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识面对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的规范应当如何满足于对所论题材的理解，而不仅仅吁求对它们的解释。在阐释的阐释者与阐释者之间获得历史阐释权威性的竞争是具有分享权力的政治意涵。它从特定群体之中获得合法性且在群体之上施行它的权威。历史阐释真理性就会因其政治权威诉求而受到贬低。但将政治权威视作历史阐释的工具并予以抑制或升华是能够产生实质意义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以为，唯物史观只有借助于辩证法的形式论证方面才有可能证成。它所牵涉到的关于历史实在的内容未被现实化之前，辩证法之叙事话语形式就是它的内容。若错失这种“形式的内容”，就意味着唯物史观叙事能力或意义本身的缺失。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要害是受制于历史解释的形式特征。但它也更易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转折点上自行暴露出形式主义的虚妄。当形式主义被当作免遭非难地为所欲为的方法，这里成为时代错误的正是作为形式主义的方法。

关键词：历史阐释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唯物史观 政治

一、再谈阐释的政治学的观点

       毫无疑问，在阐释学理解中，历史阐释的奥秘一言难尽。历史阐释的规范难题，通常被认为是难以在标记历史话语产生过程的客观和主观之间划一条简单的界限。一个重要的案例是将历史当作故事来讲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它主要热衷于形式而非内容或题材的解释。

根据形式主义学术的发展方向，阐释的权威性立足于何处？这是怀特希望通过创作他的叙事而要提示我们他意欲解决的问题。并且，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撰写一部有关上述难题的叙事史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本人渴望代表一种权威的史识有关。这意味着，一旦我们注意到，后现代叙事学不能豁免于权威问题，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叙事的真理断言绝不愿摆脱那种历史阐释具有权力竞争性这一预先假定。也就是说，当一个特定的历史阐释者宣称比其他对手有权威时，也就有了可以争执的解释，既然有了争执，也就有了关于历史知识之相对性的揭示。但是，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选择了重构历史学的叙事化道路，只不过表明形式主义对历史阐释效力的支配罢了。进一步说来，凡是叙事化出现的地方，统辖历史阐释冲突的政治性也会出现。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看到，这种统辖历史阐释冲突的政治性很难识别。因为它并非存在于语言所具有的施事力量之中，而是存在于进行授权与被授权的阐释合法性竞争之中，也就是存在于同授权给它和授权其自己使用它的群体（阶级、民族，等等）的信仰之间的辩证之中。

韦伯认为，政治意味着“争取分享权力或对权力分配的影响力。无论那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还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群体之间。这基本上合乎日常的用法。”我无意讨论韦伯关于政治的定义。我所关心的是，历史学或历史阐释的有效性以权威性竞争方式呈现在某种文本的原因。事实上，发生在韦伯所指的政治场域中的真理与力争“权力分配的影响力”之间的矛盾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历史阐释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政治场域（比如，国家或法律）中可以政治性说出来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在讨论或话语触及之外，也就是被放逐到信念中、无须讨论或审查即被那些在已经宣布的政治上互相对立的群体所心照不宣地接受的部分。根据怀特的概括，“在现代西方文化中，阐释活动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分析的：霍布斯主张阐释要绝对服从国家的要求；康德将阐释者的社会功能看作是人民和君主之间关系的仲裁者；尼采使政治隶属于阐释，阐释被看作是权力意志在其思想或艺术表现中所采取的形式；而韦伯则认为，阐释和政治分别占据了不同的和实质上互相排斥的两个文化领域——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职业’，其目的和价值非常不同于‘政治’的目的和价值。”在此，很明显，真理追求和政治苛求使阐释活动具有不同的政治性对立。虽然动用政治权力或权威以解决历史阐释权威性问题不符合传统文化的旨趣，但是，如同行动是沉思的先决条件，怀特将政治性视为“阐释的先决条件”。约言之，历史阐释容易令我们陷入赞成或反对那样的政治利害关系。在怀特看来，历史阐释的决定论曾经以不偏不倚的修辞学作为其特征，使整整一代人参与到法西斯政治事业中。每一个历史阐释者似乎都能在其中发现关于他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和感觉自己有义务履行的职责。这种历史阐释的手法甚至被用于法律。

表面上，我们在阐释历史时，阐释活动不是政治性的活动，而是真理性、科学性的活动。历史阐释好像是不掺杂任何政治利害关系的科学活动。我们几乎很少听说，历史学专业还承担着某种政治责任。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一个专业的历史阐释者不能自说自话地宣称他比另一个更具有权威。这种中性策略看起来是在科学的辩术中合乎道德地自然而然完成的。苏格拉底的死本身就是明证。对于渴望领略苏格拉底之真理的人来说，其历史阐释的内容足以迎合不温不火的哲学好奇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返回原初信念的怀旧式渴望，以及与真理保持一致性的渴望究竟所指什么？当我们谈论关于某一事物的历史阐释时，我们所指的又是什么？

也许，这种别无他求的历史阐释至今尚未定论。与此种不确定相对，二百多年前的人们在阐释宇宙的任何部分的时候，都追求表明宇宙具有一定的目的，并且证明他们根据天意计划把握到某事物的目的因。当今时代，神学氛围渐淡而科学风气日隆，我们为了阐释某个事物，会追溯它从某个科学假定出发点的成长发展顺序和过程的各个阶段。人们以为只要掌握历史上的真实义，就能够对当前甚至将来发生的事情都有最终发言权。有鉴于此，后现代主义提醒专业阐释者，与既往历史保持连续性只不过是一种需要而非义务。一旦国家权力机关或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能够想象到废除历史阐释的纯粹（以对称、平衡、中庸之道为其标志）要求，只要它视其为明智之举，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废除之，似乎不用顾及与既往的连续性。在后现代叙事学中，那种连续性恰恰限制了专业阐释者能够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并为专业阐释者的思考定下了不得不遵循的规范。

这不能令人满意的“规范”表明，实际上，历史阐释有两个方向或方面，即怀古之情与经世致用。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笔下实用性和真实性相互拮抗。它认为在证成专业阐释者的追求时，不必一定说是为了真理或“事实”着想。专业阐释者不能满足于说他的追求有益于真理或真实。此历史叙事家怀特所强调的观点，其最妙的地方在于，对任何人而言，没有什么用处的文学批评或古文物研究之类学问，其中的阐释活动仍然可以具有政治性。只是一般人对此难以识别其政治的关切和利益的升华罢了。或者说，这种政治性是隐喻意义上的。而当他的理论直接和间接地（或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奉为正统信仰）导致了赞成或反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包括法律）时，这种阐释就具有了实际上的政治性。

如果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话，我们不妨认为，人在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不单单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目的，相反，人把一定比例的经济资源用于非经济的目的，用于政治、哲学和宗教，这些目的也是他出于自身的渴望，不为了其他任何事情。此乃亚里士多德、席勒等等思想家把人视为政治动物、游戏者的一种看法，即经过一段时间的衣服饮食生产，人就放下生产活动，跑去看戏或者对政治产生兴趣。以此，人们对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阐释也就具有了政治性。而且识别它也不需要特别的从头阐释的分析。对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阐释不能不跟那些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而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已经考虑了把生产过程的革命性变化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的问题。但如今，我们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决定论的历史阐释。在后现代叙事学看来，经济决定论也就没有故事可讲了。

这里，我们需要调查如下事情是：历史这个词汇随着时代更迭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语言学模式为什么进入历史学领域？

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妨将历史视为有关过去的记叙和主角（主体）的不断转变的操演过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提示过：历史这一词的含义很含混，因为实际上，它是多重的。由其客观和主观连接起来的含混的含义，便造成了有关过去的记述相互冲突的混沌状态。如果不借助哲学从这种混乱中找到秩序，历史学注定只具有一种原始科学的地位。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历史记叙细节大大增加，或许黑格尔需要一部人类普遍的历史。也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理性的角度检验那些经过历史专业阐释者所作出的记叙。

我们如今仍然只有少数人认识到，黑格尔所谓人类的普遍的历史如何由政治-道德领域支配着。在翻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我们发现书中讲述了民族国家如何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但已经不再是唯物史观经常审度的历史事件了。许多人会认为，国家的现实存在已经足以作为历史阐释的现实对象；另外有些人会认为，国家的理想存在不过是一种主要引起像黑格尔那样历史哲学家精神里头的兴趣。我们在黑格尔那里还读到，人们向神学家请教，将其看作历史终极阐释者。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极富有政治神意或天意色彩。在黑格尔这里，有一副政治膏药，将历史哲学与政治紧紧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必须假定历史的叙述与历史的行动和事变同时出现。一个拥有政治结构的国家是使它们同时出现的一个内在之共通的基础。从黑格尔那里，以哲学的方式揭示出来便是：历史学这一领域真实的内容是政治，但是许多人把政治当作一种讲故事的工具或者是偶然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不再延用黑格尔的历史学类型（普遍的、实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原则。史学家除了分辨出可能尝试进行“普遍史”或世界历史考察时运用的诸原则之外，着重分辨了“真实”的历史和“哲学性”的历史之间的区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对政治史研究的兴趣。他们将哲学范畴和政治价值用于历史。许多人认为，没有哲学范畴和政治价值，他们的历史著述就不过是编年纪事而已。

在此，不妨来做个对比。我们在黑格尔的历史阐释中读到，根据绝对精神的要求较为娴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是公务员和国务活动家的职责，而我们现今看到的情况是，在西方国家，公务员和国务活动家掌控着局面，为了“个人的政治”而治理民众。黑格尔无法看到，颐指气使的口吻如今已经颠倒方向，更经常出自资本家而非政治活动家。从古希腊城邦消失一直到黑格尔创造出一个伦理国家之前，人类都不曾享受过真正共同体生活。黑格尔把这个叫做“历史的狡计”。实际上，黑格尔的历史阐释也是那种藉普遍范畴建构起来的、潜在的极权主义。其实质是把政治作为实现历史规律的手段。如此说来，有人将黑格尔理性总体性一词的哲学概念看作和极权主义一词的政治概念相互重叠，应当算是公允的。

二、历史阐释的叙事本质

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叙述中，我们会发现早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存在一种对近代科学、哲学（意识形态）和艺术的敌意，后来被它称为宏大叙事的瓦解。历史编纂风向转移到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的动因就肇始于此。自此，怀特将历史研究比做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的工作。其理由是，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思索时下言语的用法，以便说明该言语的规则，随后将正确的用法界定为遵循那些规则的言语。于是语言本身变成了由规则支配的东西。在这样作为正统而被铭记的正确用法的观念内，许多不同风格的策略成为可能，它们或许都多多少少遵循如此确定的“规则”。倘若历史真理不能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明显，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所渴望的历史综合原则，从语言学领域着手不失为一道光亮。

前已述及，历史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而是特殊的规范研究。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常常被看作服务于政治需要。然而，传统历史阐释容易令我们误入歧途。因为，某种历史认识名义上是史识，实际上是死人对活人的支配。毫无疑问，活人在相当程度上是难免受到此种支配的。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力，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由此观之，过去往昔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词汇，并框定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无从摆脱。而揭示现在所做的事情和曾经所做的事情的连续性，也是传统历史学的一种独特的逻辑要求。其原则是，用一种历史研究作为专业规范的客观态度来看待历史，促进并维持人类行为的规律性与确定性。此外，人类所关心的这种事情中，最重要的在于在规范、调节和决断的过程中，确保规律性与确定性。但俗话说，天行有常，而人为无常。后现代叙事历史学提醒人们谨记，如果说“那些忽视过去研究的人注定要重复过去”，那么“对过去自身的研究不如一个人根据某种目标、兴趣或目的研究过去的方式更能够确保防止重复过去。”因此，当人们考虑人类历史如何发展出秩序和体系，他一定会考虑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是否能够规范政治秩序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把人视为政治的动物时，他所强调的是形容词（“政治的”），这与如今现实主义政治科学强调名词“动物”完全不同。前者将政治（包括法治）当作合乎自然的统治、理想的统治。所以，规范的历史阐释服务于政治是合乎它的社会功能的表现。几乎不需要什么文献证明，赋予历史阐释以规范权威乃是政治使然，而非科学使然。庞德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政治学（包括伦理学、法学诸学问）维持的稳定秩序，自然科学不可能兴起也不可能有长足进步。但是，有序的政治上有组织社会的强制力，也使人类的行为顺应文明生活的迫切需要。如同“在驾驭大自然方面的所作所为一样意义重大。”从这种视角看，历史思想的政治化由来已久。

与20世纪的哲学迷恋语言现象相一致，历史叙事，应当从“故事”形式编排中汲取自己的先决条件和合法性证成。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期待这种观念发扬光大。怀特认为，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眼下的实际情况却是，当我们信誓旦旦地实施历史修撰甚或历史研究时，仿佛它们体现着天启的智慧，即假设我们可以依据信仰理性时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先天地筑造历史科学。我们用来保证历史修撰和历史阐释正当性的唯一东西，便是传统或者模糊的事实，或者只是由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行事方式。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质问：历史界同仁有谁能够提出别的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大多数的历史修撰和历史阐释并非虚构多于事实？诚然，我们的历史阐释模式，与其说是，能够像指南针那样一劳永逸地确定，毋宁说是，饱学之士聚讼纷纭的历史意识之遗迹。从对历史兴衰成败更好理解的角度看，国家宜在多大范围内插手家庭关系和市民社会关系？黑格尔所谓的理性或绝对精神在决定这个问题时有多大的作为呢！或许有人会认为，黑格尔是用一种“言辞”创造出作为完美共同体的国家。这是一项专断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证成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他以此为乐事。”

因此我们不妨接着纵览历史学能够利用的语言因素。起码黑格尔所谓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和解”叙事最大的阻力是在“言辞”中。反过来讲，所谓的“和解”只是“言辞”中的“和解”。从黑格尔为伦理国家预设的所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位一体”理念来看，历史叙述的问题在于：即便说，历史是事实的重复，但历史学必然需要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信念和愿望。信念和愿望的根基则是想象力。当论及历史学的本质时，新历史主义者怀特相信，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都已经立足于历史的“叙事性”这一观念开展工作，而只要我们的文明尚未崩塌，在一个盛行着怀疑主义的时代，我们之后的历史阐释将会高举历史筑基之“叙事性”这面旗帜。这就是为什么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中，怀特将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和布克哈特和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相提并论的原因。

但凡考虑历史学与历史哲学联系之人，必先追问它们之间的区别。人们通常把前四位称为历史学家，后四位称为历史哲学家。然而，当怀特更仔细地审视这种区别时，他又似乎在其背后发现某种构成历史规范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将各自所带着的特殊目的的历史阐释连接起来。把历史哲学视为历史学一样的阐释的观念，致使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在性质上的确更像是一种家族世仇”，而不是实践规范是否严格的争论。可以与历史再现相结合的，是叙事话语。因而同时是，如果谁领略怀特的元历史学金光，就会令历史阐释脱胎换骨。

怀特说过，在元历史学层面上，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拥有同样的研究对象。他们之间争议最激烈的部分在于有关对象的“一种严格规范化研究应该包括什么”的问题。对于尼采来说，历史学可以没有一丁点“普通事实”，然而却不能没有模糊和不确定性的部分，否则历史学就失去“高度的客观性”。列维-斯特劳斯干脆认为，“历史事实的概念中含有一个双重的二律背反”。作为“真实发生的事”，究竟在哪里发生呢？若有人认为，历史事实是给予历史学家的，则他恰好可看到“无数的个人心理时刻”、“无意识”的发展、“大脑的、荷尔蒙的或神经现象”，以及与这些现象所具有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参照”统统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同规范的实践者心头点燃永不熄灭的火焰，正是历史中事件的“叙事性”方面，而不是历史编纂的真相和可证实性这样的概念。

依据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拟将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的伟大文本作为小说来读，以便能有凭有据地理解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历史学变迁。在整个十八世纪时，历史学主要还是一种业余活动，十九世纪历史学则由一种制度化了的规范约束。在此历史进程中，非常近似于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的开创者对修辞学的攻击；但这种看待历史学的方式只能是现代的。历史学在不同时代且互不参考的条件下发生的许多变化，是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希望提请人们注意的事情，以便提议如下观点，即这些变化佐证了一种比较久远的事态，在西方历史学古典时代是凭情节编排和接受历史阐释的。当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试图表明神话与真实区别的原则时，通常的情况是，他们和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一起分享着小说家“发明他的故事”的愉悦。后现代叙事学认为，十九世纪出现的规范化历史研究貌似可行的科学阐释乃是关于相应问题的叙事化。

后现代叙事学表明，历史阐释如同死者的债务纠纷。最初的时候，历史学家“要像它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建构过去，这本身存在严重障碍。如同死者的债务出现纠纷，而且在债务人即死者生前尚未宣判，那么这里债权人唯一能够起诉的就是继承人。令人困惑的是，继承人有什么义务被某条一系列准则都指向已经湮灭的人事原则处置债务所束缚呢？从一种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延宕的责任。我们可以将这种延宕责任视为一个体系话语，一套有条理的学说、原则使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肩负着为人民报仇雪恨职责”的历史编纂学使然。本雅明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历史知识的主体不是全人类或某些人，而是战斗中的被压迫阶级，……这个阶级表现为最后一个被奴役的阶级，一个以世世代代被压迫者的名义完成解放任务的复仇阶级。”

从另一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将这种延宕责任视为一种传统延续，要么是判决的传统（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进行判决的范围内），要么是教学的传统（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前景中被生动描绘的关于整个阶级牺牲的记忆，英雄的叙事，以及那些为文明“付账”的人理所当然受到公正缅怀，等等）。从反思代与代之间关系中，对后现代历史叙事来说很明显的一点是：认识到代代相继亦无意义。人类世代相继，短暂、偶然、孤单；他们出现、受难、死亡，人们从中得不到任何慰藉。已逝前辈的“声音”对活着的人所提供的帮助和忠告既不足以理解历史现实，也不足以对现实实行任何有效的历史控制。如今，尽管为历史过程提供某种类似普遍规律的观念屹立不倒，尽管遇到时代最强的历史主义危机的冲击，但是，20世纪历史学家认为它是历史主义的老古董，并试图寻找另外一种模式替代之。

三、元史学视野与唯物史观的言辞模式

诚实的历史学家毕竟无权拥有那种间或违背语言法则的诗性自由。因为，我们还是能够把真正的历史学家与明显的宣传鼓动家区分开来。从这一角度看，学术性或专业性的观念因应着如今被视为人类历史价值的东西，即人类历史不是规律的虚构，而是清晰的科学陈述和清晰的艺术表现的复合物。《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评述马克思的斐然成就并称颂道：“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

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和一般的社会历史决定论者大都认为，马克思的一切所思所想都是以发现规律来理解历史领域。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可不是这样想的。就这里的问题实质而言，在思想的每一个革命转折上，要重新面对表述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立足于整个形式主义学术批判。相对地说，马克思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对意识形态家式的历史学模式进行批判。但在没有对确定的历史规律背后的语言学方法理应如何进行判断之前，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不会认为，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知识概念要比另一种更“现实”，因为如果历史学的所有作品都是由意识形态（如，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粗陋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等等）家这一群体写作的，人们究竟是否把马克思或恩格斯称为社会历史分析的科学体系创立者，从语言学上看都无所谓。人们大可以“在什么构成‘现实’之适当标准问题上”产生分歧。只不过马克思或恩格斯迫于对语言问题本身新的敏感性的压力，很可能更执意于“机械性或因果性语言”的批判性转变，以便能够比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获得更为整合的写作策略。因此，在怀特看来，“无论马克思分析什么，无论他分析的东西在社会演化中处于哪个阶段，是哪种价值形式，或者社会主义本身的形式，他都倾向于将研究的现象分为四种范畴或类型，对应于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比喻。”无疑，后现代叙事学对唯物史观的处理也只是把它确定为有关历史和历史写作的反思。与可能提供一种“应该怎样写历史的指示”而言，其本身与其他历史阐释相比，只是获得一种无关紧要的差别性。

从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理想看，历史学不是与那种相信有一种永远真实的或恰当内容的历史观相等同，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而是要求历史学遵循话语与解释之间形式一致性，避免科学主义的危险。新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詹姆逊）同样不认为历史学就是事实的重复或与真实的一致，而认为历史学是语言使用方式之下建构对象的文本形式。通过怀特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分析，我们判定，为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的历史学，在没有文学性写作的情况下是不能增进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从历史学的文本形式分析的角度看，历史理论走向文学，并抹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差别是必须的。然而，反过来，除非我们强调了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所必须采取的某种叙事化形式，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才会被充分注意到。

因此，同样波及历史学世界的语言学特色的认识，还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历史阐释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言辞结构理论。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坚信，如果各种历史学构造“实在地”观察世界有所成就的话，那么以恰当的修辞性话语解释世界的诸多形态看上去就是正当的。如果从启蒙运动、历史实在论以及同实在论相抗衡的那些史学阐释模式中梳理出适用于特定历史学家的言辞结构，那么，历史戏剧性本质就被发现了。

怀特详细讲解了历史学与叙事语言在结构、语法和句法上的雷同。根据怀特的看法，解开19世纪历史意识那团纠缠的乱麻的途径是（文学）形式主义。它们的基础是语言结构理论。历史学家一度沉迷于追问“真实发生的是什么”、“中心思想或主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是历史学家已经和将要追问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哲学家却在徒劳地在历史中寻找普遍化的论述，这和哲学家“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那种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有关。历史学并没有超出和凌驾于比喻理论之上。因为，十九世纪欧洲形成的主流历史学阐释模式恰恰只是面向比喻理论的历史理解，或者说是从诗学角度看待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他们学说的对立面是苏俄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命题，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应当存在唯心主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等的史学，只有某种类似于在科学中争取一席之地的普遍规律的史学。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常见的“寻求学术化和专业化史识”心境。不妨回想一下特洛菲姆D·李森科。李森科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求只能用环境的影响来解释所有行为，所以他禁止苏联生物学家研究基因。李森科对苏联科学的认识结构的损害就是加诸于苏联生物学的政治束缚。属于苏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主观确信并不是客观确定性的检验标准。可信的专业知识对于描述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效性和普遍适用性必不可少。

自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将历史阐释权威赋予德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便如同改信社会主义的杜林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典型形式就是证明“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

看起来，马克思主义包含着隐藏的教条。似乎谁都应当证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代表着19世纪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一种科学的最具有一贯性的努力。”但是，很大程度上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他们有关对历史和历史写作的反思，他们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学术和专业形式方面（“最纯粹的表现”）所提出的最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历史学家自以为把握住现实的历史，却将“无意义的论调”视为“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这是一种具有嘲讽意味的德国精神表现。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他们与明显的宣传鼓动家没有区分，而在于他们压根儿没有在真正的历史或宣传之间寻找区分，以至于“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这意味着，德国历史学家太迷恋“永恒的规律”而实际上无从理解历史写作。或说得更平实些，历史真理不会总是局限于历史的幻觉平面，而只会跃升到现实的利益层面。如果观念的发展及其间的生存斗争乃是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现实利益斗争之所在，那么历史阐释上关乎未来的紧要问题，便是观念的发展及其间的生存斗争有何价值。

这里所说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表达当时人民群众的实际的意志。因为我们首先应当确立我们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种种理想；而各阶级在表述此类理想时，将会至少在形式上或语言上互有区别。根本上看，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尚未引起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注意。19世纪历史学著作写作的困难在于，其中涉及的本体论上中性的语言和折中主义的基本命题或结论都是未经语文学批评的。而据我们所知，通过唯物史观既有成果的发现，理应相信创建唯物史观者是自觉而明智地识别出历史规律阐释所运用的语言模式（包括语气、语调）。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在今天对社会主义运动依然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我们也愿意像恩格斯那样在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清醒认识到：“纯学术性著作”多少将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以便“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关于这个疑虑，我们在一般的唯物史观阐释史著作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但是，这个结论像这种历史观的范围一样庞大，它扩展开来实质上一直隐藏在现代思想的所有问题，与语言的不透明性对抗以要求作为它们全部思想的基础。所以，在受教于马克思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阐明能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撰写一部经得起人民群众检验的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问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给出明智的答复：在形式上，唯物史观也许会引起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疑虑甚至瓦解。但在内容方面，唯物史观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氛围的最好阐释。因而，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根本没有认识到：被现实化之前，以强制或堙没任何内容的言谈或书写很容易被言谈或书写欺骗。

作者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理论探讨》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