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核心方法论，提出“文化自我”即“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这一原创性概念，系统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自我“身份五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本质为何、如何确证，形成“主体性—历史性—方向性—本质性—实践性”的完整逻辑，为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提供了系统的行动指南。“我是谁”强调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何而来”彰显一脉相承的文明根基；“向何而去”明确新时代的文化新使命；“本质为何”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如何确证”指明构建强大自我的实践路径。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实践路径落地见效，就能确保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建构。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自我；文化主体性；文化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核心方法论，系统回答文化领域的时代之问，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性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①]。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把文化视为生命体，而且提出了“文化自我”即“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②]的原创性概念。作为实体的国家、民族总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面相，而文化是其“血脉与灵魂”，文化自我乃是国家、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是其存在的根基、发展的动力和面向未来的底气。在此意义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就是要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或者说，构建文化意义上的强大自我，乃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③]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自我”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化身份系统，也包含“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等核心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初，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身处文化空前激荡的世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传统价值符号碎片化、现代文化创新乏力等问题凸显，习近平直面这些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事实上构成了有关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身份五问”，即我是谁、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本质为何、如何确证的系统论述，形成“主体性（我是谁）—历史性（从何而来）—方向性（向何而去）—本质性（本质为何）—实践性（如何确证）”的完整逻辑，为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提供了系统的行动指南，也为一般意义上破解“文化自我”困境提供了理论纲领。

一、“我是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我是谁”本是一个哲学特别是人的哲学问题。追问“我是谁”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自我开始以自身为对象，对自身存在状态、思维活动及与世界关系尤其是与他者的关系进行觉察、反思与确认。其本质便如黑格尔所说“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与自己相结合”[④]。这一追问首先意味着自知。自知是认知层面的觉醒，“自知者明”，自知是清晰的自我意识的知识论基础。其次是自觉。自觉是对自知的实践深化，在“知道自己是谁”的基础上“知道自己应该努力成为谁”。因此，自觉总是意味着自我认知驱动的主动行为。再次是自信，自信是对自我身份与能力的信任、肯定，并以信念强化行动力。有了自知、自觉、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是自信的实践结果，自强则是持续向上的精神动力。“自胜者强”——自胜的本质是自我超越，它在自知、自觉的基础上，通过自信、自立、自强的实践来实现。

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自我意识也是如此。首先，习近平提出一系列“说清楚”和“认识”的要求，其实就是要求达到民族自我的文化自知。例如，要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⑤]，“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强调“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⑥]，“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⑦]，“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⑧]。其次，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自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⑨]，并始终把“增强文化自觉”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要求。再次，突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⑩]；“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⑪]。坚定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首要遵循和核心原则。正是归根结底基于文化自信，“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而且，从众多论述可见，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⑫]；“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⑬]对于自强，习近平还多次引用“自胜之谓强”（《韩非子·喻老》），“自胜者雄”（ 王通《中说·周公篇》），强调“自胜者强，自强者胜”[⑭]。事实上，建成文化强国便是今日中国文化自我的自强目标，而文化自信则是自立自强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我是谁”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的总问题，“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本质为何”“如何确证”等等都是对这一总问题的分说。

近现代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有一个基本的结论：自我意识的核心在于确立主体性，有了主体性才真正有了自我意识。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文化主体性乃是文化“自我意识”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⑮]。一言以蔽之，有了文化主体性，当代中国才能在文化意义上真正确认“我是谁”，并努力成为自我所理解的“自我”。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我的根本依托，也是文化自我发展最内在的目标指向。

关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从世界历史高度得出一个规律性认识：“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⑯]；从新时代文化自信、“两个结合”的角度阐明了一个伟大成就：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从党的百年历程特别是新时代的创新奋斗中揭示了建立文化主体性的三条基本经验：“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角度指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⑰]。

当今中国的文化自我就是中华文化，不过它不是过往自在的中华文化，而是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核心就在于文化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文明及中华文化一直具有文化主体性。但是，近代民族文化生命曾经奄奄一息，民族文化主体性也岌岌可危、几近丧失。是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转向主动，领导人民重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并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也正因为此，当代中国才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主体性是文化主体性的现实体现。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也表明当今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有着三重重要维度：一是思想灵魂，即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魂脉的马克思主义，其处于指导地位；二是历史根基，即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体现基因传承；三是现实活力，即使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新质在现实上成为可能的当代实践，其在于创新创造。

在今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着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⑱]。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造成极大冲击，如“普世价值”渗透、文化符号商业化等。在思想文化艺术界，“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情况还比较严重[⑲]。习近平明确强调，“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⑳]；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21]，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一言以蔽之，知道“我是谁”，始终拥有文化意义上清醒的自我意识、高度的自我认同，是使得文化自我变得更加强大的前提。

二、“从何而来”：彰显一脉相承的文明根基

“我是谁”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事实上是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历史连续性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谁”是总问题，“从何而来”与“向何而去”都是说明“我是谁”。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22]，“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3]。不过，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从何而来”的问题无疑比“向何而去”的问题更为前提——“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24]；“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5]。“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淮南子·原道训》）。“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26]。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多次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强调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目的就是从牢记“从何而来”的角度定位“我是谁”，始终坚持清醒而坚定的文化自我。

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奠定了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深厚根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已经实证，中华民族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发展、文明赓续进步中确立和巩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基、价值之本、力量之源”[27]，也就是真正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化自我即中华文化，就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28]，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9]。在大历史观中，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30]。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31]，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鲜明标识。这些突出特性的内核就在于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32]。

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通过祭祀始祖、举办拜祖大典等活动，强化血缘与文化传承的纽带作用，将个体与民族共同体紧密联结。这种实践既是对“同根同源”的文化确认，也是对“我是谁”的集体回应——即我们都是炎黄后裔，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习近平深刻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3]；“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34]。在今天，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方面，“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35]坚定的文化自我不仅意味着对国家多元一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祖国统一的支持。“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36]另一方面，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根基的中华文明也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37]。 “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3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底蕴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出来的。习近平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是直接“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41]；并且，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42]。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即其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从根本上说是由其中华文明底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决定的。正如习近平作出的精彩判断：“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43]。

三、“向何而去”：明确新时代的文化新使命

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这一祈使性表达表明，它必须超越对文化的现状描述和历史回顾，进入到如何回应时代、参与未来的层面。“向何而去”是文化自我意识中更具前瞻性和未来性的部分，意味着文化发展的方向、目标、任务和使命。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向何而去”，简单说就是对文化自我理想的使命化理解。这个使命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44]。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首要的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积极发展反映时代要求、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繁荣；其次是明确到2035年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标示文化坐标、提供文化支撑；再次是“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45]，在实现文明自我更新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和永续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锚定文明航向、提供文明基础。

守正创新是文化自我发展的核心原则。方向决定原则，原则保证方向。如果说弄清楚“从何而来”是为了正本清源，那么“向何而去”首先就意味着守正创新。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文明本身就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是其能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的原因。“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46]。另一方面，在新时代的当代中国，明确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将之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原则。“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7]特别是通过“第二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48]。总之，要保证“向何而去”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49]。

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文化自我发展的目标内容。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而致使文明蒙尘，这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要赓续中华古老文明，但不是简单的延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华文明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性的重生。正是通过“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50]。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同时，“第二个结合”也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51]。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就是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壮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文化强国，从而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是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重要使命。文化自我的发展一定是在更大的诸多他者在场的场域中实现的，当代中国所要构建的强大的文化自我是“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52]。首先，在主体建构维度，文化自我必须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增强自身的传播力、影响力与感召力。要通过文艺创作、学术思想与国际交流等途径，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国文化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与认同。其次，在文明互鉴维度，我们始终坚守胸怀天下的格局，推进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流。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推动文明和合共生，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引领人类进步潮流。最终，在价值贡献维度，通过创造性转化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性发展当代文化，中国既要展现独特价值体系，又要促进全球多元文化共存共荣。正如其所期许："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53]这种以文化为桥梁的实践，既增强国际话语权，又推动构建更公正的国际文化秩序，在更高层次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四、“本质为何”：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

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固有属性，也是构成该事物根本性存在的核心规定性。当代中国的文化自我区分于其他文化或文化他者的核心规定性和最本质的标识就是，它不是别的什么性质的，例如资本主义性质的、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也不是一般性质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因而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根本规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代中国实现了“两个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拥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54]

当代中国文化自我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融合。当代中国文化自我是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互成就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在彼此契合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贯，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55]，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充实了文化生命；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现代性转化”的科学方法，使之成为现代的。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魂脉和根脉加起来就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命脉。这一命脉在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发展、壮大中起着决定性的核心、关键作用，割裂了它，就会犯颠覆性错误；离开了它，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就不复存在。

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内核是中国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中国价值是体现中国文化自我特质的价值体系。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我的价值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是当代中国追求主体全面发展的价值规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代中国的基本价值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是世界各国多样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和自下而上的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由中国揭示和凝练而成为自觉形态，并在中国得到模范践行。人民至上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价值规定。当代中国之所以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自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本价值遵循，是因为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规定。

当代中国文化自我是有原则高度的文化自我。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固然要追求强大，以建成文化强国为近期目标，但是它决不同于一般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文化建设。马克思就当年的德国提出的“解决办法”、实践任务——“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 [56]——这个西方现代国家尚未达到、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原则高度就是人的高度，最终落实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明确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见物不见人，从而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现代化的人民性。同时，把人理解为“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57]，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就是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文化自我正是这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意识内核所在。

五、“如何确证”：指明构建自我的实践路径

文化自我的构建重在建设、实践，也就是自我确证的过程。所谓自我确证，就是通过实践使自己成为自我理解的那个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7+1”的核心实践要求。所谓“7”就是“七个着力”，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58]；所谓“1”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9]。这可以说是为当代中国如何确证文化自我、如何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系统化的行动纲领和路径指引。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自我确证首要的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60]。在此前提下，尤其是要做到如下四点。

一是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强大文化自我的前提和基础是这个文化生命体所依托的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小我”能够凝聚并认同为民族、国家的“大我”，这一点对于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61]。回望历史，“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62]。立足当下，我们“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63]多元一体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是现实格局，更是独特优势。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才具备坚实基础与情感纽带，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并光大这一竞争优势。

二是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一个民族文化自我的确证首先是内部确证，就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能否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文化支撑和引领，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尤其要从“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的战略高度，重视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探索文化和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64]。如果说我们曾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多次错过了人类工业革命的机遇，那么在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中国不仅深度参与，更转向引领。如果能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开掘、激发其蕴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必将为中华文化自我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是在开放包容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一个民族文化自我的确证还需要外部确证。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间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指出的，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进而完成引领人类文明进行的重要使命。在目前还“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建构原则，在阐释道理学理哲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65]。同时，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要秉持开放包容，“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 [66]。最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四是构建文化自我要始终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7]。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核心在人。文化自我构建必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人民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和评判者。一方面，“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68]。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确证最终也要落实到人民性，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69]。另一方面，“文化创造核心在人”。当代中国文化自我的自我确证有赖于“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70]。

结 语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强调“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71] 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同样如此，必须从文化自我的根本性问题入手，方能提纲挈领、事半功倍。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具有系统性、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其关于文化主体性、历史根脉、现代方向、本质规定与实践验证的深刻阐述，共同构成了文化自我构建的系统框架与实践逻辑。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构建当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自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包括制度保障、政策支持、人才培育、评价体系等——推动实践路径落地见效，不断提升文化自我的凝聚力与引领力，确保其在动态发展中持续巩固与升华，最终高质量实现新时代文化强国的使命目标，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文化自我革新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思想力量。

沈湘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