然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哲学科”的独立与课程设置有关，但并非是中村正直、岛田重礼最初讲授“支那哲学”。从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文献中，只有在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讲义里，才最初出现“支那哲学”的内容，并且现在也只是他的学生课程笔记的资料流传下来。为此，本文拟针对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笔记讲稿，详细考察在明治初期“中国哲学”在日本如何诞生及其相关内容的问题。

    一、井上哲次郎与《东洋哲学史》的诞生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日本近代学院派哲学的奠基者，他不仅对于日本近代思想界和教育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对于整个亚洲的近代哲学界，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他所编纂的《哲学字汇》这本亚洲近代最初的哲学词典（1881年出版），对此后的东亚学术界研究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所知，“哲学”的译者是西周，但是与哲学相关的诸多概念，如伦理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概念，世界观、人生观、绝对、人格、大我、小我等专业术语似乎最初都是他翻译的，因为他在《井上哲次郎自传》中提到了自己对这些译语的首创性。而我们所使用的“形而上学”概念，学界一般认为也是由他翻译的，不过他在“自传”中却没有提到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只是井上哲次郎在西周等人对于西方哲学最高探索对象以“形而上”表现的基础上，在《哲学字汇》中确定了其译名而已。当然，本文所要考察的并非这些，而是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诞生之初，井上哲次郎所撰写的《东洋哲学史》讲稿对“中国哲学”建构做出了哪些开创性努力的问题。

根据井上哲次郎的《回顾八十八年》（以下简称“回顾”）以及《井上哲次郎自传》（以下简称“自传”）可以获悉，井上哲次郎于明治十六年（1883），在东京大学开始讲授《东洋哲学史》。不过，近年的研究发现，其实这门课程最初于明治十五年（1882）底就已经开始了，“明治十六年”是井上哲次郎晚年记忆的错误。然而，井上哲次郎并没有正式出版过这部讲稿，学界至今也没有找到井上哲次郎在当年所使用的讲稿。根据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序文，他说“东洋哲学史是我从明治十三四年前后开始计划的编著，关于支那哲学、印度哲学裒然成册，虽已满书笥，但未整理者颇多，欲使之公世，尚要十年左右而未不可得（以完成）。”据此，井ノ口哲也指出，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的构想，应该由印度哲学、支那哲学、日本哲学构成，他此时的《东洋哲学史》讲义，只是指与“支那哲学史”相关的内容，“印度哲学”可能是《比较宗教及东洋哲学》课程的讲稿，而日本哲学则是到了他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1900年至1905年才逐渐完成了所谓“江户儒学三部作”之“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以及“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的研究。关于《东洋哲学史》讲稿的存在，学界是从上述“回顾”、“自传”以及《巽轩年谱》中获悉。而学界要了解该讲稿的内容，只能通过当时的东大学生井上圆了和高岭三吉等留下的《东洋哲学史》课堂笔记，而笔记中可以看到的其实只有“支那哲学”的内容，并且其中的内容也不全面。根据井上哲次郎的“回顾”与“自传”以及其它相关文献，《东洋哲学史》讲稿的诞生，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且三者皆不可或缺。

首先，第一任东京大学总理（总长）加藤弘之的存在是《东洋哲学史》讲稿诞生的直接原因。井上哲次郎指出：“（加藤）对于东京大学（帝国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其功绩非同寻常。”对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功绩，井上哲次郎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设立“古典讲习课”，讲授国学与汉学的内容。因为当时西学风气日盛，国学与汉学已走向衰败，那么此时设立古典学科的意义不言而喻。第二是聘请曹洞宗禅僧原坦山讲授佛典《大乘起信论》，让人们在佛典中发现哲学，开辟了近代佛教研究以及后来的印度哲学研究的先河。第三是在大学里设立道场，聘请柔术教师户塚彦助在大学表演柔术，催生了近代日本的“柔道”诞生。在这三大功绩的第一条，井上哲次郎虽然只提到“古典讲习课”的设立，没有直接提及他后来撰写《东洋哲学史》与此关系，但是“古典讲习课”的开设，使“汉学”在日本重新得到重视。而第二条的“佛学”讲义，对于印度哲学的重新认识等都极其重要。由此可见，加藤弘之的第一与第二功绩，正是井上哲次郎后来建构并撰写《东洋哲学史》的起点之所在，而他的《东洋哲学史》的编写，也正是在加藤弘之的建议之下才开始着手进行的。

如前所述，在近代以前东方学界没有“哲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明治初年引进、翻译西学时，由西周翻译Philosophy的造语，从而在东方学界出现了“哲学”这门学科。井上哲次郎对于“哲学”这门学问情有独钟，正因为如此，使他第一次作为公派留学生派遣时在审查中落选。不过，也正是他痴迷于哲学研究，引起了当时的大学总理加藤弘之的注意，建议他着手“编写《东洋哲学史》如何？”。为此，推荐他进入文部省编辑局，专门从事教科书《东洋哲学史》编写工作。井上哲次郎在这里呆了一年多，由于不适应文部省的官僚主义氛围，就再次找了时任东京大学总理的加藤弘之，加藤就让他回大学的编辑所担任助教，让他继续编写《东洋哲学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井上哲次郎编写《东洋哲学史》的动机，还是着手编写工作以及这个过程中寻求合适的工作环境等，他的酷爱哲学与加藤弘之的存在，这两个要素对于井上哲次郎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显然，他的《东洋哲学史》讲稿的诞生，与加藤弘之的存在直接相关。

其次，从少年时代开始所接受的汉学教育对于井上哲次郎的深刻影响。井上哲次郎出生在九州太宰府，少年时代开始在乡村私塾接受汉学教育，师从当地儒者中村德山学习汉学，从而养成了他对于哲学的浓厚兴趣，即使后来进入长崎的广运馆学习以及后来被选拔入京，进入东京开成学校的预科班学习，虽然这期间主要接触的都是英文课程的理科类之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理学等，然而他对于哲学的兴趣却一直未减，正因此预科毕业后进入刚创立的东京大学成为第一届的学生时，他就在法、理、文三学部中选择了文学部，并在文学部的三个学科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哲学”作为主修学科，而把“政治学”作为选修科目。根据他的回忆，他的这种对于哲学方向的选择，就是由于童年、少年时代，曾跟随中村德山学习了汉学经书等所留下的印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表明可以发现，其实，井上哲次郎所理解的儒学经书就是一种哲学。那么，后来他欣然接受加藤弘之的建议，编写《东洋哲学史》，并把中国的传统思想以“支那哲学”的名称进行近代性转换与建构，他的这种开创性的工作没有出现任何思想障碍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三，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对于他编写《东洋哲学史》的影响。井上哲次郎对于自己的早期教育所具有的上述认识，是在他晚年的“自传”中才有述及，在他的少年时代，当时还没有“哲学”这个概念的存在。为此，可以推断他对于自己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是在他后来东大期间接触了哲学教育之后才逐渐形成了早年学习的“汉学经书”，就是一种早期“哲学”启蒙的认识。同时，他编写《东洋哲学史》从“支那哲学”开始写起，与他后来所接触的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井上哲次郎在长崎的广运馆以及东京开成学校学习期间，主要是英文课程，从而使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得到很好的培养，由于他对于“哲学”的热衷，进入东京大学接受西方哲学教育的同时，可能也阅读了一些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文献。特别是他接受了加藤弘之的建议编写《东洋哲学史》时，由于没有先例，他需要寻找参考文献，那么西方学界怎样看待东方传统思想一定会有涉猎。关于这一点，从他执笔于“明治十五年”的《评西方人所评价的孔子》一文中可以得到佐证。他在文中指出：“西方人的孔子评价者不少，虽然其中不乏卓见者，但大抵以印度以东之学为晦涩，迷入五里雾中，往往发出荒诞无稽之言，甚至有东西相背驰者。”为证明这个观点，他列举了多位西方哲学史家对于东洋哲学之印度和中国哲学的观点作为依据。比如，他在谈到肖贝格勒尔的哲学史中关于东洋哲学的观点时指出：“肖贝格勒尔的哲学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哲学，印度与支那没有区别，皆若神学接近于神异学’，这种观点应就印度哲学而言，就支那哲学不能这么说。支那哲学的最大部分是孔子之学，孔子之学最接近世态人情……肖贝格勒尔氏是未知东洋哲学者也”。明治十五年，恰好是他正在编写《东洋哲学史》期间，为了这个讲稿的写作，他显然涉猎、参考了西方学者的一些文献，并对此做出自己的论断。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讲稿的诞生，是基于他在东大接受哲学教育所产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结合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对于汉学经书学习以及大学时代受到禅僧的佛教经典讲座的洗礼，在当时的大学总理加藤弘之的建议和帮助之下，利用自己的汉学、佛学的知识基础和对于欧洲哲学史界关于东方传统思想的哲学话语阐述的涉猎与辨析，通过两年左右的努力初步完成了《东洋哲学史》讲稿，从此开创性地揭开了东方学界把传统的佛学、经学思想与哲学性视角对接，进行近代学术范式转换的序幕。

二、《东洋哲学史》讲稿与“支那哲学”

    如上所述，关于井上哲次郎的《东洋哲学史》，学界至今没有找到他当年所使用的讲稿，目前只能凭借近年逐渐被学界发现的井上圆了和高岭三吉的两份课堂笔记（下文分别以“圆了本”与“三吉本”略称）确认其内容。另外，据悉二松学舍大学附属图书馆也藏有井上哲次郎《支那哲学史》卷一讲稿，由于笔者尚未见到该文献，暂不作为考察对象。

从资料所记录的时间而言，“圆了本”最初出现的日期记录的是明治十六年（1883）1月11日，这是“第四讲”的日期，由此可见这个讲义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如前注所述，根据佐藤将之的推断，应该是1882年12月份开始，而“三吉本”却是1882年1月开始的记录。这说明“圆了本”的时间更早。根据当年的情况，井上圆了是选修这门课的第一届学生，井上哲次郎在其“自传”中回忆第一届听讲生时提到圆了的名字。而高岭三吉则不同，他是在明治十六年（1883）九月才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大学（帝国大学）文学部，井上哲次郎在“自传”中当然不会提及他，即使他听过这门课，也比井上圆了晚一届。而重要的是，水野博太在论文指出，在高岭的听课笔记中占大量篇幅的是费诺萨教授的《西方哲学史》讲义（英文），这似乎说明他的兴趣主要在于西方哲学方面。并且从他留下来的课堂笔记可以获悉，他的汉学基础知识有限，因为在他的笔记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记录错误。比如，在水野博太的校勘、翻刻并刊载于《东京大学文书馆纪要》第36号（2018.3）的“三吉本”讲稿可见，其中 I：（1）-1 “支那哲学总论”部分，本来应该是《列子力命篇》却写成《列子ガ命篇》；而II：（1）-2“儒学”部分，本应是“吴才老、朱晦菴两人”，他却写成“吴才、老朱晦菴两人”；还有在III：(2)-1中，他更是把“水火”错写成“人大”、“日月”错写成“明”等等，根据这些现象，水野博太认为：“这个资料，难以想象是直接记录讲义的地方在全体中存在着”、“可以认为这些是（高岭）转抄别人的笔记时，由于其不以汉学为专业而产生的转抄错误。”而从把“日月”写成“明”的现象推断，“可能当时在学生中流行一种以圆了本（竖写）为母体而记录并可能是横写的井上哲次郎留学之前的讲义，高岭转抄的是这种版本”。正因此才会出现高岭把“日月”抄写成“明”的错误。那是因为井上圆了记录的版本流传至今的则是采用竖写的，如果是竖写的就不可能出现这种错误的现象。笔者据此判断，当时高岭是否直接听了这门课也是存疑的（后文再述）。因为如果他直接听了这门课，应该不会出现上述的这些低级错误。然而，无论传至今天的这两种课堂笔记的具体情况如何，井上哲次郎曾经在东京大学最初讲授《东洋哲学史》这门课的事实是不可置疑的。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东洋哲学史》讲稿的“圆了本”与“三吉本”在记录内容上异同问题。

从讲稿的全体内容而言，两份传本资料都只是“支那哲学”部分的阐述，由于笔者没有看到“三吉本”的原件，只能借助水野博太的校勘翻刻本判断“三吉本”的内容。

关于“圆了本”，现存传本有两本文献，一本书名是《东洋哲学史》卷一，内页首页标题是“东洋哲学史 井上圆了 / 井上哲次郎氏口述”，分两行竖写的内容，而正文从“儒学起源”节名开始。另一本封面书名则是“支那哲学”，而内页最初标题却是“东洋哲学讲义 第三篇/井上圆了闻记”的两行竖写标题与署名。《东洋哲学史》卷一的全部内容，一共分为十七讲，从概论性的“儒学起源”开始，一直到“第十七讲-杨子”为止，也就是说，这个讲稿的内容只有先秦的部分，主要是儒家以及与儒家相关的内容，虽然其中也有涉及道家以及西方哲学家等内容，但都只是作为与儒家思想比较的形式出现的。从这些内容看以及封面“卷一”的字样判断，显然，现存的《东洋哲学史》卷一这个文献作为“支那哲学”的全部是不完整的。那么，“圆了本”曾经是否还有“卷二”或“卷三”的存在？由于没有留存文献，其实际情况不得而知。不过，从日本的大学学制中一个学期的课程数看，这“卷一”的十七次讲稿显然是一个学期所讲的完整内容。与此不同，另一本《支那哲学》的内容一共只有七讲，开篇部分却是“第拾講”，讲的是“关伊子”，并指出其为“老聃的弟子”，也就是说这一讲是道家的哲学思想。接着是“汉以来支那哲学参考”的书名罗列，没有具体内容。后面的内容是“第二講·仁義”（也就是说没有“第一讲”的内容），笔记持续到“第六講”就结束了，并且都是讲述儒学相关的概念，分别是对“仁义”、“礼”、“智”、“忠信”、“孝德”、“悌德”、“诚”以及“刚柔”、“强弱”等问题的阐释，并且越往后面内容越简单。由此可见，《支那哲学》的内容和写作体例与《东洋哲学史》卷一显然不同。究竟这些内容是什么时候讲的课，与《东洋哲学史》卷一的关系如何，由于没有时间等标注，具体情况不明。另外，从“第拾講”的内容是道家，而后面的“第二講”至“第六講”是解释儒家的概念，显然这两者内容上也是不一致的。那么，从“第拾講”的道家内容判断，与这一讲相关的前面九讲，很可能也是讲道家哲学，与后面解释儒家哲学概念的“第二講”至“第六講”是分开的，属于不同的先秦哲学内容。然而，由于没有其他资料流传下来，实际情况不详。

而水野博太校勘、翻刻的“三吉本”的内容，与上述“圆了本”之间，其异同很明显。根据水野的论文，其中“支那哲学”的内容，是放在贴着资料标签为《支那哲学-印度哲学-精神病学》一册合订本中。“三吉本”的“支那哲学”资料共分为五卷，分别为：“明治十九年一月 支那哲学 卷一”、“支那哲学 卷弐”（无日期，笔者注）、“明治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支那哲学 卷之参”、“明治十九年十月一日缀之 帝国大学教授島田先生述 支那哲学讲義 卷之壱”、“明治廿年二月廿五日 支那哲学 卷弐”。从这五卷资料可以看出，最初的“卷一”至“卷之参”与后面的“卷之壱”和“卷弐”时间相隔近一年，显然此讲稿记录的不是同一个学期的内容。并且“卷之壱”注明的教师是岛田先生，这就似乎说明“卷一”至“卷之参”是另一位教师授课内容，而根据此笔记的内容与“圆了本”对照可以判断，这“卷一”与“卷弐”部分应该是井上哲次郎所讲的“支那哲学”的课堂笔记。水野认为这是对井上哲次郎讲义的记录，所以他在论文中只翻刻、校勘了这部分内容，而“明治十九年二月十二日 卷之参”和“明治十九年十月一日 卷之壱”、“明治廿年二月廿五日 卷弐”，水野认为这些部分是岛田的讲稿，所以他没有翻刻。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井上哲次郎的《怀旧录》，他在明治十七年二月十五日离开了东京前往德国留学，还带去了自己编纂的《东洋哲学史》讲稿，送了一本给海德堡大学的科诺·费歇尔教授。那就说明，高岭三吉所记录的“支那哲学”讲稿的这个时间段，即明治十九年一月以后，井上哲次郎此时正在德国留学中，不是直接听课的笔记，此其一；其二，根据井上哲次郎“自传”中的自述：“由于自己被命令前往德国留学，所以自己为古典科的学生讲课时间，大概一年左右。”如果按照井上哲次郎自撰的《巽轩年谱》，他是明治十六年九月开讲《东洋哲学史》，那他结束这门课程应该是在明治十七年秋季前后，可是，根据《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井上哲次郎于明治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就已经从东大退职，显然此课程开始的日期应该更早才对，前述佐藤将之根据“圆了本”资料研究发现，井上哲次郎应该在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就开始讲授此课程，《巽轩年谱》上时间显然是井上哲次郎记忆的错误。需要注意的是，高岭三吉明治十六年九月才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如果他听过井上哲次郎的这门课，时间可能在明治十六年秋季开始至十七年二月份，而他的遗稿中出现的时间则是“明治十九年一月”所做课堂笔记的资料，显然这些都是转抄别人的笔记而来的，这就与水野的推断相吻合。

以上是笔者从两种传本的资料来源与性质等不同所做的梳理，目前能够肯定的是，只有“圆了本”才是直接听课所做的笔记资料，具有最重要的价值。然而，“三吉本”中存在着一些“圆了本”里所不存在的内容，并且可能是转抄别的学生在井上哲次郎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内容，应该对“圆了本”之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资料的丰富补充，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那么，两种传本在内容上的异同究竟有哪些？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梳理的重要问题。

三、“圆了本”与“三吉本”的异同

对照“圆了本”与“三吉本”不难发现，“圆了本”之《东洋哲学史》卷一，与“三吉本”中“卷一”的部分内容与“卷弍”的全部内容，除了个别字句之外基本一样，只是在“三吉本”的“卷一”中，还出现了“圆了本”所没有的新内容，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两者相同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而不同之处具体的内容又有哪些？

（1）相同的内容：

“圆了本”之《东洋哲学史》卷一，以“儒学起源”标题开篇，属于概论性内容。但这部分没有细分讲数，应该是前四讲的内容。因为接着这部分的是“明治十六年一月ヨリ（开始）、第五讲 一月十一日”的内容。而此后的每一讲都有具体的讲数、日期等记载，一直到“第十七讲 六月一日 杨子”结束。而这些内容，对应的是“三吉本”之“卷一”中的一部分与“卷弐”的全部。不同的是“三吉本”没有对每一讲的讲数进行区分，也没有日期的标注。另外，“三吉本”开篇的标题也只有“儒学”两个字。

“圆了本”与“三吉本”的这个相同部分，其全部内容都是关于儒家的哲学思想，从“儒”字的“义解”开始，接着以孔子为中心持续了十讲，其中也穿插一些“老庄”、“墨子”、“老佛”、“公孙龙”等其他思想，但只是与孔子思想进行比较性阐述。除此之外，还介绍一些“泰西的学者”（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孔子，“欧人批评”孔子的内容等，并指出这种批评的“谬误”之处。而从“第十一讲”开始，则进入“孔子死后”的内容，以孟子为中心展开，持续到“第十四讲”结束。到了“第十五讲”、“第十六讲”，是关于“荀子”思想的讲述，而“第十七讲”则介绍“杨子”的思想，全文到此结束。

从上述的内容与阐述特点看，井上哲次郎关于“支那哲学”，只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展开，流传下来笔记讲稿只有这部分内容，其他如道家思想等，只是作为儒家思想的比较性内容而被涉及。在讲述儒家思想时，除了介绍代表性的人物之外，还在引文中介绍了从汉代到宋明诸儒的注释，另外，还对西方人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以及与西方的相似或相悖之处进行了一些指摘。比如“第九讲”中指出，老子使民愚而治的思想，孔子“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与西方“自由主义相反”，“泰西学者以孔子与‘苏格拉底’对比，以其一生的行为并教传大有相似之处，然细考孔子则有与斯多亚学派类似”，并列举了五点依据。这些都体现了井上哲次郎在讲授“支那哲学”时始终坚持着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2）不同的内容：

在“三吉本”的“明治十九年一月 支那哲学 卷一”的前半部分，出现了“圆了本”中没有的内容，这些内容分别是：○性论，○比对，○道，○支那哲学总论。由于这些内容在行文上显然不同，笔者将对“○性论，○比对，○道”与“○支那哲学总论”分开梳理。

○性论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孟子以前、孟子、孟子之后。孟子以前列举了诗经、易经、书经、论语、中庸的内容，而孟子则称之为“性善元祖”而展开，孟子之后则是荀子、刘向、杨雄、韩非子、李翱、苏轼、胡宏、二程、张载、朱熹、陈北溪、薛敬轩、胡敬斋被逐一提及，并在二程之后，指出了其中的传承关系。显然，这些内容覆盖到了明代。

○比对的内容，体现了井上哲次郎构建“支那哲学”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把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进行对比阐述。在这部分，他指出孟子的“良心”与西方的Conscience(道德心、良心)相当，西方人立“Conscience”之教与性善家相同，性恶论者与西方不立“Conscience”之教的洛克相类。而程朱之论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提倡。另外，他认为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也持性之善恶不定观点，这是里德所提倡“Conscience”那样的思想。最后还指出，西方中世纪的普诺丁“还原思想”与李翱“复性说”相似。这些内容，显然是把中国传统思想放在西方哲学视野中进行比较阐述，所以这一节称之为“比对”。

○道的内容，则从六经以前说起，认为虽然六经以前的历史是存疑的，但有《黄帝内经》存在。这里首先区分了天道与地道，并指出天道即西方的自然法，地道依据天道，人道依据地道，而孔孟之道为人道。为此，要探讨道的本原就必须依照六经。关于三皇五帝，则引用了孔安国所注《周礼》的内容进行确认。在这些概说性阐述之后，道的内容则从老子开始讲起，然后是孔子之道，并指出老子之道是理想之道，而孔子之道则停留在人道层面，与作为理法的老子之道是不同的。在这部分内容中，主要是比较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的不同，并把老子之道与佛教思想进行对比，内容讲得比较多的是老子之道。正因此，这一节在最后以图示的形式来表现“老学”之后的思想分家，即“老子教”在老子之后发展成为：法家、道家、仙家，并在最后罗列了“道家之书”有哪些主要文献。

以上除了“比对”之外，其实只有关于两个概念梳理，即对“性论”和“道”的内容进行归纳性阐述，与上述“圆了本”文献中的另一本残稿“支那哲学”之“第二講”至“第六講”的范式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中国哲学中重要概念的梳理，但“三吉本”资料中的概念与上述“圆了本”所选择的几个概念不一样。由此可以推断，井上哲次郎在当时除了采用发展史的理路系统梳理、讲述中国传统思想之外，可能还专门对中国哲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归纳讲述。当然，他一共讲了哪些概念不得而知。这种概念性把握，容易让我们想起《北溪字义》、《语孟字义》、《辨道》、《辨名》等传统文献，并无多大特色。然而，在与“圆了本”的不同之中，最能体现其具有独特性意义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发展史与整体性的梳理与把握，那就是下述“支那哲学总论”这一部分的内容。

○支那哲学总论的内容，这是“三吉本”最具特色的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后来的日本其他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的整体把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支那哲学总论”中，井上哲次郎把支那哲学划分为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分别是：

第一期：从三皇五帝到东周、即伏羲到东周，其特点为“发达之世”、即“发生之世”的意思。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混沌并非分立”，属于中国哲学的“胚胎期”。他指出：“虽说支那哲学起源于孔老之时，但其前已有胚胎者。”“此时虽有三坟五典但未详，但有黄帝内经、阴符经、风后握奇经、鬻子等书。”需要注意的是，他认为周礼尔雅非哲学书，而周易虽属旧作，以孔子使其大成，所以应属孔子的哲学。

第二期：从东周至秦代，其特点为“思辨之世”。他认为这个时期“新说新论最多”、“春秋战国兴起了种种哲学。”在这个时期里，他列举了二十人，从孔子说仁，一直到亢仓关尹子为止。其中诸子百家的代表性人物尽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了诸子之后，结论性地指出“诸氏之说”与“西洋相合者”颇多，比如，老子、庄子与芝诺、黑格尔、斯宾诺莎、达尔文等，关尹子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宾诺莎、谢林等，杨朱与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列子与霍普斯、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墨子与克拉克、普莱斯、里德等，通过诸子中的某句话，对应西洋哲学家的某种思想进行对比，指出他们之间的思想上相同之处。最后，还简单地列举出：“孔子：利他主义；杨子：自利主义；墨子：兼爱主义；老庄：放任主义：申韩：干涉主义：管商：功利主义”。

第三期：从汉代至唐五代，其特点为“继述之世”。他认为这个时期“虽然主要是调停，但是各学派其论道不一致”，所以“秦汉以后只是继承前代哲学无学说创见。”在这个部分，他列举了从董仲舒到陆德明的三十六人思想，其中最上者是董仲舒、淮南子、杨雄、王通、韩愈，而刘向、班固、贾谊、陆费、刘勰、葛洪次之，再次者司马相如、司马迁、枚乘、曹植、陆机、沈约、柳宗元等，但没有特别的哲学，而刘熙、高秀、马融、张湛、郑玄、赵歧、应劭、韦昭、王肃、王弼、何晏、杜预、向秀、郭璞、颜师古、吕尚、陆德明更无新说。所以其结论是，即使“如董仲舒、杨雄也述古，却非新说者，故名之为继述之世。”

第四期：从宋至明代，其特点为“调停（调和）之世”。他认为这个时期既继承了第二期，又继承了第三期的特点，属于哲学“大复兴时期”。其中列举了周子、张子、邵子、二程子、杨龟山、司马温公、罗仲素、陆象山、朱子、张南轩、黄勉斋、真西山，除此之外，还有欧阳修、胡安国、苏老泉、苏东波、王深宁、陈龙川被作为“其他”列出。对于这个时期，论及其受到佛老影响，特别是宋儒中吸取佛教用语的不少。所以井上认为：“第四期在于取释老长处补儒家短处以为调停三教，三教一致论也由是兴起，宋以下至明有此倾向。”接着列举了许鲁斋（许衡）、金仁山（金履祥）、吴草庐（吴澄）、薛敬轩（薛瑄）、胡敬斋（胡居仁）、陈白沙（陈献章）、程篁墩（程敏政）、蔡虚斋（蔡清）、王阳明、杨升菴（杨慎），指出“这些人都是仅倡导宋儒一样的学说。”而陶宗仪、林兆恩则提倡三教一致学说。

第五期：清以后，其特点为“考据之世”。他认为这个时期“最缺乏哲学”。所以，没有举出任何人的名字，只是以“考据之学之盛而无兴起一种的哲学也”一句话作为结语。最后归纳上述各期特点，指出第四期仅次于第二期，第三期再次之，而第五期的成就“连第一期都不如”，这可能正是第五期的讲述被省略的原因。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井上哲次郎关于“支那哲学”整体性把握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按照不同时代的特点进行分期，建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概略，其重要性顺序是“第二期”-“第四期”-“第三期”-“第一期”-“第五期”，即“诸子百家时期”-“宋明时期”-“汉唐时期”-“三皇五帝时期”-“清以后时期”，把“考据之世”放在“胚胎期”之下。这些阐述，都是通过每一个时代的特点进行概括性把握，以此区分出各个时期的不同哲学倾向。这种建构方式显然区别于以往的中国传统经学的阐述体例，应该是他受到当时传入日本的西方哲学史讲述方式影响的结果。

第二，从三皇五帝讲起。中国哲学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井上哲次郎在“支那哲学”讲义中对此作出了最初的断代。他认为支那哲学虽然似乎自孔老之时兴起，但之前已经存在了其胚胎期，那就是三皇五帝之时。虽然三坟五典之书不详，甚至有些被作为伪书判定，但孔老的哲学，就是起源于这个时期的思想。比如他指出子类最古应为《鬻子》，而《尚书》虽非哲学书，但孔子的哲学多出自此书。《周易》虽“以孔子使其大成”，但无疑它在孔老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基于这种判断，井上哲次郎把这个时期作为中国哲学的起源开始阐述。

第三，因为这部分是中国哲学全史的总论，所以除了第一期与第二期之外，基本都只是列举哲学家名字，没有具体内容，当然这也可能是课堂笔记者记录上的省略，在课堂上讲述每一位哲学家时，一定会有一些引文作为例子说明，但在笔记中没有体现，具体情况不明。然而，通过这种“总论”性内容，可以让我们了解井上哲次郎关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视野。

第四，第二期与第四期被阐述的内容和列举的哲学家最多，也在简述中谈到这两期的重要性。但是第二期是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重要时期，这时正是所谓的“诸子百家”兴起与争鸣之时。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阐述中出现了与西方哲学比较性内容。而第四期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二期，认为是中国哲学“大复兴时期”，这正是后来中国哲学史所谓的新儒学兴起之宋明理学时期。但这个时期被强调的只是“三教融合”，却没有再出现与西方哲学比较的内容。

第五，也许是“总论”的原因，在这里没有进行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家区分，只是把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家都放在同一时期中进行总体性特点的把握。除此之外，也没有对哲学、思想、历史、文学等不同学术性质倾向的区分，只要是该时代的代表性人物，都尽收其中，也就是把一切思想都作为哲学进行把握，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泛哲学化特征，从而为中国的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提供了最初的建构范式。

第六，把中国古代思想放在整个世界哲学框架中把握，不是孤立地看待中国古代诸子思想，而是把其纳入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进行认识，这也体现了井上哲次郎的一种哲学立场，那就是不区分西方哲学与东方思想所存在的本质不同，凡是思想性内容，只要其阐述的问题相近，认识的倾向相似，都被看成是一种相同的哲学探索，这也是他的泛哲学化理解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贯穿了井上哲次郎建构“支那哲学”的整个思考，也让其毫无障碍地建构并开创了“中国哲学”，乃至“东洋哲学史”这个全新的近代学科领域。

以上就是“圆了本”与“三吉本”中的“支那哲学”的大体内容以及所存在的异同，这两份仅以课堂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资料，作为东亚近代学界企图把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近代学术范式转换的最初尝试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井上哲次郎这种采用西方哲学史的范式所建构起来的所谓“支那哲学”，其中所具有的近代学术性特征，对于此后日本与中国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性学术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结 语

“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名称一直以来存在着其“合法性”的质疑，当然这种质疑声音起源于西方学界，即使其中不免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前提，我们也不能不反思这种质疑的根源性之所在。而要回应这种质疑，首先需要对于其由来进行追根溯源，寻找这个学科名称诞生之初的学界情形，把握其最初建构者的哲学立场与如何接受来自西方的“哲学”概念，并以此与中国的传统“经学”对接，从而实现了“中国哲学”这种近代学术范式转换的问题。

根据本文的考察与梳理，简单地说，“中国哲学”最初的名称为“支那哲学”，在明治初年的日本，随着近代亚洲最初的大学之东京大学的创立，“中国哲学”在此应运而生。时任该大学助教授的井上哲次郎，就是“中国哲学”学科领域的拓荒者，他所讲授的《东洋哲学史》课程，保存下来可确认的只有关于“支那哲学”的内容，这为此后的“中国哲学”在日本学界的建构与发展开辟了最初的探索之路。井上哲次郎利用自己童年时代开始所打下的汉学基础，结合后来所接受的《西洋哲学史》教育，在时任东京大学总长加藤弘之的倡议与帮助下，他把中国传统经学等都纳入到来自于西方的“哲学”范畴，以东西方比较的视角，完成了最初的《东洋哲学史》中“支那哲学”讲稿，并培养出最初的学生（如井上圆了等）。虽然现在只能从其学生的课堂笔记之“圆了本”与“三吉本”确认其中的部分内容，但这些内容对于后来学界出现的《支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井上圆了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理解与把握，基本上继承了井上哲次郎的“支那哲学概论”中“五期说”的观点。甚至此后在中国学界最初出现的陈黻宸、陈汉章、谢无量等人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讲稿、著作等，仍然可以看到其中影响的痕迹（比如，从“伏羲”开始“中国哲学”的起源性断代等问题）。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宋恕访日期间，曾与近代名僧、东大教授南条文雄进行过一次笔谈（由于宋恕不会日语），其中宋恕问道：“井上甫水先生之佛学何如？井上巽轩氏之学理如何？”（井上甫水即井上圆了，井上巽轩为井上哲次郎）这个记录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学界已经在关注日本学界的学术动态，特别是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这两位师生的学术思想。由此可见，井上哲次郎最初关于“中国哲学”的近代学术的转换性建构，井上圆了所继承的井上哲次郎的理路等，清末学界对此已经有所关切。那么，要考察“中国哲学”的诞生，对于井上哲次郎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作者林美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