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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伟丨工程伦理治理的理论意蕴与价值追求
日期:2024-06-1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工程活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作为全球工程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工程伦理挑战给予主动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随着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很多科技活动逐渐成为大规模的、深度的、全球性的工程实践。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规模性科技工程必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日渐凸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工程伦理治理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马克思将人的解放作为理论研究的价值旨归,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有力手段。但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科技进步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如何妥善利用科技工程需要进行细致具体的研究。因此,既要将科技作为社会进步的手段,也要避免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人的异化和对自然界的破坏。

马克思有很多关于机器工程应用的讨论。他敏锐地注意到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发展。但与此同时,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工人的劳动变得单调,劳动成了流水线生产。工人在流水线上不能获得整全的技能,他们被去技能化了,在劳动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作为一种工具,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解放,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却成了剥夺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为防止这种异化,工程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应以民众利益为根本,在生产劳动中使用工程技术需坚持以人类的解放为旨归。

马克思还探究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问题,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让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资本支配的工程技术活动必然带来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陷入紧张。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提倡尊重自然规律、珍视生态环境。因此,在工程伦理治理中,必须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看待工程实践,应采取辩证的方法,对不同的工程活动进行具体的伦理审查。必须充分考虑工程活动可能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造成的深远影响,对其进行科学评估和合理规划,确保工程活动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现代的工程伦理概念,但其中包含着与工程伦理相关的丰富理念。诸如“制器尚象”“藏礼于器”“巧传求故”“利民实用”等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可以为当代的工程伦理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周易·系辞上》载,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制器者尚其象”是其中之一。“制器尚象”作为中国传统的造物原则之一,主张物象和卦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卦象是对“道”的视觉化,物象则是对“道”的现实化。比如,网罟的发明或源于离卦的启发。天道和人道透过卦象和物象联系起来,并行不悖,器物也自然能彼此衔接,不会互相冲突。这一思路旨在臻至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弥合人工活动与自然活动之间的鸿沟,使工程活动天然地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开展。

“藏礼于器”出自《左传·成公二年》。其中记录了孔子“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具体的物质利益不太重要,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在孔子这里,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礼的物化。“藏礼于器”这一思想尤其强调工程实践中的道德和伦理敏感性。这一理念指出在设计和制造工具时,不仅要考虑到其功能性和实用性,还需要考虑到其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工程产品不仅是技术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与当代技术哲学前沿思潮中的“道德物化”“价值敏感设计”“说服性技术”等思路颇有相似之处。

相较于儒家,墨家对工程活动的重视更加突出,从根本上肯定了工程活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墨家强调“巧传求故”“利民实用”。《墨子·经上》中提及的“巧传求故”,指的是要重视工艺传承之巧,探究世代相传的精湛手艺背后的根本性道理。工匠活动和科学活动不同,科学重视创造性探索,而在工程领域,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极为重要。墨家并不满足于具身性工匠技艺的传承。工艺的传承固然重要,它涉及如何准确有效的实践,利用工程来为民谋利。但若仅止于此,工艺则不能进行主动的有意识的改进。光是“巧传”是无法对工艺提出突破式改进的。巧传之中还要“求故”,求故不再是简单的传承,它旨在对工艺传统进行系统梳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深入探求工匠技法背后最为一般性的知识。理论性探索使得工程师能够就工程活动进行更加自觉深刻的反思,进而实现创造性的工程技术突破。墨家还践行“利民实用”的原则。《墨子·鲁问》所谓“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鲜明地指出工匠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作品自身有多么巧妙,而在于它是不是于人有利。墨家对技术的兴趣始终是工程性的,直接指向为人和社会作贡献,墨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言下之意,木鹊虽精妙,但并不有利于民,车辖在工艺上虽然简单,但却是大巧,因为人人皆能受益。墨家将是否有利于民作为划分巧拙的根本标准。

不止墨家,道家的思想中也具备一种内在的实践性倾向。道教实践中有许多工程技术方面的努力。秉承万物有成理的理念,历经大量的方术实践,道家传统创造了大量的原创性成果。例如孙思邈的《千金方》,就可以算作一个突出的医药工程成就。以至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道家对于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科学的基础。”道家思想的当代工程伦理启示,也值得进一步汲取和发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加强工程伦理治理,其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程伦理治理要求对技术发展进行规范与约束。工程技术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技术都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在工程伦理治理中,必须建立起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可能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威胁的技术和工程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和约束,确保技术发展不会偏离社会发展的方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程伦理治理强调技术应用的公平正义,避免发展以人的异化为代价。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发展应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非加剧社会分化。在工程科技实践中,应该强调技术的普惠性和公平性,确保技术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基本权益的保障,将有利于改善其劳动条件,提升其劳动素养。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程伦理治理要尊重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工程治理过程。通过推动社会各界对工程实践的广泛参与,加强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建立起开放透明、公平正义的技术治理机制,实现工程决策的科学民主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程伦理治理还需重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强调责任与担当,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工程技术人员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意识,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在工程科技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伦理素养,实现推动技术创新与承担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


(作者:王小伟,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