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1日，陈嘉映把定稿寄给编辑简宁，顺便抄送几位朋友和学生，信中有如下言语：“终有一别，放了手也好去干点儿别的。”不过在放手之前，还有给书稿命名一事未了，这让他颇费了些心思。起初他属意《自然之道与科学》，但遭到许多异议，理由之一是“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此书论述的是中国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的问题。”最终，在《理论与常情》《哲学-科学》以及《哲学·科学·常识》（以下简称《哲学》）几个备选项中，陈嘉映采纳了后者。我认为这也是最质朴与最适合的一个。正像陈嘉映在“自序”中所言：“这本小书大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是一本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著，对科学的内部理论结构无所发明。我所关心的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之所以关心哲学的命运，当然不仅因为它捎带影响哲学家的命运，更是因为发轫于古希腊的哲学-科学传统，作为对整体世界的统一解释，一度是意义充蕴的日常直接经验的守护者，然而近代之后，特别是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家用纯数学这门语言谱写完自然这本大书之后，就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在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惟独人失去了位置”。这样想来，在哲学-科学的脐带断裂之后，特别是在科学主义获得一往无前的胜利之后，关心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实则是在关心人的命运。

熟悉哲学史的人立即就会联想到康德的根本关怀：“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只是关怀虽接近，陈嘉映的心气却没那么高。本书开头第一句他说“我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其中“思想对生活有什么意义？”是第一个，可是直到全书终了，我们也没有读到诸如“头顶星空”和“内心道德法则”这类激荡人心的话语。陈嘉映反复强调的只是，今天的哲学家必须要压抑住建立普适理论的内在冲动，摆脱实证科学的思想方式，恪守“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的本分，始终逗留在生活世界之中，这种哲学不求“增加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它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最终“加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哲学的作用在于“加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非提供“关于整体世界的统一解释”或者“how should one live?”的正确答案——这样的哲学观审慎又克制，这一方面是陈嘉映谨言慎思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天的科学主义要远比康德当年更为强势，这让处在科学和神学的双重夹击下的哲学益发地困惑于“我是谁？”。

在拷问哲学命运的时候，我相信陈嘉映的心中至少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固守建构普适理论梦想的哲学家，一个是笃信科学已经或者必将确立普适理论的科学主义者。陈嘉映想要表明，以上二者都是错误的，并进而提示哲学在今天不应做什么，以及科学今天仍旧做不到什么。

且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敌人。陈嘉映承认，自黑格尔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后，大概没有哪个哲学家还幻想建立关于自然界的哲学理论了”，可是问题在于，“直到今天，哲学-科学的惯性仍在，人们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在其他领域建构普适哲学理论。”这些 “其他领域的普适理论”包括“各种国家理论”“真理的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冗余论”等等。陈嘉映指出，“不管建立普适理论的自信有多少，事实上却从来没有哪个哲学理论获得公认，甚至像胡塞尔、卡尔纳普那样精心构造的理论，几乎只对学院里少数几个教授有意义……”，他的结论是：“哲学不可能建立任何普适理论”。

对于以上观点，我有两点疑问：第一，哲学理论是否必须要“获得公认”（才是有意义的或者有价值的），这是一个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澄清的判断。道德哲学——譬如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或许真的要求获得某种公认，但是胡塞尔和卡尔纳普的理论是否与道德哲学处于同一层面，并同样接受“获得公认”这个标准的评判，这一点并不自明。第二，什么叫做“在其他领域建构普适理论”？就我的理解，一个理论是普适的（universal），意味着它要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行整体解释，意味着用一套真理打遍天下，可是如陈嘉映所述，20世纪哲学家早就无此雄心，他们的目的是在“其他领域”建立理论，那么何来“普适”一说？硬要咬文嚼字，他们也只是在建构“一般（general）”理论。除非，陈嘉映真正想说的是任何“理论化”的冲动对于哲学都是非法的。

在一处颇不起眼的注脚里，陈嘉映说：“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这不仅代表了陈嘉映对于专业哲学写作一贯的拒斥态度，而且还潜伏着他的基本哲学信念：通俗的语言足以表达高深的思想。我愿意冒险地补充一句，在陈嘉映这里，与通俗的语言足以表达高深的思想相对应的硬币另一面是——通俗的语言不足以用来建构理论。

维特根斯坦曾说：“一种表述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接着这句话往下说，陈嘉映指出：“（古代）哲学曾希望找到世界的本质结构。然而，即使找到了、我们的表述也会因为（自然）语言的限制而受到歪曲。”自然语言凝结着自然理解，这是一种与周遭事物打成一片的“领会”和“感悟”，包含着心领神会的洞察、直觉的同情以及历史的移情，人们置身其间，习焉不察又甘之如饴。但也正因为此，自然语言的缺点是无法进行长程且葆真的推理。当自然语言不足以承担寻找世界本质结构的重托时，古希腊人另辟蹊径，选择用数学语言去重新定义各种基本概念。

在陈嘉映看来，这一步的踏出至关重要：一方面，数学作为真正通用的语言可以为人类建构普适理论，另一方面，数学的普遍性来自量的外在性，这虽然可以确保长程推理的有效性，但却以丧失直观和感性为代价。从此科学世界与常识世界便渐行渐远。按陈嘉映的观点，事到如今，“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解释理论”的雄心已经由科学继承下来，哲学则必须放弃理论化的冲动，安心从事古代哲学遗留的另一项任务——“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

可是问题在于，首先，通俗的语言（自然语言）真的足以表达高深的思想吗？所谓“高深的思想表达”如果不是某种形态的理论，那又是什么？其次，这种非理论化的哲学取向会不会最终发展成为游击队式的写作模式，在形式上趋于散文，在义理上重在抵抗而非建设？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在陈嘉映的叙事逻辑中，自然概念（自然语言）与科学概念（数学语言）的二元对立起到了枢纽性的作用，可是这种二元对立符合人类生活的真相吗？过度强化二者的差异会不会遮蔽掉大片宽广的中间地带以及有价值的细部分析？以上问题牵涉甚广，限于文章的篇幅，我只能简单谈谈目前的一些思考所得。

在我看来，哲学思考意在对散乱的游思“赋型”，这种“形式化”的工作必然会对自然（通俗）语言和日常概念进行重塑和改写，即使今天的哲学家已经不再做苏格拉底式的“普遍定义”，也不意味着哲学家就此彻底丧失改写概念的权利。在回应倪梁康教授的一篇文章“哲学之为穷理”中，（以下简称“穷理”），陈嘉映指出：“道理只在语言中定型、获得其确定的形式”，又说“科学概念通过相关理论互相定义，尽量符合能够定量的标准”，而哲学家对某一自然概念的使用，虽然“可能与我们通常的用法不尽相同，但他的这种新用法，只能依据延伸这个概念原本所包含的道理，而不是通过对这个概念进行人为定义。”以上说法表明，陈嘉映并不完全否认哲学家有权改写或重塑自然概念，差别只在于他坚决地反对“人为定义”，可是在什么时候“改写概念”会质变成为“人为定义”，这一点并不清楚。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同意陈嘉映的主张——“通俗的语言足以表达高深的思想”，也必须警醒于下面这个区别：以日常语言的方式讲道理，不等于这种讲道理的方式就是日常的。陈嘉映在《哲学》中指出，“普通人原则上可以通过对自身心智的反省对哲学论断做出评价”，这个结论稍显乐观，我更愿意这样表述：就哲学思考的“结论”而言，普通人原则上可以通过对自身心智的反省做出评价；但是对于达到这一“结论”的哲学反思过程（方法），普通人能否进行全程追踪和复写是大为可疑的。陈嘉映或许会辨称，这在“原则上”仍是可能的。然而原则上实在是一个太过含混的字眼，原则上我们会发现外星人，原则上所有人都能理解相对论……恰如陈嘉映在其他场合多次声明的那样，“系统说理”或者“论理学”是一项专门的技艺。既称“专门”，那么就已经排除了普通人的可通达性。

简言之，什么时候“改写概念”会成为“人为定义”，什么时候“系统说理”会脱离“自然理解”，这些问题并不自明，这里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当然，如果认为这里只存在字词之争对于陈嘉映是不公平的，正如“穷理”一文所指出的，《哲学》着力阐明的要点是，一旦哲学家开始进行“人为定义”，要么显示出他“混淆了哲学工作和建立科学理论的工作”，要么表明“他正在为开创某个实证研究领域做出努力”。换句话说，作者试图表明这样一个立场：一旦在人伦领域中建构理论，就必定会把“上下在手”的人伦之理硬生生做成“现成在手”的客观规律，因为任何“对象化”的研究都注定会让道理滑向客观规律。

陈嘉映反对哲学理论化，根本动机是为了——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老话——“拯救现象”。而“拯救现象”是为了“拯救意义”。陈嘉映一再试图劝诫哲学家，哲学作为对自然概念的考察，其推理只可能是短程的，它“不是要把我们引向远方”，而是“进一步只是为了退一步，始终盘桓于近处。”一旦哲学家对此有了充分自觉，就不应再寻求“总结规律，发掘机制”之类的理论化工作。同时，哲学家也无需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哲学推理根本不是要得出某种我们事先不知道的结论，哲学只是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形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哲学引领我们在深处贯通，在这里，理解的深度意味着理解范围的扩大 。”

就总体关切而言，我与陈嘉映几乎没有任何分歧。但我始终担心在具体推论的过程中他会不会一方面把科学语言“推远”成一个“异质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把自然语言和直接理解“提纯”为一个稳定且意蕴丰沛的“乌何有之乡”。具体说来，我的疑问在于，即使哲学工作只能盘桓在自然概念周围，无法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长程推理并保持严格的精确性，这仍旧无法推论得出哲学思考不应也不能进行任何理论化的工作。当陈嘉映断然否定哲学的理论化前景时，他为“理论”所设立的标准是牛顿以降的近现代科学，从这样一种高标准出发自然可以轻易地否定所有哲学“理论”的合法性。事实上，“对象化”“客观规律”和“理论”在陈嘉映这里似乎存在着没有障碍的概念传递性，由此断言哲学应当放弃理论化，始终让人觉得欠缺足够的说服力。

综观《哲学》一书，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分离谈得过多，相互影响谈得过少，这种厚此薄彼的论述方式或许是作者为把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的一种无心之举，但它在事实上却造成了一些误解。比如“鲸鱼是否是鱼”这个例子，既然小学生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再将“鲸鱼”这样的错误表述视作常识与科学相分离的证据，而应该把它看成自然语言自我修改的一种滞后反应。进一步的，我认为科学概念与自然概念并不是截然两分的不同语言，而是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连续统。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理解从不满足于停留在对外界事物的“原始理解”上，这种不满足的标志之一就是自然概念希望能够日益明确地对各种原本纠结在一起的事物做出细致的分类——这让自然概念天然地要求向科学概念进发；另一方面，科学概念也始终挟商业的力量在强力入侵和影响着自然概念，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是科学不断地通过各种中介性的概念以及解释返身到自然理解中，纠正、加深、扩张、补充自然语言。

陈嘉映喜谈“语义上行”，这与克里普克普特南一脉的思路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后者的问题在于片面强调科学理论也即事实知识的力量，忽视语义知识的重要性，并因此将哲学工作彻底引向事实知识的领域，那么陈嘉映的问题则在于过于强调只有语义知识（或者语义上行）是哲学家的分内工作，从而拒绝承认事实知识（以及科学概念）对于语义知识的反作用，并最终对于哲学介入生活和事实的能力持相对消极的态度。然而，自然概念和语义知识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它随时受到科学概念和事实知识的影响，并因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内部结构。既然如此，“语义上行”的观点要求“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就是分析哲学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表现，这种论断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也导致哲学成为一种否定性（negative）的工作。

陈嘉映反对哲学的理论化由来已久，但对于如何命名“非理论化”的哲学思考却始终有些犹豫，早先他提倡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在《哲学》一书中主张哲学是“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穷理”一文里又提出“理后之理”与“理中之理”的说法，凡此种种，都折射出困扰陈嘉映许久的一个问题：虽然他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哲学不是什么，但是对于哲学是什么仍旧难以一语道出。在我看来，要紧的问题在于，一旦将“原本意义上的道理”与“现成之理或客观规律”之间的差异极端化，并彻底地否定任何“现成之理”之于哲学思考的价值，也就意味着哲学思考的“所得”在形式上无法以命题知识的形式被“端出来”，只能在一个个哲学思考文本中被“演示”，进一步的，在效果上很可能只是处于消极的抵抗而无能于积极的建构。

在科学方法获得全面胜利进而全面入侵生活世界已成不争事实的今天，理论化的哲学能否和常识保持丰厚且内在的关联，从而扮演守护者的角色，这或许是我和陈嘉映的最大争点。

最后，让我们简单谈谈本书的第二个假想敌。陈嘉映充分表达了面对科学主义者的不安，这不仅源于后者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而且在于他们信心满满地声称自己最终能够一网打尽所有的形而上学命题，比如自由意志，比如心灵问题。陈嘉映接受薛定额等人的观点，声称科学所建构的理论其实也并非“普适”，因为它“把最重要的东西，心灵，留在了世界画面之外。”换言之，“心灵”这类问题是科学“永远不能回答”的，但问题在于科学主义者却乐观地认为这些只是科学“现在不能回答”“假以时日有望回答”的问题。面对立场如此对立的双方，最好的办法就是静观其变。然而我相信陈嘉映所说的“永远不能回答”并非“机制”层面的，而是“意义”层面的——科学哪怕有一天在机制上解答了心灵问题，也依旧无法为我们真正的解惑，因为心灵首先是属于意义层面的问题。于是，问题兜兜转转，再次回到自然语言与科学语言、自然理解和数学演算的区别。

在全书的结尾处，陈嘉映说：“哲学意在克服常识的片断零星，它对经验进行反省，进而揭示自然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按照陈嘉映的观点，这种克服注定不会彻底，因为“理解从来是与我们变迁不定的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从来不可能有提供普适理解意义上的普适理论，从来不可能有对世界的完整解释。”然而这种克服又是必须的，因为正像他第一章所言：“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或不如说，意义赋予完整性。”如果我们都认同这两个论断，那么在我看来，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哲学工作应该游走于“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与“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的整体解释理论”之间那片漫长且宽广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在其他领域”建构“一般理论”，因为惟有理论才构成“完整的故事”，惟有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当然，我毫无保留地认同陈嘉映在全书的结语：“入乎万物一体的融通之境，用巨细无遗的理论为世界提供统一解释，只是幻觉。”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5年第10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