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抄写于战国中期的清华简《五纪》是竹简中的大部头，总共有130支简，全文据推测在五千字以上，这在已经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十分罕见。其内容也格外高大上，假借“后曰”的口吻叙事，讲述了后帝、黄帝等上古圣王的事迹，里面天地鬼人无所不及，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天文、历法、地理、物产、祭祀、政治、军事、制度、伦理无所不在，宇宙观、历史观、鬼神观、天下观、道德观悉数囊括，所以气度不凡，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顶层设计、宏大叙事。

《五纪》特别重视“数”，最重要的数字就是“五”，里面渗透着强烈的五行意识。宇宙中重要元素全部通过“五”井井有条地组合起来，并且相互配合。例如用来规范人间伦理秩序的五种“文德”是“礼、义、爱、信、中”，“中”在《五纪》中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天下的秩序就可以通过“有中”来表达，所以“中”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四者，居于统摄的地位。在论及作为“天下之度”的五种工具时，《五纪》说“一直，二矩，三准，四称，五规”，这里面“规”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专门用“圆正达常”来形容“规”，而其他四者没有这样的待遇。《五纪》又将五种文德和五种颜色及五种工具配合起来，“直礼，矩义，准爱，称仁，圆中”成为“天下之正”，“礼青，义白，爱黑，仁赤，中黄”成为“天下之章”，毫无疑问，“圆”“黄”与“中”相当，“圆规”是最重要的工具，“黄”是最高级的颜色。

《五纪》中还有一句话，“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时”。即“风、雨、寒、暑、大音”是决定“天下之时”的五种最重要的元素。无疑“风、雨、寒、暑”是可以称为“物候”的四种自然现象，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直接体验到的。那“大音”是什么呢？如果也是一种物候，那它指的是什么现象呢？

从地位上看，“大音”因为与“中”“圆”“黄”相当，显然要高于“风、雨、寒、暑”，应该也是决定性的、统摄性的元素。那为什么“大音”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呢？

首先，需要分辨“时”这个概念，这里的“时”显然不是“今明”“早晚”“日月”等移动着的、可以记载测算的线性时间，也不是“春夏秋冬”这些可以轮替循环的时令节气。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时”指的是农时，即可以决定农作物生长的那些关键要素。如果“风、雨、寒、暑”能够适时出现、风调雨顺、寒暑有节的话，将有助于获得好的收成，反之将对人类生活带来恶劣影响，“风雨寒暑”构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规范性系统。子居指出，《管子·度地》中有：“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礼记·乐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清华简十一〈五纪〉解析（之一）》，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1月9日）显然这些文献都讨论了“风雨寒暑”和“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雨寒暑”的重要作用。

但这些文献里面没有提到“大音”。“大音”在《五纪》中多见，如“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石、稷匿,尚时司信。”“凡此万生，日明之，风事之，……大音动之，大石授时，稷施五谷。”“大音”也是《五纪》所见七十二神祇中的一个，其具体所司就是“时”和“信”，而能够司掌“时”和“信”的神祇还有“大山、大川、高大、大石、稷匿”，这些神祇很可能都与农耕相关，“稷匿”“稷”应该就是那个精于农事的“后稷”。

对于这段话，清华简整理者做了以下的注解：“《书·洪范》‘次八曰念用庶征’，‘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可相参照。又‘风、雨、寒、暑’见《淮南子·精神》。‘大音’指雷。《礼记·月令》仲春‘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

如整理者所言，“大音”确实可以和“雷”关联起来，但难以说明的是“大音”为何成为统摄性的存在，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洪范》中的“风”到了《五纪》成了“大音”。

《管子·五行》云：“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锺。令其五锺，一曰青锺，大音，二曰赤锺，重心，三曰黄锺，洒光，四曰景锺，昧其明，五曰黑锺，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说的是在五声基础上建立起五行，就可以正定天时了。“大音”是五声中的一种，与“青锺”即东方及春季相应。这里“大音”虽然和时有关，但并不是统摄性的存在。“大音”也被古人视为一种天象，如《史记·天官书》云：“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这里“大音”也和东方之位有关。

如果东方及春季与“大音”相配，那么“大音”是可以比作雷霆的，因为春雷发出的声音最为震撼。在后天八卦序列中，《周易》的震卦处于首位，相当于春季。虞翻《易注》说“震为音”（见中孚卦与小过卦），正是因为春雷和东方之位以及春季有关，因此以“雷”释“大音”是可行的，“雷”也可以视为物候中的一种。

然而，但《五纪》却无法提供例证，证明作为春雷的“大音”和“中”“圆”“黄”一样，应该居于统摄的主宰的地位。因为在《五纪》中东这个方位和“礼”搭配，例如“礼青，宅东极”（“宅东极”三字缺损，但可以据上下文补），“东司同号曰秉礼”“日出于东，行礼唯明”，“礼”在五种“文德”中排第一位，因此与“东”的位置相应是完全正常的。如果将“雷”视为春季和东方的产物，但又处于“中”的位置，那就显然矛盾了。

然而，“大音”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在先秦文献中也是有纪录可循的。《老子》有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说，这里“大方”“大器”“大音”“大象”都是在物象基础上再用一个“大”字，来比拟超越物象的“道”。“大音希声”说的是最大的声音反而听上去没有声音。

《韩非子·喻老》用楚庄王执政三年寂寞无声，一旦发声就一鸣惊人，来说明最高的政令其效果不同于一般的、具体的政令，最后引用了“大器晚成，大音希声”来做总结。看来这里的“大音”还和雷霆有一定关系，但只是用来形容其政治行动的雷厉风行（“虽无鸣，鸣必惊人”）。

河上公本注此句为“大音犹雷霆待时而动，喻当爱气希言也。”这里也把“大音”比作雷霆，说雷霆总是“待时而动”，不轻易发作。故有道者也当平时“爱气希言”，行无为养生之事，仅在必要的时候做出不同凡响的举动，这和《韩非子·喻老》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弼本注此句为“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这是从感官的角度论述道不可能被听觉感知，肉体听觉只能感知类似宫商这类可以分辨和计算的声音，大音则能统摄众音。

《五纪》这里看来也是将“大音”视为了无形之物，视为了超越性的存在，所以不同于“风、雨、寒、暑”，但又能够统摄“风、雨、寒、暑”这些有形的物候。因此这里的“大音”在统领和主宰的地位上显然类似于《老子》用“大音”形容的“道”，可能在震慑的效果上部分地保留了雷霆万钧的气势，然而与东方与春季已经没有关系了。

《五纪》和《洪范》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已经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笔者将《五纪》称为《洪范》类文献（《清华简《五纪》的文本特征与思想价值》，《人文杂志》2024年第11期），即很多的话题、思维的框架、表达的方式，都可以看出《五纪》脱胎于《洪范》，五行思维的传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天下之时”这一条就是重要例证，从《洪范》“雨、煬、燠、寒、风，曰时”来看，两者都说的是“时”。《洪范》的下文是“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即因为这五者有规律地出现，才使万物得以生成，人类得以生存。

“五行”这个概念最早即出自《洪范》，过去，《洪范》的五行是否仅为五种并列的元素，是否其中一项高于其他四项、居于主宰地位，是有争议的。现在如果说“大音”是一种统摄性的存在，那么就有助于我们对“雨、 暘、燠、 寒、 风”中“风”的地位作出新的思考。《洪范》中“风”在最后，可能与“雨、炀”、“燠、寒”两两相对有关，而“风”则超脱其上，没有相对之物，这或许与“风”具备无形的特征有关。《洪范》认为雨、 晴（暘）、 热（燠）、 寒、 风这五种自然现象有序出现，风调雨顺的话，就是吉（休征），反之则为凶（咎征）。与之相应，君王也有为“吉”的“肃、乂、晰、谋、圣”五种类型，为“凶”的“狂、僧、豫、急、蒙”五种类型。因此，这里的“圣”“蒙”和“风”一样是特殊的存在，是最好与最坏的代表。

显然，《五纪》继承了《洪范》的思想，因此也将“风、雨、寒、暑、大音”称为“天下之时”。但相对之物已经转成为“风、雨”和“寒、暑”，而“大音”超脱其上，没有与之相对之物。

在《五纪》这里，“风”显然和“雨”相对，也成了感知之物。《尚书·洪范》也有此迹象，如“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早期文献中，“风”和“雨”并列非常多见。如《诗经·郑风·风雨》有“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诗经·鸱鴞》有“风雨所漂摇”。《诗经·斯干》有“风雨攸除”。《诗经·谷风》有“习习谷风、维风及雨。”

再如《周礼·地官·司徒》有“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周易·系辞》有“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干道成男，坤道成女。”《礼记·乐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里的“风雨”和“天地”“阴阳”一样，都是成对出现的。《淮南子·精神》有“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也是成对的概念。《五纪》的“风雨”显然也具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风雨”作为成对概念，并非要到后世才出现。这就和“雨、炀、燠、寒、风”中的“风”独立于其他四者之上构成矛盾。很有可能考虑到这一点，《五纪》才做了调整与修改，顺从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将“风雨”并列，然后使用曾经是物候象征（春雷），但已经被世人视为超越性存在并认为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大音”取代了“风”的位置。这样，从“风”到“大音”的转变就容易理解了。

通过“大音”“圆”“中”“黄”这些特殊的存在，也有助于我们“日月星辰岁”的结构。如郭店简《太一生水》所示，宇宙生成最为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时间意义上“岁”的生成，《五纪》把“岁”放在最后一位，正表明“岁”是不同于“日月星辰”的结果性存在。“岁”一旦形成，接着出现的宇宙秩序应该就是各种物候，由这些物候再进一步充实“岁”的内涵。《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淮南子》的《天文》《地形》都是这样的顺序与内容。所以《五纪》在交代了“日月星辰岁”的“天下之数算”后，马上转入“一风，二雨，三寒，四（暑），五大音”的“天下之时”，也就容易理解了。