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赓续，当代青年如何自洽───访谈宋志明教授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4年第5期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刊就“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对于中国与世界发展、融合的重要意义，以及年轻人该如何守正创新等哲学以及实践的深层面问题，采访了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宋志明教授。

创新，是每个人都能突破前人

《中国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您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这个重要的命题？

宋志明：走进新时代，我们该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从外国照搬过来是失败的，这个已经是实践证明了的、不能再走的覆辙，否则会成为第二个苏联、第二个东欧。为了避免中国走上那条歧路，我们强调一定要“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里有一个创新的问题，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回到原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同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一种“化学反应”，取得1+1>2的效果。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教导如何做人这个问题上是有成就的，教导你要做什么样的人、成为有什么专长的人，但这是不够的。过去我们中国人败在西方列强的手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人才，这是挨了一顿打后接受的最大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够仅发展价值理性，还应当发展工具理性，我们一度落后就是因为工具理性不发达。

《中国青年》：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立足于“两个结合”，您认为在理解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该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宋志明：“两个结合”对创新是鼓励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创新。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话题，但创新并非一定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做“加法”，创新是每个人都能突破前人的想法。所谓“新”就是与传统不同的东西。关于“思想”二字，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解，我认为逝者只能够提供“思想材料”，我们不能平庸地守着这些过去的思想，而是需要利用先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将其变成新的“思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现今我们能够利用的思想材料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传统文化，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学者认为，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早已经步入了现代化，但这是他们的“乐观估计”。事实上我们正在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这仍然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守正最后的重点还是创新。我们的认识论与西方的认识论不同——西方讲究真理的对与错，而我们讲究实事求是。对前人而言，需要守正，继承前人留下的应该发扬的地方；当下时代创新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方案，归根到底与“实事求是”的传统一致——为这个时代的人寻找一个光明的出路和前程，这是我们应思考的重点。

《中国青年》：从青少年教育成长的角度来看，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青年人可以首先选择哪些“正”的东西去传承和发扬？

宋志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比如说奋斗、自强不息，比如说没有“到头”的说法——易经64卦最后一卦叫“未济”，意思就是未实现、没有终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不会产生人类终结论、灰暗论。西方则认为人类的未来是被上帝抛弃的，比如以前他们说到千禧年，人类就要灭亡了。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待实现的事物。盘古开天，身体化成了天地，他还是在这个世界之中，而西方认为上帝是在世界之外的，他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对人的一种惩罚，因为人性本身是恶的，没有善可言的。而中国人认为人性是善的，认为人可以自我完善，这就是一种“正”。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要善于跟社会融洽，不能成为一个敌视社会的人。中国的文化、信仰，就是一种引导人积极向上、自我完善的理论。我们中国历来就认为人可以自我完善，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与社会融洽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资源。于青年人而言，什么是“正”？我认为除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之外，好好学习、积极向上，这就是“正”。积极向上，观念健康，认为我的未来总有一天是美好的，就不会丧失信心，也就是所谓“未济”。还有“否极泰来”，即便倒霉到极点的时候，可能再坚持一下，你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现实中的“小人”到天人合一的“大人”

《中国青年》：您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在“两个结合”的大时代背景下，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宋志明：我认为，我们以前认识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长期处在文化不自信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唯心、唯物两军对战这个模式来写。但这个模式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上帝观念，所以对于世界是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我们漠不关心。在我们祖先的眼睛里，世界从来都是存在着的，这是不可争议的。我们的问题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也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现实的人，另一个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只是说在理想上“天人合一”，并没有说一下子人就达到了“天人合一”。对此，我的理解是，我们不要在世界从哪里来的问题上纠结了，那本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那是自然哲学的问题。只有自然哲学才存在着世界从哪里来的问题，所以西方人认为世界的源头应该有两层，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就是理念的世界。理念的世界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即世界有一个可及的层面，也有一个不可及的层面，是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但是我们中国的先人不认为世界是两个世界，就是一个“人”的世界。所以我们的哲学不是自然哲学，而是一种人生哲学，即怎样做“人”。你要向“天”学习，要有这样的追求，从现实中的“小人”到天人合一的“大人”，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代中国哲学家留下的理论思维成果，只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流”，还不是“源”。“源”应当是当下的社会实践。同中国现代哲学家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接着讲”远远不够，还必须“讲新意”，把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内在地统一起来。当代中国哲学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它不是某种哲学的翻版，必须集中体现出当下时代精神的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理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指望“返本开新”，也不能指望“全盘西化”，必须立足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

《中国青年》：我们应当如何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开创新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路径？

宋志明：当代中国哲学必须适应中国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当代中国哲学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可是，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由于研究方法的落后，由于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前些年，当代中国哲学似乎没有很好地发挥这种作用。关于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中国哲学传统对于现代化只有负面作用，只有清除这种负面影响，才能推进现代化进程。马克斯·韦伯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新教伦理有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他把儒家伦理同新教伦理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儒家伦理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受到西化思潮和“左”的思潮的影响，把中国哲学传统视为现代化阻力的观点长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有相当多的人把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哲学传统，热衷于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的思想运动。在特殊历史时期，反传统的呼声达到了顶点。可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而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我们不遗余力、大反传统的时候，曾受中国哲学传统影响的“亚洲四小龙”，不但没有反对中国哲学传统，反而成功地利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思想资源，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事实雄辩地证明：那种把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直接前提，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传统与现代化兼容，推翻了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的偏见，但缺少历史事实方面的根据。如果正视历史事实的话，应当承认，从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的确没有“开出”原发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原发型现代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有体制、生产力水平、历史机遇等原因，不可能仅仅用某种哲学理论来解释。如果硬把现代化现象归结为某种文化形态，恐怕已经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中国选择了后发型的现代化道路之后，能否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找到精神动力？能否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学习西方起步的，但不等于说一定要采用西方的发展模式。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道理很简单，因为历史从来不可能再现，此为其一；其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是理想的模式，已暴露出诸多“现代病”。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大概都可以看作“现代病”的诊断者。不过，他们仅限于“看病”而已，并未开出医治的药方。在中国，“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当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我们应当从中国哲学讲究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和谐团结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理论指导。事实证明，中国哲学传统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现代化的动力。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哲学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民主法治建设，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倾听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青年》：我们该如何赓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宋志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既要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大趋势，也要适应全球化的大趋势。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成为现今世界哲学论坛的组成部分，应当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自己的声音，回应全球性的哲学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联络越来越快捷，地球似乎变“小”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思考不可能再局限于本民族、本国度的范围，全球化已成为必然的大趋势。在这种语境中，许多西方哲学家感觉到，西方原有的哲学思想资源已经不够用了，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哲学，重视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希望在双方的对话中激发新的哲学智慧。海德格尔很看重老子的思想，在同日本哲学家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讲话记录中，他对东方的“非概念性语言和思维”表示钦佩。他重新思考本源性问题，很可能受到老子“无”的思想的启发。环保主义者在纠正西方人“征服自然”的错误观念时，常常引证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理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第二次世界伦理会议”，高度重视儒家哲学，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世界伦理宣言》。哈贝马斯在访问上海期间，向他的中国同行表示，希望中国哲学在推动世界哲学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讲当代中国哲学绝不能仅限于中国的国度，也要对世界性哲学话题作出回应。当代中国哲学应当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倾听时代的最强音，关切时代大潮中的社会变革，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理论形态。第一，立足于实践，着眼于创新。社会实践是哲学理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倘若离开社会实践，哲学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以全球性的社会实践为根基，研究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创造出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当代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史，必须讲新鲜的哲学话语；不能只是重复西方人说过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有时代的声音，有独立的话语权。以往的哲学家属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可能回答当今时代所出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指当下的社会实践；他所说的“发展”，就是指理论创新。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勇敢地肩负起理论创新的责任。第二，强化问题意识，找到突破口。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问，而思考必须以问题为起点。倘若不发现问题，不提出问题，不思考问题，不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找到了当今时代问题之所在，便是找到了推进哲学发展的突破口。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实际的呼声。”在当今时代，一些令人普遍感到困惑的世界性哲学问题，吸引了全人类的目光，成为各国哲学家研究的共同课题。例如，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世界伦理？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情况下，如何重建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何排解人们在精神上的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后现代的视角看待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纠正科学主义的偏颇？当代中国哲学将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这些问题，从而找到自身的生长点。第三，会通多种资源，探索新路径。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数千年积累的思想材料。当代中国哲学可开发利用的思想材料有三种：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文本，二是中国哲学家留下的文本，三是西方哲学家留下的文本。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离不开这三种文本，但也不能拘泥于这三种文本。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同样道理，当代中国哲学也不是这三种文本的集合体，而是不同时代中国人思想过程的集合体。“打通中、西、马，成就一个我。”这是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所应选择的路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出现，当代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哲学特别关注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似乎更贴近当今时代世界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历来重视道德价值问题，可能对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的重构会有帮助。我们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宋志明

转载：中国青年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