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史结构

思想存在着思想的结构。从一定的问题出发，沿着问题的线索，思想就会进入一个由各种问题要素构成的、自身具有丰富逻辑关联的问题域。

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思想结构是一个共时的结构。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历时的结构。因为，工作在这个问题域中的不仅有我们自己、我们的同时代人，还有我们的前人。从而，任何一个问题域都是一个历史层累的思想结构，任何一个思想观念和学术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层累的思想史。

思想既是一个共时的结构，又是一个历时的结构，因此，它不仅有思想在空间上的横向展开，而且有思想在时间上的纵向伸展。我们只有把握住这一“图像”，思想结构的属于四维时空的特征才能被清晰把握住。一旦我们将思想自身的时间性的限制与规定考虑在内，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就是，思想的共时的结构应当服从于思想的历时的结构，在这一意义上，思想的共时的结构只是思想的历时的结构在空间上的横向展开。

具体来说，同时代的思想可以因为空间的差别而具有各自的地方性的特色，在彼此之间缺乏充分对话与交流的前提下，这种地方性的差别甚至可以是巨大的，从而表现为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但是，在根本上，就其是同时代的思想而言，它们在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结构上又具有共性。这也就是荣格等人的神话原型理论得以成立的原因。不同民族的神话系统在空间上是相互隔绝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由于同属于原始人类思维，而享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结构。

同时代的思想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同属于一个历史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结构的思想，但是，这不排除不同的地方性传统在各自相对独立、封闭的发展中所产生的时间差，这造成了具有当代关系的思想有可能并非同时代的思想，而是不同时代的思想。例如，假如在今天某个太平洋的岛屿上生活着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人类群体，尽管他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当代，但是，他们并不与我们分享同时代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人类原始思维的活化石，我们正可以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了解我们也曾经拥有过的但由于历史材料的丧失而久已被遗忘的过去。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就取消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之间客观存在的时代差别，把历时性的差别置换为共时性的差别，并进而将两者的关系处理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经常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做法，结果就是最终取消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之间客观存在的价值差别。它看起来是文化平等主义，实际上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差距和文化内在的矛盾张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却被以相对主义的方式抹平和消除了。它最终意味着，文化之间没有价值优劣之别，而只有传统和特色之别，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各自任意选择、习惯继承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性，是完全不可比较的，并且不容许相互批评。

剑桥思想史学派的语境主义的历史观意识到了对思想观念的研究应当自觉置于历史语境的规定之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是偶然地或者任意地置身于一个语境中的，思想史的语境也不是一个个彼此孤立的语言游戏的场所。相反，思想总是同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人们的生活有其实在性的根基，这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及其满足，正是这个构成了历史的基本动力，在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推动思想的发展。仅仅穷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语境，不能将它与其所从属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语境关联在一起，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关联在一起，这样的思想史考察就会变成一种抽象的研究和思考。换言之，语境本身也可以通过孤立化而变成脱离历史的，从而反历史的。

剑桥思想史学派的这种历史语境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和库恩在科学史领域所提出的科学范式理论以及福柯在人文科学领域所提出的知识型理论属于同一个时期，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具有相同的特点，即，过于强调不同时代思想之间的异质性和非连续性，而忽视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属于继承和发展、影响和转化、推进和变革的连续性关系。当历史语境的特殊性被强调到极致，属于思想的历时的结构就被转化为共时的结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在自身被孤立化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可比较性，成为权力意志任意出没的场所。这就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精神实质，同样也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剑桥思想史学派的历史语境理论的精神实质。

因此，建构思想的历史结构不是去单纯建构思想的历史差异性，而是同时也要建构思想的历史连续性。我们既要通过发现古人的思想作为他者来确立我们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的差异性，也要通过发现古人的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的一部分来确立我们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的连续性。而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是从古人发展而来的，我们曾经也是古人，思想的古代性就在我们自身的思想当中。正是由于我们曾经是古人，面对内在于古人生活之中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才变得与古人不同，成为我们自己。这就是历史。它反映在思想中也就是思想的历史。就此而言，在对思想历史结构的考察中一味地强调思想的差异性而否定其内在连续和发展的关系，所错失的恰恰是思想结构的历史性质。

思想史批判

一旦思想结构的历史性质被正确地揭示出来，发现这一历史性质并在其中达到思想的自我意识，由此来历史地推进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就是任何一种严肃的、有深度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所首先要进行的工作，而这也就是思想史批判的工作。思想史批判的工作的实质就是，将我们的思想所置身于其中、被其规定和限制的思想的历史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以解决其内在思想矛盾的方式对思想予以深化和发展。当我们从事于这样的思想史批判工作，我们立刻能够发现，无论是作为研究目的的我们自己还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本身都将得到清晰呈现，并在思想自身的历史推进中不断得到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就前者而言，正像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所宣示的，思想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认识我们自己，但是，当采取思想史批判的方式，得到认识的便不再是孤立、抽象的我们自己，而是被思想的历史结构所严格规定和限制的我们自己。因而，对研究来说，在思想的历史结构被清晰呈现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就后者而言，当我们自己通过思想史批判得到清晰呈现时，那规定和限制着我们的思想史本身也就作为与我们自身有所不同的他者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由此看来，在思想历史结构之中的古与今、自我与他者是一种双向建构的关系。古代的思想既规定和限制着我们，又通过历史自身的变革使我们与其相区别。反过来，我们在通过历史的内在转化过程确立我们自己的同时，也将古代的思想作为与我们有所不同的他者确立起来。

这一切始终处于思想的历史结构的双向互动过程之中，并且是一个向着无限性开放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因为，历史性不仅限制和规定着思想的结构，也限制和规定着思想史批判活动本身。从而，对作为研究目的的我们自己的认识总是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所认识也有所不认识，这一认识会随着历史条件自身的改变而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的认识也总是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对之认识了一些也发现了一些，但还有很多有待于随着历史条件自身的改变而被再认识和再发现。因此，对于从事于思想史批判的思想者来说，一个认识的常态就是，尚未被意识到的如今被意识到了，之前认识模糊的现在认识清晰了，过去被错误估价的今天得到了重新估价。这个过程是无限的，这就是思想史批判对思想历史结构的建构的开放性。

但是，思想史批判对思想的历史结构的建构又不是任意的。我们是在历史的规定和限制之下活动的，历史不仅规定着我们怎样活动，而且也规定着我们怎样创造，我们的活动并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思想史的建构是在历史自身的客观规定性下进行的，它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当代的视角、当代的思维方式，而是思想在当代的深化和开展。忽略了思想的这一根本历史条件制约，思想史研究的真理性质也就丧失了。

思想与文本的互动

当我们考虑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原则时，一个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的问题就是思想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因为，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思想史批判所直接面对和处理的对象不是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而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不是直接研究精神世界本身，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即人们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关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而思想和观念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现的，相反，是通过各种载体和媒介在历史中流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语言，而语言又主要是通过文字记录在文本中的方式流传的。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研究对象首要的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思想文献，这些思想文献记载了历史上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所思、所想。

一旦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历史上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所思、所想，历史的因素就需要被加以考虑，这不是单纯历史语境的因素，而是历史条件限制性的因素。换言之，一旦意识到我们的思想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我们立刻就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意识活动的经验认识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他们的生活之间是存在间距的。对于历史中生活的人们来说，世界有可能实际上是这样的，而认识却是那样的。由此，对历史上流传的思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考察无疑就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仅要知道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关于他们生活的世界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而且还要搞清楚他们是怎样想的和为什么这样想的。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他们关于所生活的世界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思考，并且能够最终联系到制约着他们的思想的历史条件，知道造成他们对所生活的世界做出正确或错误的思想的历史原因。简言之，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想了些什么、怎样想的和想得对不对，这三点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在对历史上流传的思想文献进行批判性考察时所应当主要考虑的内容。

就第一点而言，知道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这是人文学科研究者最基本的材料把握的功夫，它包括搜集文献、整理文献、校读文献等等。

就第二点而言，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的确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以句子的语法组织和逻辑组织的形式向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是，他们也通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构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前者是通过字面意义的理解可以大体把握的，但是，后者却需要通过对文本的深层逻辑结构的分析才能够把握。前者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直接向我们说的，后者却未必是他们直接向我们说的，但不等于他们没有这样想过和不想向我们传递这样的想法。从把握思想家真实思想原意的角度出发，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工作，它使我们在知道思想家们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的基础上还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想的和为什么这样想的。而对思想文献的深层逻辑结构进行分析的工作也就是对思想家们的思想进行逻辑重构的工作。显然，对于研究者来说，正是这部分的工作最显露一个人的才华。因为，文献搜集、整理和校读需要的是勤奋、诚实和耐心，而对思想进行逻辑重构需要的是创造力、理解力和判断力。

但是，仅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对于思想史批判来说，基于思想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对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研究就会变成完全技术性的工作，它可能搞清楚了历史上的思想者们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和怎样想的、为什么这样想的，却不知道其内在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还必须知道他们想得对与不对以及背后的原因。换言之，我们不仅要知道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实际上想了些什么和怎样想的，而且还要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并且据此来诊断他们的所思所想的具体的历史条件限制，知道在怎样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什么是他们能想的、什么又是他们不能想的，什么是他们能够清楚思想的、什么又是他们不能够清楚思想的，什么是他们仅仅不自觉地思想过的、什么又是他们甚至只是无意识地思想过的。

显然，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正是这第三点才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和思想境界。他不是无是非、无立场、价值中立的，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相反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思想对于他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在他的思想中渗透着他对他自身所处的整个社会历史存在的责任意识和敬重之情。显然，这样的研究才是有灵魂的研究，我们通常用“思想具有现实关怀”来形容它。

但如果是这样，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他就不能将自己封闭在单纯的思想与文本的互动中。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不是立足于生活实际，那么，这种思想与文本的互动就注定是空洞的和意义重复的。所谓阅读失去了新鲜感，实际上就是不再有新的人生经验被激活。这当然是由于人生经验源泉的枯竭。因此，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思想史批判中的思想与文本的互动，在根本上要求研究者的思想从其人生经验的封闭形态中走出来，向更为丰富、更为深广、更为生动而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经验开放，而且要学会不断地、自觉地向之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思想创新的不竭的源头活水。

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应当牢记：在学术之外有思想，在思想之外有人生！它是我们进行思想和研究的内在的价值与意义，也是我们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最深刻的存在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