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对现代科技的正面评价，似乎多于西方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最近的新冠疫情应对中可获得某种直观感受。比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运用其“例外状态理论”对政府隔离措施展开批评，这在中国学界几乎无人赞同。再如此次疫情期间，美国民间反智主义的一面暴露无遗，相比而言，中国社会则给予专家更高的评价和信任。

当代中国技术哲学亲近技术，与从业者学习美国的关系并不大，其原因应该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找。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如郭颖颐（D. W. Kwok）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唯科学主义盛行。对此，有没有“唯”科学值得商榷，但推崇现代科技的观念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应是存在的。一般认为，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1840年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国遭受的屈辱有关。而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居然有人鼓吹“西医无用”和“中医万能”，说明现代医学在中国仍然有许多反对者，乾嘉学派“西学东源”的遗风仍在，中国人对待科学远未到“唯”的程度。

不可否认，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存在跟着外国同行“跑”的现象。不过关键问题大约不在于“亲近技术”或“质疑技术”——如果说美国技术哲学过于亲近技术，欧洲方面则更愿意批判技术，那么中国要么学习美国多一点，要么学习欧洲多一点——更多在于中国问题和中国语境的缺乏。具体表现在，比如问题方面，被别人的议程设置牵着走，没有反映中国技术发展的实际状况。如中国路桥和高铁技术发展世界领先，大工程领域更是世界首屈一指，然而这些成就背后的理论意义在技术哲学领域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在语境方面，对于西方理论的照搬往往“水土不服”，比如西方新近流行的“负责任创新”理论、“公民科学”理论和“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其提出与当代欧洲民主制进程紧密相关，属于技术民主化运动之一部；而在中国并没有类似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理论的引入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比如“负责任创新”理论应该融入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理论阐述之中，而“公民科学”理论和“公众理解科学”理论则应与本土科学普及理论融合。

技术哲学如果不能在中国国情中扎根并汲取“营养”，就谈不上关注技术的“大”问题，更无法摆脱对过于实证和琐碎的问题的研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如德国哲学家诺德曼（Alfred Nordmann）所言，仿佛世界范围内真实的“社会实验”上演，尽显各国在制度、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就体现在技术治理的能力和模式上，因为抗疫工作的展开凸显着社会公共治理领域应用科学技术原理、方法和成果的关键性作用。

所谓“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技术治理思想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地，一些学者便提出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造福社会公众，这就是技术治理思想的基本主旨。

技术治理并不止于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引发了技术治理运动。著名的技术治理社会运动比如北美技术治理运动、苏联的控制论运动和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赛博协同”工程。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内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

必须要指出的是，技术治理所运用的技术既包括自然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举抗疫为例，前者之应用如以病毒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和生物化学等方法来筛查和治疗病人、研制疫苗和对症药物；后者之应用如以公共卫生学、公共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方法，有序隔离人群、共享信息、调拨物资、维持秩序。“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关键是社会技术的运用。中国抗疫成果有目共睹，原因之一固然在于政府对专家意见给予充分重视，但成功的关键不是科技水平更高，而是社会隔离实施得好，即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相互配合。这亦体现出中国更高的技术治理水平。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取得的成绩举世震惊，也让所谓“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中国道路（China Way）”研究在国际上越来越热门。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即所谓“技治中国论”，这种观点确实存在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道路，但对技术治理的强调似乎仅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某一个侧面的经验：运用好技术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治理研究可被视为一种技术哲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研究，主旨是借助技术哲学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流动明显加快，社会生活不断变化和升级，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这些都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毫无疑问，与40年前相比，中国的治理水平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但是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在其中，提高中国社会和政府运用技术治理手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能力，是中国治理现代化极为重要的一环，因而中国国情之下的技术治理理论研究，对于中国治理现代化之推进意义重大。

然而，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既有的技术治理理论研究均相当薄弱。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亲技术”与“反技术”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一些技术治理主义者倾向于将所有政治问题都还原为技术问题，设想整个社会成为总体化的“机器乌托邦”；而一些反技术治理主义者则将技术治理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它必定会剥夺人的自由，危害民主制度，压迫工人阶级，甚至把个体变成社会“大机器”上可以任意替换的零件。

上述二元对立的极端观点是错误的，哲学对技术反思的根本态度同样要从一味的辩护、批判走向审度。赞美技术者只看到技术造福人类福祉的一面，迷信所有的技术问题只能由新技术来解决，甚至走向极端的“技术万能论”。反对技术者看到的则是技术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认为当代几乎所有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现代科技所导致的“恶果”，甚至走向打砸机器和实验室的激进卢德主义。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米切姆（Carl Mitcham）主张将西方技术哲学理论划分为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认为前者更为亲近技术，而后者多以批判技术为能事。

更好的技术治理理论应该坚持审度技术的基本立场。对于技术，不能单纯地给予批评或辩护，而是要结合具体国情，谨慎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展开审度。所谓“谨慎”，即强调反思技术要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全面看待问题；所谓“历史”，即要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调整对某一技术问题的认识；所谓“具体”，即主张在具体的语境中审视技术问题，区别对待不同领域、地区、民族和对象的技术问题。因此，研究技术治理，并非简单地支持或反对技治主义，而是要构建一种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既有技术治理实践的理论，强调“建设性引导”的基本立场。我们不能任由技术治理自生自灭，而是要将之引向有利于社会福祉的一面。

显然，经过如此审度的技术治理是一种积极面对新技术挑战的能动性理论。很多“亲技术”的人，坚持技术工具论立场，认为技术只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技术负面效应责任在人而不在技术。而“反技术”派则主张技术实体论的立场，认为技术发展有自主规律，它已在奴役人类，正将人类裹挟至万劫不复的深渊。技术审度论者则认为，工具论与实体论之分歧属于哲学论争，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伪之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新技术挑战，人类是否有决心和勇气调控技术的发展，并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牺牲某些技术便利）。我们可将此种观点称为“技术控制的选择论”。

反技治主义者的很多批评意见言过其实，但其中亦有不少值得认真对待，并在重构技术治理模式时加以注意。尤其是他们所指出的要防范出现“机器乌托邦”的风险。比如说，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技术“反治理”现象，如技术低效、技术怠工、技术破坏和过度治理等。我们不可能也不必完全铲除“反治理”，而是要对其包容、理解和控制，实现治理与反治理在一定阈值内的平衡，如此一来才能实现最满意的技术治理效率。如在电子监控问题上，并非越多越细就越好，很多社会参数是没有必要获取的，很多违纪违规行为应该交还道德领域，甚至要被社会所容忍。过度监控可能成为阻碍治理的反作用力，浪费人力、财力、物力，陷治理于信息过载之中，严重降低智能治理的效率。

再比如，技术治理必须考虑再治理问题。技术治理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社会风险，其中最大的政治风险在于：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和自由，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机器乌托邦”。所谓技术治理的“再治理”，就是思考以何种制度设计防范专家权力过大。其核心问题包括：其一，划定专家权力范围；其二，权力越界的纠错制度。“再治理”机制是上述“审度”的技术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防范技术治理与极权主义结合进而走向技术操控。实际上，“治理”与“操控”的区别不仅对于“再治理”而言很重要，在技术治理于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当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技术治理的模式选择更大程度上与治理问题相关，而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换言之，技术治理是“治理中的技术”与“治理中的人”结合的产物，在不同语境、不同国情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会呈现不同的模式。好的技术治理模式并非科技应用水平最高的模式，而是治理活动中人和技术两种因素结合得最好因而最适应的国情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目标服务的技术治理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当然，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还必须考虑技术治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米切姆所言，技术-生命世界是脆弱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术治理系统才真正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文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