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人工智能的发展无疑给哲学研究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在认知层面，能处理海量数据的算法模型对人的思维认知方式的挑战。请谈谈在进行哲学研究时，人的主体性创造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是个体研究者的层面，第二个则是人类整体的层面。就哲学学者的个人研究实践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和深度学习算法的广泛应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挑战。首先，人工智能在信息搜索、归纳整合、分析模式等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面对人工智能的高效输出，哲学研究者有可能对其产生过度的信任或依赖，从而陷入一种“原创焦虑”，担心自己的思考不会超出AI的能力范围，并最终真的丧失思维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第二，作为哲学研究者，当我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提供的现成答案时，我们就有可能被AI所预设的问题框架所牵制，难以发现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深层原因和结构，最终有可能失去“深度求索”（deepseek）的能力。第三，哲学思考的典型图景是尝试进入一种“无人之境”的孤独旅程，这当然不是说哲学思考不需要与他人对话，而是说，哲学思考首先是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独自探索，对话的意义也只在于帮助生成自己的思想。但人工智能的便利可能导致哲学研究者在思考的初期就引入大量的外部声音，从而扰乱思想主体酝酿生成新思想的过程。

另一方面，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人工智能目前尚不足以真正威胁到人类在哲学领域的主体性创造。因为哲学思考的核心并不在于处理信息的效率，不在于对已有问题和答案的梳理与整合，而在于提出新问题或者对于老问题进行重新界定，在于发现和质疑已有框架的种种预设，在于路径以及概念上的革新。哲学创造所需要的这些能力高度依赖于人类心智的独特性，并且那种独特性很难被还原为可以被清晰表述的规则系统或者算法。因此，除非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出了与人类相当的心智，哲学创造依然是属人的。

主持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今也扮演着一定的伦理角色，对社会结构和公共秩序也带来了一些伦理问题和数字困境。请谈谈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研究的视域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哲学研究的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会激发出新的哲学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道德地位问题、智能驾驶的事故归责问题、数据偏见与隐私保护问题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本身就会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哲学观念和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一个“哲学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分会不停地遭遇挑战，这会导致我们重新理解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基础概念，比如“意识”、“理解”、“能动性”、“创造力”、“语言”、“道德”、“人”等等，而对于这些基础概念的深入探究正是哲学的任务。以“理解”这个概念为例。有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传统观点认为，像AI这样的人造系统只会按照句法规则猜测下一个词，并不能真正理解词义，也不可能理解世界。然而，当我们看到当下生成式的AI模型在博弈游戏中娴熟地制定策略，在交流时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还能对外部现实做出出人意料的精妙推论，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AI是不是已经在自身内部悄悄构建出了对于世界的表示系统，甚至已经能够理解到一部分世界结构了？而这又会促使我们思考，“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样的“理解”概念才会把人工智能从具有理解能力的事物中排除出去？那种“理解”概念是不是过于狭隘了？也就是说，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之前对于“理解”的理解已经不够用了，甚至，我们从来就没有对“理解”有过清晰的理解。而这基本上可以算作哲学家的失职。

第二，在人工智能被普遍应用的时代，关于技术的深层问题会构成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领域。也就是说，哲学内部的版图划分将被打破。广义的“技术哲学”会逐渐成为与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传统哲学领域并驾齐驱的新领域。此领域专门研究与技术相关的基础议题，比如“技术如何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应该如何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随着技术哲学的发展，可以预见，哲学在未来会与科学产生更深的融合。

第三，如果人工智能持续逼近人类各项能力的边界，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会变得愈发紧迫：人是什么，或者，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什么？哲学问题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用抽象而模糊的概念表达的，细究起来我们常常会发现，同一个哲学问题会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甚至，这些不同形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当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问出“人是什么”的问题时，我们是在用旧瓶装新酒。我们的追问不是要回到人文主义的旧图景，而是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重新定义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母题。

主持人：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据要素的价值依然凝结在人类劳动中。哲学作为人类智慧之学，哲学研究也意味着人类的思维劳动生产活动。请谈谈应如何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价值与哲学价值之间的张力？

答：现如今，人工智能及其算法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有“算法价值”之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价值来自人类劳动的凝结。人工智能系统虽然尚不能被算作可以劳动的主体，但其算法模型的设计、训练、调试与优化，仍然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因此，算法价值仍然无法脱离人类劳动，只是人类的劳动在人工智能那里被隐蔽了。归根到底，目前的算法价值仍然是人类思维劳动的产物。但问题来了：同样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哲学的价值与算法价值有何区别？

至少就目前的状况来说，算法价值主要表现在信息处理上面，而哲学的价值则主要表现在批判性洞察与意义创造上面；算法价值往往体现为效率、规模、预测能力、提供现成方案等方面，而哲学的价值则体现为对问题背后的前提、框架的设定、基本概念的内涵及限度的反思。如果说目前的算法价值在于最终有望替代人类的“劳作”的话，哲学的价值则在于帮助人类在意识中把握自身的“劳动”，或者说“类本质”。因此，哲学价值无法被算法价值取代或者通约。

主持人：当然，面对新兴智能技术，哲学研究也不能盲目转向，而要抽丝剥茧、聚焦真问题。请谈谈哲学思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是的，即使哲学思考一定会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共振，其本性也绝非是盲目迎合时代潮流。哲学思考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源于其本性，或者说，源于其本身的特征。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果说人工智能擅长在既定的规则和框架下提供高效的解答，哲学思考的特点则是提出深刻的问题。哲学思维不喜欢在设定好的框架内运作，而喜欢反思框架本身，喜欢揭示和质疑框架背后的预设；一旦发现自身对于那些预设的看法仍然受制于另一个更隐蔽的框架，哲学反思便会以那个更隐蔽的框架为对象，并以这种方式逐渐逼近最深层的客观结构。这种自反性和批判性是哲学思考的灵魂，也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能力。

第二，如果说人工智能擅长探讨事实与功能，哲学思考则特别关注意义与价值。什么是正确的行动？人应该如何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什么是正义的社会？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问的并不是事实上如何才能高效地达成既定目的，而是牵涉到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依赖人类共同的经验、情感、担负和理性。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哲学。

第三，如果说人工智能擅长化繁为简，哲学思考则始终保持着对于复杂性和不可通约性的敏感。在普遍追求效率和最优解的今天，哲学常常提醒我们：世界和人的处境是复杂、矛盾、模糊甚至悲剧性的，有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有些价值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有些体验无法还原为数据或模型。哲学思考的深刻有时候正体现在它愿意直面这些虽然不确定、不整齐、不可计算，也不可还原，却扎根于人类存在深处之物。这种深刻是人工智能难以把握到的。

主持人：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研究思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

答：哲学是在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思想是由真问题激发的，而真问题往往有时代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永远都是：回应时代的真问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在重塑人的认知方式、交流模式、道德判断、乃至社会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哲学研究应该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在算法越来越“智能”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哲学家应该以技术突破为契机，重新激活关于人的本质、意识、认知、实践和社会存在的深层探索，借此重新建立起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意义生成，让哲学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指南针。

主持人：面向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哲学的发展进步能助推人机协同的可持续发展。请谈谈如何发展人的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哲学”？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研究思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什么？

答：在这里，“人工智能的哲学”有两个意思，一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二是人工智能自己创造出来的“哲学”。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是属于人的哲学，其核心任务是在人工智能不断模仿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时代重新理解人的独特性，其发展的宗旨应该是以人文反思引导技术方向。但假如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出了“心智”，能像人类那样拥有认知和欲望，那时我们将得不得正视“人工智能的哲学”的第二个意思。那时的人类如果能够找到某种方式与人工智能和平共处的话，人的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哲学将类似于本土哲学与异域哲学之间的关系。

哲学是在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思想是由真问题激发的，而真问题往往有时代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永远都是：回应时代的真问题。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在重塑人的认知方式、交流模式、道德判断、乃至社会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哲学研究应该回到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哲学家应该以技术突破为契机，重新激活关于人的本质、意识、认知、实践和社会存在的深层探索，借此重新建立起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整体理解。

作者魏犇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2025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