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解释影响之大，以至于大有学者，如维尔纳·施特格迈尔(Werner Stegmaier)以及恩斯特·贝勒(Ernst Behler)做出这样的总结：尼采通过海德格尔才进入哲学世界，而哲学学者们又是通过海德格尔才能进入尼采[i][ii]。海德格尔也认为自己的两卷本《尼采》通过对于尼采的作品重新辨识顺序，拼接各箴言片段，将尼采的洞见延伸至整个哲学史，最终得以倾听到尼采所追问的“真正问题”，倾听尼采本人[iii]。关于海德格尔的《尼采》的讨论可以追随其本人的设定道路，围绕他所提出的五个基本的同时也是紧密关联的形而上学主题，即“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公正”和“超人”而展开。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历史性，他在尼采讲演中所投入的现实关怀。而一回到其时的社会背景，即从1936年至1942年间，在海德格尔周围以及德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复杂事件，我们又会踯躅徘徊于纷至沓来的充满政治色彩的判断和辩护之间。与其困于理论和实际所发生的混合，不如找到海德格尔和尼采所共有的哲学见识，以此我们得以洞见当下。两者的文本都明确地表达出对于当下人的状况的忧虑，以及在对于人的堕落的批判中两人所透出的拯救的希望：即通过克服消极的虚无主义，人最终成为超人，成为真理的保存者。

海德格尔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讨论中指出，对于尼采而言，世界是作为力而被设想的，力的不断变化就使得世界表现为一种不断的生成。尼采显然十分了解当时在自然科学中所兴起的达尔文主义思潮，这种科学进化论给了人们强大的信心，即现在超越了过去，而将来又会超越现在。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这种以“有机体”解释世界、定义存在者的方式，是对于世界的“人化”，而且其不仅会导致一种虚张声势的“人作为世界的主宰”的信念，还会更进一步地以理性规定人之本质，即对于人的“人化”。“但这个规定本身，它的真理性，却使人超出了自身，因而把人非人化了”[iv]。无论是对于尼采还是对于海德格尔，他们都反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认为关于人的救赎不会像自然进化论那样自动到达。既然世界的生成在于力的维持，那么，通过回答如何为力设置尺度的问题，就可以进而对存在者整体作出陈述。但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关于世界的认识论已经走向了堕落。“在此历史过程中，由柏拉图设定为真实存在的超感性领域不仅已经被贬低，从高级降为低级，而且已经沦落为非现实和空无所有的东西了。”[v]透过海德格尔的转述与解释，尼采所构造的“谬误的历史”由柏拉图的真实世界开始，转而经由柏拉图主义的彼岸世界、康德哲学的不可知世界和乔装打扮的神学家伪造的世界之后，就完全丧失了真实性，以至于真实成了无稽之谈。那么，拯救就开始于此悖谬之处。当历史可以进入到对于“真理的废除”，进而废除虚假世界的阶段，谬误就得以终结。[vi]海德格尔指出，尼采并非是要废除真实与虚假，因为“如果两者都被废除了，那么一切都将落入空洞的虚无之中。这不可能是尼采的意思；因为他希望克服掉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 [vii]海德格尔认为尼采之所以能够终结谬误的历史，乃是因为他终结了柏拉图主义，废除了作为真实的超感性世界和作为虚假的感性世界之间的统摄关系，重新肯定感性世界，最后尼采使得哲学思想重新回到最初的澄明之中，此“最初”之为最初，既是指感性世界是最切近的发生，又是指古希腊哲学所具有的最原初、“最纯朴的视见”[viii]。这种原初性既是最直接而丰富的，又是最古老而简朴的。而柏拉图主义却带来对此的遮蔽和拒斥。

海德格尔把基督教哲学、康德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黑格尔乃至叔本华哲学都归置在柏拉图主义之下，并把尼采对于基督教道德目的论的指责都转化为对于柏拉图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所谓道德，尼采通常理解为一个价值评判体系，在其中，一个超感性的世界被设定为决定性的和值得愿望的。尼采总是‘形而上学地’来理解‘道德’，也即着眼于下面这一点：在道德中作出了某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决定。”[ix]尼采在其建立的道德谱系学中所强调的历史性和群体性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被压缩为静思性和个体性，因此，不必从群体内的关系中追问道德的形成，而是要求主体面对存在者的整体做出决定，此决定愈是本己，愈是本真，也就愈贴近良知[x]。海德格尔根据对于存在者的规定方式，画出了一幅不断走进原初澄明的方案：从作为对于存在者整体的追问——永恒轮回，到回应这一追问的方式——只有强力意志才能承担的决断。

海德格尔指出尼采在写作中先后三次讨论了永恒轮回，而且他为每一次永恒轮回的出现都设置了不同的境遇，以此暗示对这个最大的思想秘密的揭示程度。第一次关于永恒回归的传记记录在《快乐科学》结尾处。在恶魔对于孤独者的追问中作为“最大的重负”被提出。但是尼采并没有回答应当如何承担起此最沉重的思想，他需要一个虚拟的身份转变生命形式才能面对恶魔的逼问，由此查拉图斯特拉是来自于古代波斯的先知[xi]，他古老的智慧才能对于永恒轮回的做出肯定。尼采要透过他道出关于“永恒轮回”的秘密，即永恒轮回的第二次的讲述。 “两条道路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起点，其中一条继续通向‘尚未现在’，通向将来，而另一条则回到‘不再现在’，回到过去。”[xii]瞬间即是决断的当下，它是过去与将来的相遇之处。如何把握连接过于和将来的当下成为关键。侏儒，作为无力把握存在整体的代表，认为时间是个圆圈：“要是两条道路消失于无穷（永恒），那它们就会在那里相遇；进而，由于这个循环自发地闭合于那个远离于我的无限之境，所以，一切轮回者也就会在平衡的单纯轮流交替中鱼贯而出，并且就这样穿过这个出入口。”[xiii]对于侏儒而言，时间就是均质片段的组合，每一个片段都经历了将来-现在-过去的状态变化，这种流动既无目标可言，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是在形式上做出区分而已，并且所有的时间都从不可知的永恒中流出，又归向于不可知的永恒。人们一切的创造都必然在永恒中消耗殆尽。在侏儒看来，既然当下作为一个瞬间总是要被永恒所淹没，那么就不必投入当下，任由其成为空洞。然而，代表强力意志的查拉图斯特拉斥责侏儒的冷漠，并担负起瞬间的沉重。 “永恒轮回学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现在，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攸忽而过的一刹那，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瞬间得以达到自身。”[xiv]瞬间之所以可以达到自身，是因为它不再仅仅是将来必然流向过去的入口，也不再是过去自动延伸至将来的出口。瞬间在一种决断中成为自身，这种决断承受着来自于过去的智慧以及关于将来的谋划。于是这个瞬间是对生命整体的关照，它决定着哪一种过去可以进入将来，决定生命的样式。

“永恒轮回”的第三次传达发生在查拉图斯特拉在林中漫步之时，他遇到了一位白发老者，发现这位老圣者居然未曾听到上帝死了的消息。并且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完成两年之后的作品，即《善恶的彼岸》中再一次地提出关于“宗教的本质”:“这个人永远地，贪婪地重复呼唤着，不只是向着自己，而是向着整出戏，而且不只是向着一出戏，从根本上说，倒是向着恰恰需要这出戏的那一位(Dem)——后者使这出戏成为必需的，因为他总是一再需要自己——并且使自己成为必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难道不是——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么？”[xv]海德格尔用这段引文作为“上帝死了”的补充，以此为那个“死了”的上帝作出一个界定。“死了”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亦是道德的上帝，但是神并不会退场，因为关于存在者的整体最终必然要被追问，并且在每一次的追问中得到决断。如果说在每一瞬间我们对于生命的持守都意味着新意义的创造，那么，在每一创造中，我们都必然会追问创造所指向的整体性意义。在这个追问中，神以绝对性而必然在场。

海德格尔通过对此三次传达的阐释，一方面论证了尼采思想中的连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同一问题的再三出现，海德格尔使永恒轮回的根本性得以显明：在孤独中随时袭来的源自虚无的威胁；如何在瞬间把握作为整体的时间的追问；以及通过确立世界的发生而确定存在者整体的追问——永恒轮回所提出的根本问题的显现被海德格尔戏剧化为不同的场景，这样的方式也贯彻了《存在与时间》中的基本观点：“任何寻求都有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指导。”[xvi]那么是谁能够回应存在者之为存在的追问，谁能捕获存在者的引导呢？关于“谁”的问题也是关于“如何”的问题，如何的方式生成于如何的生命。海德格尔认为，永恒轮回呈现了存在者之为存在的状态，但是无论是对于存在的时间性还是对于其整体性的追问已经预设了一位非常的追问者。所以，尽管尼采的确先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是对《强力意志》的思考已经预先开始了。

对于存在之为存在的最终问题，我们固然可以退回到关于“上帝”的追问上，亦或是在自然科学视野下论证的世界的起源，但是这两种方式都偏离了思考存在的紧迫性和切实性：对于存在条件的追问是为了促进、激发生命的提高。海德格尔认为必须要把关于存在者的认识从科学话语方式中解救出来，因为后者带来的对于存在本质的遮蔽，这一点在其另外的文本中已经多次出现了。但是，恰恰是在科学关于真理的宣言中，我们看到了强力意志的痕迹——“存在对于存在者整体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xvii]。真理是强力意志对存在整体做出的设定，所以真理是作为结果而得以产生，而不是某种等待人们去发现的绝对事实。真理不再被视为使真成为真的基础，反而真理之为真还需要自身之外的对象使之为真。那么，真理所具有的最高价值也就因此而被剥夺，但这并不是要取消真理。“真理必须存在，但这种真理的真实性无需‘真实地’存在”[xviii]。真理的必然性不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确定，而是一种需要，出于生命自我保存的需要，是生命在寻求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产生的需要。我们生产真理不是出于必然，而是出于需要，是我们面对世界、克服混沌的凭借。世界之为混沌在康德眼中可以被视为感性经验的杂乱无章，而秩序于此是指来自于理性的规定；于海德格尔而言，世界不是外在的可与之照面的对象。世界成为世界，而混沌就是“世界整体之生成和流动方面的尚未克服的丰富性的遮蔽状态”[xix]。世界是生成的世界，生命是生成的生命，这种生成既然无设定目的、方式，那么就只能是各种生成聚拥在一起的混乱。世界之为混沌在一方面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所看到的世界发生的无规则性，在另一方面则是从存在论出发，所看到的各种判断原则因无力承受存在者之整体而带来的沉沦。这种沉沦经由世界之为混沌的发生已经暗示了尼采的虚无主义理论，因为混沌的世界表明最高价值的失效。克服虚无主义、给混沌以秩序——只能出在于强力意志。

强力意志主要的特征在于强力，意志不过是强力在超越自身时的外观。强力之所以成为强力，在于对于生命力的提高，对于自身的超越。“强力越是本质性地成为强力，越是唯一地规定着一切存在者，它就越不承认在它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具有价值。这就意味着:作为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强力意志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存在者整体之外的目标。”[xx]强力意志就是从自身出发对于存在者做出规定。在永恒轮回中，关于当下瞬间的决断需要强力意志，关于存在整体的把握也需要强力意志，即使是涌现在混沌之中的各种价值判断也是出自强力意志，但却不是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因为在这些不彻底的判断中，强力臣服在先行被给予的价值观之下，将外在于生命的对象——彼岸的荣耀视为自身的条件，而无视后者也是出于强力意志的设定。因此，强力意志的表现具有程度上的差别。强力意志可能是没有支配力的，无知于种种设置在生命之上的价值的起源，由此导致后者成为凌驾于生命之上、规定生命的价值。并且，追求抽象的生命价值、实现道德理想也需要强力意志，但此时的强力意志却毫无觉醒，自动地走向已设置好的生命目标，而不能回到“为何如此”的追问。那么，这样的存在既看不到自己的追求美善之举是出于强力意志，亦茫然于美善本身亦是出于强力意志。这种昏聩无能自然无法辨识已有的最高价值作为对于存在者规定的本质，只能将后者作为权威而接受和臣服。最高价值因此而成为了虚无，成为了虚无一物的彼岸世界，所以，虚无主义的原因乃是在于强力意志的软弱无能。反言之，强力意志才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唯一出路。

强力意志的最高状态，即对于强力最纯粹的展现要求存在者反思生命条件的起源，并从自身出发作出关于生命价值的设定。“超人(überman)这个名称中的超(über)包含着一种否定；它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的‘超离’和‘超出’。这种否定中的‘否’(Nein)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是来自于强力意志的‘肯定’(Ja) ”[xxi]。 “超”(über)被解释为一种否定，不仅意味着“超”是超越，从昏聩无能的状态之中挺身而出，而且还意味着“超”作为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点，他看出了已在价值的非道德性，抽象真理的非真理性，那么道德价值、认知真理（两者是一体两面而统一在一起的）的本质被否定。此否定除了揭示真理价值的虚假，还显露出对其否定的立场：即通过反抗真理而反抗任何强加在生命之上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强力意志的最高状态，即“超人”就是通过肯定存在者的整体而提高生命力，所以在“否定”之中被贯穿的乃是对于生命的完全肯定。

海德格尔以强力意志定义人的本质，超人表现出人性的完全实现。在“永恒轮回”中超人的身影已经被暗示。在海德格尔关于永恒轮回的总结性讨论中，他引导我们去认识显现在第二次中的牧人。咬断蛇头的他“不再是一个牧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了一个变形体，周身透亮，还大笑着”[xxii]。海德格尔敏感于尼采书中的“光”，阳光、月光的出现以照明程度上高低暗示了心灵所拥有的澄明状态。海德格尔钟爱的是正午的阳光，“正午的阳光则是阴影最短的瞬间，是最明亮的光华，是永恒的比喻”[xxiii] 。海德格尔对于正午太阳的比喻让人想起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真实而永恒的光源——善的理念。正午之光就像是照亮世界的绝对光亮，也像是强力意志为世界设置的绝对秩序。之所以绝对，是因为没有阴影，是因为超人是以自身为中心而对世界作出的规定。所以，那个“周身发光”的牧人既是克服了永恒轮回的查拉图斯特拉，又预表了超人。正是出于强力意志的觉醒，他作出了关于知识也是同时关于时间的决断，克服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无法愈合的轮回，使得当下成为新的开端，使得自身成为设定价值的原则。新秩序，包括新价值的设定都暗含了对于世界整体的把握和定义，也要求存在对于现实性的抵抗和超越。在秩序和混乱的较力中，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世界作为混沌对于秩序的逼近和动摇。来自于混沌的威胁越大，强力意志所要做的克服也就越大，就越能显出强力的规定性。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强力之所以能超出存在，重新规定生命的尺度，是因为在感性的逼涌之下，已有的规定性显得效力不够，需要有更强大的意志取而代之。在这个意义上，由强力做出的规定性，即理性的范畴、原则等是后天的结果，而不是先天的原因。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尼采颠覆了柏拉图主义所设定的感性与超感性的关系模式，并且在强力意志的思考中完成了对于形而上学的构造。“‘完成’意味着一种毫无限制的展开，亦即把一切长期保留下来的存在者之本质强力展开为它们在整体上所要求的东西”[xxiv]。以强力意志解释包括从柏拉图到尼采本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强力意志既道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又以此完成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于此，尼采成为了西方的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他以颠覆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即通过重置感性和超感性的关系，成为了最后一位柏拉图主义者。

德勒兹在1962年出版了《尼采哲学》。这本书为他在法国哲学界赢得了非常高的地位。福柯曾经称赞这本是一本关于尼采的卓越之作，它使得法国哲学界重新评价尼采。既然海德格尔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做了关于尼采的精彩阐述，那么如何看待在此30年后的《尼采哲学》呢？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德勒兹的影响，康斯坦提·布恩达斯(Constantin Boundas)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德勒兹为他最重要的哲学文本选择以‘差异和重复’为标题，就意在回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xxv]。《差异与重复》既是德勒兹的博士论文，也是他在思想界获得声望的代表作之一。差异是对于存在状态的描述，而重复则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的时间性，即在前文出现的“永恒轮回”。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中，正如我们所将看到的，他对海德格尔的直接引用少之又少，在正文之中只有3次提及海德格尔。作为海德格尔《尼采》法译者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朋友，德勒兹对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应该是熟悉的。不过他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要澄清当时法国学界对于尼采的误读，即被黑格尔化的尼采形象。德勒兹在此书的结论部分指出：“在黑格尔与尼采之间没有任何可能的折中妥协，尼采的哲学拥有广大的辩论范围，它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反-辩证法，并要显露所有在辩证法中找到最后庇护的神秘”。[xxvi]反-辩证法，反-黑格尔主义是德勒兹在书中的主要立场。而通达这一目标的路径则是要从对于生命的认识开始，即从作为意志的强力——“强力意志”开始。

德勒兹认为尼采创造了关于力(la force)与强力[xxvii](la puissance)的哲学。力产生关系。力不仅包括物理学意义上的压力、推力，也包括看不见的力，比如来自伦理道德的义务责任的约束力或者推动力，亦或是来自法律的强制力。力塑造了生存的状态。生命的种种症状，正是力的施受关系的反映：主动或者被动。强力作为概念则关涉到对于生命的内在动力反思，对于德勒兹而言，强力意志的特征在于意志，强力也可以被理解为欲望，是催发行为的发动者。力表明了生命的症状，而强力则是对此症状的诊断。在德勒兹看来，力和强力的关系是贯穿在尼采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如何在力的关系中获得主动，如何肯定强力意志。意志之所以会被否定，以至于成为虚无的意志，乃是因为不能对于差异做出肯定。在尼采所创造的概念中，“永恒轮回”往往被误解为“相同者的轮回”[xxviii]，但这一概念应当被理解为对于差异的完全释放。获得强力意志首先要接受永恒轮回的真理。

德勒兹多次用“掷色子”的比喻来展开对于永恒轮回的解释。每次投掷色子都是偶然性的发生；而色子落下时，结果总是那些有限数字中的某个。“必然性是出于偶然性而被肯定，正如存在是出于生成而被肯定，统一性是出于多样性而被肯定。”[xxix]在投掷色子的比喻中，德勒兹用游戏代替了赌博，因为后者无法承受所有的偶然性，而游戏却是在自身之外不设任何目的的活动，任何偶然性的发生都是平等的。不过，这也不意味偶然性仅仅作为一种产出而被轻视。德勒兹提出了关于掷色子的第二个时刻，即对于偶然性做出肯定的时刻。在《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中，德勒兹曾经指出画家培根通过在画布上粗暴地擦涂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偶然性，以此逃离绘画的套路——必然性。肯定偶然性就是肯定它的不同，它对于一切必然性的否定，以及对于新的可能性的准备。

德勒兹通过物理的以及伦理的两种原则分别阐述了对于永恒轮回的两个时刻。以物理运动的角度而言，世界的生成永不停歇，并且绝无外在性目的。设置任何目的都将终结世界的生成。水成为冰并非因为冰是水的目的，而是水分子在不同条件下的运动状态。物理学上的生成暗示了时间作为一个过程的发生，过去、现在和将来事实上是一个综合体。所有存在者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存在就是生成的存在。存在被领会为生成的一个时刻，生命是永恒的，而在此永恒无限的绵延中，某物的轮回并不能证明它的同一性，却正好反映了它每次重现时所呈现的差异性。 “若是将其理解为‘相同者的轮回’，我们就误解了‘永恒轮回’的表述。所轮回的不是存在，而是在肯定生成及其发生的限度下，构成存在的轮回本身。不是某个东西发生了轮回，而更是轮回本身就是那个肯定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东西。”[xxx]永恒轮回所呈现的是每一次发生的独特性，揭示了生成存在的差异和多样。永恒轮回的物理原则以世界生成的差异性取代了形而上学所持守的同一性。

在伦理的角度上，“永恒轮回”则被理解为一种选择原则。尼采所提出的“永恒轮回”就像康德的道德律一样严格。“作为伦理思维，永恒轮回正是实践综合的新构造：无论你意愿何物，都应以意愿其永恒轮回的方式而意愿它”。[xxxi]应为永恒轮回作为生命的神秘循环，意味着每一次轮回都是对于以往生命的清空，所获的成绩由此化为乌有。能抵抗永恒轮回碾压的，必然不是某种价值或者意义，而只能是行为的动机，即强力意志。意愿，以永恒轮回地方式意愿，就是意志的最强形式，它不是要把握存在的整体性，而是要造就一种舍弃已在价值的纯粹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指出了永恒轮回所蕴含的虚无主义。在历史上所出现的虚无主义都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他们都保留了某种绝对的价值。然而在永恒轮回之中，虚无主义将其否定性发挥到极致，成为拆解的力量。永恒轮回的原则使得这种拆解不是对于自我的否定，而是主动性破坏。“主动否定或主动毁坏是强力精神的状态，其在自身之中毁坏了被动性，将被动性交付于永恒轮回的考验，将自己也交付于此考验，那怕这会导致他们自身的衰退。”[xxxii]在这里，德勒兹已经指出了虚无主义的积极性。虽然虚无主义总是对于主动的否定，对于生命能动力的否定，但是德勒兹指出这种否定性的行为如果获得肯定性的精神，即肯定生成的永恒性，那么，否定性的行为就转变为主动性的毁坏，为新生命的降临清除障碍。

物理上的差异与多样表明了永恒轮回的生成，伦理上的主动性的创造和否定性的毁坏揭示出永恒轮回的选择。差异在永恒轮回之中的发生已经预设了力的介入。尼采用力的发生描述世界的生成原因，事物形态的生成变化莫不是出于力的施加，而力都处于某种关系之中。但是力的发生需要一个催动者，即内在的强力意志。“强力意志不仅衍生出相关力的量的差别，并且还转换在关系之内的每种力的性质。”[xxxiii]意志推动着力的增强或减弱，召唤着力的聚集或涣散。意志本身并不外在于力，也不高于力，相反它必须内在于力，并且因此而确定力在关系之中的作用。在力所引发的关系中，不同于黑格尔在主奴关系中所提出的主人的权威需要努力的承认，在尼采看来意志能否实现强力在于能否对于自身做出肯定。这种肯定不仅包括精神上的自我认可，还包括在身体领域内关于感性经验的肯定，因为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对身体作出肯定。在这个角度上，德勒兹特别指出了尼采通过肯定身体而赋予感性经验的肯定性：感性不再服于理性的管教，它通过激发强力意志而引导理性的运用。 “身体能被感发的越多，它所拥有的力也就越多。”[xxxiv]身体本身就是生命，它具有保存以及提高生命力的本能。身体只有保持尽可能强的敏感性，它才能建立更多的与自身相关的关系。强力意志要在关系之中肯定自我，就要领会永恒轮回的物理学内涵，即身体体察到生成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越多，其所能获得的力也就越多，就越能在关系之中居于主动，那么最终就越能更有力地肯定自身。对于生命自身做出的最高肯定就是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意愿生命和享受生命：主动毁坏任何既在价值以及积极创造新的生命意义。这就是强力意志的最高状态。强力意志要肯定永恒轮回作为物理的事实，即肯定生成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它就需要创造新的生命价值，需要永恒轮回在伦理学所表现出的否定性和肯定性；反过来，强力意志在伦理选择上所做的舍弃和创造，又催发出生成的多样性。强力意志通过肯定自身而创造差异，通过创造差异而表达出意志的强力。

尼采以强力意志作为生命的本质，他越是强调生命本身所应当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发现强力意志所需要克服的人性，即虚无主义的重力之大。德勒兹在尼采文本中区别了虚无主义的不同形态。从根本上说，虚无主义之所以被视为强力意志的敌对者，是因为它通过设置更高的价值或理念而否定生命，使得意志成为一种指向空无的意志。既然生活已经被视为不真实的存在，意志无法对当下做出肯定，那么，生命就成为了反应性的状态，它既自身无力，那么就需要先行已有的价值来引导生活，所以虚无主义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虚无状态，是从否定性虚无主义到反应性虚无主义的演变。“虚无主义(nihilism，作者注)中的’nihil’意指强力意志的性质的否定。”[xxxv]在虚无主义中，意志失去了可被作用的对象，成为虚空的意志，即对于某种不可到达的彼岸的虚妄渴望。而既然虚无主义在于否定，最终这些彼岸——超越性的对象也被否定。“无物为真，无物为善，上帝逝去。”[xxxvi]“上帝死了”尼采这句广为人知的宣言，没有把上帝作为知识的对象，也未视其为理性的来源，而只是根据意志被肯定的程度阐释了全知全能的圣地最终被人嫌恶的过程。正如厌倦了意志的最后一个教皇所说的：“宁可没有上帝，宁可自己造成自己的命运，宁可成为傻子，宁可自己成为上帝”[xxxvii]。反应性的虚无主义杀死了上帝，作为反应性虚无主义的代表——末人(the lastman)，其意志如此疲乏无力最终放弃了自身。末人们接受但不再相信那些相互取代、不停翻新的种种理念。他们对生命抱以冷漠，对于生成无动于衷。从否定性，到反应性，再至被动性，尼采以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了虚无主义的历史，他的剧场让读者看到了意志的生成和变化，力的聚合和消散。

虚无主义经历了否定性(negative)，到反应性(reactive)乃至被动性(passive)，而人的历史也从信仰上帝，杀死上帝到取代上帝这样的过程。德勒兹在此特别强调，这一过程一定不能被理解为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在黑格尔关于基督之死的解释中，基督通过肉身，以当下的感性的存在而扬弃普遍性，基督又通过死亡在自我意识之内走向属于神圣本质自身，消解了有限和无限的矛盾。[xxxviii]德勒兹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看到了最肤浅的表面，以符号来理解神与人的和解，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相互生成；以封闭的体系断绝了生成的延续。通过否定的否定而达到肯定的辩证法表现出虚无主义的一个状态，即反应性虚无主义，因为辩证法本身不能肯定当下，它是以“不”的方式表述了对于当下的怨恨，亦无法完成对于意志的肯定，而只能通过他者而确定自身，所以辩证法是奴隶的伦理。辩证法不是思想的必然模式；反应性也不是人的本质，尽管我们对于健康的定义已经预设了疾患，强者总是相对弱者而言，光总是相对于暗而言，但是这种健康与疾患、强与若、光和暗的关系并不是两个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并且一同表现出生成的进行。“构成人和他的世界的并不仅仅只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力，而是一种总体的力的生成模式；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反应性力，而是所有力变成反应性的过程。”[xxxix]德勒兹把世界在表层所呈现的矛盾性收归为生命的生成和变化。辩证法的两面性实质上就是连绵延续的生命所表现出的差异性。

从辩证法，即反应性虚无主义到肯定性虚无主义的转变，也是从无法对自身的创造做出肯定的末人到完全肯定生命的超人之间的转变，但是这两种转变都发生在本质层面。超人绝不会产生于人对于自身现状的克服和超越，而是产生于对人性的克服和超越之中。“超人在我心里，他是我的首要和唯一，——而且他并不是人”。[xl]超人作为对于人性的扬弃，他带来新的生命形式。舍弃了人性的生命是重新开始的生命，所以，超人拥有孩子一般的创造品格和轻盈的心灵。由此，德勒兹提出关于海德格尔的批评：“我们不能采纳海德格尔这样的解释，把超人化解为人的本性的实现，甚至是确定。因为人的本性并不等超人对其进行确定，它就被确定为人性，非常地人性。”[xli] 德勒兹越是突出超人的“非人性”，我们就会陷入越深的困惑之中：超人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另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我们会不会再一次落入辩证法的二元对立之中？若是把超人设置为人的对立面，那么，这只能再一次地显示我们人性的无能，再一次堕入辩证法的反应性逻辑之中。超人是被改变的人，这一改变既是彻底的，也是轻巧的。“不改变价值，而是改变价值之价值得以衍生而出的要素。赏识而非贬抑，如同强力意志一般去肯定，如同肯定意志一般去意愿。” [xlii]改变价值之价值的本源，就是要摧毁所有价值，用批判的方式否定价值之为及价值的必然性。那么，揭示价值由来的同时，也揭示了强力意志的作为。否定性是强力意志的认识根据(ratio cognoscendi)，正如在批判价值中所显现的。在认识过程中，意志的发挥以否定性为动力，以对于以往知识的质疑和悬置为开始。 “肯定，反过来说，不仅仅是强力意志，是强力意志的一个性质，它是强力意志一般性的存在根据(ratio essendi)”[xliii]。在强力意志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根据则之间，作为否定性的认知根据只有被作为肯定性的存在根据所驱逐，知识才能摆脱虚无的形式，成为被创造出的存在。而对于生命的渴望促使了意志与肯定性的结合，使得认识根据转变为存在根据，从毁坏自身到肯定自身，强力意志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在肯定生命的前提下，虚无主义被贯彻为对于既有价值的毁坏，为强力意志清除障碍，使其得以以永恒轮回的方式意愿生命，革新全部。超人就是虚无主义的成全者，也是永恒轮回的承担者，最根本地，他是意志之强力的肯定者和行动者。

在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各自描绘的救赎道路中，他们都要克服虚无主义，都要超越柏拉图主义，并且他们都许诺这番努力之后超人的到来。然而他们为超人所铺设的路径又是如此不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人们的历史陷入虚无主义的危机乃是因为人自身的惰性压抑了理性的完成，导致理性的昏聩无能。而只要人能够被唤醒，那么他就能摆脱沉沦的状态，能够发挥出强力意志之强，对存在者整体做出规定。德勒兹在虚无主义的历史中指出了虚无主义的是在人性之中，是出自于认识的根据、以表面的同一性否定内在的差异。而要摆脱虚无主义，就必须改变人性，把同一性重归于存在的差异性之下，在否定性的态度中确立肯定性的立场。海德格尔为超人所画的肖像中，突出了强力意志之强力，即主体制定规则的绝对性，面对生命的支配力，以及创造活动的质朴性。因此，海德格尔的超人之强力并不谋求于外，而是出于生命的本能；其支配力是对于存在者的克服。以此克服而返回生命之初的质朴，将存在带入到原初的澄明之中，领悟真理作为无蔽的发生。德勒兹的超人画像中，他强调强力意志的意志主动性和肯定性，如果不能成为意志的对象，强力既无权威又无权力，所以，超人是意志的强力表达，他要废除任何限制意志的规则，但却不是返回到所谓的本源之地，而是要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取而代之。因此，德勒兹的超人要持续地创造规则，保持意愿尽可能高的强力和尽可能多的丰富性。海德格尔的超人是内在的自省者，是出于生命力的觉醒，他由内而外地改变着自我乃至世界；德勒兹的超人是身体的强健者，是出自于身体之力的敏感，他由外而内地改变着世界乃至自我。海德格尔的超人是心理状态中的超人，他把虚无主义归为心理的虚弱现象一样，那么只有通过心理上的超人才能得到治愈。尽管海德格尔也指出人是通过肉身而存在，但是他始终不能安于这种身体的自然性，或者说“生理性”肉身的愉悦，即陶醉只有上升到具有形式的美才能成为有深度的伟大风格。然而，对于德勒兹而言，身体不仅是存在的状态，而且还是思考的起点。身体的痛苦阻碍思想的惯性，以此刺激思想的真正发生。我们之所以回避身体的生理性正是因为对其的思考从未开始过。身体的陶醉不仅不会被停滞在主观的和个体的维度之内，反而预标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康德主义的审美共通性——重新塑造人性的基础。

关于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对于尼采的解读一直以来都争议不断，其中也不乏对两者的批评，比如艾克波特·法斯(Ekbert Faas)指责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曲解和利用[xliv]，凯瑟琳·马拉博(Catherine Malabou)也批评德勒兹对于尼采的私意改造[xlv]。海德格尔与德勒兹既是在阅读尼采，又是在透过尼采而重新思考。尼采在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文本中重新返回，只不过他们为尼采预备了不同的场地。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尼采短暂的一生，更显出其思想之丰富、其文字之微少；正如存在者整体是如此丰富，却不得不受限于瞬间的短暂。所以，当瞬间被创造成最高的瞬间，这一瞬间将在永恒中照亮存在的整体，这一瞬间将在永恒中得到轮回。海德格尔透过尼采所看到的仍是笛卡尔之后主体性的自我确立和强力意愿。尼采的超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起呈现了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然而，从德勒兹的观点出发，尼采在永恒轮回中所传达的恰恰是形而上学的颠覆。在永恒的时间之流中，每一个瞬间都绵延至过去，又伸展到将来，任何一个光亮的瞬间都是无数不能被辨识的微小时刻的积累。光亮只是效果，是生成所留下的痕迹，然而生成却是永不停歇的，所以总有新的光亮产生，也总有光亮之间的晦暗。光与暗之间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相生相序的连绵性。所以，尼采的谱系学所勾勒的生成历史正是为跳脱黑格尔辩证法提供了轻巧的捷径。海德格尔德尼采是在林中路上，看顾形而上学的守护者；而德勒兹的尼采则是在去疆域化的变迁中，不为思想筑居的游牧者。他们未曾相遇，也不会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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