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是现代世界的主导逻辑，内在地贯穿和作用于人、社会与自然。但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一样，资本逻辑也非一成不变的僵死物，“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具有相对稳定的质并不排除资本逻辑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资本逻辑特别是其具体运行方式和轨迹在当代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诚若大卫·哈维所言：“自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在外表方面肯定已经有了一种显著的变化，纵然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逻辑及其危机趋势依然未变”[2]。强大的适应能力既为资本逻辑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也造成了某种必然性和现实性。逻辑的转变不仅内在地变更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轨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全部生存世界，本质地关涉到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共时态地蕴含着令人类文明衰落和重生的双重可能。对这些变化及其效应的澄明与揭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驾驭进而超越资本逻辑的必要前提。

遗憾的是，学界目前虽然十分热衷于将资本逻辑作为解剖现代世界和当下中国的“钥匙”，但对这一“钥匙”本身特别是它的当代变化研究相当不足，甚至还没有生成足够自觉的问题意识。尽管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变迁一直颇为关注，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使当代资本主义越发清楚地显露出来，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变迁不等于资本逻辑的变更。作为资本运动必然性的法则与机理，资本逻辑的变换是资本主义变迁的内核和根本，而资本主义的变迁则是资本逻辑变换外显的反映与表现。这意味着，目前多数关于资本主义变迁的讨论尚未跃升至资本逻辑及其嬗变这一更为深刻的层面。一些研究在对资本主义新特点的探讨中不同程度地触及资本若干具体逻辑的转变，但应该说，资本逻辑的当代嬗变还没有作为有机整体足够清晰地呈现出来。

如果资本哲学希望更加深入地切中进而变革资本逻辑和人类存在的现实，展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性，那么对资本逻辑当代变异及其社会历史意蕴的探讨就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刻不容缓。这是资本逻辑研究乃至整个资本研究十分重要的新生长点和发展进路。惟有自觉发掘和阐释资本逻辑时代变化的哲学，才是无愧于时代的资本哲学。诚如丰子义先生所言，不仅要着眼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更要结合现实社会的变迁，对资本逻辑的新形式、新特征等作出理论阐释，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支撑。[3]本文尝试从总体上对资本逻辑特别是其构成形态的变化加以探讨，阐释当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嬗变，以期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研究。

资本运动的逻辑呈现为四个有机联系的层次：形成、扩张与扬弃的总逻辑，价值增殖的核心逻辑，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和提高-降低效率、竞争-垄断、创新-守旧、理性化-反理性、公共性-私独性等相反相成的具体逻辑。它们共同构成资本逻辑的系统结构。[4]缘于内在本性，资本无法根本性地改变其总逻辑，也不会根本性地改变核心逻辑。这二者是资本运动逻辑的“硬核”。但由于外在条件的不断变更，为了稳定以至更好地增殖，资本必须经常性地变换运行态势，改变“外围”和“保护带”，转换对各种具体逻辑的运用，导致其中某些逻辑强化或削弱，诸逻辑形态间的关系重组，创造-消解文明逻辑出现变化，甚至连价值增殖逻辑的运行也发生改变，从而使总逻辑的具体运行轨迹亦有所变动。在当代资本所表现出的逻辑变化中，增殖逻辑、扩张逻辑与扬弃逻辑、正向逻辑与负向逻辑等逻辑形态的变动最为关键。

一、增殖逻辑整体强化

在名著《漫长的20世纪》中，“历史资本主义”学派的主将乔万尼·阿瑞吉提出，在数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中，经过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的反复结合，资本成功实现了四个周期性的体系积累。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自我变革与创新的能力。这种变革和创新首先且集中地表现在增殖上。这种增殖不仅体现为价值的增殖，也呈现为财富的增长。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财富涵盖价值，包括商品、货币和资本三种基本形式。增殖须臾不停，但当代资本的增殖却显露出新的特点。总体而言，增殖不仅没有衰退，而且愈发强化。当代资本不单擅于生产、实现和分割剩余价值，在这三个环节或向度都作出较大调整和“改良”，而且擅长灵活和高超地获取财富，赢得对财富的支配权。虽然“利润率趋向下降”，但迄今为止，当代资本所掌控价值和财富的数量却迅速增加，并且支配了社会价值和财富的绝大部分，而且是愈加庞大的部分。不仅人类的劳动，而且自然的资源，都落入资本囊中。诸多数据表明资本支配价值和财富的数量与比例不断攀升。

托马斯·皮凯蒂基于大量数据提出的观点：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为多数世人所熟知和认同。在他看来，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大致为4%至5%。但值得再次提请注意的是，皮凯蒂是在“资源”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资本概念的。资源涵盖的内容远大于资本，从而必定摊薄资本的收益率。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资本收益率，一定更高于此。资本的收益率也远高于劳动的回报率。并且，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通过劳动获取财富远远赶不上通过资本获取财富。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靠劳动致“富”的可能性很低，而资本致“富”则要“现实”得多。当前的众多现实都表明了这一点。人们也很容易体验到。

可见，当今时代的资本增殖逻辑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进一步加强。资本增殖数量和比例的增大源于其增殖力度、广度和深度的强化。众多增殖机器、方式和手段都被制造出来，一刻不停地开足马力运转着。一切现实和虚拟的存在，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从生产到消费，从债权到债务，从财富到景观，从自然到人工，都沦为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手段。科技、理念、知识、信息、符码乃至理想和信仰等等，均越来越“死心踏地”地为资本增殖服务。后（新）福特制、娱乐化、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等同样成为增殖的方式。而垄断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更是构成增殖逻辑强化的关键机制。

垄断资本受增殖逻辑的支配更为深刻。“垄断资本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共同指出，“大公司的经济同过去的小企业家相比，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受到追求利润的逻辑的统治”[5]。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威风八面的垄断资本，就是由于它拿到了远多于其它资本的价值与财富，从而极大地扩张和膨胀起来。垄断资本本能地明了增殖是自己的力量源泉和生命线，离开增殖自己什么都不是。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其强烈、持久和日益发展的趋势与其说是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还不如说是谋求更大的剩余价值。”[6]垄断资本不仅在观念上更加渴望增殖，而且在现实中更有实力和能力获取价值与财富，能够淋漓尽致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攫取巨额垄断利润。在垄断资本带动下，资本增殖的逻辑愈发强劲。“垄断资本学派”甚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一种强烈的、持久的、且不断增强的趋势，那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要快于能够找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7]。

较之其它资本，金融资本增殖的愿望尤为强烈，更加狂热地追逐高额利润。金融资本就是为增殖而生的。诚如希法亭所言，银行“作为金融资本来掠夺产业利润，就像以前的古老的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掠夺农民的收益和地主的地租一样”[8]。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阶段上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生产的成果”[9]。虽然金融资本本身不创造价值，但由于必须分割大量和大部分剩余价值，因此，它总是热切地协助和迫使职能资本获取更多财富。而为了应付金融资本的“收割”，职能资本“不得不赚足够的钱来支付借款利息”[10]，必须“创造”更多得多的利润。从而，随着资本金融化的持续推进，社会总资本获取利润尤其高额利润的能力变得更强，增殖的效果进一步凸显。

全球化过程中对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也是发达国家资本增殖逻辑强化的主因之一。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许多学派都强调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尤为重视。福斯特说，“从海外所获取的巨额剩余价值强化了核心国家的过度积累问题。”[11]资本没有祖国。资本全球化的历史就是将增殖之手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从资本主义诞生伊始，世界的财富即通过诸多路线和方式流向体系中心。在当代，作为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更加牢固地控制了身处边缘的不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财富的攫取愈演愈烈，而且还享受到由衷欢迎乃至顶礼膜拜。苹果等跨国公司的海外工人工资仅占其总支出的很小比重，绝大部分好处都掌控在母国资本及其人格化身手中。尽管如此，许多不发达国家至今仍热烈期待跨国企业到本国推动经济和就业。将不发达国家民众所创造的巨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搜刮至国内，让发达国家资本暂时性地缓解了本国价值生产受限或衰退的窘境。哈维指出，“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可以（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惊人地发展，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12]

日趋强盛的增殖逻辑更有力地支配创造文明和消解文明逻辑以及构成它们的具体逻辑的运作，让资本的收益率越来越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回报率，令资本力量更为强大、统治愈加牢固，社会财富、权力和地位向资本的聚拢日渐明显，资本拜物教也越发膨胀和显赫。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相互强化，共同推动资本总逻辑的运行，并在客观的意义上促进扬弃逻辑的发展，加速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进程。当然，马克思反复论证，增殖逻辑不可能无限强化。在其达到一定点之后，就会走向反面。资本主义不过是以制造更大危机的方式超度眼前的危机。

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应该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拥有或者说能够创造出相当多达成所愿的方式方法。资本文明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空间，虽然它必须并且必然被根本性地变革。换言之，资本还能在一定历史时间内继续运行乃至强化自己的增殖逻辑，尽管不可避免地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即便是以金融危机为核心的经济危机，一些资本大鳄也能从中渔利。虽然危机最终必定将金融资本击垮，但它却反转为金融寡头牟取暴利的有力手段。“金融危机实际上成了使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精英手中加速积聚的最佳手段。”[13]然而，“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马克思说得很妙：“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4]强盛的增殖逻辑必定让资本的自我扬弃逻辑同样变得更为强大。增殖逻辑的核心地位与强势状态，要求对其加以足够重视，着重以之出发思考资本逻辑相关的现实与理论问题，特别是使之更充分地助益资本的自我扬弃。

二、扩张逻辑持续加强，扬弃逻辑日益发展

增殖逻辑强化的同时意味着资本扩张逻辑的加强。二者内在相通。在当代，资本的扩张不仅没有由于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民族革命有所停歇，相反愈加汹涌澎湃，构筑起哈特和内格里笔下强大的资本“帝国”。哈维和伍德等诸多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分析了资本扩张的机理。这种现代主宰既在广度上竭力扩张，拓展统治空间，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布展开来；又大力开辟支配领域，将社会、文化、生态、道德和身体等尽数纳入操控范围；还在深度上强化扩张，渗透进各种微观层面，操摄人们的灵魂与行动。从本质向度看，资本的扩张首先表现为价值、财富的增殖，这是其扩张的核心内涵。但这种扩张也表现为统治和权力的扩大，以及意识形态层面拜物教的强化。

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平台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更显强大。平台资本主义研究专家、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当前具有很大统治力的数字平台的强势扩张，“平台对数据的渴求意味着这些企业在不断扩张。这不仅导致隐私问题，而且也意味着这些类型的企业会根据以数据为中心的资本集中逻辑而发展壮大。……这些公司迅速收购了有强大数据提取潜力的创新型创业公司。……与福特公司式的经典垂直整合不同，平台采取了根茎式的整合形式。这些平台的扩张性质意味着，在提取数据的激烈竞争压力下，完全不同领域的公司正聚合在一起。”[15]这些分析富有见地，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平台资本主义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的扩张深有启迪。

资本越来越强力、深刻却隐匿地宰制当代人类，以近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令人们逐步失去反抗和超越的意识与能力。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是众多令色巧言中最曼妙的一个。结果，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假象日渐反转为“真相”，犹如谣言经过反复传布摇身成为“遥远的预言”。人们愈发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历史的、暂时的现象，而是视为自然的、永恒的铁律，不但茫然无措、却步不前，甚至转而热烈地支持它的统治，认定为“历史的终结”。相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却“沦落”为陈腐乃至偏执的“牢骚”。事实上，无论资本主义发挥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作用，相对于其它制度拥有多么显著的优越性，它都确定无误地存有根本的局限，绝非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理想”模式，因而必须被决定性地超越。

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失去对“后资本主义”的憧憬，停下“反资本主义”的脚步。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杂性的。众多可能性相互交织。事实上，扩张逻辑的过度强化也意味着扬弃逻辑的即将来临。罗莎·卢森堡说得好，“尽管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生涯的历史阶段，但它也是将资本主义带到一个迅捷终结点的当然手段。”[16]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必然由于内在系统性矛盾的持续推动而根本性地使自身成为更高文明形态的组成因素。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是资本及其逻辑“存在的历史性”。这种自我扬弃的实现将使人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迎来“真正的人类史”。不断扩张的资本在历史进步中实际地为建构更具合理性与优越性的社会形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器物、制度与观念条件，使扬弃逻辑逐步显露和发展。换言之，资本的扩张逻辑和扬弃逻辑两极相连、一体两面，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向度，而绝非的对抗。黑格尔关于矛盾对立面统一性的分析对此富有启示。在某种意义上，扩张逻辑越是强化，扬弃逻辑就可能越早实现。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能够实现人类解放的程度，今天的生产力水平较一个半世纪前又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了许多，为人类超越资本文明奠定了坚实得多的基础。生产的相对过剩在局部上已经转换为生产的绝对过剩。马克思当年已有强烈的根本扬弃资本主义的信心，今天的我们更可以有这种信心。的确，按照马克思当年的标准，今天的生产力的确可以认定为“高度发展”。当然，光有信心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合理地利用人类的这种果实，并展开积极行动。

历史并不会预先决定什么，更不会被预先决定什么，而总是在必然性基础上敞开巨大可能性空间。科学预测并非先知预言般的“绝对真理”。资本的扬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的过程。这种扬弃同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与发挥密不可分。事实上，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活动特别是革命性实践才能真正展开和实现。尽管“主体性”成为被人唾弃的“黄昏”，但是，不同于“主体主义”，它具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只能被超越而不能被取消。一味取消主体性，走向的可能是前主体性，而非“后”主体性或“超”主体性。事实上，对主体性的取消本身就动用了主体性。没有自觉而不懈的行动，资本的扬弃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或“充足理由律”。甚至可以说，不经历艰辛的斗争，资本是决不会根本扬弃的。或许可将此视为继两个“决不会”之后的第三个“决不会”。促成资本的自我扬弃，根本性地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生成更高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是当代人类最本质性的任务之一，或许也可视为人类的“自我救赎”。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是从根基处超越资本文明、创生更高文明的历史良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愈发清晰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人类生存的本体性困境和社会文明的整全性危机，更是明晰地泄露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局限性。这内在地孕育了超越资本文明、建构新型文明的核心要件，昭示人们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能否成功超越资本文明，创建新型文明形态，是对当今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的重大考验。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以愚公移山的气魄，切实并睿智地把握这一宝贵时机，坚定有力地向更为高远的目标迈进，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以至日常生活中，切实而又坚持不懈地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进而整个文明形态。

当然，资本的扬弃需要诸多现实条件和较长历史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两个“决不会”的提醒拥有长久的意义。这要求我们在积极进取的同时生成充分的智慧并葆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耐心。通过一次革命就一劳永逸地进入理想王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本身就是当代人类需要变革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改革”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后革命”不一定是“反革命”，或许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美好生活必须反复锻造方能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不断革命论”是值得借鉴的。当然，前提是合理理解革命的意涵。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亦即人全面的自我解放。

三、负向逻辑驱逐正向逻辑

在特定时间中，事物往往并存不同面相。资本同时内在地存有作为正向逻辑的创造文明逻辑及其诸具体逻辑（如提升效率、创新、公共性等逻辑），也存有作为负向逻辑的消解文明逻辑及其诸具体逻辑（如降低效率、守旧、私独性等逻辑）。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多数正向的具体逻辑较与之相对的负向逻辑更为有力。譬如，提升效率逻辑和创新逻辑远强于降低效率逻辑和守旧逻辑。人们争相创新，极大提高了生产乃至全部活动的效率，使资本主义的总体效率远远超越前资本主义。正向逻辑在整体上显著强于负向逻辑，令资本发挥出重大积极作用，表现出显著历史进步性，使人类的生存向上跃升了很大台阶。

众多思想家都对此发出了热情的讴歌。连资本主义最严格的批判者马克思也是如此。但它的积极意义或许比马克思所由衷称赞的“还要多、还要大”[17]。而且，除其积极意义外，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因此，资本及其逻辑必须被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对待。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倒退性并不能掩盖其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看不到这一点，关于资本及其逻辑的理解必定出现严重偏差，也无益于对资本逻辑的合理应对。当然，在这一时期，资本的负向逻辑已然存在并造成影响，有些还相当强劲。不过，总体而言，正向逻辑强于负向逻辑，积极作用也大于消极影响。这构成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高速发展的深层机理。资本现代性之所以能够在卢梭文明与反文明并行，米拉波文明与野蛮循环，狄更斯最好时代与最坏时代共生的喟叹中大踏步前进，原因正在于此。唯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足够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运行。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是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论的。事实上，即便同处上升期，正负逻辑在不同共同体和个体中的力量与效应也有明显差异。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正向逻辑的力量更加强劲，表现更为积极，所形成的效应也更加有益；负向逻辑的力量与行动被相对抑制，造成的消极影响也较小。而在体系边缘，正向逻辑的力量和效应大打折扣，负向逻辑的力量与效应则突出许多。简言之，并非所有人都能同等程度地享受资本逻辑的积极意义。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判若云泥。暴涨的“历史水平线”对于不同民族、阶级、阶层和个人并不“水平”。

对此，诸多理论都作过相当程度的论及，尽管还没有明确从“逻辑”的层面出发。乔治·索罗斯明确提出，“在目前架构的全球资本体系中，中心国家比外围国家有太多的有利条件。”[18]苏珊·斯特兰奇也指出，金融危机对不同人的影响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反。“银行和大企业作为一方，可以在多数情况下，在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利、生存下来；而作为另一方的农民、工人和小企业发现，获利或生存困难得多”[19]。还必须看到的是，中心和边缘的区别目前并未在内格里等人所指认的作为资本当代统治形式的“帝国”中明显弱化。而在社会内部，更是愈演愈烈。阶层固化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社会流动愈加困难。诸多实证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越发深切地感受到各种“二代”“三代”乃至“家族传承”的兴盛。这就是“承袭制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社会仅剩教育和运气两条主要的上升通道。但幸运女神不会轻易低头“垂青”弱势群体，而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也变得越发困难。精英大学的大门往往只对“精英”及其后代敞开。“草根”改变命运的机会日趋减少。

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过度扩张的资本越来越丧失存在合理性，创造文明等正向逻辑变得越来越乏力，而消解文明等负向逻辑却越来越强劲，越来越驱逐和取代正向逻辑。或许可将此称为晚期资本逻辑的“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格雷欣定律”，即劣等的资本主义模式驱逐优等的资本主义模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众多资本主义模式间存在诸多差异，有的是优等的，有的是劣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局限或倒退之处在于，正如货币世界所发生的那样，不是优等的资本主义取代劣等的资本主义，相反，是劣等的资本主义驱逐优等的资本主义。具体地说，是劣等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驱逐其他优等的资本主义模式。[20]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也有类似看法。他提出，在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最不完善的一点一点地战胜了它的对手，虽然后者更为有效。”[21]

就资本逻辑而言，同样存在这种劣等（负向）逻辑驱逐优等（正向）逻辑的机理与趋势。正向逻辑在整体上越发难以实现增殖，因此，资本必然倾向于诉诸负向逻辑而非其对立面增殖。譬如，由于资本在现阶段不易通过发展益于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获得“足够”利润，于是就更多地依靠膨胀根本上利于少数人私欲的虚拟经济乃至“虚幻经济”达成目的。“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早已只占金融资本业务收益的微不足道部分，金融资本的主体工作是投机性交易”[22]。与此一致，资本的消极影响愈加显著，并越来越取代其积极效应。这是资本在自身范围内无法逃脱的命运。埃伦·伍德说得好：资本主义无法继续繁荣地发展，“这一趋势在当今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明显。今时今日，我们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消极后果远远超过其积极物质收益的临界点。……那种试图依据资本主义原则来实现物质丰裕的努力都只能越来越多地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消极面，……而不是其积极的物质利益——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讲尤为如此”[23]。

在资本主义高度金融化的这半个世纪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整个世界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最近的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历经十年仍然没有完全消散，而新的危机又已在资本主义的母腹中孕育并渴望早日降生大干一场。中小资产阶级疲于奔命，社会大众苦不堪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次又一次地对全球房地产市场泡沫发出警告。据统计，全球房价指数在2007年第三季度达到最高的127之后，到2012年第一季度降为最低的114.6，而在这之后，连续9个季度上涨，到2014年第二季度又已经飙升至119.7。[24]当然，纵然如此，正向逻辑也没有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消失殆尽。

可以发挥资本的正向逻辑，实现其积极意义；也可以同时抑制负向逻辑，规避和减轻其消极影响；但最关键之处在于，促成资本的自我扬弃。即使不是完全的扬弃，也要使之逐步扬弃。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不断积累的量的超越终将使资本迎来质的扬弃。而只有发生根本性扬弃，诸正向逻辑才能真正克服各自的对立面。不过，反过来看，或许正是由于负向逻辑的过度强势，使对资本的扬弃愈益成为必要，并让人类得以看清资本及其逻辑的秉性与趋向，下决心走超越资本文明的道路，而不是沉醉于正向逻辑的甜美酒浆。

但必须警惕的是，负向逻辑对正向逻辑的驱逐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二者并非严格的此消彼长关系。如果没有被有效限制与调整，当消解文明等负向逻辑进一步扩张至更为强大的程度，就可能完全爆发出来，致使文明根本倒退乃至覆没，从而令正向逻辑丧失发挥作用的基础。受资本深层规约的核战争、转基因技术和生态危机等等，都愈加可能引发人类和文明的毁灭。这是资本逻辑另一种可能的趋向。并且，这种可能性一直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严肃的批评者郑重地提出了“资本主义没有未来”的命题。伍德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范围广且影响程度深，其自身的矛盾毫无疑问将日益摆脱所有对其实施的控制手段。人们所抱有的实现一个人性的、真正民主的且生态上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之希望，正在变得愈发不现实。”[25]

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应完全依赖资本的“自我扬弃”。有绝对的逻辑，也有相对的逻辑。根本性的自我扬弃并不是资本绝对的未来。这种逻辑和前景需要具备诸多现实的条件，而且还需要一些预设的前提。事实上，如果没有对资本及其逻辑有力的驾驭和超越，它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也不是毫无可能。这并非忧天杞人之耸听危言。而且，正如作为多数“弱势群体”更少、更晚地享用资本逻辑带来的成果一样，他们也更多、更早地遭受资本逻辑造成的苦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当代人类必须对此形成清醒的认识，在自己还能作为时展开积极有效的行动。因为，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现实的希望永远存在。

结语

资本逻辑在当代发生了诸多明显而重要的变化，但上述三种变换最为关键。总体而言，它们并存共生、相互规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资本逻辑的时代嬗变，内在而深刻地改变现时代的资本、世界和人。历史的参天大树能够在人类的精心守护中绽放出芬芳的花朵。当代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关注和把握资本逻辑这些关键转型，并始终重视其不断出现的新变化与新特征，进而生成合理的理念、展开正确的行动，有力地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通达更高程度的解放与自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3页。

[2] [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8页。

[3] 参见王海锋、李潇潇：《构建与时代发展水平相符合的哲学——第十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举行》，[OL].（2017-09-04）. http://ex.cssn.cn/zx/201709/t20170904_3628383.shtml.

[4] 刘志洪：《超越整体的混沌表象——资本逻辑系统结构的当代理解》，《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期。

[5]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3页。

[6] [美]保罗·斯威齐：《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邢一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年第8期。

[7] [美]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福斯特：《停滞与金融化：矛盾的本质》，张雪琴译，《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

[8] [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9] [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10] [美]哈里·马格多夫：《马格多夫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四封书信》，孔德宏、牛晋芳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4期。

[11] [美]约翰·福斯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国华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1期。

[12]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164页。

[13]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15] [加]尼克·斯尼瑟克：《平台资本主义的挑战：理解这种新商业模式的逻辑》，梁超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

[16] 转引自[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18] [美]乔治·索罗斯：《新的全球金融构架》，载[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达巍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7页。

[19] [英]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李红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再不济，银行和大企业也可以依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自己输血，因为它们是“大而不能倒”的。

[20] 参见[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刘继业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21] [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22] [美]约翰·卡西迪：《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基本运作状况》，张征、徐步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23] [加]埃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页。

[24] 转引自朱安东：《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25] [加]埃伦·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

原文载于《现代哲学》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