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1890～1947）俗姓吕，名沛林，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和佛教教育家。太虚大师放眼世界，注意培养留学僧才，当然在中国古代佛教史上并不缺乏游学海外的佛教僧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法显、玄奘，但他们的海外游学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而太虚大师则是在当时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目的、有组织、有规模的派遣佛教留学僧，其性质与古代明显不同。太虚大师立足国际高瞻远瞩，他派僧人出国学习深造，不仅是对佛教本身的学习，像佛教义理、佛教史以及各种原典语言，还包括对方先进的僧教育、管理制度、理念，以及僧俗之间的关系等。他不仅是将中国佛教教育推向国际化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世界传播汉传佛教的第一人。

1. 引言

太虚大师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汉传佛教僧侣，但是我们却发现在他身上有着很多南传佛教的痕迹。图1 这张照片太虚大师虽身穿汉传佛教僧服，但他手中所拿的扇子并不是一把普通的中国蒲扇，而是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僧侣手中常拿的扇子。中国普通用来扇凉的蒲扇制作比较简陋，一般扇柄只是借着蒲葵叶的叶茎制成，不需要额外的工艺，蒲扇的边缘也只是用细细的竹条封住而已。而太虚大师手中的这把扇子，扇柄似是木质（或竹制）且工艺精细，在与扇面相接处还有一个形似尖拱门的夹片，以使扇柄与扇面结合的更加牢固。图2斯里兰卡僧侣手中的扇子与太虚大师的基本相似，特别是固定扇面和扇柄的尖拱门形夹片完全一样，只是兰卡僧侣手中的扇子更为华美。图3中的太虚大师则完全穿的是南传佛教的僧装。

太虚大师在出访南亚和东南亚时穿着南传僧装，如果说这是随乡入俗，那么太虚大师位于武昌佛学院旧址上的斯里兰卡佛塔样式的舍利塔（图4）则明显是一种主动的选择。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太虚大师圆寂后得舍利数百枚，武汉李子宽等分请舍利建太虚大师舍利塔于武昌佛学院旧址。因此该塔的建造时间在20世纪40年代末。武汉武昌区文体旅游广电局2013年为舍利塔做的说明牌上称此塔为变形的喇嘛塔形制，但实际上太虚大师舍利塔的形制并非藏传佛教的喇嘛塔形制，而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的佛塔形制，对比图5的斯里兰卡佛塔便可一目了然。喇嘛塔和斯里兰卡的佛塔笼统地说都可以归在覆钵塔一类中，但具体形制及一些细节却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斯里兰卡佛塔覆钵下缘较上缘宽，像倒扣的敞口碗或钟，而喇嘛塔的覆钵下缘则是内收的。另外，在覆钵顶与塔刹的相轮之间，兰卡佛塔有一个“宝匣”，但喇嘛塔则无,详见北京北海的永安寺白塔。东南亚的佛塔尽管早期也是受斯里兰卡影响，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与我们在图5中所见到的兰卡佛塔已经相去甚远。所以从塔的风格样式上来分析，武昌佛学院的太虚大师舍利塔是一座斯里兰卡式佛塔。在太虚大师身后，人们为大师建造舍利塔时主动选择了斯里兰卡佛塔的样式，这说明在太虚大师生前应与斯里兰卡有着甚深的渊源，否则一个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何以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纷乱、动荡的年代会出现一座斯里兰卡样式的佛塔，而不是使用中国传统的塔式？在对太虚大师生平和思想的考察中，笔者注意到太虚大师派遣留学僧的目的地主要是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其中最重视的就是斯里兰卡。本文主要从太虚大师的弘传佛教、僧伽教育以及太虚大师与达摩波罗的佛教改革思想等方面进行讨论，以说明斯里兰卡佛教所带给太虚大师的深刻影响或启示。

二、太虚与达摩波罗的弘传佛教及佛教教育

很显然，传扬佛教和加强僧伽教育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只有提高僧侣素质，加强佛教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弘扬佛教、发展佛教，所以说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培养。

明清以来，中国佛教就已经在不断地衰落，清末至民国更甚，很多所谓的出家人只不过是穿佛衣赖佛吃饭，经文教义一概不通，有的甚至还有家室，守着一个败落的子孙庙生存而已。更加上清末就开始的庙产兴学，侵占寺庙财产、甚至强迫僧尼还俗，使本就衰微的佛教如雪上加霜。尽管庙产兴学有很多弊端，但却也迫使佛教去努力改变传统保守的教育形式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同时也谋求佛教的振兴与发展。最初佛教界开办的佛教教育机构（僧学堂）很多是以保护佛教财产为目的，并无规范的组织管理和系统的教学内容，但在这其中也有办的比较成功者，例如扬州普通学堂、祇桓精舍以及南京僧师范学校等，它们也是真正现代意义上中国僧教育的开始。其中的南京祇园精舍正是太虚大师当年就读之处，也正是在这里，太虚了解了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AnagārikaDhammapāla，或译为达磨波罗)。太虚大师在他的《学生教员与法师方丈》一文中写道：

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祗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这半年。

太虚大师就读于祇园精舍时只有二十一岁，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就已倾向新学。太虚之所以会去祇园精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同年（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

可见太虚大师是慕名前往去祇园精舍学习的。当时在祇园精舍学习的人虽不多，且开办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仅一年有余，但对中国未来的佛教却影响深远，“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的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

太虚大师对斯里兰卡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对它的关注和了解，最早应当就是从杨仁山居士及其所创办的这座祇园精舍中获得。早在1895 年，也就是太虚刚刚五岁的时候，锡兰(今斯里兰卡) 摩诃菩提会会长达摩波罗居士和中国的杨仁山就在上海会晤，相约要在世界范围复兴印度佛教。当时达摩波罗还在上海一所寺院发表演讲。就是从那时起杨仁山开始注意学习斯里兰卡佛教，并和斯里兰卡佛教徒取得联系。1895年二人的这次会晤奠定了近现代佛教史上中斯两国佛教交流的基础。祇园精舍办学的目标和宗旨，对在这里学习达半年之久的太虚而言可说是耳濡目染，影响甚深。而达摩波罗与杨仁山先生欲在世界范围复兴印度佛教的约定，也正是太虚的志向，他改革僧制、兴办佛教教育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达摩波罗的业绩以及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对太虚大师的中国佛教改革显然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对斯里兰卡的重要性及成就的赞誉，在太虚大师的演讲、日记、论文等多种形式的文稿中都有记载。例如他在1940年访问锡兰时曾说：“锡兰是巴利文佛教的第二祖国。佛教为欧美人注意，使佛教成为世界化，这也由近年锡兰佛教徒的努力。”又如太虚大师也一直在强调斯里兰卡是佛教重镇，其佛教是最古最纯的佛教，说锡兰是佛教一切问题的关键，此外他还盛赞锡兰：“并且现在的锡兰佛教，已能应用新的工具，成为进步的佛教。”在正式去斯里兰卡访问的前十二年，即1928年（民国十七年）太虚大师在前往欧美考察时曾途径斯里兰卡，此次路过虽只逗留了短短的十个小时，但却对斯里兰卡留有极好的印象，他理想中的清净佛国大约就是日后斯里兰卡的样子：

此行海程颇长，约五日（8月27）而抵哥伦布，访杨云庵，云已他去。拟访尼牙那嘎尔哇，以路远不及。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未知其住处，亦不暇访。遂参观卧佛寺及佛教大学，以飞车驰览一周。绿荫黏天，碧波环地，至足令人憧憬！闻有人指锡兰曰东方瑞士，请英政府允其为永久中立地，以佛法自守，与世无争，英虽未能有兹义举，窃意他日必能实现清净佛土于此焉！

当时太虚大师就想前去拜访达摩波罗，但因不知道住址再加上时间短暂而未能得见。达摩波罗是近代世界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将他创办摩诃菩提会的事迹与太虚大师发起创办世界佛学苑的事迹进行简单对比，便不难看出达摩波罗对太虚的影响。

达摩波罗为了全面复兴斯里兰卡佛教，1891年5月他积极发起并筹备成立了第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成立大会于31日在科伦坡智增佛学院隆重开幕。摩诃菩提会发掘和保护佛教遗迹，编辑佛典，出版刊物，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这次成立大会除兰卡外，还有中、日、泰、缅、柬、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佛教代表与会。1893年9月，达摩波罗受美国邀请出席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the Parliament of World Religions），达摩波罗在会上发言，向与会的6000位代表及记者阐述佛教基本义理，使西方学者开始对佛教有所了解，并产生兴趣。在之后的1896年和1903年，达磨多罗又分别两次先后访美。1903年第二次访美后，达摩波罗又应邀从美国前往英、法、荷、丹麦、意等国访问。二十余年后，至1925年达磨多罗再次访美、法、德、英、瑞士等国时，为了在这些国家建立摩诃菩提分会而与各国的学者和佛教徒进行广泛接触，做了难以计数的演讲，为佛教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做出了杰出贡献。达摩波罗设置在世界各处的摩诃菩提会分会，可以说为世界佛教徒及佛教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平台。太虚大师到欧美后，不仅亲眼目睹了摩诃菩提会在散布在欧美各处的分会，而且他的各项活动事宜也多有赖摩诃菩提会的大力帮助。

世界佛学苑是太虚大师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前往欧美访问时首倡并创建的。太虚大师经埃及进入欧洲，首站法国。他在法国做了数场演讲，其中听众最多的一次当属十月十四日在东方博物院（可能是集美博物馆，Guimet Museum）所做之演讲，听者约五百余人。太虚大师宣讲大乘佛教，这是欧洲人之前所未知的，他的这次演讲次日即见诸报端，获得好评。日本人则感叹“以穿中国衣、说中国话，敢到欧洲文化中心之巴黎来讲佛学，叹中国人之勇为不可及。”（《寰游记》）而太虚大师则成为欧洲人所公认的传大乘佛教之第一人。由于各界人士对佛教的热心，太虚大师不失时机的倡议创办世界佛学苑。于十月二十日，在东方博物院商议发起世界佛学苑之事，发起人名单为太虚、希尔筏勒肥（Sylvain Lévi）、阿甘（Joseph Hackin）、葛拉乃（Marcel Granet）、胡雪、爱斯嘉拉（Jean Escarra）、马古烈（Dr.GeorgesMargouliès）、及腊尔华、伯希和（Paul Pelliot）、马格尔、龙舒贝勒女士等二十余人。当时到会的有十余人，议决即设通讯处于东方博物院，由东方博物院院长阿甘派院中职员任其事。之后，在太虚大师的所到之处英国、德国、美国也都纷纷响应太虚大师创建世界佛学苑的倡议，并设立通讯处，其总部议定设在中国。

笔者之所以说达摩波罗对太虚有着深刻影响，是因为这也是太虚大师自己的看法。他在访问锡兰时的一个欢迎会上这样说道：

中国虽然也有佛教会的组织，我也曾到欧美去传教，并曾创办世界佛学苑，但成效不多。前月在印度鹿野苑摩诃菩提会，曾发起复兴印度佛迹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佛教大学。这我不过继承锡兰佛教徒参加做世界佛教运动罢了”。

他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不过是跟随锡兰佛教徒所做的世界佛教运动的一部分而已。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佛教、将佛教传到世界各地的“祇园精舍”精神在太虚大师那里也一直被实践着。欧美之行使太虚大师深感培养僧才之重要，特别是兼具佛学修养及外语能力的弘法型人才。太虚大师在巴黎发起的“世界佛学苑”，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并函嘱设筹备处于武昌佛学院，由筹备处致函各国发起人，提议世界佛学苑设于中国，分院设于各国。由于太虚大师的新佛教运动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即武昌佛学院的宗旨由造就住持僧才转为培育弘法于世界的研究员。

1929年（民国十八年），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归来，于佛学院旧址设“世界佛学苑研究部”，由法舫负责筹备。1930年（民国十九年）夏，大师在北京柏林寺，与住持台源设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命法舫将武昌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迁到北京柏林寺。同时把教理院的学生改为世界佛学苑的华日文系，将武昌迁去的锡兰留学团改为世界佛学苑的华英文系。1934（民国二十三年）年因斯里兰卡纳罗达（Ven. Narada）法师来华弘法，建议派遣优秀僧伽前往留学，遂有惟幻、法周、慧松、唯实、岫卢五学僧前往。尽管当时僧侣（或居士）留学缅甸、泰国（暹罗）、斯里兰卡（锡兰）已渐成潮流，但太虚大师格外看重的却是斯里兰卡，他称锡兰佛教是“可尊敬的锡兰佛教”，从锡兰的国际弘法型人才的培养、佛教教育、佛教公益事业的发达等方面，都是深令太虚大师所钦佩的。锡兰佛教所取得的各种成就，也正是其在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访问锡兰期间太虚大师还与锡兰著名学者、外交家马拉拉塞克拉（GunapalaPiyasenaMalalasekera）就佛教教育事业的情形进行了交谈，并商议今后中锡两佛国教双方交换留学僧的事宜。由于抗日战争等原因，中国佛学苑与锡兰摩诃菩提会，于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后才开始商讨彼此交换比丘僧事。太虚大师的弟子法舫法师以世界佛学苑代表资格，与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博士相商，议定条款，函告太虚大师，得示同意，并云：“中国由世界佛学苑派送二僧来锡研究巴利文；锡兰由摩诃菩提会派送教师一人学僧一人前来中国陕西巴利文学院，教授巴利文及研究中国文化。一切所需，由双方供给”。该会得中国方面之同意，遂即选定索麻( Soma)、开明德二人赴华，后又要求加派一人即般若西河（狮子慧, Paññasīha）。中国则派出了光宗、了参二人，他们于次年五月十一日抵科仑坡。索麻师等于五月十五即二千四百九十年佛诞纪念日，买舟携三藏圣典东行。此次中锡交换出家僧，尤以锡兰上座部僧，携经典赴华为近代佛教史上一大事。

其实在中锡两国在正式交换留学僧侣之前，即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9月，太虚大师在访问锡兰诸国回来后经教育部同意，便派遣锡兰传教师法舫及学僧白慧、达居于二十九日从重庆出发，前往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传教、学习。达居留在缅甸学习巴利文，法舫与白慧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2 月抵达印度，并进入其著名的“国际大学” 从事梵文、巴利文和英文的学习及研究。法舫于国际大学修学三年，继而又前往锡兰（斯里兰卡）的智严学院专门从事巴利文及梵文佛教教理的研究。直到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太虚大师于上海圆寂方回国。后来他又受聘于锡兰国立大学，教授中国佛教文学及大乘佛学。于1951 年10月病逝于锡兰。法舫法师是太虚大师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他秉承太虚大师的志愿，对于僧伽的教育和发展与太虚大师一样具有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从他的译作中可以看出，他精通英文、梵文文、巴利文甚至日文等多种语言，能够用英文授课、传教，这正是太虚大师“培育弘法于世界的研究员”的教学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僧才。当然，除法舫之外，太虚大师培养出了一批像法舫这样的僧才。

三、太虚与达摩波罗的佛教改革思想

在佛教改革方面太虚大师与达摩波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将二者的佛教改革思想进行一下初步的对比，便可发现其中的端倪。

首先我们来看达摩波罗的思想。在达摩波罗的思想中，佛教民族主义思想和佛教改革思想是其具有核心意义的两个重要内容。在西方殖民的几百年中，僧伽罗人（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也在逐渐被西化，对此达摩波罗深恶痛绝，他向人们呼吁：

我们必须仔细思索爱国主义科学文献，学习如爱国者一样去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土地和我们最光荣的宗教，这些正是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近七十代人的源泉。在耶稣基督诞生161年前，有位英雄正义的国王，杜塔加米尼（Dutthagâmini），他热爱祖国，在其母亲和爱国者的帮助下以及比丘僧团的祝福下，再次使国家复兴和生气勃勃起来，我们的祖先一直保持着与敌人作战的活力。公元1505年耶稣基督信徒从西方来到我们富有的国家，破坏了我们肥沃的土地，带给我们毁灭和荒凉，使我们的国家至今还饱受苦难。

在达摩波罗那里，佛教的复兴与民族的复兴是一体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僧伽罗人的民族性及其宗教的优越性。关于达摩波罗佛教改革思想方面，“涅槃”能否在现世获得是其一个重要议题。传统认为涅槃的获得需要累劫的修行，非现世可得，但达摩波罗却认为“涅槃不是死后存在(postmortem existence)，而是可在现世人身的完美意识（perfect consciousness）中通过身心（physically and mentally）净化而证得”达摩波罗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与他的民族和佛教的复兴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目的也是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从而更有效的抵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僧伽罗民族和宗教。

下面再来看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他最著名的格言就是“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对人的重视是其一个鲜明的特点。他的人生佛学大旨前两个要旨就强调要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第三要旨就是于当时的社会特点相结合，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大乘有圆顿、圆渐之别）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简言之就是以人为核心以时代特点为基础，即其所说的“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这种观点在他的《人生佛学的说明》及《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等文章中都有充分的说明。
太虚大师的即人成佛和达摩波罗的现世人身获得涅槃，其思想主旨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现世的重要性，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无疑鼓舞了人心，契合了那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对佛教发展的要求。注重现世的思想，就把佛教徒（出家的、在家的）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当国难当头时佛教徒会挺身而出。在波澜壮阔的斯里兰卡民族复兴运动中佛教徒始终走在最前沿。在中国艰苦的抗战中，佛教界组织了僧众救护队，太虚大师还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当然，对于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事业佛教更不会置身事外。例如太虚大师在《可敬的锡兰佛教》一文中记述他在锡兰的亲眼所见：

我在锡兰游观，访问了许多处所，所得的印象很好：如僧众教育、有贵寺和摩诃菩提会对面的巴利文学院等；团体、有比丘大会等；并有通神学会任教育，摩诃菩提会办医院、工厂和国际宣传，青年会员乡村建设及图书馆；更有联合各团体的全锡兰佛教徒大会。锡兰的佛教，确是值得尊敬的！

在中国，太虚大师虽未能办医院、工厂等，这是由中、锡两国不同的国情而决定的，但在人生佛教的思想引导方向，佛教自不会游离于社会之外。

就时间而言达摩波罗要早于太虚大师，二人曾产生过交集，且太虚大师对达摩波罗一直怀有敬仰之心，对他思想和事迹应有一定了解。太虚大师在《祝印度佛教的复兴》一文中提到他与达摩波罗与摩诃菩提会的因缘时说：

我对于摩诃菩提会的发生关系，远在三十年前杨仁山居士和贵会的发起人达摩波罗居士，预备研究英梵文的人材，将中国的佛经翻回印度，那时、我也是参加的一员；所以我对达摩波罗，很久就敬仰的。十年前、我到欧洲时，经过科伦坡，曾去访问，因达摩波罗在病中而未相遇。

达摩波罗尽管对太虚有所影响，但太虚大师也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在向斯里兰卡借鉴、学习，探寻中国佛教的改革和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将中国的国情与大乘佛教结合，创造出具中国特点的佛教理论和发展之路。达摩波罗和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既有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有他们各自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依各自的国情而确立了最符合各自佛教特点的改革思想。

四、小结

纵观太虚大师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的达摩波罗式的人物。达摩波罗将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传播到欧美，使西方人认识到上座部佛教。而太虚大师则是紧跟其后，成为将大乘佛教传播到欧美的第一人，这连日本僧界都叹为观止、甚为钦佩，由此启发了他们传法欧洲之心。太虚大师一直与锡兰佛教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肇始于杨仁山先生创办的“祇园精舍”，之后到欧美弘化、再到出访南洋时访问斯里兰卡，此关系一直在不断加深。当然这种密切的关系有着输入与输出的双向含义：一方面是太虚大师向斯里兰卡学习他们的僧伽教育、律制，学习他们“应用新的工具，成为进步的佛教”。另一方面则是向斯里兰卡弘传大乘佛教。大师之宏愿是将整个佛教向世界传播！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即在西方殖民统治、基督教盛行且强势的社会背景下，将佛教向西方世界传播需要怎样的智慧与勇气！在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为复兴佛教所做出的大胆改革这又需要怎样的胆识！在这些方面，达摩波罗与太虚都堪称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佛教运动的杰出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