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治主义（Technocracy）发展至今，虽一直未形成统一定义，但都秉持两个核心原则，“原则1：科学管理，即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原则2：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1]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治主义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企业运行等的主要特征，很好维系和推进整个社会的运转。[2]这与一直饱受非议的传统技治主义，即强调国家的政治权力应完全由科技专家掌握的“政治乌托邦”已相去甚远。就历史发展而言，当代技治主义其实“已由过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转变为目前的治理模式”[3]，主要强调科技专家及其专业知识在社会发展与建设中的作用，如经济发展、政治决策、社会治理等。然而，当今西方社会对技治主义仍持普遍批判、担忧，甚至恐惧态度，这主要与技治主义激进派代表斯科特在技治主义运动中宣扬将人机器化、取消民主制等极端思想有关。[4]不难看出，目前人们对技治主义的当代内容与社会功能存在一定认知偏差，仍将其视为传统的“政治乌托邦”。因此，文章将对技治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维度，即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当代发展进行全面分析，以深入理解当代技治主义的内涵、作用及其局限，这不仅对充分发挥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重新建构技治主义的理论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治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技治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计划经济，这一思想的提出者是圣西门。在Claudio M. Radaelli看来，对于经济目标关注与否是区分一个人是否是技治主义者的首要标准。因此，他认为柏拉图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治主义者，培根则只能算作技治主义的先驱，因为他们的理论都没有涉及经济问题。而圣西门明确表达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同时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构想，因此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治主义之父。[5]由于对科学和工业展现出的活力十分赞赏，同时对科学家和工业家十分信任，圣西门因而认为，为了维持文明的进步，工业社会中经济的重要性应该高于政治，而封建权力、军事权力等应让位于工业能力。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指出，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行动都得服从政府的安排，而政治也就成为维持经济发展的计划体系。[6]尽管圣西门提出了技治主义的计划经济构想，但他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凡勃仑在吸收圣西门思想的基础上推进了这一工作。斯科特在技治主义运动中将凡勃仑的计划经济思想付诸实践，他认为技治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最好的技术专家设计和实施一个综合的总体计划来重建美国经济，这个计划能提高生产率和保证物质丰裕。[7]技治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加尔布雷斯，他在著作《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中系统阐释了他的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关于技治主义强调计划经济的原因，丹尼尔·贝尔认为，这主要源于“在技治主义者的模式中，最终的追求是效率和产出。”[8]对此，圣西门、凡勃仑、加尔布雷斯从不同视角给出了解释。圣西门认为，由于缺乏知识，消费者和生产者会使自由市场经济非常低效，因此，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对经济资源进行计划和对经济行为进行指导。[9]而在凡勃仑看来，当代工业体系的发展水平已经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求，之所以产生物质短缺、失业等现象，主要是资本家有意识的低效，如故意降低产品产量以达到提高产品价格的目的。对此，凡勃仑认为，资本家应该将工业体系的实际控制权转交给由技术专家、工程师等组成的“技术人员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s），由他们设计严格的计划进行产品生产和分配，这样社会中的物质短缺、资源浪费、失业等问题就会解决。[10]与圣西门关注大众的无知、凡勃仑关注资本家有意识的低效不同，加尔布雷斯关注的是技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技术会导致计划”[11]。在加尔布雷斯看来，由于技术发展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本、人力，同时需要大型组织的支持，如大企业、政府等，为了能使技术在企业和政府的支持下高效发展，这就使得计划成为必须。[12]而由这些大型技术组织组成的经济体系，就是加尔布雷斯所言的“计划体系”，即“新工业国”。

虽然都强调计划经济，但技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存在本质区别。“作为技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先驱”[13]，圣西门并未对技治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区别进行论述，因为在他的年代还没有清晰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区分。凡勃仑虽然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中一再强调计划经济，但对于自己所说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何区别，他并未回答，这可能与他只是将“技术人员苏维埃”掌权当作一种预测方案有关。在凡勃仑看来，虽然技术专家具有掌控国家经济权力的潜力，但现在这一权力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他们需要团结起来行动才能代替资本家接管权力。[14]关于技治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直到加尔布雷斯才作了明确回答。在《新工业国》出版后，J.E.Meade在书评中指出，计划经济有两种，即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经济。但是，加尔布雷斯对于自己的计划经济属于哪种类型并没有进行明确区分。[15]对此，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的第二版导言中进行了回应，他指出他所说的计划经济是企业层面的，同时认为尽管大企业统治着市场，但市场世界仍然是存在的，而且计划体系对于市场的控制也是渐进的，并非立即实现。[16]也就是说，加尔布雷斯所说的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经济，主要强调大型企业对市场的控制以及市场主要按照大型企业的“计划经济”来运行。

目前，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很好推动了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施行。关于大数据技术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制度问题，即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计划经济制度能否取代市场经济制度。其二，技术问题，即大数据技术是否能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根据上文分析，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并不涉及制度问题，因为它强调的是大企业如何通过“计划经济”来提高经济效率。因此，技治主义在此关注的是后者。总体而言，大数据技术对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推动如下[17]。首先，大数据技术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充分的数据基础和强大的计算工具，这为计划经济的施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次，大数据技术让实时预测成为可能，这为随时调整经济计划提供了基础，避免造成计划滞后。最后，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个性化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个体的个性化需求，很好解决了传统计划经济对于个体需求差异化关涉不足的问题。当然，也需要看到，大数据技术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数据质量问题，如果不能保证数据质量的话，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计划将会出现错误；[18]又如方法论问题，大数据技术强调相关性分析方法而忽略因果性分析方法，这会使它的解释力存在一定局限。[19]因此，关于大数据技术对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推动，应保持谨慎。

尽管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在技术层面很好的推动了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发展，但这并不能在本质上应对或弱化批评者对这一理论的责难。因为在批评者看来，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真正局限并非技术问题，而是价值分配问题。Robert D. Putnam认为，关于价值问题，技治主义主要强调技术进步和物质生产，他们并不关心分配的社会正义问题。[20]对于分配正义的忽略，或许并非技治主义者有意而为之，因为这一问题本质上是“是”与“应该”的问题。既然以“是”，即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那么对于“应该”的问题他们就只能避而不谈，这从圣西门、凡勃仑的思想就能看出。而加尔布雷斯最后在《经济学与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中提出“新社会主义”观点，则是技治主义对这一问题最直接也是最无奈的回应。加尔布雷斯认为，由“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掌权的计划体系并不能最终保证公共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通过市场体系来平衡计划体系的权力以实现公共目标。[21]目前，虽然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多数据基础，同时也为公众带来了一些分配福利，如平台经济，但技治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分配正义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当然，也需要看到，分配难题并非只是技治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按能力和付出分配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都存在明显局限。[22]

二、技治主义的政治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技治主义政治理论主要强调国家权力应由科技专家掌控，这与他们追求经济目标、社会效率紧密相连。[23]这一理论可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他认为，城邦只有由理性的哲学家来统治，才能达到真正的完善。[24]尽管柏拉图所言的哲学家与技治主义强调的科技专家有本质区别，但由于都体现了通过理性的专家来进行社会统治，因此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被当作技治主义政治理论的源泉。第一次提出由科技专家来统治国家的是培根，在《新大西岛》中，他描绘了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组成的“所罗门之宫”如何管理和运转国家。[25]培根之后，科学得到了很好发展，科学家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牛顿的成就是那一个时代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由于深受牛顿影响，圣西门提出了由科学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牛顿议会”来统治人类，并对具体的运行进行了阐述。[26]圣西门之后，工程师、科学家等的社会地位继续提高，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和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他们的地位达到历史顶峰。在此背景下，凡勃仑提出了他的“技术人员苏维埃”思想，在之后的技治主义运动中斯科特实践了凡勃仑的这一构想。技治主义运动之后，较有影响的技治主义政治理论还有加尔布雷斯的“技术结构阶层”、丹尼尔·贝尔的“贤能政治”等。

技治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去政治意识形态”（Apolitical Ideology），即否定政治的价值。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所描绘的就是这么一个“去政治”帝国。[27]技治主义认为，政治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相反，它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如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贫穷等都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决策体系所造成。[28]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通过公众投票决定，还是通过政治家决策，他们的观点都受到个人价值因素的影响，并不“理性”和“科学”。因此，政治制度、政治方法以及政治家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为了能使社会高效、和谐地运转，技治主义提出了他们的替代方案。其一，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代替政治途径（如公众投票）解决社会问题。在技治主义者看来，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是价值无涉的，因此，它们比政治途径更加客观、准确、高效。其二，让科学家、技术专家取代政治家作为政治决策者。技治主义认为，政治家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是非理性的，为了能使社会“理性”、“科学”地运转，政治决策职务必须由理性、价值中立的科技专家担任。[29]这样，技治主义者就从功能主义或结果主义维度为科技专家掌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当前，随着算法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断扩张，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算法化的趋势，政治和社会手段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逐渐降低，这使得当今社会逐渐进入了技治主义的治理，即技治主义强调的“去政治意识形态”。[30]

技治主义运动失败之后，技治主义政治理论由激进转向温和，逐渐变为一种强调专家及其专业知识在政治中的影响的政治理论。尽管技治主义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于技治主义的理论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它使技治主义从理论设想走向现实实践。从培根描绘的“所罗门之宫”到圣西门设想的“牛顿议会”，再到技治主义运动以之为蓝图的凡勃仑“技术人员苏维埃”构想，无一不都停留在理论设想层面。直到技治主义运动的爆发，技治主义才第一次走向实践。另一方面，它使技治主义者明白这一理论存在诸多局限，需要进一步改进，致使技治主义“平静革命”（The Quiet Revolution）的出现。技治主义失败之后，技治主义政治理论逐渐转向温和，主要秉持“政治活动技术化的改良主张，愿意参加到政府中”[31]，不再提及掌握政治权力的观点。较有影响的观点当属Don Price的“科学阶层”（Scientific Estate），他认为，科学阶层将与政治阶层、行政阶层、专业阶层共同决定政府与公共事务的决策。[32]Frank Fischer将技治主义政治理论的这一转变称为“平静革命”。[33]在他看来，当代技治主义者追求的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产生影响，如澄清专业问题、提供决策建议、作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中介等等。尽管他们不是政策的最后决策者，但相对于公众，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这样，技治主义政治理论逐渐转为一种新的政治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专家及其专业知识对政治的影响，即“专家知识政治学”（Politics of Expertise）。[34]

当技治主义转向专家知识政治学之后，这大大缓和了它和民主的紧张关系。技治主义政治理论的反民主倾向一直被人们所诟病，芬伯格就直言，“无论技治主义是被欢迎还是被憎恶，它的决定论基础都没有给民主留下任何空间。”[35]但是，当技治主义不再强调掌握政治权力，而仅仅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政治理论，即专家知识政治学，这就为它与民主共存提供了基础。对此，Richard G. Olson提供了三种可能方案。[36]其一，将代议制民主与技治主义结合起来使用。Olson以欧盟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在面对非常狭窄的专业问题时，可以由任命的专家及其组织决策和执行；而面对一般化的问题时，则由欧盟的成员国代表投票决定。其二，让公众参与到技术评价中。Olson指出，由于专家决策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持续降低，因此，需要让公众参与到具体的技术评价中，这样既能发挥专家的优势，同时也能让公众参与其中。其三，针对公众需要的研究。在Olson看来，科学组织应该与公众合作，有意识的针对他们的需求进行研究或者将已有研究转化为具体产品，这样既能让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中，也能发挥专家的价值和提高公众对他们的信任。诚然，Olson的方案并未完全解决技治主义与民主的矛盾，但无疑弱化了批评者对这一问题的批评。

在经历“平静革命”之后，转变为专家知识政治学的技治主义政治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对它的批判，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如法伊尔阿本德批评专家很多时候给出的结论并非一致，是带有偏见和不可靠的；[37]贾萨诺夫则从建构主义角度对科学知识及其方法在政策制订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38]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领域，专家知识政治学由于不再涉及政治制度问题，这使得技治主义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发挥作用和运行，如欧盟的技治模式[39]、美国的技治模式[40]、中国的技治模式[41]、全球视角的技治模式[42]等。对此，温纳曾作过精彩分析，他认为，技治主义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计划，这与政治的衰弱以及技术精英的崛起密切相关。这样，技治主义就可以同时被认为是不同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继承者，如封建主义、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43]因为，不论哪一种制度都不能否定技术精英及其专业知识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于转向温和，技治主义政治理论也开始被其他研究领域所吸收，衍生出了新的技治主义研究视角，如组织学视角的研究[44]、公共政策视角的研究[45]、大数据技术视角的研究[46]等，俨然有类似于民主化的技治（主义）化趋势。如此，当代技治主义就回到了圣西门、泰勒、劳腾斯特劳赫等所持的对社会进行科学化管理的观点，即将技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强调专家、科学方法、技术工具等在社会建设、发展和治理中的作用，而不是追求由科技专家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乌托邦”。

三、技治主义的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技治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是技治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强调社会治理的科学化，重要代表有圣西门、泰勒、库克等。作为技治主义之父，除了在经济理论、政治理论贡献卓著以外，圣西门在技治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丹尼尔·贝尔曾直言，“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犹如泰勒与圣西门的关系”[47]。在后期的著作中，圣西门虽然仍强调科学方法在解决政治问题与提高社会福利作用的唯一性，但对于政治权力问题，他已从前期强调科学家掌权转变为科学家、企业家、行政管理者与法官共同执政。[48]这说明圣西门已经意识到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因此不再强调科学家掌权，而转向强调科学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优越性。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了圣西门的这一思想，但他并未将自己的理论完全从企业推广至公共管理，完成这一工作的是他的助手库克。库克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利用科学和技术来实现公共利益”[49]，于是主张将科学管理方法应用于社会公共领域。库克将科学管理理论成功引入公共管理领域极大影响了凡勃仑的技治主义思想，他的“阶级意识”、“技术人员苏维埃”等观点都吸收了库克的思想。[50]尽管凡勃仑的思想在技治主义运动中被证明存在诸多局限，但并未被完全否决。罗斯福很好吸收了技治主义的有益思想，他的很多“新政”内容被看作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应用。[51]罗斯福之后，美国的很多总统都传承和发展了技治主义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如肯尼迪、约翰逊等。这样，技治主义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尽管仍然在政治中产生影响，但已不涉及掌权问题。

技治主义之所以强调对社会进行科学化管理，主要源于三个理论基础。其一，社会科学化，即认为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管理。由于受牛顿影响，圣西门一直致力于运用物理学方法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对社会进行改革。[52]之后，孔德发展了圣西门的思想，认为“科学的社会”可以通过物理科学方法来发现和解释[53]。在技治主义运动中，霍华德·斯科特受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索迪的影响，打算运用能量理论来解释和改革社会，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54]其二，社会工程化，即认为社会已经完全工业化，可以按照工程方法来对社会进行治理。在技治主义者中，以“工业社会”为基础来论述技治主义的不乏少数，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凡勃仑的“工业体系”、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等。其三，社会技术化，即认为社会已经完全技术化，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工具来对社会进行治理。布热津斯基是从信息技术视角来论述技治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脑与通信技术，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电子技术社会”，这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55]目前，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技术社会经历了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泛在社会的演化。[56]而在智能技术的推动下，泛在社会正在步入新的阶段，即“智能社会”。简言之，智能社会指以互联网、泛在计算、智能技术等为基础的社会，它不仅强调社会的可连接性、可计算性，还强调社会的智能性。

发展至今，技治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发生了两点重要转变。其一，从科学化管理到技术化治理。在技治主义中，科学和技术并没有严格区分，即“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57]。因此，在说技术专家时也就包含了科学家，亦或在说科学方法时也就包括了技术方法。但是，需要看到，从方法论视角来看，技治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所强调的重点已在发生明显变化，即从科学化管理转向技术化治理，主要表现为社会治理的技术化。这种变化的基础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下，社会治理已经逐渐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智慧城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以泛在计算、数字化工具等为技术支撑搭建城市环境，在此基础上对城市中的人和物进行实时监控、管理、反馈等，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技治主义。[58]其二，从官僚主义组织到技治主义组织。Frank Fischer认为，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与官僚主义、技治主义的兴起是同时出现的，三者之间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简言之，技治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协调官僚主义与当代社会的技术使命相一致。[59]然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官僚主义组织的局限开始显露，如官僚层级较多会影响决策效率，技治主义组织逐渐取而代之。较官僚主义组织而言，技术主义组织的主要特点包括：专家与非专家部分的极化、官僚层级的扁平化、内部工作层级的消失、强调证书的重要性等。[60]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使用或建设的电子政府是技治主义组织的最好例证。

作为一种以效率为导向的社会治理理论，技治（主义）与法治、德治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形成很好互补。刘永谋等人认为，技治（主义）“强调运用科学理论、技术方法和工具进行社会治理，关注如何高效地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区别于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是对二者的有效补充。”[61]关于法治、德治与技治（主义）形成互补，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区分。其一，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Democracy）,德治的基础是贤能（人）政治（Meritocracy），技治的基础是专家政治（Technocracy）。不难看出，在目前的社会运行中，民主方案、专家决策等是结合使用的。如Anne Elizabeth Stie所言，欧盟的一般立法程序其实是民主伪装下的技治主义模式。[62]其二，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法治是通过法律规则对人进行规范，德治是通过道德准则对人进行规范，而技治是通过技术律令对人进行规范。关于法律规则、道德规范在对人的规范作用，已不用赘述。现在的问题是，技术律令能否在规范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拉图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以汽车减速带为例进行了说明，即驾驶员在安有减速带的路段会减速行驶。拉图尔认为，驾驶员在技术律令的“治理”下必须按照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减速行驶，要不汽车就有可能出现安全问题或不适。[63]在维贝克看来，这种通过技术设计来影响人类行为并最后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含蓄的技治主义。[64]Laurence Diver在维贝克技术中介理论基础上指出，当技术人工物对法律执行产生直接影响时，它本身就已经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65]这样，技术律令就能很好的与法律规则、道德规范在规范人的过程中一起发挥作用，即技治与法治、德治能形成很好互补。

尽管技治主义很好弥补了法治与德治的不足，但它自身也存在一些局限，如上文提到的方法论局限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价值论的局限也备受批判，如人文主义者认为技治主义将人当作机器管理，自由主义者批评技治主义极大限制了人的自由等。[66]当前，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治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引起的伦理问题再次引来诸多批评，首当其冲的是隐私问题。与目前主要关注个人隐私不同，弗洛里迪关注的是“群体隐私”（Group Privacy）。他认为，目前公开的很多群体数据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个人信息，但通过对群体数据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某一群体的很多隐私问题，如他们的爱好、住处、疾病等等。[67]因此，对于群体数据的公开与保护需要引起注意。此外，关于算法治理带来的歧视问题、责任模糊问题等也备受关注。[68]不难看出，与德治缺乏强制性、法治具有滞后性一样，技治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即对价值或伦理问题关注不够。当然，也正因如此，三者的结合也就成为必要。在社会技术化的背景下，即“技术创新及其成果多渠道、多层次、多环节地渗入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促使现代社会越来越按照技术逻辑、原则、规范建构与运行，更加注重各种社会文化价值实现的机制及其有效性”[69]，技治的重要性已愈发突出，如何协调好它与德治、法治的关系，将是智能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技治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在当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这与它们的理论转向温和有关，如在政治上已不强调掌权问题、经济上主要强调企业层面的计划经济等。另一方面，与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很好推动了当代技治主义的施行。然而，由于当代技治主义过于“温和”，使得人们忽略了它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和作用。显然，当代技治主义更多的表现为专家及其专业知识、科学方法、技术工具等在整个社会发展、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即一种广义的社会治理理论。因此，对于当代技治主义的认识，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乌托邦视域，而应该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理解，如上文所论述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维度，以及一直被人们遗忘或忽略的文化维度、生态维度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当代技治主义的内涵和发挥它的作用。而对于当代技治主义的态度，也需要走出过去简单的乌托邦和敌托邦二分，将其置于具体的运行背景和问题中去分析，即走向一种“审度”的技治主义。如此，才能更好为当代技治主义的理论重构提供空间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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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