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子》的历史哲学*

孙中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历史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整体性质与规律的哲学部门，亦称历史观。《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共同体的集体著作，时间跨度，覆盖整个战国时期，从前五世纪战国初，到前三世纪战国末秦统一。《墨子》荟萃墨学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儒学同称显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儒墨学对立统一，兼容互补，是中华文化多元并存，璀璨亮丽的典型范式。墨学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型，是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组成元素，具有重要的历史、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用E考据（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超越总体研究）的方法，阐发《墨子》历史哲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论体系，论述墨学社会历史观的闪光亮点，分析其历史发展观，劳动价值论，人情人性论，人民、利民与民生范畴论等科学观点，凸显墨学崇高的学术价值，功能作用，值得细为品鉴，传承弘扬。

【关键词】《墨子》；历史哲学；范畴；原理

【作者简介】孙中原（1938-），1956至196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哲学专业本科，1958-1961年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读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研究生班，师从杨献珍、艾思奇，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研究中国逻辑史与古代文献，师从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1960年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93年任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逻辑、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墨子学会顾问，中国墨子学会原副会长，河南省墨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逻辑学会监事，中国逻辑学会原副会长，燕山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著作80余种，论文400余篇。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墨学百科全书》（24FZXA005）阶段性成果。

引言

历史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整体性质与规律的哲学部门，亦称历史观。本文用E考据（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超越总体研究）的方法，阐发《墨子》历史哲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论体系，论述墨学社会历史观的闪光亮点，分析其历史发展观，劳动价值论，人情人性论，人民、利民与民生范畴论等科学观点，凸显墨学崇高的学术价值，功能作用，值得细为品鉴，传承弘扬。

《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共同体的集体著作，时间跨度，覆盖整个战国时期，从前五世纪战国初，到前三世纪战国末秦统一。《墨子》荟萃墨学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儒学同称显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儒墨学对立统一，兼容互补，是中华文化多元并存，璀璨亮丽的典型范式。墨学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型，是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组成元素，具有重要的历史、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历史发展观

《墨子》从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认识论、语言论与方法论等多维度，多侧面，大格局，高起点，阐发其历史主义观点。历史主义，亦称“历史观”“历史感”“历史分析”等，是用历史联系与发展变化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现象。

历史发展观，把社会现象，看作是在历史中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观点，是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与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并列，是对社会历史根本观点的综合概括，具有基础性、前瞻性与前导性，是劳动人民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指南导引。

《墨子》历史哲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论体系，与世界先进科学理论，融会贯通，联系接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恩格斯说：“黑格尔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

恩格斯赞扬黑格尔著作“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②]从战国初墨子十论（《尚贤》至《非命》），到战国末《墨经》六篇，表现墨家历史发展观的数据资料，异常丰富清晰，到处体现“历史感”“历史分析”与强调历史发展变化的科学方法论。

1.尧义在古，名实俱变：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论。《经下》第154条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举例解释说：“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鹤也，是以实示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

即说“尧是仁义的”，这是今天所说的话，而这句话所指称的历史实际，是处于古代，古代与现代，是本质不同的历史时代，论证的理由在于“尧是仁义的”这个命题，涉及语言与历史实际这两个方面。

语言表达，交流思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展示语词概念，教人明白。另一种是展示实际事物，教人明白。例如说：“我的朋友是富裕商人。”这是展示语词概念，教人明白。教师带学生，到野外湿地实地考察，用手指着一种实际动物说：“这就是仙鹤。”这是展示实际事物，教人明白。说“尧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个语句所指称的历史实际，是处于古代。

《经上》第81条专论知识分类说：“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经说上》解释说：“知。传受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名知”即语词概念之知，定义为“所以谓”，即称谓述说的工具手段，“实知”即实际事物之知，定义为“所谓”，即称谓述说的对象，从逻辑学、认识论的理论高度，阐明历史发展观的范畴与原理。

《经下》第117条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经说下》举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经下》《经说下》整条，是用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阐明历史发展观的科学分析方法。《经说下》分析典型事例，说：“尧善于治理。”这是从现代观点出发，考察古代，断定说：“尧善治理古代。”如果从古代视野出发，考察现代，则尧不能治理，因为历史发展，古今差异，现代比古代晋阶高级，表现新质，更为复杂多样。

《经下》是从典型事例分析出发，概括历史发展观的基本原理，考察历史发展的有无是非，“所然、未然”（已经如此，未有如此），某事之所以这样，与某事之所以不这样的原因，可从“尧善治”命题，适用于古，而不适用于今的事例，类推而知。这种“类推”，是指对“尧善治”命题，古今是否适用的典型事例分析。“尧善治”，是指善于治理古代，不是指善于治理现代。肯定历史继承与创新的两面性，古今不同，社会异质，是明显清晰历史发展观论断。

“于是推之”一词，明清出现8次，意同《墨经》。“于是推之”，后发展为“以此类推”“依此类推”。“以此类推”用例，宋至清代出现42次。“依此类推”用例，明清出现3次。“以此类推”“依此类推”义同。“以”：用，按照。“依”：依照，按照。

从《墨经》《四库全书》出现“于是推之”“以此类推”“依此类推”46次的语境与案例分析，其推论性质，是从分析典型案例出发，推论一般情况，即由个别推知一般，是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

2.“久”：表时间绵延性的历史哲学范畴。《经上》第40条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久。古今旦暮。”即“久”(时间范畴)是一切不同具体时间形式的概括，如古代、今天、早晨、晚上。

“久”通“宙”（zhòu），概括古往今来所有时间，是时间的总称，历史发展观的时间范畴。“弥”：遍满，普遍，概括。《淮南子·齐俗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庄子·庚桑楚》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本末）者宙也。”注：“宙者，有古今之长。”“本剽”（běn piāo）：始末。成玄英疏：“剽，末也，亦原也。”“剽”（piāo）：末尾；原本。

3.昔虑今虑：与时俱进，创新思维。《大取》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昔之知穑，非今日之知穑也。”[③]即过去思虑，不等于现在思虑。过去爱人，不等于现在爱人。过去知道节俭，不等于现在知道节俭。《小取》称为“一是一非”式的比辞类推，广义类比推理，语句排比类推。

古今思虑有别，思虑与时俱进，随时代变革创新，随历史发展变通。爱人贯彻今昔，有新表现，新功效。节俭节用，过去现在，坚持不懈。《墨经》坚持历史发展观，倡导历史主义，用历史分析法，使创新思维成果具有历史感。前三世纪《墨经》的系统科学知识，是前五世纪墨子“十论”呈现新质的高级阶段，对墨子兼爱说，推出创新论证，是不同时代的思虑追求。

4.批判儒家复古论。《非儒下》说：“儒者曰：‘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即儒者说：“君子必须穿古代衣服，说古代语言，才叫做仁。”墨家批判说：“所谓古代语言衣服，当时都曾经是新的，而古人说这些语言，穿这些衣服，照儒家的说法，他们就是非君子，这就意味着，一定要穿非君子的衣服，说非君子的语言，才叫仁吗？”

推论步骤：“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 古服古言皆尝新→古人言之服之→古人非君子→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与初始命题“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矛盾。儒家同时断定“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Q）与“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非Q）的矛盾命题，违反矛盾律。墨家运用归谬法，驳斥儒家谬论。

《耕柱》记载：《公孟》说：“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管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即公孟子说：“君子一定说古话，穿古服，才叫做仁。”墨子说：“从前商纣王与卿士费仲，是天下的暴人。箕子、微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们语言相同，但有仁，有不仁。周公旦是天下圣人，其弟管叔是天下的暴人。他们服装相同，但有仁，有不仁。可见仁，并不在于穿古服，说古话。况且你是效法周朝，而没有效法夏朝。你说的古，还不够古。”

《非儒下》说：“（儒家）又曰：‘君子循而不作’（述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鞄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即儒家说：“君子只转述前人，不自己创作。”墨家回应说：“古时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船，若按儒家观点，现在皮匠、车匠，都是君子，而羿、杼、奚仲、巧垂，岂不都是小人？况且，现在皮匠、车匠所遵循的，最初必定有人先创作出来。按儒家观点，这些最初创作的羿、杼、奚仲、巧垂等人，因为只自己创作，不转述前人，就都成小人，那么后人所遵循的，岂不都成小人道？墨家用归谬法，分析儒家“君子述而不作”命题的矛盾，批判其谬论。

《耕柱》记载：“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述，己有善者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述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述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即儒家信徒公孟子说：“君子不创作，只是转述而已。”墨子说：“不是这样，人中最不具备君子品行的人，对古代善的不转述，对今天善的不创作。第二等不具备君子品行的人，对古代善的不转述，对自己有善就创作，希望善出于自己。现在只转述，而不创作，与对古代善的不转述，对自己有善就创作的人，没有不同。

我主张对古代善的就转述，对当今善的就创作，希望善更多。”批判儒家“君子述而不作”的谬误命题，“多多益善”成语出典。墨家运用典型的归谬反驳法，批判儒家复古谬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绝妙新颖的经典佳话。

二、劳动价值论

墨子论证人兽之别，明确提出“劳动价值论”这一历史发展观、科学历史观的根本原理。墨子肯定，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是区别人与禽兽等动物的本质属性、特有属性。《非乐上》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征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飞鸟、征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即人类与禽兽、麋鹿、飞鸟、昆虫不同。禽兽、麋鹿、飞鸟、昆虫，用羽毛作衣裳，用蹄爪作裤屦，用水草作饮食，所以雄不耕田种植，雌不纺纱制衣，衣食财用已经具备。人类与动物不同：靠自己力量生产，就能生存；不靠自己力量生产，就不能生存。论证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阐发劳动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与作用，是清楚明白的劳动历史观，唯物历史观，科学历史观。

墨子名言“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劳动者不得食”，意义相通，若合符节。列宁说：“而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根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懂得的。”“这个简单的，十分简单和明显不过的真理，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保障。”[④]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即与猿拱手作别，人类坠地，进化到原始社会。磨石为工具，石器时代，人类少儿时期。铜铁炉中火焰滚，青铜铁器时代，经过几千年。石头磨过，把石头打磨，制造成石器。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器和铁器用炉火冶炼翻铸。不过几千寒热，石器时代经过几十万年，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经过几千年，人类社会进化的加速度。

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⑤]

人兽之别在劳动，劳动创造人本身。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手的使用与语言思维的产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发展。[⑥]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 (1623—1687)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也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Labor），指发生在人与自然间的活动，通过人有意识的，有一定目的的活动，调整控制自然，使自然发生物质变换，改变自然的形态性质，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服务。

《墨经》记载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制鞋、造铠甲、土石建筑等各种劳动，探求其原因与规律，概括各门科学知识。墨子出身工匠，会制木鸢，车辖，守城器械。精通木工，熟悉百工。《鲁问》：“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三十石（3600斤）之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公输》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贵义》记墨子自称“贱人”，比喻墨学像农民种庄稼，采草药。《吕氏春秋•爱类》说：“（墨子）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人：卑贱人，劳动者。

《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法仪》说：“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平以水，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

《鲁问》记墨子自述农业劳动的体验体会。“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

“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三辩》说：“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非攻下》说：“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紝，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非乐上》说：“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紝，多治麻丝葛绪困布縿，此其分事也。”

《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紝，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

劳动圣人倡劳动。墨子极力宣扬劳动价值论，劳动创世说，突显世界哲学领域的典型事例：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墨家是劳动者的学派，墨学是劳动者的学说。劳动圣人有定评。毛泽东（1893 -1976），自幼酷爱阅读传统经典，经史子集，尤重研读《二十四史》。1952年，毛泽东特意购置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此后一直，朝夕相伴，风雨相随，夜以继日，逐渐通读，独到评墨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⑦]

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讲话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毛泽东对墨子的认知评判，刻骨铭心，一以贯之，终生不渝。

毛泽东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墨子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的现代表述。推崇夏禹，是推崇墨子思想的表现，夏禹是墨子理想中的圣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倡墨子之道，因为墨子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谋而合，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⑧]

《庄子·天下》记载，墨子称赞夏禹说：从前夏禹，治理洪水，疏异江河，沟通九州，大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河无数。夏禹持筐，操铲劳动，汇合河川，辛苦劳累，汗毛磨光，风雨无阻，安定天下。禹是大圣人，劳苦为天下。墨子教后世墨者，身穿粗布衣，足登木麻鞋，日夜不休，以自苦为原则，说不这样，非禹之道，不能做墨者。

什么叫“圣人”？《孟子•尽心下》下定义说：“大而化之之为圣。”东汉赵岐注解说：“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谓圣人。”即圣人学说，格局伟大，融会贯通，普遍推行，教化天下，叫做圣人。

《孟子·尽心下》还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即圣人可做百代人的老师。一世按30年计算，可以推论，从今往后，再过五百年，到公元三千年，墨子还是劳动者与进步人士的导师。墨子歌颂劳动，反映劳动者心声的科学人文精神，永远值得学习效法，是亟待弘扬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

三、人情人性论

墨家肯定“全世界、全人类共同人性”，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人格论与人权论”，是反映“全世界、全人类深刻本质”的人文学客观真理。从理论的正确性与长远美好的社会效益说，墨子的“全世界、全人类共同人性论”，明显优越于孟子坚持适应“封建宗法等级制”要求的“血统论”。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世界、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不符合“封建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善良愿望与理论设定”。[⑨]

墨子认为，人情人性论，全人类共同，真天壤之情，先王不能更。《辞过》说：“凡回（运转）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

即所有活动在天地间，包于四海内的事物，天地间的情况，阴阳间的调和，无一不是自然本有，即使最圣明的人，也不能改变，怎么知道如此？圣人书传遗训说：天地称上下，四季称阴阳，人情称男女，禽兽称牝牡雌雄，这确是天地间的实情，即使古先圣王，也不能变更。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墨家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辞过》说：“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经下》第145条发挥说：“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经说下》举例解释：“或者欲有不能伤也，若酒之于人也。”即并非“所有的欲恶都是有益的”，或者“所有的欲恶都是有损的”，论证理由在于，欲恶的满足要适宜，有些欲望的满足，不会伤生损寿，如适量喝酒，对人体有益。

甲的论点是：“所有的欲恶都是有益的。”这是纵欲主义的论点。乙的论点是：“所有的欲恶都是有损的。”这是禁欲主义的论点。《墨经》反对以上甲与乙双方的论点。《墨经》的论点是：“并非‘所有欲恶都有益’，或者‘所有欲恶都有损’。”“宜”即适宜，有节制，有分寸。“所有欲恶都有损”命题的反例是，适量喝酒对人有益。《辞过》篇名的意义是：排除过分，讲究节制。“辞过”，即辞绝（排除，避免）过分过度。衣食住行，都要适当节制，注意分寸，不能过分，这是定义辩证法“合宜”“适度”概念的意涵。

《尚贤下》说：“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即饿者得食，冷者得衣，混者得治，生命得以安宁。《兼爱下》说：“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即饥饿得食，寒冷得穿，疾病得养护。《非命下》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墨子定义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条件，说：“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

所谓“人情人性”，即人的性情本性，为全世界、全人类共有。所谓“人性论”，即关于人类共同本性的理论。“本性”即本质，撇开人类个体所有差异差别的特殊性，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共同具有的本性本质。

儒家“爱有差等”“等级尊卑”的政治伦理学说，适应“封建宗法等级制”的要求，随着“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受“封建宗法等级制”的严格约束，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服务，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

《论衡·讲瑞》说：“凤凰麒麟，生有种类，若龟龙有种类矣。龟故生龟，龙故生龙，形色小大，不异于前者也。”作为“封建宗法等级制”理论基础的“血统论”，被通俗解释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⑩]谬称：“血统高贵永高贵，血统卑贱永卑贱。”成为普遍流行的谚语俗话。墨子坚决反对这种“封建宗法血统论”的谬说。

《尚贤中》说：“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尝不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

《尚贤下》说：“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王公大人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

“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犹如叫哑巴当外交官，聋子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墨家始终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其哲学基础，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其政治效用，是为广大劳动者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管理，制造舆论，奔走呼号。

四、人民、利民和民生范畴论

1.人民范畴论。人民之众，人民史观。第34条《经上》说：“君，臣民通约也。”《经说上》说：“君：以若民者也。”即国君是臣民共同约定的结果，国君应该顺从人民意志。梁启超《墨经校释》引《墨子·尚同中》说，“选择天下贤良”“立以为天子”“国君”，解释本条：“言国家之起源，由于人民相约置君。”“与西方近世民约说颇相类。”[⑪]

“以若民”，即“以民意为归顺”。墨家的“人民史观”，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命题的哲学基础，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主宰与动力”。《尚贤上》说：“人民之众。”《尚同中》说：“众其人民。”《节葬下》说：“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明鬼下》说：“人民之众兆亿。”《耕柱》说：“众人民。”“人民必众。”都是强调重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劳动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主宰与动力。

墨学有深刻的人民性。《荀子•王霸》说：“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认为墨学是劳动者的道理，有别于儒家所谨守的“圣王之道”，“贵族之道”，显示儒墨两大学派，秉持不同的社会基础与价值取向。

“若”即顺从。《尔雅•释言》说：“若，顺也。”《释名•释言语》说：“顺，循也。”“民”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成员，“人民”“黎民”“百姓”“平民”“庶民”等词语，同义互训。“民”（人民）与“君”（君主）“官”（官吏）相对，是维系社会存在发展主体力量，根本基础。墨家认为，君主、官吏，应该顺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需求。

2.利民范畴论。真理标准。《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即功效概念的标准内涵（本质属性），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利为民谋。”“为民谋利。”《耕柱》说：“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节用中》说：“利民谨厚。”“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非命上》说：“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家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检验言论真理性的重要标准。

3.民生范畴论。民众以生存为最大的欲望。《尚贤中》说：“民生为甚欲。”《非乐上》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命下》说：“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兼爱下》说：“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尚贤下》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人民希望世代安生，生生不息，永续繁衍。

《辞过》说：“（君主）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批判统治者奢侈纵欲，维护广大劳动人民温饱生存权，这是劳动者的人权观。“民生”即人民生计生活，衣食住行，就业娱乐，家庭社团等，是民众的生存生活状态，民众的发展机会、发展能力与权益维护。“民生”是人民的生存发展权，实现人民生存发展权的需求，把人民的生存条件与生活质量，作为施政准则。

1924年8月3日至17日，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后，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为题演讲，定义民生主义。孙中山民生主义演讲说：“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孙中山历史观的“民生”范畴，指维持人民群众生命存在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墨学的“民生范畴论”，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结语

本文用E考据（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后设研究）方法，论述《墨子》历史哲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论体系。《墨子》历史哲学，与其本体哲学、认知哲学、方法哲学、科技哲学和逻辑哲学一起，构成《墨子》博大精深哲学大厦。

《墨子》元典，多维度，大格局，大视野，高起点，阐发墨家对全部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即反映世界本来面目，分辨社会语言的是非真假，利弊得失。墨家推出古代世界顶级的哲学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理论与现实意义，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

弘扬《墨子》历史哲学范畴与原理的精深意涵，推进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使之融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联通接轨，交流互鉴，整体提升中华科学文化的生命活力与影响震撼力。

参考文献

1.孙中原《墨子趣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2.孙中原《墨学趣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3.孙中原《墨经趣谈》，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4.孙中原《墨学与现实文化趣谈》，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③]“穑”（sè）通“啬”：节俭，节用，爱惜，爱吝。《书·洪范》疏：“穑，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左传·僖二十一年》注：“穑，俭也。”《昭元年》注：“穑，爱也。”

[④]列宁《论饥荒》，《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0-561页。

[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517页。

[⑦]《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华解析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4页序号15标题“墨子列传”下引毛泽东批注原话。按“墨子列传”，编书者误标，司马迁《史记》无《墨子列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附言墨子24字。

[⑧]《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党史博览》，2018年第1期。

[⑨]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2日第11版。

[⑩]温端政《常用谚语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词条。

[⑪]梁启超《墨经校释》，收入《墨子大全》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转载来源：《哲学家》2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